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尹達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頁。自20世紀30年代起，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裏，他追隨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堅定信念和在曆史科學理論研究方麵的許多真知灼見，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和指導作用。這裏，我僅以自己的一點粗淺認識，就尹達先生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研究講幾個問題，作為對這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緬懷和敬意，紀念他的百年誕辰。所論如有不妥之處，請史學界同行和讀者朋友指正。
一、關於對唯物史觀的闡述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曆來重視理論指導，即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研究曆史。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特點是：第一，並不因為唯物史觀曾經被看作是“時髦”的思潮而盲目地追逐它[2]；第二，並不因為它在同中國史學結合過程中出現這樣那樣的缺點，走了一些彎路而放棄它。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正因為經曆了曆史的考驗，有正麵的經驗，也有反麵的教訓，所以更加堅定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信念。從理論上看，這裏的關鍵在於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價值和意義。
尹達在20世紀50年代初，撰寫了《怎樣學習祖國的曆史》一文，強調“我們用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祖國的曆史”。他指出：“我們隻有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思想方法分析祖國的曆史，才能夠具體地發見祖國社會曆史發展的規律，才能夠從嚴肅的鬥爭的曆史中吸取經驗和教訓，發見廣大勞動人民創造的雄厚的力量，才能區別那些是民族傳統中落後的、消極的、反動的東西，那些是進步的、積極的、革命的東西；對任何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曆史，汙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必然會以極大憤怒去揭發它，批判它。”[3]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在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在祖國大地上廣泛傳播之際，尹達的這些論述無疑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同時也反映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高度的原則性和社會責任感。
事隔30年，尹達在一次學術報告中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做了進一步論述，他講道：“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係，是統一的、有機的整體。某一個時期，或針對問題，強調其中的某些基本理論是可以的，但是要把這樣一個完整的科學體係肢解開，各取所需，甚至不惜歪曲、閹割，那是絕對不允許的！否則，我們的研究工作必然迷失方向，走入歧途。完整地、準確地、係統地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係，對我們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從事曆史研究，十分重要。我們不要為一時的現象所迷惑，一定要學會完整地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加以消化，變成自己的思想、方法。這樣，才能避免左右搖擺，保證我們的史學研究堅持正確的方向，取得科學成果。”[4]顯然，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的這番話也是有鮮明的針對性的。當時，一方麵是理論上的撥亂反正，重新學習和理解馬克思主義；一方麵是諸說蜂起，唯物史觀受到來自多方麵的“挑戰”。在這種曆史條件下，尹達指出唯物史觀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係，是統一的、有機的整體”，對於維護唯物史觀的精神本質和科學地位，具有積極的影響。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史學發展證明，大凡在史學上取得突出成就並為社會所認同的學術成果，不論作者是否做出明確的表述，都是同正確地運用唯物史觀的指導分不開的。
二、關於曆史研究和社會責任
尹達是一個曆史學家，也是一個革命者。在他身上，這二者是完全統一的，這也是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共同特點。他認為：“為了當前的革命實踐而鑽研祖國的曆史”，是我們學習和研究祖國曆史的目的。史學工作者應當有明確的社會責任感，應當以自己所學到的曆史知識推進祖國曆史的前進。他這樣寫道：“隻有具備著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隻有對現實的社會實踐抱著極大的責任感，隻有對現實祖國的一切建設事業具有無限的熱愛，才能夠從祖國的曆史中攝取偉大的力量，用以推動祖國曆史的前進。這正是糾正學院式的曆史學習的重要關鍵，假若以這樣的立場和態度去學習曆史，那麽，對那些比較遙遠而自己尚未掌握更多材料的問題，自然會擱置起來，把精力集中到更生動的具有更大積極意義的問題上去了。”[5]這些話，是尹達在20世紀50年代初所說的。從今天的觀念來看，這些話給我們的啟示是：曆史的內容是豐富的，可供我們研究的問題非常之多，人們當然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知識結構，選擇其中的有關問題進行研究。但是，在許許多多的問題中，哪些問題對“推動祖國曆史的前進”有更大的作用，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這是任何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史學工作者不能不認真考慮而有所抉擇的。
