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祝賀趙光賢教授90華誕而撰[1]
今年是趙光賢教授90華誕，適逢世紀之交，尤其令人欣喜。作為一個曆史學家，趙先生已經走過了十分之九個世紀的曆程，這對於人生與治史來說，都是值得祝賀的。
一、求學的道路與治學的抉擇
趙先生是河北省玉田縣人。1910年2月24日，趙先生出生於江蘇省奉賢縣（今屬上海市）。6歲時回到老家，隨兄、姐一齊，在家庭教師要求下讀《三字經》、《百家姓》、《古文觀止》、《千家詩》、《論語》等。老師不作講解，隻是要求背誦。1919年，進入縣立小學讀高小。以曆史課和地理課成績最好。1925年，趙先生畢業於河北省立第四中學（在盧龍縣）。中學時代，趙先生對學習曆史的興趣大增。梁啟超的《中國曆史研究法》、顧頡剛的《古史辨》第一冊序言、陳垣的《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等，都對趙先生產生了吸引力；尤其是陳垣先生的論文，以嚴謹的考證，指出了梁啟超關於玄奘西遊出發年月的錯誤，對趙先生有很大的震撼，他對曆史考證的興趣也由此萌發出來，並決定了他後來的治學道路。
1925—1928年，趙先生就讀法政大學法政係（二年預科、一年本科）。1928年，插班考入清華大學，請求轉至曆史係而未果，仍讀法政係。1932年畢業。1935—1937年在《大公報》任助理編輯。1938年新學年開始，考入陳垣主持的輔仁大學史學研究所，終於實現了學習、研究曆史的願望。[2]這是趙先生在求學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即由此決定了他走上學習和研究曆史並成為一位曆史學家的漫長的人生曆程。
1940年，趙先生在輔仁大學史學研究所畢業，並留校任教。在此後的十餘年裏，他先後致力於明清史、西洋史、先秦史的研究和教學，同時被聘為輔仁大學曆史係教授。1952年，全國院係調整後，輔仁大學並入北京師範大學，趙先生乃成為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直至於今。
趙先生在治學上的抉擇，萌發於他對曆史考證的好奇和興趣。當他最初讀到陳垣的文章時，就產生了一種崇敬的心理：陳垣先生通過考證，指出了當時名聲顯赫的梁啟超的失誤；考證真了不起。考證的重要性和權威性，在一個青年學生心中就是這樣被樹立起來的。趙先生考入輔仁大學，師從陳垣先生，表明他從事曆史考證之學的決心。當然，考證隻是研究曆史的一種重要的方法，它還不是曆史研究本身。趙先生對曆史考證有興趣，這是一回事；曆史考證從何處入手，為著研究什麽曆史問題而進行曆史考證，這是又一回事。在這個問題上，趙先生首先碰到的一個機遇，是明清史研究。他的《古史考辨》一書所收《明失遼東考原》、《朝鮮史料中明季建州女真之社會生活》、《清初諸王爭國記》，撰於1940年至1943年，表明作者有誌把曆史考證方法用於明清史的研究方麵，從而提出獨立的學術見解。[3]但是另一個偶然的原因，最終改變了趙先生的這一誌向，使他走上研究先秦史的治學之路。1947年，輔仁大學曆史係主任張星烺先生因病不能授課，他講授的先秦史無人替代。陳垣校長建議趙先生來講授先秦史。從此以後，半個多世紀以來，趙先生一直致力於先秦史的教學和研究，他對於曆史考證方法的興趣也就在這一領域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從對曆史考證產生興趣到駐足於先秦史研究，這是趙先生在人生道路和治學生涯中的又一個重要轉折。幾十年後，趙先生在講這個問題時，深切地寫道：
有人問我：“你是陳垣先生的學生，可是陳先生不搞先秦史，你是怎樣搞先秦史的呢？”我說：陳先生雖不搞先秦史，但從他學會了如何搞考證，這個方法在研究任何曆史都是必要的，這是基本功。在先秦史方麵，崔述、王國維、顧頡剛都是我的老師。王國維教我怎樣把考證方法應用到古史研究中去，崔述和顧頡剛教我如何分辨真史和偽史、真書和偽書，這都是研究古史的必要的本領。還應當提到郭沫若。他是文學家，又是史學家，他的著作很多，但以《兩周金文辭大係圖錄考釋》為最重要，《卜辭通纂》次之，都是不朽之作。《大係》是金文研究中劃時代的著作，他是第一個把金文按時代順序排列，是曆史的研究法，同時又把銅器的圖像、銘文拓本、今譯和考釋編在一起，這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巨著，特別是他寫的考釋最見功力，是後人不易追步的。我同時學習諸位大師的著作。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認識到，諸位大師各有所長，也有所短，取長補短，互相補充，含英咀華，他們的著作都是最好的營養。[4]
在這裏，趙先生把他所受到的曆史考證方法的啟迪和對於先秦史研究的淵源，做了很好的概括。那麽，他的治學之路又是怎樣走過來的呢？
二、考辨古史
半個多世紀以來，趙先生致力於先秦史研究，其突出特點，是不回避難點、疑點，而廣泛地運用曆史考證的方法，努力探索曆史的真諦。
