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說它古老，是因為它擁有豐厚的積累，而且至晚在東漢班彪、班固時，已經形成了史學之曆史的意識。說它年輕，是因為它作為近代學科之曆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被明確地提出來進行係統的研究，至今才有大約80年的曆史。當然，從學術史的觀點來看，這大約80年的曆史也是很值得回顧和總結的。
20世紀初，梁啟超發表了《新史學》，深刻剖析“中國之舊史”，力倡建立“新史學”。這種要求變革史學的思想所反映出來的史學史意識，把中國古代史學上的史學史意識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924年，胡適發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認為：“這一件事可算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極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於丁在君先生們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2]這裏，胡適雖然沒有具體地談論“中國史學史”，但這是目前我們所知“中國史學史”作為一個明確的概念之最早的提出。1926年至1927年，梁啟超做《補中國曆史研究法》的講演，在中國史學上率先提出“史學史”是文化專史中的學術思想史之一個分支的觀念，就怎樣研究和撰寫“中國史學史”的問題，發表了具體的、創造性的見解，從而為中國史學上之史學史意識的發展畫上了一個句號，也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和撰述寫下了開創性的一頁。[3]
總起來說，源遠流長的中國史學，行進到20世紀初年，由於社會的變動和學術思潮的影響，逐漸發生變化，至“五四”前後則走上近代學科發展的道路，而中國史學史則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成為一門獨立的專史不斷成長和發展起來。
一、中國史學史研究之提出的學術背景
關於“中國史學史”提出的學術背景，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新史觀的傳播，另一方麵是學術史的發展。
1.新史觀的傳播。梁啟超倡導“新史學”，其曆史觀的主導因素，是西方進化論。19世紀末，嚴複、康有為大力介紹、宣傳西方近代進化論，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思潮。梁啟超的《新史學》一文，是這個思潮在史學中的延伸和突出表現。他在此文中十分強調“史學之界說”，實則是以進化論重新解釋史學。他指出：“曆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曆史哲學者出焉。曆史與曆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4]顯然，梁啟超所說的曆史、曆史研究和曆史撰述等，都是建立在進化論的基礎上，這就是把中國古代史學上很早就產生的樸素進化思想推進到以進化論為核心的曆史哲學的新階段了。在20世紀的最初30年中，這種進化論思潮對中國史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新的中國曆史著作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紛紛問世，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國中學曆史教科書》、陳黻宸的《中國通史》等。
上述情況，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中國史學史著作中均有突出的反映。如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1944年，重慶）一書，在第十章《最近史學之趨勢》中指出：
何謂新史學之建設與新史之編纂也，倡言新史學之建設，始於梁啟超，而何炳鬆尤屢言之而不厭，所謂新史學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舊史之謂也。[5]
這裏所說的“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舊史之謂也”，雖未明指近代進化論，但聯係上文所述梁啟超的論述和何炳鬆所倡言者，進化論則是其中之關鍵無疑。這是作者在20世紀30年代著成而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的觀點。
大致與此同時，顧頡剛出版了《當代中國史學》一書（1947年，南京），論述了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中國史學發展的情況。作者以民國建立為界標，把這百年的史學劃分為前期和後期。作者認為：“後期史學的麵目，是頗為新穎的。它所以比前期進步，是由於好幾個助力。”他講的“好幾個助力”，主要是：“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新史料的發現”等。顧頡剛與金毓黻的不同之處，是極鮮明的把“科學的治史方法”和“新史觀”的輸入，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顧頡剛在評價“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時這樣寫道：
過去人認為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曆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曆史的觀念。如古史傳說的懷疑，各種史實的新解釋，都是史觀革命的表演。還有自從所謂“唯物史觀”輸入以後，更使過去政治中心的曆史變成經濟社會中心的曆史，雖然這方麵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6]
所謂“過去人認為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雲雲，並不符合中國古代史學在曆史觀方麵的實際情形，因為中國史學上的樸素進化思想的成就還是很突出的。但是作者強調：“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曆史的觀念”，在基本方向的估計上，還是符合實際的。
如果說隨著“新史學”的倡導和進化論的傳播，對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提出及最初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的話，唯物史觀的傳入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對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提出及其早期研究，則在更深刻的意義上產生了影響。
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長文，以通俗而簡明的筆觸，表明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解和認識。他指出：
唯物史觀的要領，在認經濟的構造對於其他社會學上的現象，是最重要的；更認經濟現象的進路，是有不可抗性的。[7]