值得注意的是，尹達在20世紀80年代又進一步發展了他的上述論點。概括說來，他的這一發展可以表述為：一是用什麽理論指導曆史研究，二是為著什麽目的進行曆史研究。他認為這兩個問題都是曆史研究中的“方向性”問題。他寫道：“承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理論，還僅僅是第一步，緊接著就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史學研究為了什麽？直接說，就是史學研究與現實的關係問題。這也是一個方向性的問題。”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來說，這兩個問題，始終是最根本的問題，草創時期如此，發展時期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尹達特別提到：“史學服務於現實政治，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傳統。”董狐、齊太史、司馬遷、司馬光等，莫不如此。在他看來，史學服務於社會現實，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獨創，它隻是把這一傳統發展到科學的和更高的階段罷了。這就是：“我們研究曆史，是為了探尋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引導人們向前看。就是說，我們不僅要作曆史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是要成為曆史前進的推動者。司馬遷提出‘述往事，思來者’，記述曆史，為了未來，他雖然不可能找到曆史規律，但提出這種思想，足以顯示其具有遠見。中國曆史上有作為的史學家都不曾把自己的史學著述僅僅局限於記述往事上，而是有著一種對未來的寄托或向往。我們有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應該通過研究曆史，樹立堅定的信念，引導人們前進，為曆史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6]與此相聯係的是，尹達不讚成那種“作小題目，就事論事”的研究傾向，認為應當學習司馬遷的“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治史旨趣，學習他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氣魄，“後來的史學家，可以說，凡是有作為、有成就的，都分別在這幾個方麵有所繼承和發展”[7]。依我的淺見，尹達所說的這些話，除了強調唯物史觀做指導外，關鍵是在說明一個史學工作者應當具備什麽樣的史識。這在當前的史學工作中仍然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三、關於馬克思主義怎樣改變了中國史學的麵貌
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尹達十分重視曆史學的理論研究，尤其重視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研究。1983年，尹達發表了題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學的發展》一文。他在此文的引言中寫道：“今天，我們為開創曆史科學研究的新局麵，努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回顧和總結中國曆史學的發展以及馬克思主義給中國曆史學帶來的變化，是十分有意義的。”[8]不難看出，作者是帶著一種使命感來撰寫這篇文章的。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從三個方麵論述馬克思主義給中國史學帶來的重大變化，使中國史學出現了嶄新的麵貌。
第一個變化，是中國史學出現了“關於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理論及其運用”。在中國史學史上，中國古代有突出成就的史學家，大多講變化，講“會通”，講“勢”，講“理”，講“道”，等等，這些概念，有的近於“法則”之意，有的近於“常規”之說，有的又難免落於循環論的窠臼。而近代史學家如梁啟超則倡言揭示曆史演變中的“公理公例”。所有這些，都未能闡明曆史發展中存在的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正如尹達所指出的：“人類社會是不斷地演變和進化的，然而，以往的曆史學卻不能正確地說明社會的發展，解釋其變化的規律。問題的最終解決，隻有依賴於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理論。”[9]這絲毫沒有貶低以往中國史學的理論成就之意。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察問題的原則之一，是曆史主義的方法。但是，在馬克思提出社會形態學說的理論之前，人們對社會曆史的演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當恩格斯借助於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的學術成果以及馬克思關於摩爾根《古代社會》摘要中所提出的論點，並結合他本人的研究，從而寫出了《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這一巨著之前，人們對於人類社會如何從“野蠻”進入“文明”階段，還處在神話和傳統的懵懂之中，最多也隻是處於天才的猜想階段。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因此，運用人類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理論來研究和說明中國曆史，無疑是中國史學之根本性的變化。
第二個變化，是充分肯定人民群眾在曆史上的重要作用。中國古代史學家和學者，也承認“民者，君之本也”[10]，也講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1]的話，司馬遷還充分肯定了陳勝、吳廣在“亡秦”中的重大作用[12]，唐太宗君臣也每每強調“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13]，等等。這些思想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進步性，但都不能視為從根本上肯定人民群眾在曆史上的重要作用，甚至往往把被迫起來進行反抗鬥爭的人民群眾稱之為“寇”、“賊”。這是中國古代史學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尹達指出：“以往的曆史理論恰恰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而貫穿全部封建主義‘正史’的一條主線，就是宣揚‘帝王中心’論。梁啟超講的‘國民’、‘群體’，也是指他所代表的那個經濟上要求長足發展、政治上要求統治權力的資產階級，而不是作為社會生產力主要承擔者的勞動人民群眾。”[14]在中國古代史學名著中，《史記》記載了大量的人的活動，從而確定了中國古代史學的人本主義傳統，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深遠的曆史影響，但這同強調人民群眾在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語。顯然，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以往史學的本質區別之一。