1980年12月，趙先生出版了《周代社會辨析》一書。此書包含正文五章、附錄八篇。這五章的內容是：第一章，我國是怎樣從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第二章，從土地所有製與勞動者身份方麵考察周代社會性質；第三章，從典章製度方麵考察周代社會性質；第四章，從意識形態方麵考察周代社會性質；第五章，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變革。本書的主旨是討論西周社會性質，即論證西周是封建製社會而非奴隸製社會，並對春秋戰國之際封建論的觀點提出質疑。從史學界對中國古代社會分期的討論來看，本書是西周封建論的一種觀點，作者從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到意識形態等幾個重要方麵做了曆史的和邏輯的闡述，無疑是曆史學界在這方麵長期爭論的積極成果之一。這是本書給予史學界的一個重要啟發。它給予史學界的另一個重要啟發，是作者在“辨析”之中充分運用了曆史考證的方法。誠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說：
我寫這書的指導思想，可歸納為幾點：一、研究曆史問題必須從事實出發，不能從理論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以及一切科學的基礎，必須始終堅持，否則必定入於歧途。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必須用辯證法去研究，不能搞形而上學。這兩點是最根本的。三、對於像古史分期這樣的大問題，必須做全麵的深入的鑽研，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必須都能貫通；如隻能通於此而不能通於彼，就會站不住腳。四、要敢於提出自己的看法，每一論點力求做到有根有據，而這些根據又是可信的，有說服力的，決不能以自己的主觀為依據曲解史料。以上四點，我一直堅持作為工作的準繩。[5]
作者所表明的這四點，可以看作是本書撰寫的理論、方法論原則。其中第四點，強調“每一論點力求做到有根有據，而這些根據又是可信的，有說服力的”，則正是建立在考證的基礎上。本書所附錄的八篇論文，不論是“解”、是“辨”，還是“探討”、是“釋義”，也都具有鮮明的“辨析”的性質，也都是建立在考證的基礎上的。人們可以不完全同意甚至完全不同意《周代社會辨析》的論點，但若與之辯難，則亦不能不以考證為基礎，這是很顯然的。
考證是研究曆史的一種方法，其目的是為了求真，從而使人們信其所信，疑其所疑。這是中國史學優良傳統。趙先生在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傳統方麵，一絲不苟，甚至可以說是竭盡心力。1987年，趙先生出版了他的一本論集《古史考辨》。此書匯輯了趙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所寫的有關中國古史研究的26篇論文，其內容所涉及的範圍，上起氏族社會，下迄明清史事，以及有關的重要曆史文獻。從“辨析”到“考辨”，反映了作者的旨趣和追求，也反映了作者的治學風格和特色。劉家和教授曾撰文闡發趙先生的古史研究與求真精神，文中特舉《古史考辨》中的《〈左傳〉編撰考》（上下）、《說〈尚書·金縢〉篇》二文，申述趙先生對於文獻的考辨之精細；又舉同書中的《“明保”與“保”考辨》、《明末農民戰爭史事叢考》二文，申述趙先生對於史事的考辨之縝密，可謂閎中肆外之論，讀來深受啟迪。[6]這裏，我想就《古史考辨》中的另一篇論文《司馬遷生年考辨》，講一點讀後的認識，用以說明我對趙先生考證之功和求真精神的理解。關於司馬遷的生年，是近七八十年來人們爭論得較多的一個問題。對此，主要有二說：一說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一說司馬遷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趙先生主建元六年說，他在文中首先論證“司馬遷生於建元六年說”的正確，其證據有三：一是《索引》引《博物誌》所說“太史令，茂陵顯武裏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認為這是“最好的、無可辯駁的證據”。二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的“二十而南遊江、淮……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趙先生據《集解》引“徐廣曰”加以辨析，認為南遊歸來當元鼎二三年間。三是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說“仆賴先人緒業，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趙先生認為此書作於征和二年（前91年），不是如王國維所說作於太始四年（前93年）。根據這三條考證，作者得到如下的結論：
這三條根據，第一條是司馬遷的戶籍，是當時的官方文書，第二、三條是司馬遷自己寫的東西，這都是最原始的材料，價值最高。這三條材料合起來看，最能說明問題，那就是隻有取司馬遷生於建元六年說才能與三條都合（參看附表）。如取景帝中五年說，三條都不合。主張景帝中五年說的，對這三條的解釋，雖盡力牽合，但上述不合之處，是無法彌縫的，因此證明建元六年說是完全正確的。[7]
按一般道理來講，論證至此也足以自成一說了，但作者並不滿足於此，又進而寫了“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說辨”，提出兩條證據，證明此說之“不能成立”。作者還於文後列出“司馬遷行年新舊對照表”，進一步證明司馬遷“生於建元六年說之不可易”[8]。作者從正反兩個方麵對司馬遷生年做了論證，其認真與嚴謹，自不待言。當然，關於司馬遷生年之二說，可能還會爭論下去，但趙先生此文，顯然是大大加重了建元六年說的分量。由此我們不僅進一步領略到趙先生的治史風格，而且也進一步窺見到趙先生的考證方法。