李大釗認為，從經濟現象去研究曆史、說明曆史，是唯物史觀的核心。他略述了從孔道西、桑西門、蒲魯東等人“以國民經濟為解釋曆史的鑰匙”的論點，進而指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把從前曆史的唯物論者不能解釋的地方，與（予）以創見的說明，遂以造成馬氏特有的唯物史觀，而於從前的唯物史觀有偉大的功績。”[8]在中國史學上，這是第一次極明確地闡述唯物史觀的內容與價值，因而在史學發展曆程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誌著中國史學走向科學化道路的開端。
1920年，李大釗發表《史觀》一文，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闡說什麽是“曆史”，他寫道：
吾茲之所謂曆史，非指過去的陳編而言。過去的陳編，汗牛充棟，於治史學者亦誠不失為豐富資考的資料，然絕非吾茲所謂活潑潑的有生命的曆史。吾茲所雲，乃與“社會”同質而異觀的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會，縱以觀之，則為曆史，橫以觀之，則為社會。橫觀則收之於現在，縱觀則放之於往古。此之曆史，即是社會的時間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識，都依他為事實，一切史學的研究，都以他為對象，一切史的紀錄，都為他所占領。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紙，不是陳編，乃是亙過去、現在、未來、永世生存的人類全生命。對於此種曆史的解釋或概念，即此之所謂曆史觀，亦可雲為一種的社會觀。[9]
運用這種“史觀”來解釋“曆史”，揭示“曆史”是運動的和有生命的內在本質，在中國史學發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釗還強調“曆史觀本身亦有其曆史，其曆史亦有一定的傾向”，“吾儕治史學於今日的中國，新史觀的樹立，對於舊史觀的抗辯，其興味正自深切，其責任正自重大”。從李大釗的這些論述來看，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認識：“五四”時期，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史學上所固有的曆史觀已發生了極大的革命性的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撰寫《史觀》一文時，他已在北京大學等高校講授“史學思想史”課程。[10]這在中國史學上也是一個首創。史學思想史是史學史的重要部分，李大釗從闡釋唯物史觀，考察曆史觀的曆史，到講授史學思想史，是他深入研究史學之合乎邏輯的發展。李大釗所講授的“史學思想史”，雖是西方史學的內容，但作為一個中國學人在中國的土地上和中國的大學講壇上講授，確乎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而他在1924年出版的《史學要論》一書，更充分表明他是在講授中國學人的史學思想了。
2.學術史的發展。“五四”前後，受西學的影響，許多新學科勃然興起，各種專史的研究成為學術界所關注的問題。1926—1927年，梁啟超在清華大學做“補中國曆史研究法”或“廣中國曆史研究法”的演講，經門人記錄、整理，以《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為名出版。梁啟超在此書的《緒論》中說道：
本演講全部組織，可以分為“總論”“分論”兩部。總論注重理論的說明，分論注重專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曆史興味的人，對於各種專史知道應該研究並且知道如何研究。舊作所述，極為簡單，不過說明一部通史應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講演，較為詳細，偏重研究專史如何下手。因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專史沒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專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來，便成一部頂好的通史了。此次講演，既然注重專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種專史研究法》。[11]
梁啟超是從通史和專史的關係來說明研究專史的重要，這同他早年提出研究、撰寫通史的主張有關，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近代學科的創立和發展，越來越明確地提出了專史研究的迫切性，這是“五四”前後學術史上的一個特點。
《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所論“專史的做法”，包括五種專史即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斷代的專史。梁啟超所說的“文物的專史”又包含以下這些內容：經濟專史、政治專史、文化專史。而“文化專史”又包括語言史、文字史、宗教史、學術思想史、文學史、美術史。其中，“學術思想史”則又包含道術史、史學史、社會科學史、自然科學史。在梁啟超看來，“史學史”是屬於文化專史中“學術思想史”的一個分支。從曆史的眼光來看，這樣的學科劃分是否合理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史學史”作為文化專史的一個方麵被正式提出來了。[12]
從學術史的發展來看，一門專史是否被明確地提出來，對於這個專史的發展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其一，相關的研究可以據此形成共同的出發點和發展目標；其二，這一研究在鄰近的專史中才可能找到和確定自己的位置，從而豐富了專史的門類，促進了學術史的發展。“史學史”這一觀念的提出，不僅把中國史學上久已存在的史學史意識推進到更加自覺的境界，而且使它具有了近代意義上的學科史的屬性，從而對中國曆史學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梁啟超在講到研究“文物的專史”的重要性時講了這樣一段話，是很有啟發意義的。他說：
無論何種學問，要想對於該種學問有所貢獻，都應該做曆史的研究。寫成曆史以後，一方麵可以使研究那種學問的人了解過去成績如何，一方麵可以使研究全部曆史的人知道這種學問發達到何種程度。[13]
“史學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可以從這段話中得到很好的說明。“史學史”作為一種專史被明確地提到學術史研究的日程上來的時候，其學術價值便有了比較恰當的定位。這一點，是很值得重視的。
二、草創時期的初步收獲
20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所走過的道路是一段坎坷的曆程，這一則是因為中國史學史研究不能不受到曆史條件的影響而有起有伏，二則是因為中國史學史研究是中國史學步入近代以後不久所麵臨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需要逐步摸索。
