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唐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期

唐朝作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王朝之一，其陸上絲綢之路達到最鼎盛時期，但是海上絲綢之路在此時也有所發展。隋唐時期，隨著國家的統一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海外貿易更加活躍。尤其是大唐，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規模、地域、商品種類均超前代。

唐一五代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隋唐時期，廣州港成為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被稱為中國第一大港。當時的海上絲綢之路，沿襲了魏晉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從廣州出發，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沿岸各國，這條航線被稱為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新唐書·地理誌》記載，唐朝中國東南沿海有一條通往東南亞、印度洋北部諸國、紅海沿岸、東北非和波斯灣諸國的海上航路，叫做“廣州通海夷道”，這便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叫法。南線航路上這條“廣州通海夷道”是大唐通往周邊民族地區和域外的七條交通要道之一。

在唐朝的時候，海上絲路已有很大發展，但與陸上絲路相比，仍在東西交往中不占主要地位。這時候的海上絲綢之路，隻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一直到了唐朝中期安史之亂後，吐蕃、契丹、女真等民族相繼崛起，中國西部逐漸分裂成若幹勢力範圍，西域戰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爭所阻斷，逐漸衰落。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沿海港口的成熟，東南地區的出海貿易變得十分活躍，海上絲路也隨之空前發展起來。

這一時期，隨著造船業、航海技術的發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及至非洲大陸的航路紛紛開通，並得以延伸，海上絲綢之路終於替代了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唐代中央政府在廣州設置蕃坊供外商居住，並設蕃長進行管理。公元661年，又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海上邦交與貿易，中國古代海上外貿管理製度開始正式建立。根據史料記載，當時通過這條通道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回輸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宋元時期。

唐亡後，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繼續發展。吳越都城杭州已發展成為繁榮的都市，錢塘江、杭州灣舟船緊湊相連，從頭看不到尾。據史料記載，吳越、南唐等國還從大食、占城進口石油，再由海路運往中國北方。閩國在福州新建有甘棠港、泉州港，南漢都城廣州，均為重要港口。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繁榮期

北宋建立後，北方的陸上絲綢之路依然受阻，歐洲十字軍東征以後，迫使阿拉伯商人把視線轉向東方，加之此時南方政治基礎穩定，江南經濟得到巨大發展，使得宋朝成為世界超一流的經濟大國。因此北宋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更加興盛，南宋更是空前繁榮，經濟貿易往來的發展，加上造船技術的成

熟以及指南針的使用，一個泱泱大國的大航海時代終於來臨。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如果說在唐代，海上絲綢之路還是對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的補充，那麽到了宋代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宋代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從廣州、泉州、寧波等港口出發，通往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東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線；從明州、杭州、登州等港口出發，通往日本、朝鮮和琉球等地的東海航線。在這些線路上總共有58個國家與中國進行通商貿易往來。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進一步影響了整個世界。

宋代進行海上貿易有高超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加上指南針的廣泛應用，使得宋代商船遠航能力得到加強。宋代造船業主要分為官營和私營兩種。其中，北宋官營船廠發達，主要生產漕運船、官員客船、戰船、運兵船等。早在北宋立國之初，為平定南方割據政權，都城東京設有造船務，負責船隻建造和維修，江淮各路、軍中多有船務、船坊。官營造船以綱漕運船為主，真宗時期，漕運船年產量達2900多艘。宋代民營作坊則多造商船，商船規模龐大，堅固穩定，做工精良，重要的是載重量大。神宗時，荊湖地區出現的“萬石船”，載錢20萬貫、米1.2萬石。徽宗年間出使高麗的客舟和神舟，高大威風，震懾夷狄，冠蓋今古。

