Ⅵ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常常出現在當今新聞中的一種可能的情況：當我們所同情的、那些處於困境中、麵臨著謀殺和壓迫的人們為了團結不僅要遊行，而且要為之戰鬥——代表他們而進行軍事幹涉——的時候。毫無疑問，我們不應草率地發動戰爭；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過反對幹涉別國內政的有力根據。[14]我們在底線主義意義上所能描述的每一種道德價值都不能為使用強力而辯護。我們更像是被號召為了“真理”呐喊呼籲，而不是為之而戰鬥。“正義”也是一樣，靠外部人士的道德支持比靠他們的強力幹涉可以得到更好的捍衛。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傾向是道德底線的一個特征。然而，有些時候，派遣武裝人員跨越邊界可以得到道德上的辯護——底線主義獨自（徹底的底線主義？）規定其場合，獨自確定其界限。

所以，我們的幹涉如果不是代表“真理”和“正義”，那就是代表“生命”和“自由”（反對屠殺和奴役）。我們設想我們試圖幫助的人們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可能仍有一些阻止的理由，但是，認為這些人願意被屠殺或被奴役的想法不在其中。是的，一些我們認為是壓迫性的東西並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被這樣認為。這種看法是我們自身的充量道德的一個特征，它不能夠為我們提供軍事幹涉的理由。我們不能將這些人征募到我們自己的隊列中來。但是，底線主義不僅在政治領域中適合於（某些）假定的情況，在私人領域中也是一樣。比如說，我們將使用強力去阻止一個人自殺，但事先不知道他是誰、他從哪裏來。也許他自殺的理由根據他的道德共同體所認可的充量道德可以得到證明。即使如此，“生命”仍是一種值得重申的價值，捍衛生命仍是一種團結的行為。而且，如果我們為了尊重他的自殺理由而放棄強製性地捍衛生命，我們仍然可以批評提供了那些理由的道德文化：我們可能會說，這種文化對生命的價值不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