自20年代中國史學史被提到專史研究日程上來至今，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展道路，大致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草創時期（30年代至40年代）、沉寂時期（50年代）、活躍時期（60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時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發展時期（70年代末至今）。其間，它經曆了兩個馬鞍形的演變軌跡。其中，草創時期、活躍時期和發展時期，是我們要著重闡述的。這裏先說草創時期。梁啟超在提出撰寫“史學史”的問題時認為：“史學，若嚴格的分類，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但在中國，史學的發達，比其他學問更利（厲）害，有如附庸蔚為大國，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14]梁啟超這樣說，足以表明中國史學的特殊分量以及他對史學的重視。中國史學史究竟研究什麽，撰寫什麽？梁啟超提出了初步的設想，他認為：“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於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15]他關於“史學史的做法”，就是依照這四個方麵展開討論的。可以認為，這是梁啟超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內容或研究對象的主要論點。他的這些認識，對三四十年代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
三四十年代，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草創時期。其主要標誌是：在一些高等學校史學係開設了中國史學史課程；同時，有許多關於中國史學史的專題研究論文發表出來，有的研究者寫出了綜論性質的論文，有的研究者寫出了比較係統的中國史學史講義，還有一些研究者出版了中國史學史專書。這種發展形勢表明：研究和撰寫中國史學史的問題一旦被明確地提了出來，就受到了史學界的關注；中國史學源遠流長，史籍繁富，確有吸引學人進行研究的魅力。通觀這個時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論著，在學理上和撰述上的主要成就，突出地反映在如下三個方麵：第一，“中國史學史”研究什麽，撰寫什麽？第二，“中國史學史”是怎樣發展的，應當怎樣表述出來？第三，怎樣看待清末民初以來史學的變革，即怎樣看待“新史學”的產生和發展？概而言之，一是寫什麽，二是怎麽寫，三是闡說“新史學”。
1.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象和撰寫內容。如前所述，梁啟超對此已提出其明確的見解。這一時期人們發表的總論性文章或出版的專著，多關注於此。
這時期所發表的概括性或通論性文章較有代表性的是：朱謙之《中國史學之階段的發展》[16]，何炳鬆《中國史學之發展》[17]，周穀城《中國史學之進化》[18]，羅香林《中國史學的過去與將來》[19]，朱子方《中國史學史之起源及演變》[20]等。這些文章，或概說中國史學之一般印象，或從不同的角度試圖揭示中國史學發展的總相。其中，論述比較簡略的是何炳鬆文，它把中國史學發展劃分為三個時期：自孔子至荀悅，荀悅以下至北宋末年，南宋至現代。[21]此文行文過於簡略，其論點未能充分展開，而其著重點又放在論述浙東史學及其影響方麵。論述比較詳盡的是周穀城文，它分別討論了六個問題：曆史與史學之別，起於實用的記錄，道德文學與史書，由史書進到史學，史學的獨立發展，創造中的新史學。此文的目的是試圖揭示史學進化的曆史過程。它最後落腳到“創造中的新史學”，認為要真正建立起科學的“新史學”，應在“確認史學的對象”、“穩定史學的地位”、“改進史學的方法”等幾方麵著力。[22]這是一篇有特色的、現實感很強的論文。
其一，作者開宗明義，闡述“曆史與史學之別”，他寫道：
曆史為人類過去的活動，屬於生活的範圍；史學為研究這種活動的結果，屬於知識的範圍。……我們今日治史，對於曆史與史學所涉兩個不同的範圍，務必分劃清楚，否則治史的目標最易流於歧誤或曖昧不明。[23]
作者如此重視“曆史”和“史學”的區別，極有道理，不弄清客觀的曆史同撰寫的曆史的區別和聯係，便無從討論史學、史學史、史學理論。梁啟超的《新史學》是裏程碑式的大文章，但文中並沒有把客觀的曆史和撰述的曆史加以區別，可謂一大缺憾。1924年，李守常（大釗）出版《史學要論》一書，起首兩章，就論述“什麽是曆史”、“什麽是曆史學”。他認為：“曆史就是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曆史學就是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即是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24]按照李、周二人的說法，則中國史學史當是關於中國史學這一知識或學問的發展史。應當指出，李、周二人所作的論述，直到今天，都還是需要人們予以關注的。
其二，作者強調指出，“通史”應有明確的、獨立自存的研究對象，認為：
曆史為人類過去的活動，包括人與自然的鬥爭，種族與種族的鬥爭；有階級時，包括階級與階級鬥爭。梁任公先生於專史的對象，能明言之，而於通史的對象，則未能以一語道出。因此之故，乃不能拋棄習俗之見，仍不能不以通史為等於專史之和。……積專史之和以為通史，無異於認通史的對象為不能獨立自存。實則通史並非專史之和，其對象乃有客觀獨立的存在者。[25]
這一認識，堪稱宏論，對於全麵把握客觀曆史及其發展十分重要。
其三，作者對於史學的求真與致用，提出了精辟的、辯證的認識，認為：“史學成立的經過，當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則為致用。求真以致用可，若欲致用而首先毀滅其真則大不可。”[26]這一論點的提出，已有半個多世紀了。時至今日，有些論者還在史學的“求真”與“致用”之間徘徊、蹣跚，以致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文章。看來，今日重溫前賢之論，大有必要。
以上這幾點，不僅對於認識中國史學史究竟寫什麽多有啟迪，而且對於認識中國史學史應當怎樣寫也大有幫助。
2.怎樣撰寫中國史學史？這不僅涉及內容，還涉及對內容的處置和表述。這時期的研究者寫出的中國史學史講義主要有：衛聚賢《中國史學史》（1933年）[27]、蒙文通《中國史學史》（1938年）[28]、陸懋德《中國史學史》（北平師範大學印行）[29]等。蒙著認為：“中國史學之盛，有三時焉：曰晚周，曰六朝，曰兩宋，皆思想廓落之會也。”此書“愛依此旨，謹述三時.漢、唐、元、明，備之而已。清世以師資既昵，亦舉大要，俾明流變。”[30]注重思想與史學的關係及史學流派的區分，是蒙著的特點。此書的一些內容，先後在三四十年代的刊物上發表。[31]作者在“緒言”中寫道：“故哲學發達之際，則史著日精，哲學亡而史亦廢。”[32]哲學思想的發展對於推動史學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此固無疑。這從古代優秀史家之論天人、古今、時勢、理道、史識、史意等，可以看得清晰、了然。然蒙著所論，不免過分誇大了這層關係。一是哲學思想的發展不能等同或替代史學的發展，傑出的史學家可能是思想家，而傑出的思想家未必是史學家。即以諸子而論，他們的立論多以運用曆史知識為一大特點，其思想對後世史家發展或者多有啟迪，但對當時的“國史”、“家史”撰述是否有直接的推動作用，除孔子修《春秋》外，其他則少有直接聯係。二是史學發展，從時代、思想（曆史觀、史學觀、社會觀等）、內容、形式、方法諸多方麵考察，自有其客觀存在的軌跡和規律，良史和名著的出現，本有多種因素促成，並不僅僅限於哲學思想的影響。這時期還有一些公開出版的中國史學史專書，如魏應麒《中國史學史》（1941年）、王玉璋《中國史學概論》（1942年）、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1943年）、金毓黻《中國史學史》（1944年）、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947年）等。這些著作，除金著內容豐贍、敘致嚴謹和顧著著眼於當代史學的考察而頗具特色，一般都還帶著明顯的史部目錄學和曆史要籍介紹的痕跡，並於史官、史家論述較多，從中不難看到梁啟超有關論點的影響。未出版的講義，亦大致如此。如衛聚賢的《中國史學史》（1933年）是其中比較典型的，它的幾個部分是：曆史的起源及演進（按：實際是討論史書的起源及演進）、史學的分類及目錄、正史及史目、曆代的史官、曆代的史學家。陸懋德的《中國史學史》共九章：曆史的起源（按：實際是討論曆史記載的起源）、夏商及周初的史學、春秋戰國的史學、兩漢的史學、魏晉的史學、南北朝的史學、隋唐的史學、宋元明的史學、清代的史學。其二、三兩章，論先秦史書；第四章以下，大致是依次列舉各個時期的史家與史書。[33]其他公開出版之著作，亦多與此相近。需要指出的是，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有關史學概論、史學通論的著作，有的亦涉及史學史。如周容的《史學通論》（開明書店，1933年），有“史學史”的中國之部的專章；李則綱的《史學通論》（商務印書館，1935年）有“中國史學史的鳥瞰”；胡哲敷的《史學概論》（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有“中國的舊史學”專章；蔣祖怡的《史學纂要》（正中書局，1944年）有“史學略史”上中下三章，等等，都很簡略，姑錄此備查。