史學的魅力，因得考證之功而益彰。但是，考證畢竟是繁難而艱巨的。如關於武王克商之年的探討，是20世紀許多曆史學者、考古學者、天文學者所關注的。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趙先生傾注了許多心血。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他先後發表了《從天象上推斷武王伐紂之年》[9]、《說〈逸周書·世俘〉篇並擬武王伐紂日程表》[10]、《武王克商與周初年代的再探索》[11]、《關於周初年代的幾個問題》[12]、《武王克商與西周諸王年代考》[13]、《夏商周年代考》[14]等文，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其中《武王克商與西周諸王年代考》被收入“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之一《武王克商之年研究》[15]。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討這個問題的過程中，趙先生再一次把傳統的考證方法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他不僅把文獻資料和考古成果結合起來，而且把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和天文學研究成果結合起來。趙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談到他和天文學家共同研究的情況和計劃。趙先生那種真誠、執著和自信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裏，還有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即曆史考證與求真精神是一個不斷追求的過程；在這個追求過程中，研究者自身要有否定成說、修正錯誤的勇氣。趙先生關於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反映了他在這方麵的風範。1979年，他在《從天象上推斷武王伐紂之年》一文中，提出公元前1057年說。後經反複研究，在1994年發表的《武王克商與西周諸王年代考》一文中，提出公元前1045年說。這種實事求是、不斷探索的精神，在學術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為了求真，不僅敢於批評他人的失誤，也應敢於糾正自己的成說。在這方麵，研究者本人同他人應是平等的地位。這不僅僅關乎學人的個人風範，更重要的是關乎一個時代的學術風尚。趙先生關於武王克商年代之探討的過程，在求真精神和學術風格上，都給予我們許多啟示。
趙先生治史以考證見長，其成就與創獲多關於中國古史領域。我限於學力和識見，不能概括其全貌，也難得窺見其精髓，隻是就我現在所認識到的很少的一部分，說說我學習後的一點淺見。這使我感到愧對先生。最後，我想著重指出的是，趙先生的重考證之功，不隻是貫穿於他的具體的曆史研究之中，而且還把曆史考證方法上升到理論認識的層麵上來，使其具有普遍的方法論的意義。這集中地反映在趙先生所著《中國曆史研究法》一書中。作者在此書的第四章“論考證”中，闡述了“做考證工作的幾個步驟”、“如何進行考證工作”、“曆史考證釋疑”等問題。關於“如何進行考證工作”，作者從八個方麵做了概括：一是搞考證要盡可能多地搜集資料；二是做考證工作應盡可能找第一手材料，不能以抄錄第二、三手材料為滿足，否則很容易致誤；三是偽書既經前人鑒定做了斷案，一定不要引用，作為證據；四是我國史書中的錯誤，有的是比較明顯的，有的是不容易發現的，因此讀書時必須細心，才能避免訛誤；五是不要用很晚出的書裏的材料來解釋古代的曆史和古禮；六是不要牽強附會，曲解材料，特別是不要濫用同音假借的辦法；七是有人為了政治上的鬥爭，假借學術上的考證之名，隻憑自己的主觀想象，提出新的解釋，而不堅持可靠的證據，雖可蒙騙於一時，假象終會被拆穿；八是做考證要十分小心謹慎，不要輕易下結論，應如朱熹所說，像“老吏斷獄”一樣，決不能草率從事。[16]此書還有附錄10篇，是清人汪中、崔述、錢大昕，以及近人梁啟超、王國維、陳垣等的考證之作舉例。在考證之學已不大為人們所重視的今天，趙先生不考慮觸犯世風的忌諱，力陳考證的重要和考證的做法，其誌可謂壯矣，其意可謂深矣。曆史研究需要理論的指導，曆史研究也離不開考證的功底。作者指出：“考證是曆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一般說來，考證學不等於史學，研究曆史也不一定都要搞考證，但它往往是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17]誠哉斯言也。
三、縱論孔學
趙先生研究先秦史，還有一個突出的重點，是關於孔學的研究。1992年出版的《孔學新論》一書，集中反映了趙先生在這個領域研究中的獨到的見解。此書包含11章，它們是：孔學與儒學，孔子的生平簡介，春秋末期魯國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和孔子的階級立場，孔子的政治學說，孔學的核心“仁”及“仁”與“禮”的關係，孔子的方法論，孔子與六經，孔學在戰國秦漢時期的傳人，孔學在我國傳統文明中的地位，孔學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如何正確理解和評價孔子。關於此書的緣起，作者在後記中寫道：