第三個變化，是關於曆史上民族問題的正確處理和深入研究。中國自先秦時期起，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春秋》、《左傳》、《國語》等先秦史書，記載了古代中國境內多民族的曆史活動。自秦統一以後，中國成為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同時，在中國史學上，曆來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民族觀念，如孔子、司馬遷、杜佑等都具有恢宏的民族觀念，能夠比較合理地看待民族間的關係。但是，“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思想卻長久地影響著曆代史學家對民族和民族關係的偏見，妨礙他們正確地對待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曆史。從這個意義上看，尹達明確地指出：“在曆史研究中如何正確處理我國曆史的民族問題，從一個方麵反映著曆史科學的成熟程度和發展水平。”[15]尹達列舉了1929年李達出版的《民族問題》一書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民族的特征、民族的產生和發展，以及民族運動的重要性等，做了重要的闡述。同時，他又肯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較早撰寫的幾部中國通史，“把曆史上各個民族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加以論述，並引用呂振羽的有關論點，認為“中國的曆史應該是全國各兄弟民族共同的曆史，各民族勞動人民共同創造的曆史”。尹達回顧1956年在全國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的社會曆史調查中所取得的成就，回顧1957年召開的全國規模的民族問題討論會。他興奮地寫道：“從此，關於民族問題的探討更加深入，涉及的方麵也更為廣泛。例如關於曆史上中國的疆域、民族和民族政權，關於曆史上民族關係的主流，關於曆史上民族戰爭的性質，關於民族英雄和愛國主義問題，關於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問題，以及漢民族的形成，各民族的形成、發展、社會形態演變、社會經濟結構、思想意識、語言文字、宗教、民俗、與漢民族的關係、對祖國曆史的貢獻，等等。”[16]他強調地指出：盡管在一些問題上仍然有分歧，但有一點是學術界的共識，即“在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域之內（包括台灣）的各民族的曆史都為我們的研究對象”。尹達認為：“我們講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完全嶄新的中國通史，就要完整地反映中國疆域內各民族的發展和變化，而拋棄過去一切舊史的陳規，即僅僅把中國史寫成實質是夏、商以來的一些中央王朝的更替。當然，真正地做起來並非容易。截至‘十年浩劫’前，從整理資料到撰述專著，這方麵已經獲取了相當可觀的成果。毫不過分地說，少數民族史和民族關係史的研究是建國以來中國曆史學發展中進展最為顯著和迅速，成就最為輝煌的門類之一。”[17]從尹達的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對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曆史的高度重視，對於學術界在這方麵的研究所取得進展的高度評價。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祖國曆史的拳拳真情和對史學事業的至誠之心，躍然紙上，洋溢於字裏行間。
馬克思主義給中國史學帶來的重大變化和曆史性的進步，還表現在其他一些方麵，如關於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相互間的辯證關係，曆史主義地看待曆史上的事件之得失和人物之功過等。但是，尹達所舉出的這三個方麵，確是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幾個方麵。由此可見，他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曆史研究相結合的問題上，思考之深刻、見識之卓越、概括之精當，不僅令人欽佩，而且在今天的曆史研究中也還具有指導的意義。
四、關於加強曆史科學的理論研究
尹達對唯物史觀的闡述，對曆史研究與現實社會之關係的闡述，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怎樣改變了中國史學麵貌的闡述，都是屬於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理論上的研究和探討。在尹達看來，這些都屬於唯物史觀基本理論範圍，還不能表明史學工作者在曆史科學的理論方麵的創造性研究。他認為，李大釗的《史學要論》、《史學思想史》在理論研究上“開了新風”；翦伯讚的《曆史哲學教程》的出版，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研究工作有著新的突破和發展”。尹達強調說：“如何適應新時期的要求，把史學理論的研究工作大大提高一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根據中國曆史的實際，對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理論作出係統的、創造性的闡發。”他具體地指出：“在我們的史學研究中，對於唯物史觀的形成、發展，及其基本原理，缺少完整的、係統的探討和研究。……今天，我們完全有責任來寫好一部《唯物史觀的發展史》，用以總結一百多年，尤其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成果，使得我們都能較完整地掌握這一科學理論的形成、發展過程，掌握這一曆史理論的完整體係。”他著重講到，曆史理論的研究和創造，必須同中國曆史實際相結合，指出：“我們還應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健在時，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和原始社會以外的幾種形態的研究尚不充分，他們尤其少於接觸像中國這樣大的文明古國的實際材料，因此對於東方國家（包括中國）的一些論斷，難免具有假想的成分。今天，在我們祖國曆史文獻和出土材料日益豐富的情況下，我們應當義不容辭地寫出高水平的中國《原始社會論》、《奴隸社會論》、《封建社會論》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以充實和豐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形態的學說。”[18]這種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看法，對於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新的理論研究和理論創造的設想，顯示了作者的嚴肅的科學態度和勇敢的創新精神。從一定的意義上說，這是尹達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未來前景的熱切期待，對於後學的熱切希望。