金著與顧著，可以看作是中國史學史研究草創時期的代表性著作。金著略按史官與史家、官修史書與私人著史為主要脈絡，論述了先秦至於明清的史學，而重點論述了司馬遷、班固、劉知幾、章學誠的成就。全書材料翔實，展現了中國史學之豐贍的麵貌。金毓黻的《靜晤室日記》，記載了作者撰寫《中國史學史》的全過程[34]，它生動地反映出作者在撰寫過程中的心境和思想的軌跡，反映出作者在撰述上曾經碰到的問題，而有些問題對今天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仍有學術上的啟發。
金毓黻撰寫《中國史學史》時，可資參考者甚少。其1938年2月23日日記說是“無可依傍，以意為之”的話，確乎事實。金毓黻撰寫《中國史學史》，主要是受到了梁啟超的啟發。他在1944年版的“導言”中說：“本編內容略如梁氏所示四目。”他在1957年修訂版“導言”中也說：“謹依劉、章之義例，緯以梁氏之條目，粗加詮次，以為誦說之資。”誠如白壽彝所指出的那樣：“金毓黻的書，是在梁啟超設計的藍圖上寫出來的。……這部書帶有濃厚的史部目錄學的氣味。我說這話並無意貶低金毓黻所做的工作，他所選的書目和解說，是經過認真考慮的。他把書目寫得那麽詳細，解說得那麽有根據，體現了他治學的功力。我們如果對於他的書能夠善於利用，對於研究史學史還是有些幫助的。”[35]作為中國史學史這一專史的創始之作，必有一個由晦而顯、由略而詳、由簡而繁、由淺而深的發展過程，這是不難理解的。
此書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據之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排比材料為主。關於這一點，金毓黻在1957年為《中國史學史》所寫的“重版說明”做了這樣的闡述：“本書創稿於1938年，係大學授課講義，1944.年始在重慶出版。當時著者並未建立辯證唯物主義之曆史觀點，因而缺點甚多。而尤要者，則在隻就過去三千年間之若幹史家、史籍加以編排敘述，殊不足以說明祖國史學產生發展演變之主流所在。茲以編著新型的中國史學史尚需時日，而本書征引資料較富，可供教學研究參考之用，愛由作者略事修訂、刪削，權作參考資料而重版，當為讀者所諒許。”作者在撰寫此書後的20年，回過頭來審視自己的著作，其所感受，自是出於真誠。然而，自本書修訂版麵世（195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修訂本，1962年中華書局重印）至今，我們來看待金著《中國史學史》，還是應當肯定它在20世紀40—60年代產生的學術影響，肯定它在推動學科創建中的積極作用。
此書在修訂版的“導言”中，作者就中國史學史的分期做了進一步說明：“全書結構，括以九章，並為便於敘述，略分古代、漢魏南北朝及唐初及唐宋迄清為三期，權作商榷之資，藉為就正之地。”這是修訂版“導言”中增加的幾句很重要的話。結合本書各章內容來看，第一、二章，分別講古代史官、史家與史籍，是第一個時期；第三章至第五章講馬、班史學，魏晉南北朝至唐初私家修史及漢魏以後史官製度，是第二個時期；第六章至第九章，是分別講唐宋以後官史、私史、劉知幾與章學誠之史學，以及清代史家成就，是第三個時期（按：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初版時的第十章“最近史學之趨勢”，作者在出版修訂版時刪去。其實這一章對於了解作者當時對史學發展趨勢的認識，是很重要的）。當然，這個分期還比較籠統，而尤其對於分期的依據少有論述；但對於清代以前之史學“由簡趨繁”的大勢，朦朧分為三期，已見端倪。這也是作者在撰寫本書後20年所提出的新認識。[36]
此外，在不少問題上，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獨立見解。如第五章論劉知幾與章學誠的史學，是近代以來的較早的係統論述，而所論“《史通》以揚榷利病為主亦兼闡明義例”，對章學誠“論記注與撰述之分”、“論通史”、“史學之闡明”、“因事命篇為作史之極則”以及關於“劉章二氏之比較”等，都提出了有參考價值的認識。對某些問題，作者也不苟同舊說，而提出新見，如對元修宋、遼、金三史，就後人“以三史成書太速為病”、“後賢又病《宋史》冗雜、《遼史》簡略”等問題，一一予以辨析，讀來都能使人有所啟發。當然，本書在有些評論上存在的偏頗是很明顯的，如評價《文獻通考》高於評價《通典》，認為《宋元學案》優於《明儒學案》等，早在40年代已有論者指出所論不妥。又本書在體例上因貫徹作者關於官修之史與私人撰史之不同這一主線，故於內容處置多遷就依傍於此而呈現出首尾零亂、時間重複，“史”的特色未能鮮明地反映出來。凡此，讀者均可有自己的認識，唯不必苛求於作者就是了。
總的來說，金毓黻所著《中國史學史》，在關於“怎樣寫”的問題上，顯示出深厚的功力，無愧為中國史學史這門學科或這門專史草創時期的代表性著作。
顧著以近百年（即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史學為敘述的對象，上編講前期史學成就，中編講新史料的發現與研究，下編講後期史學成就。如果說金著評論了中國古代史學的話，那麽顧著則是以論中國近現代史學為其特點。顧著的可貴之處，是對民國前後的史學做了對比的分析，以當時史家的親曆和感受，其所論頗多中肯之處。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引論中概括1845—1945年的百年史學時，寫道：
這百年來的史學，可以分作前後兩期，大致民國成立以前為前期，民國成立以後為後期。……
後期史學的麵目，是頗為新穎的。它所以比前期進步，是由於好幾個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過去的乾嘉漢學，誠然已具有科學精神，但是終不免為經學觀念所範圍，同時其方法還嫌傳統，不能算是嚴格的科學方法。要到“五四”運動以後，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輸入，於是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可言。在這方麵，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考古學上的貢獻；甲骨文和金文經過科學的洗禮，再加上考古學上的其他發現，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來。此外如新的考據論文，多能揭發各時代曆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從前要有係統得多。這都是科學方法之賜。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詳前引，此從略——引者。）第三是新史料的發現。在近百年中，新史料發現很多，一方麵可以補充過去史籍的不備，一方麵卻又決定了後期史學的途徑。這批史料，主要的是：各地發現的史前遺物，安陽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銅器，西北發現的古代文物，內閣大庫與軍機處保藏的檔案，與新出現的太平天國史料。這許多新史料，給予後期史學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第四是歐美日本漢學研究的進步。近來歐美日本學者對於漢學的研究，極有貢獻，他們的成績傳入中國，很與國內學者以刺激，使中國的史學也隨之而進步。這在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上，最有幫助。第五是新文學運動的興起。這是使小說、戲曲、俗文學研究興起的主要原因。[37]