我從五十年代起開始寫有關孔子的文章，“文革”期間停筆，八十年代又繼續寫了幾篇。由於近年來關於儒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討論又熱鬧起來，我又寫了二三篇有關孔學在這方麵的文章。去掉五十年代的舊作，加上這些新作，集為這本小冊子。……我的見解和通行的一般人看法不大相同。但我認為不同意見盡可爭鳴，我也不認為我的意見就有什麽獨到之處，所以衷心歡迎大家的批評。拋磚引玉，有厚望焉。[18]
按照我的理解，作者說的“和通行的一般人看法不大相同”，正是本書的“獨到之處”。這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作者不讚成儒學現代化的說法。趙先生針對“儒學應當現代化”的提法，指出：“現今在大陸與海外都有新儒學出現，雖然主張並不相同，但用西方哲學家的唯心哲學重新解釋孔子或其他儒者則是一致的。我以為儒學這樣現代化就等於創立新的學派，而不能算是儒學，特別不是孔子之學了。”[19]作者從儒學發展史進而論證自己的見解，認為“各個朝代都有它獨特的儒學”，這些不同時期的儒學“變得隻有麵目上的相似，本質上距離孔子學說不知相差有多遠了”。作者明確地指出：“孔學能自成體係，獨立存在，用不著現代化。如果勉強要把它現代化，反倒成了四不像，等於取消了孔學。”[20]
其二，作者提出了自己對於儒家思想特點的認識。趙先生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特點有二：一是現實主義的人生哲學；另一是集體主義的社會哲學。自周初到戰國，這樣的思想占我國思想界的統治地位。戰國末期，老莊哲學出，才有人向它提出挑戰。”[21]他還認為：“孔子學說把政治、道德、教育三者統一起來，作為治國的根本方針，真是極高的遠見卓識。”[22]儒學研究已經熱了一二十年，但像趙先生這樣言簡意賅地概括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特點和本質，的確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張岱年先生在本書的序中稱讚這些見解“具有科學的準確性和深刻性”，趙先生是當之無愧的。應當強調的是，趙先生論孔學，有鮮明的曆史感和時代感。一方麵他不讚成儒學現代化的提法，一方麵他又認為“孔子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有十分密切的聯係，並以專章進行論述，結合當今世界各國的實例，闡發了孔學中的集體主義的人生哲學和社會哲學的現代價值。作者在這方麵的論點和有關論述，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其三，作者提出了評價孔子的方法論原則。趙先生指出：“過去對孔子，不是捧得太高，就是貶得太低，隻有今天我們才有條件對孔子作一個曆史主義的科學的認識和評價。”他認為，在認識和評價孔子方麵，有三個問題是需要明確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要評價的孔子是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還是後人理想中的孔子？”作者舉出西漢公羊學和宋明理學，都在不同程度上“修正”了孔子學說，可見“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儒學，因而有不同時代的孔子”。認清這一點，對正確評價孔子是十分必要的。“第二個問題是在今天中國如何看待孔子。”作者從中國曆史文化和西方近代以來的曆史文化的廣闊視野，論證了儒家思想的曆史價值，努力澄清人們對儒家思想及其影響的誤解，認為“在我國古代文明中，對於今天我國還有很大影響的隻有儒家思想”，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認真分析哪些思想在今天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能用的，“這是我們在談傳統文化問題時必須認清的”。“第三個問題是我國今已進入社會主義，孔子的學說還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作者認為：“不論從繼承我國傳統文明來說，還是從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來說，孔子學說都會以去粗取精的方法保留下來，而且還會發生有益的作用。主要理由是：孔學是中國民族性的產物，它的現實主義的人生哲學是深深紮根在民族性之中的。”趙先生還從曆史與現實中舉出實例，來證明他的上述見解。[23]
《孔學新論》部帙不大，但它反映了趙先生對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思想的自成體係的認識。這是他數十年研究的結果，既有突出的學術性，也有鮮明的現實性，都能給人許多有益的啟示。
四、讀史與愛國