宋代不僅有高超的造船技術，海員還擁有完善的航海技術。他們熟練掌握指南針的使用，在茫茫的大海上他們觀星辨位，順利地到達指定位置。《萍州可談》裏記載了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針的記錄，其使用方法是：“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他們觀察洋流及季風的變化，什麽時候北風，什麽時候南風，船怎麽漂流，都早已爛熟於胸。憑借高大堅固的商船和熟練的航海技術，宋代的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了一個繁榮期，為中西方交流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宋代曆朝鼓勵海外貿易。公元971年，朝廷沿襲唐製首先在廣州設置市舶司，這是宋代開國以來設置的第一個市舶司，後來朝廷又陸續在杭州、寧波、泉州、膠州、嘉興、鬆江、鎮江、蘇州、溫州、江陰、上海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

公元1107年，朝廷將各處管理外貿的機構改稱“提舉市舶司”，而將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稱市舶務。南宋前期，兩浙、福建、廣南東路的市舶司通稱“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福建、廣南東路市舶司設在泉州、廣州，下設場務。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對貿易貨物實行“抽分”與“博買”。抽分即將貨物分成粗細兩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幹份，實際上是抽取一定實物的關稅。博買是按規定價格收買船舶運來的某些貨物，這實際是朝廷對貨物的低價采購與優先購買。這些規則做了明確詳細的製定，極大便利了商業活動，並增加了政府財稅收入。

市舶司的設置，標誌著中國古代外貿管

理製度又一個發展階段的開始。在這些市舶司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後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保持著友好的貿易往來，宋代的開放程度完全可以和唐朝相媲美，其海外貿易繁榮程度是當時任何國家都不能比擬的。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廣州城裏萬國衣冠，絡繹不絕。雖然後來到了南宋時期泉州完全超越了廣州，但是在這之前，廣州確實是貿易往來最為繁忙的港口城市。

宋代進出口貿易規模巨大、物品種類繁多，王公貴族與尋常百姓都是舶來品的消費者。《宋會要輯稿》記載了南宋初年通過海道進口的貨物有400餘種，它們大都來自日本、朝鮮、東南亞、阿拉伯等地區。其中印度的香料、象牙，馬來半島的珍珠、藥材等為主要的進口商品，而中國輸出的主要是紡織品、金屬及其製品、陶瓷品、茶葉等商品。其中尤其以紡織品、瓷器、茶葉等為大宗產品，所以宋代的海上商貿又被稱為“茶葉之路”“絲綢之路”和“陶瓷器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的商貿往來，為國家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朝廷開始頒布法律，保護和規範來往商貿等活動。國庫充裕，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也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在國家的鼓勵和保護之下，宋朝的海外貿易越來越興旺。公元1162年，僅廣州、泉州和兩浙三個市舶司的關稅收入就達到了200多萬貫，而國家僅僅對進口商品征收7 %至10 %的低關稅，這足可見當時國際貿易的興旺發達。海外貿易的巨額利潤，也吸引著資本雄厚的大商人，經常從宋朝文獻中見到富商巨賈的身影來往於海外貿易中，這也是宋代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

海上絲綢之路在宋朝對人類的貢獻遠不止於此。宋朝運用火藥，製造熱武器；運用活字印刷術，發明最早的報紙；熟練掌握指南針，開啟遠洋航行。這三項偉大的發明，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傳播，被帶到了歐洲，推動了歐洲社會的變革。歐洲快速進發的資本主義萌芽推動了後來的歐洲環球地理大發現，歐洲文明開始真正走出中世紀的沉鬱，走向現代歐洲的開端，為後來歐洲第一次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為歐洲帶去的文明開化之風，影響了世界的進程，這足以證明宋代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宋朝是世界上第一個流通紙幣（交子）的國家，比歐洲早七百多年。早在北宋時期，沈括就提出了貨幣流通理論，歐洲直到17世紀才由英國人洛克提出。宋朝的數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都發展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宋朝沈括寫的《夢溪筆談》記載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和科學發現，如地磁角的發現、摩擦生電現象等。這些都隨著宋代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由海上絲綢之路帶到了中亞、西亞及歐洲。大宋的船隊還遠航至東非、阿拉伯等地，這不能不說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