顧頡剛所論後期史學之所以不同於前期史學，之所以獲得明顯進步，是由於五個“助力”所致，是很重要的見解，其中關於新方法、新史觀、新材料的論斷，尤為深刻。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新史學》，呼喚“新史學”的出現；40多年後，顧頡剛已做出這樣的概括，中國史學確有了巨大的變化了。《當代中國史學》作為第一部對新舊史學做出總結的史學史著作，應有不可忽略的曆史地位：一是近代意識突出，二是關注新史料的價值，三是重視文、史關係。
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和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這兩本著作，今天仍有許多可以參考的價值。
3.關於“新史學”的闡述與評價。這個時期人們發表的一些專題論文，除一般性地討論中國史學史的發展問題，如寫什麽、怎麽寫而外，較有特色和分量的，是周予同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1941年）和齊思和的《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1949年）。這兩篇論文都是數萬字的力作，而重點又都是討論中國近現代史學，它們同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相得益彰。
周文開篇，首先表明作者對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總體上的認識，繼而著重對“新史學”加以評論。作者是這樣說的：
中國史學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光榮的地位與悠久的曆史。
中國史學的演變，從殷商以來，依個人的私見，可分為四期：第一期稱為“萌芽期”，從殷商直至春秋以前，甲骨上的刻辭、《易》的一部分的《卦辭》、《爻辭》、《今文尚書》中的一小部分，可認為代表的材料。第二期稱為“產生期”，從春秋經戰國而至漢初，相傳為孔子著修的《春秋》，以及《竹書紀年》、《國語》、《世本》等書，可認為偉大的代表的作品。第三期稱為“發展期”，從漢初直至清末民初。這是中國史學史上最重要的定型的時期，紀傳體的《二十五史》，編年體的正續《資治通鑒》，紀事本末體的《九種紀事本末》，以及偏重政製的《十通》，專記學術的《四朝學案》，都可認為豐饒的代表的作品。第四期稱為“轉變期”，從清末民初以至現在。在這一時期內，史學的著作雖還沒有形成另一種定型，但與第三期的史學著作，無論就曆史哲學或曆史方法論方麵，也就是章學誠所謂“史意”、“史識”、“史學”、“史法”各方麵，已逐漸不同，實無容否認或諱言的事。為行文簡便起見，萌芽、產生、發展三期的中國史學，可稱為“舊史學”；而第四期，轉變期的史學，可稱為“新史學”。[38]
作者把轉變期的史學稱為“新史學”，此前的史學稱為“舊史學”，從中國史學發展的總相來看，是可以成立的。同時，作者又把“新史學”的產生和發展，劃分為“史觀派”與“史料派”，而全文則從政治、文化、學術去闡述這兩派的來龍去脈及其代表人物。概括說來，作者從明、清更迭和康、雍、乾政治分析了政治形勢變化對士人的影響，從清末經今文學的崛起說到梁啟超、夏曾佑、崔適同“新史派”的發端，從“使中國史學完全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的胡適說到“使釋古派發展而與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為中國轉變期的新史學”的郭沫若，同時兼及郭沫若與陶希聖的異同等。周文高屋建瓴，寫得浩**暢達，勾勒出“新史學”的麵貌及發展態勢，顯示出這一時期中國史學的活力。他在引用章炳麟所說“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等語後寫道：“這位民族主義的史學家的話是會萬古流傳的。中國史學有其悠久的曆史與光榮的地位，因之，我們可以相信中國也必然的會保持他的悠久的曆史與光榮的地位！”[39]
曆史已經證明，史學家的這種憂患意識是深沉的，史學家的這種信心也是有根據的。
齊文從近百年中西史學發展狀況著眼，從“中國史學何以落了伍？”這個問題落筆，認為西方在政治、經濟、學術思想方麵都已走在中國前麵，這是西方史學近百年來走在中國史學前麵的根本原因。作者有感於此而撰成此文，而意在“從近百年來中西史學發展上來作對比”的論述，以勾勒出一些“大的趨勢”。細讀齊文，它是一篇近百年中國史學發展史的論綱，與此文論題相吻合。至於中西比較，則所論不多。
齊文總共講了十個問題：（1）中國史學何以落了伍？（2）清代學者的治史精神；（3）道光時期史學界的轉變；（4）晚清今文學與史學；（5）晚清的邊疆史地學和域外史地學；（6）晚清時期關於當代史的纂修；（7）新史學的輸入和通史教本的纂修；（8）從古史辨運動到社會史運動；（9）新史料的發現和專題研究的進展；（10）結論。從這些標目可以看出，本文對百年來不同時期的史學的特色把握得很恰當，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反映了作者要闡明“大的趨勢”這一撰述旨趣。
齊文對晚清史學的梳理和概括，頗有特色，多有啟迪。作者在論新史學時，把它同“通史教本的纂修”結合起來，亦多新意：於“新史學”，作者評論梁啟超、胡適、何炳鬆三人；於“通史教本”，則評論夏曾佑、劉師培、鄧之誠、王桐齡四人。作者在論述“社會史運動”時，評論了幾位馬克思主義史家，對郭沫若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真正走上了學術的路上”。作者還這樣評論範文瀾及其《中國通史簡編》：
中國社會史之唯物辯證法的研究，到了範文瀾先生所著編的《中國通史簡編》才由初期的創造而開始走進了成熟時期。範先生對於中國舊學是一位博通的學者，而對於唯物辯證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來領導這個研究工作自然是最合適的了。這部書，對於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筆記，都嚐博觀約取；所用的文字，又是由淺入深，使讀者易於領悟。每章後，又附有提要，非常易於領悟，絕無公式化，使人如入五裏霧中的毛病。稱之曰“簡編”可謂名實相符。[40]
此外，作者還評論了呂振羽、翦伯讚的史學研究。這些評論，頗多中肯之言，顯示出作者不凡的史識。
綜觀這個時期的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與撰述，似可得到這樣幾點認識：
第一，梁啟超提出撰寫中國史學史的問題之後的20年左右，湧現出了一批專論、綜論、講義、專著，可見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已被史學界所認同。
第二，這時期出現的一些著作，大多帶有草創階段的特點，即開創性與幼稚性並存。就幼稚性而言，它們對於時代與史學的關係和某一時代之史學的特點以及史學的社會作用和史學發展的規律涉及甚少。
第三，這個時期的著作，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積極成果，如蒙文通之重視哲學與史學的關係、重視史學流派的考察；周穀城著意探索史學進化的曆程；金毓黻在吸收古今史家論述之成果的基礎上，力圖把史學的源流、義例、發展及趨勢撰為一書，並在書中提出什麽是史學、什麽是史學史，以及關於史官、史家、官史、私史、撰史、論史之區別的種種見解等，雖也有可以商榷之處，但對推進中國史學史研究是有參考價值的；顧頡剛關於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的“當代中國史學”的考察，以及周、齊二文所論，更加緊密地把史學史的研究同現實的社會與史學結合起來，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值得珍惜的。