這是趙先生在治史中提出的又一個重要論點。近些年來，總是有一些人對曆史學不太理解，以致還有誤解，認為曆史學同現實無關，甚至對現實無用。這種誤解之所以存在，說到底，是文化素養不高的表現。此外，許多年來，還有另一種誤解，即認為重考證工夫的史學家，是同史學的經世致用無涉的。這後一種誤解，不僅來自史學界以外的一些人們，在史學界也有類似的看法。這兩種誤解，都有礙於對曆史學的正確認識，從根本上看都不利於曆史學的發展。
這裏，我想到了乾嘉時期的一些考史學者，比如錢大昕、趙翼、王鳴盛等人，他們並不是不講經世致用的。說他們不重視經世致用，是不準確的，也是不公平的。說後來推崇乾嘉考據之學的人也不重視經世致用，同樣是不準確、不公平的。趙翼是著名的考史學者之一，其經世致用思想是很突出的。他在《廿二史劄記》小引中寫道：
是以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誌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自惟中歲歸田，遭時承平，得優遊林下，寢饋於文史以送老，書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24]
趙翼自謂是關注“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和“關於治亂興衰之故”的；評論他的書的人則稱讚此書“其言有可用者”。大凡讀過《廿二史劄記》的人，都知道這些話絕非虛言。
筆者之所以要寫出這些話來，一則是希望有上述誤解的人能逐步消除這種誤解；再則也是表明我重新學習趙先生的論著後所得到的新的收獲。趙先生重考證之功，治史以考證見長，這幾乎貫穿於他的整個著作之中。同時，趙先生又是一位關心社會、關心國家與民族前途命運的史學家。他執著於曆史學的神聖使命，上文討論他論孔學，已可見其時代感、使命感的強烈，他把讀史同愛國看成是密不可分的事情，更可顯示出他對曆史學所具有的社會功能的深刻見解。
1985年，趙先生發表題為《學習中國古代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長篇論文，深刻地和有係統地闡述了讀史同愛國之間的關係。趙先生從一個切身的實例出發，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值得人們深長思之的問題。他寫道：
1980年一位美籍華人教中國史的教授來京，對我說，外國人經常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又是最年青的國家之一。古代的文明國家裏中國是先進國家。但仔細想一想，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他們的國家、民族、文化都改變了，或泯滅了，隻有中國這個民族、文化沒有消滅，一直傳到現在，而且在發揚光大。這裏麵有許多值得外國人學習的東西。外國人都這樣看，我們中國人應該怎樣看呢？我想這真是我們學曆史的應當認真考慮的問題。[25]
趙先生提出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它雖然不是一個新問題，但趙先生卻是從三個層麵上重新提出這個問題的：一是外國人如何看中國曆史，二是中國人應該如何看自己國家的曆史，三是中國史學工作者應作何考慮。也就是說，這不隻是史學和史學工作者的事情，這也不隻是中國全體國民的事情，這還是涉及如何看待全世界的曆史文化、社會文明與進步的問題。唯其如此，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國家的曆史，中國史學工作者如何思考自己的工作，也就具有非常突出的意義和價值了。
作為老一輩的曆史學家，趙先生充滿自信地認為：“中國古代文明光輝燦爛，在今天的世界上依然放著異彩。新中國成立後，又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明。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我國的物質文明一定能趕上；精神文明要超過所謂先進國家。”[26]趙先生分別從中華民族有漢族作為多民族融合、凝聚的核心，從愛國主義傳統，從方塊漢字對文化傳承、國家統一的作用，從曆史典籍的連綿不斷和豐富多彩，從科學技術（包括天文、曆法、光學、力學、數學，以及工藝美術包括陶瓷、青銅器、絲織品，還有音樂、繪畫、建築、園林）等方麵，闡述了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及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顯示出了作者淵博的學識、深刻的見解和熱烈的情懷。因此，我們不能不深深地感受到：對中國曆史文化的認識和理解，確是愛國主義的基礎。誠如作者在本文最後所說：“學習我國古代史，可以感到我們這個國家有真正可愛之處，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愛國主義精神。”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也是有分量的。90年代，趙先生又發表了《愛國必須要學習中國古代史》一文，從中國古代優良文化傳統談到當代西方社會所麵臨的諸多問題，進一步闡述了他的上述見解[27]，頗多發人深省之處。
讀史與愛國，當然不限於讀中國古代史，讀中國近現代史和革命史同樣是十分重要的；但如不學習中國古代史，對中國近現代史、革命史的認識和理解也會受到局限。從這個意義上說，趙先生所強調的讀史與愛國，自有其深意。從他的許多闡述和論證當中，我們似乎感覺到這位九秩高齡的曆史學家之愛國熱血的奔騰，我們似乎也更加懂得中國史學工作者究竟應該怎樣去生活，去工作。[28]