這裏，本文要特別強調地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尹達是較早提出把曆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加以區分的史學家。他在闡述了加強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研究的同時，還提出了要重視史學理論研究的問題。他指出：“在加強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研究的同時，我們還應當對曆史學這門學科的理論探討給予充分的重視。我國曆史學發展的曆史告訴我們，重視史學理論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劉知幾、章學誠、梁啟超在對曆史學這門學科的理論總結方麵都做出過有重要影響的貢獻。我們今天，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應該寫出超越《史通》、《文史通義》、《新史學》和《中國曆史研究法》等的史學理論論著，在這方麵做出更大的貢獻。”[19]依我個人的看法，這段話可以做這樣的理解：第一，曆史理論同史學理論是有區別的，尹達所提出的“唯物史觀的發展史”、“原始社會論”、“奴隸社會論”、“封建社會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等，都是曆史理論問題。而他說的“對曆史這門學科的理論探討”，則是史學理論問題。第二，指出了中國史學有重視史學理論的傳統，劉知幾、章學誠、梁啟超等在這方麵都做出了重要影響的貢獻。尹達指出這一點是十分必要的，是有現實意義的。因為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西方史學理論著作被介紹到中國來，受到許多青年史學工作者的關注，於是產生了一種中國史學沒有理論的誤解，這顯然是對上述優良傳統不夠了解的緣故。即使在今天，這樣的誤解也不是不存在的，因此，我們仍然要認真發掘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傳統，推進當今史學理論的研究。第三，提出了撰寫超越《史通》、《文史通義》等史學理論著作的宏偉目標。當然，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學術工作，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到。從劉知幾到章學誠，經曆了一千多年；從章學誠到梁啟超，也經曆了一百多年；從李大釗到現在，已經曆了八十多年，可見理論研究和創造十分艱難。但是，隻要史學工作者不懈地追求，不間斷地努力，經過幾代人的研究、積累，一定能夠有新的史學理論著作問世。對此，我們應當有充分的信心。
尹達對曆史學的理論研究有很開闊的認識，這同他洞察中國史學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他在講到曆史研究中理論和資料都很重要的時候，回顧了中國史學的發展，指出重視理論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傳統。他這樣寫道：“理論與資料本來是編寫曆史中的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麵。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根據史實編寫曆史，這是中國史學發展進程中長期遵循的路數。所謂孔子作《春秋》推崇的‘義’，是不是那時他所強調的理論呢？司馬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可以說是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進行了細致的考辨；為了什麽？用他的話說，即‘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明確地提出‘理’來，是不是在搞理論？以後的班固，提出‘究漢德’等等，不都是他們的理論嗎？至於劉知幾、章學誠就更著力於封建史學理論的探討了。劉知幾提出的史家三長，其中的史識是不是指的史學思想、史學理論？史識同史才、史學相比，劉知幾把它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章學誠對同時期的考據之學，則認為不是史學。他說：‘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這些思想、認識，多為治史者所首肯，認為像孔子、司馬遷、劉知幾、章學誠等注重史學理論是應當充分肯定的，而他們的史學成就也為人們公認。是不是可以說，注重史學理論，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傳統？……凡是有作為的、有成就的，可以說無一不是注重史學理論的。”[20]這些話表明，尹達是站在正確看待祖國史學遺產的立場上來討論理論問題的，他在談話中所舉的史學上的這些實例，恰恰指出了中國古代史學在理論上的特點，這個特點反映了中國史學的民族風格、民族氣派，而不是以別國史學的理論模式來度量中國史學有沒有理論。這些話，啟發當今的史學工作者要認真學習和總結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揭示其主要成就、民族風格、發展規律以及在當今曆史學的理論研究中的價值和意義，從而改變那種動輒以外國史學的理論模式為坐標的做法，推進曆史科學的理論研究。
尹達堅定地認為：“曆史科學理論研究的天地極其廣闊，我們要徹底改變近幾年來一度出現的冷清和漠視的狀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開辟出發展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理論的新局麵。中外史學發展的實際經驗反複證明，曆史學的每次大發展都是以曆史學理論研究的昌盛和重大突破為先導和衡量標尺的。”[21]這些語重心長的話，在今天仍顯出作者的深刻見識和現實意義。理論研究的天地“極其廣闊”，是因為曆史的內容十分豐富，可供研究的對象層出不窮，隻要善於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結合一定的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的探討並提出新的見解、新的結論，就可能豐富曆史科學的理論內涵，推進曆史科學研究的發展。在這裏，重視曆史科學理論研究的自覺意識是一個關鍵，如果“漠視”理論成為一種傾向，那麽理論研究的“冷清”局麵就難以得到根本的改變。從這些話裏，我們感受到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深深的憂慮。近20多年來，關於曆史科學的理論研究有了一定的進步，但需要關注、改進、提高的空間的確“極其廣闊”，需要有更多的史學工作者的積極投入，促進曆史科學理論的更大發展。