三、活躍時期的突出進展
20世紀50年代，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沉寂時期。除了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修訂本（1957年）以外，幾乎沒有新的著作問世.一些個案研究成果的發表，終究未能引起人們較多的關注。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影響，也有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和對曆史與史學的重新解釋所麵臨的艱巨任務所致。關於這個時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本文就不多說了。
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國史學史研究進入了活躍時期；盡管這個時期很短暫，但所取得的成果和產生的影響，卻是十分突出的。
中國史學史研究進入活躍時期的主要標誌是：第一，史學界就史學史研究（主要是中國史學史研究）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第二，關於對史學史這門學科的認識，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問題；第三，在研究工作上初步形成分工合作的局麵。
1.關於史學史研究的廣泛討論。1961年，全國文科教材會議的召開，喚起了人們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記憶和熱情。60年代初，北京、上海、廣州、濟南、西安等地史學工作者先後召開座談會，就中國史學史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41]根據當時報道者的統計，僅196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主持）、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所長熊德基主持）和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期間（在武漢，由學術討論會秘書處主持），先後參與討論中國古代史學史有關問題的學者有：方壯猷、王毓銓、尹達、白壽彝、劉盼遂、劉節、張德鈞、張鴻翔、孫書城、孫毓棠、何茲全、周春元、鄭天挺、鄭鶴聲、胡厚宣、侯外廬、柴德賡、賀昌群、姚薇元、韓儒林等。[42]而上海參加討論的學者有：周穀城、耿淡如、周予同、吳澤、金兆梓、李平心、林舉岱、王國秀、田汝康、郭聖銘等。[43]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參加這些討論會的曆史學者，可謂極一時之選。此種盛況，前所未有，確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討論的問題，大多集中在史學史研究的內容、對象、任務、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書的撰寫原則與方法等。這種活躍的局麵以及在許多問題的思考上，都超過了三四十年代。例如：
北京地區的討論，很重視關於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的探討。很多學者認為，這裏包含有三種規律：第一種是中國社會發展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的反映，以及史學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第二種規律是一定時期的史學跟當代學術文化的交互關係。多數同誌認為，史家下筆，必然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寫到史書裏去，也必然在寫書時表達出自己的才華。這就是說，史學跟哲學、政治思想、文學等有顯著的相互的關係。第三種規律是史學本身發展的規律。這也牽涉到中國史學的特點問題。多數同誌認為，一定時期的史學除跟當時社會、當時學術思想的關係外，還有本身的承前啟後，就是對前人的史學有所繼承，並且也使後人有所繼承。這種長期繼承性的發展，使中國史學形成自己的麵貌、自己的路數。還有人認為，中國銜接不絕的“正史”，包括政治、經濟、思想、科學多方麵，應該說是中國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還有人認為，從很久以前，一直注意少數民族的曆史，注意外國的曆史，這也是我國史學的特點。[44]
上海地區的討論，在史學史研究的對象和任務問題上，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史學史是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一門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史學，是研究史學發展、變遷、遞嬗的曆史，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史學產生的曆史，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史學與非馬克思列寧主義史學鬥爭的曆史。因此，史學史要對各家曆史學說做出科學的評價，給予應有的曆史地位；對史學遺產做清理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史學史不僅僅是曆史編纂與史料考訂，應重視思想領域中的問題。有人認為，史學史首要的任務在於闡明史學及史著本身發展的規律。例如，在中國史學史裏，就應當說明諸如為什麽魏晉南北朝的史著特別多，為何清朝的史料學特別興盛等問題；其次在於總結過去的史學成就，中國史學家一向重視史料的收集和保存，中國傳統的史學一向重視曆史與政治的關係，強調曆史的教育作用，這些過去史學上的優良傳統都有待於總結。[45]這些意見，或多或少反映出一些的時代特征，但今天看來，其中仍有許多真知灼見。
關於中國史學史的範圍和內容問題，廣東省史學會1962年年會期間，中國古代史組展開了討論，劉節和陳千鈞等各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劉節認為，史學史應以曆史編纂學為主，曆史哲學為輔。史學史的任務在於把曆史編纂學的發展史寫出來，把曆史學家的曆史哲學介紹出來，把曆史學在發展途中和其他科學的關係寫出來。但是，史學史主要是闡述曆史學的發展過程，如果以曆史哲學為主，必然會拋棄很多應該講的東西，並且容易與哲學史混淆不清。它們的關係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話，那隻能是就史觀與史料學、目錄學、考據學而言。陳千鈞認為，史學史的內容和研究對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史學部分，從紛繁複雜的現象中，找出一條史學發展的係統的線索——規律來。史學史必須闡明一定的社會曆史條件為什麽必然產生某一類型的史學著作和史學家；史學家所寫出的史學著作必然脫離不開當時的政治以及史學本身發展的特點。史學史既與哲學史、思想史、考證學、史料學、目錄學有關，但又不能與之等同，而是史學發展的曆史。[46]他們所強調的問題，都是值得注意的。他們的共同認識是，史學史應當寫出史學發展的過程。