[1] 原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2] 趙光賢：《八十述學》，載《文獻》1991年第1期。
[3] 趙光賢：《古史考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260～424頁。
[4] 趙光賢：《八十述學》，載《文獻》1991年第1期。
[5] 趙光賢：《周代社會辨析》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頁。
[6] 劉家和：《趙光賢先生的古史研究與求真》，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
[7] 趙光賢：《司馬遷生年考辨》，《古史考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229頁。
[8] 趙光賢：《司馬遷生年考辨》，《古史考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235頁。
[9] 趙光賢：《從天象上推斷武王伐紂之年》，載《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10] 趙光賢：《說〈逸周書·世俘〉篇並擬武王伐紂日程表》，載《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11] 趙光賢：《武王克商與周初年代的再探索》，載《人文雜誌》1987年第2期。
[12] 趙光賢：《關於周初年代的幾個問題》，載《人文雜誌》1988年第1期。
[13] 趙光賢：《武王克商與西周諸王年代考》，載《北京文博》1994年第1期。
[14] 趙光賢：《夏商周年代考》，載《人文雜誌》1998年第2期。
[15] 趙光賢：《武王克商與西周諸王年代考》，《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488～499頁。
[16] 趙光賢：《中國曆史研究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138～155頁。
[17] 趙光賢：《孔學新論》，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166頁。
[18] 趙光賢：《孔學新論》，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166頁。
[19] 趙光賢：《孔學新論》，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1頁。
[20] 趙光賢：《孔學新論》，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9頁。
[21] 趙光賢：《孔學新論》，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3頁。
[22] 趙光賢：《孔學新論》，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164頁。
[23] 趙光賢：《孔學新論》，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150～164頁。
[24] 趙翼：《廿二史劄記》小引，王樹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頁。
[25] 趙光賢：《學習中國古代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載《史學月刊》1985年第1期。
[26] 趙光賢：《學習中國古代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載《史學月刊》1985年第1期。
[27] 趙光賢：《愛國必須要學習中國古代史》，載《北京日報》，1993年9月8日。
[28] 趙先生治史，重考證之功，貴自得之學，寓時代精神於探賾索隱之中，史學家的嚴肅與**洋溢於他的論著的字裏行間，實為晚輩、後學學習的榜樣。12年前的初夏，我有機會同趙先生做過兩個上午共5個小時的長談，使我受益良多。其後，我據此撰寫一文，介紹趙先生的經曆和學術，題目是《治史貴有心得——訪趙光賢教授》，發表在《史學史研究》上。唐人劉知幾論史家，稱讚“成其一家，獨斷而已”的學風。清人章學誠評史家，更是大力張揚“別識心裁”、“獨斷之學”。從上文可以看出，趙先生治史，貴自得之學，不苟同，不隨風，正是繼承了中國史學上的這種優良的傳統和學風。這種傳統和學風，是今天需要大力發揚的。
趙先生近來自編《亡尤室文存》，裒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所撰寫的論文數十篇，已送交出版社，不久即可麵世。此編內容宏富，新見迭出，這是許多史學工作者和史學愛好者翹首以待的。先生90華誕之慶，學生最好的禮物，莫過於研讀先生論著，申述對於先生論著的理解，以促進自己學業的長進，乃撰成此文，以為先生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