至於說到曆史學的重大發展與曆史學理論的昌盛和突破的關係，20世紀的中國史學進程可以做出極其明確的回答：梁啟超等“新史學”的倡導，影響了20世紀前三四十年史學的發展；李大釗、郭沫若等對唯物史觀的宣傳、運用和推廣，影響了並指導了中國史學的發展，這在新中國成立後表現得尤為突出；改革開放以來，理論界、學術界撥亂反正，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廓清了迷霧，堅定了信念，開闊了視野，拓展了研究領域，曆史學迎來了一個新的春天，走上更加符合科學精神的發展道路。所有這些，都從宏觀上證明，曆史學的理論的發展，有力地推動了曆史研究的發展，而其影響所及還會超出曆史學的領域。在另一個層次的理論問題上也是如此，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史學界關於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和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大大加深了人們對中國古代曆史的認識；關於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和民族關係史的討論，大大加深了人們對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之發展過程的認識；又如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史學界關於曆史發展動力問題的討論，大大加深了人們對社會曆史發展中諸多因素的複雜關係的認識；再如現今興起的學術界關於環境與社會發展關係問題的討論，已經引起而且必將進一步引起人們對於曆史進程中人與自然關係的重新審視，等等。所有這些，都表明曆史學的理論研究的發展，必將引發曆史學的新的進步。
如果上述這些認識大致可以成立的話，那麽尹達在論述理論與資料的重要性時，關於重視曆史科學的理論研究的見解，確是史學工作者應當認真思考的。
尹達先生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研究的論述，還反映在關於曆史學與考古學的關係問題、關於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問題、關於史學批評的原則問題、關於學風建設問題、關於學術群體的協作精神問題、關於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我修養問題，以及對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的深入研究和中肯評價等諸多方麵，都有許多精辟論斷，值得今天的史學工作者認真研讀，從中得到寶貴的教益。
最後，我謹借用20多年前侯外廬先生說的一句話，用來表達我對尹達先生的紀念，同時作為本文的結語：“尹達同誌的史學遺產，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應當認真地加以總結，這對於研究當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是有重要價值的。”[22]
[1] 原載《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1期。本文是2006年10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紀念尹達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大會上的發言。
[2] 1920年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指出：“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裏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見《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5頁）這裏，既有真誠信仰者，也有追逐“時髦”者，自無疑義。
[3] 尹達：《怎樣學習祖國的曆史》，《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9、362頁。
[4] 尹達：《關於史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在鄭州大學曆史係的學術報告》，《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4頁。
[5] 尹達：《怎樣學習祖國的曆史》，《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0～361頁。
[6] 尹達：《關於史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在鄭州大學曆史係的學術報告》，《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5～386頁。
[7] 尹達：《關於史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在鄭州大學曆史係的學術報告》，《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6頁。
[8] 尹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4頁。
[9] 尹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8頁。
[10]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十三經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78頁。
[11] 《孟子》卷十四《盡心下》，楊伯峻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28頁。
[12]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61頁。
[13] 吳兢：《貞觀政要》卷一《政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頁。
[14] 尹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1頁。
[15] 尹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3頁。
[16] 以上見尹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4頁。
[17] 尹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5～406頁。
[18] 以上均見尹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6～408頁。
[19] 尹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8頁。
[20] 尹達：《從考古到史學研究的幾點體會——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母校河南師大的談話》，《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7～378頁。
[21] 尹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8頁。
[22] 侯外廬：《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