在60年代初的這次關於史學史的討論中，有些研究者還撰文就有關專題做深入的探討。譬如耿淡如的《什麽是史學史》一文，就史學史的定義、對象和任務做了比較全麵的闡述，在具體問題上涉及史學史應闡明自身發展規律；史學史應是曆史科學的曆史，而不是曆史家的傳記集和目錄學；史學史應和曆史哲學史或社會思想史有區別；史學史應包括曆史編纂與曆史研究兩者在內；史學史應結合其他有聯係的科學來研究；史學史應總結過去史學的成績；史學史應以研究曆史的同一方法來研究等。[47]當然，作者所說的這些問題之間，或許並不存在十分緊密的聯係，但每個問題都是研究史學史所不能回避的。例如，他在講到“史學史應總結過去史學的成績”時指出：
史學史應總結出過去曆史家的遺產。當然要用批判與繼承的方法，汲取其精華，揚棄其糟粕。這裏也應指出：史學史也和曆史一樣可分為國別史學史或斷代史學史，也可綜合地去研究，作為世界史學通史。由於各國史學的發展很不平衡，它可采用比較方法，在和社會發展狀態聯係下，來闡明各國或各時代史學發展的異同點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例如在中古時期，阿拉伯的史學對歐洲史學的影響。
其中，關於史學史研究可以包含不同的空間、時間範圍，以及做比較研究的設想，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總的來說，20世紀60年代初關於史學史的廣泛而熱烈的討論，提出了許多問題，有些問題（如關於中國史學史分期的問題）是三四十年代就有一些人提出來了，有些問題（如中國史學史發展規律問題）則是過去沒有涉及或涉及很少的，有些問題（如史學史研究的對象、範圍等）是三四十年代人們很關注的，但此時的討論更全麵、更深刻了，顯示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明顯的進步。
2.對研究中國史學史有關理論問題認識的深入。關於史學史的大討論，促進了人們的思考，激發了人們的研究熱情，產生了不少高水平的專題研究論文。[48]有些論文所論的問題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反映了在有關理論認識上的深入。如為什麽要研究中國史學史？如何把握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怎樣總結史學遺產？等等。隻有把這些問題回答清楚了，中國史學史研究才可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為什麽要研究中國史學史？按照梁啟超的說法，中國史學素來發達，史學可以獨立作史。這當然不錯。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從理論和學術實踐上來說明這個問題，是很必要的。1964年，師寧發表《簡論為什麽要研究中國史學史》一文[49]，比較全麵地闡述了這個問題。作者認為：
——曆史科學和其他科學一樣，具有繼承性的特點。我國曆史悠久，史學也特別發達，向來具有優良的傳統。2000多年來長期積累下來的史學遺產，是整個民族文化遺產寶庫中最為豐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我們今天發展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的一個重要條件。……研究中國史學史，也就是清理中國史學發展過程的一種不可缺少的工作，對於今後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的發展並不是可有可無的。
——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不但有助於我們批判地繼承中國過去的史學遺產，更好地發展今天的曆史科學，而且還可以進一步充實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2000多年來，中國無論在史學理論方麵，還是在曆史編纂學方麵，都有自己燦爛的成績和創造性的發展；其中很多東西，對我們今天的曆史研究工作，仍然有它們有用的科學價值。
——通曉中國史學本身的發展的曆史，對於每一個曆史科學工作者來說，應是一種必要的理論素養。而對於高等學校曆史專業的學生以及剛開始從事曆史科學工作的青年幹部來說，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的學習外，中國史學史的學習，應該作為他們基礎理論訓練的重要內容之一。
——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於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以至中國通史的研究和編寫，也有著重要的迫切的意義。
這些看法，深化了對於中國史學史研究之重要性的認識，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中國史學史在曆史學科中的地位。誠然，當一個學科能夠有力地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時，說明這個學科開始走向成長的階段了。
如何把握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這是人們最為關注、討論得最多的問題之一。在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的情況下，如何高屋建瓴地來把握這個問題、闡述這個問題，實為60年代初關於史學史大討論的發展趨勢所要求做出回答的。白壽彝在1964年發表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一文[50]，就是在這種趨勢中產生的。作者指出：“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是我國史學史研究的兩大經常任務。”為了很好地進行這兩個方麵的工作，史學史研究者必須善於對成果作科學的分析，辨別其精華何在，糟粕何在，二者又有何聯係。真正做好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的工作，史學史研究者又必須詳細占有資料和不斷提高理論水平。作者把全文概括為15個字：規律和成果，精華和糟粕，理論和資料。這15個字，把中國史學史的主體、客體及主客體的關係都說明了。這是一篇理論性強、有指導意義的文章。這是因為，作為一篇理論文章，首先，它能注意到把理論分析同具體事物結合起來，如作者論述“規律”問題時寫道：
在五四以前，我們沒有曆史唯物主義理論體係，但並不是史學領域內根本沒有唯物主義觀點。……發掘中國史學史上唯物主義觀點對唯心主義的鬥爭，並把它跟五四以後曆史唯物主義對曆史唯心主義的鬥爭既區別開來而又聯係起來，進行全部曆史的考察，闡明唯物主義觀點和曆史唯物主義如何在鬥爭中壯大了自己並從而壯大了我國史學這一基本規律，這是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務。
五四以前，我們也沒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但史學史上有按照一定曆史條件考察問題的，具有樸素辯證法觀點的曆史觀點，以與武斷的非曆史觀點相對立。在史學史上，當在社會曆史大變動時期有反映新興階級政治要求的政治觀點，當同一性質社會內部出現階段性變化時期也有反映統治階級內部進步力量政治要求的政治觀點，這在當時都是跟反動的、落後的觀點相對立的、革命的、進步的觀點。……把這兩種觀點跟五四以後的辯證法和政治思想，也是既區別開來而又聯係起來，進行全部曆史的考察，闡明它們如何在鬥爭中壯大了自己並從而壯大了史學的這兩個基本規律，這同樣是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務。[51]
這樣來講規律，一方麵便於讀者理解，另一方麵也是明確地肯定了中國史學史領域中的優秀的思想遺產，從而明確了研究的途徑。
其次，作者在講到資料工作的時候，不獨強調了資料積累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如何去做這種資料積累和資料占有工作，他寫道：
中國史學史工作中的占有資料，特別重要的是要集中精力，占領堡壘。第一，所謂堡壘就是各時期的代表作。……第二，所謂集中精力是要真正地坐下去，一部一部地研究這些代表作。……這樣的作法好象是很笨很慢，但這正是一步一個腳印的作法，是保證有成效的辦法，是必須堅持的。[52]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的艱難，以至於作者使用了“下硬功夫”和“一步一個腳印”這樣的口氣。
由於此文有上述兩方麵的特點，故在發表之後，產生了較大的反響，發揮了一定的引導作用。
怎樣總結史學遺產？在關於史學史的大討論中，不少人都提到總結和繼承優秀史學遺產的問題。顯然，這不僅是個理論問題，不僅是如“批判繼承”、“區分精華和糟粕”等一般性的理論論述；它還是一個學術實踐問題，即必須明確總結什麽，如何去總結。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得到明確的認識，那麽中國史學史研究是無法繼續深入和發展的。白壽彝的《談史學遺產》一文[53]，全麵深入地闡明了有關問題，既有理論上的概括，又有具體分析，顯示出作者對史學遺產的深刻認識和在運用上的自如。此文開篇提出關注史學遺產“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指出：“我們史學工作者注意一般的曆史遺產比較多，注意史學遺產還很不夠。這篇小文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促請同誌們多注意一下。”繼而文章談到“精華和糟粕”、“要百花齊放”、“要百家爭鳴”等問題。其核心，是闡明了三條意義，分析了六個“花圃”。作者說的三條意義是：“第一，研究史學遺產可以更具體更深刻地理解史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在現實鬥爭中的戰鬥作用。”“第二，研究史學遺產可以逐步摸索出來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從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不同時期的曆史著作總有它的不同的特點。”“中國史學的發展也是從低級形態到高級形態，從最簡單的關係到比較複雜的關係。不同時期的史學一方麵受所處時期曆史條件的製約，另一方麵也有接受前代傳統的相對獨立性。同時，中國史學在悠久時期裏又是獨立狀態中發展起來的，它的發展規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點。研究史學遺產，摸索出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這是具有創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論意義。”“第三，研究史學遺產，可以把曆史上提出來的一些史學問題作為當前曆史研究的資料，豐富我們研究的內容，我們可以專門研究一個史學家或一部史學著作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學家、不同的史學著作所提出來的同一問題和相關問題進行綜合的研究。如果在比較廣泛的範圍內，把已經提出的問題和有關的不同論點集中起來，排排隊，可能對於我們有不少的啟發。”
作者所謂六個“花圃”，是史學遺產中六個重要的方麵。作者認為：
——對史學基本觀點的研究應該是第一個花圃，這裏可以有三種花。第一種花是對曆史觀的研究，第二種花是對於曆史觀點在史學中的地位的研究，第三種花是對史學工作的作用的研究。
——史料學遺產的研究和曆史編纂學遺產的研究，是緊緊靠近第一個花圃的兩個鄰近花圃。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講究曆史編纂學，就不能不講究曆史文學。但曆史文學不是曆史編纂學所能包括得了的。曆史文學遺產的研究，可以另辟一個花圃了。
——史學遺產的研究還可以開辟第五和第六個花圃。第五個花圃是關於各個曆史問題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第六個花圃是對於史學家和史學著作的研究，這個花圃裏的花，在品種方麵基本上是由上列幾個花圃中的品種選擇集合而成的，隻是在經營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
實際上作者還提出了另一個“花圃”，他說：“這裏，我還想提一提曆史啟蒙書的遺產。章學誠的《史籍考總目》裏列有史學部，其中分為考訂、義例、評論、蒙求四類，而蒙求也跟以上三類一樣，占有一卷之多。究竟有多少啟蒙書的遺產，我們知道的還不多。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童年讀《三字經》，其中對於曆史的簡單口訣，迄今記憶猶新。如何對幼年一代進行曆史知識的教育，有什麽用之有效的方式，還是不妨在遺產中看看有無可借鑒之處的。”[54]
通觀20世紀中國曆史學界關於討論史學遺產的論著，我們可以認為，正是因為有了此文的精辟論述，才勾勒出中國史學遺產的風貌，才使中國史學史研究有可能開辟出新的境界。這個時期，還有一些洋洋灑灑的專論發表出來，如侯外廬、翦伯讚、白壽彝、任繼愈、楊翼驤論劉知幾史學的文章[55]，都堪稱傑作。
這個時期，沒有新撰寫的中國史學史專著出版。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由中華書局再版（1962年）。白壽彝在這個時期寫出了《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冊，此書稿曾以鉛印本作為教材（北京師範大學，1964年），並在較大的範圍內進行交流。20世紀60年代前期，在一些高校曆史係重新開設了中國史學史課程，而研究論文的發表，從年平均數來看，已超過了三四十年代。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還創辦了供交流使用的、不定期的專業刊物《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陳垣題寫刊名，白壽彝主編）。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分工合作局麵：白壽彝所在的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的有關人員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史；吳澤所在的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的有關研究人員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學史；耿淡如所在的複旦大學曆史係的有關研究人員主要研究西方史學史；劉節所在的中山大學曆史係、楊翼驤所在的南開大學曆史係等，也都有很好的發展勢頭。此種局麵，也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氣象。
總的來看，這個時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特點是：第一，在討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都超過了三四十年代。第二，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對象和任務等重要理論問題是研究者普遍關注的問題，這是研究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入的標誌。第三，教材建設的需要促進了研究工作的發展，中國史學史受到更多人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