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國隊的偵察員李玉田走在一九四二年的四平街火車站廣場上，人力車、毛驢車、馬車特色了此地段。
“先生，用車嗎？”人力車夫主動上前攬活兒，“滿街跑，五角錢。”
“去交通中學。”李玉田說。
人力車夫愣眼望著乘客。
“怎麽，沒聽清，我去交通中學。”李玉田觀察車夫表情，在這座城市，對市麵熟悉莫過車夫，他們什麽人都拉，什麽地方都去過，聽到的消息跟理發匠一樣多。
“先生是外地人吧？”車夫問。
“鐵嶺，在交通中學讀過書。”李玉田編造與交通中學有關的謊言，目的接近交通中學，“畢業後再沒來過。”
“看也像，交通中學不能去啦。”車夫說。
“噢？為什麽呀？”
“學校已不是學校。”車夫說。
“我越聽越糊塗，學校已不是學校是什麽？”李玉田問，聽出來學校已改做他用。
“一句話包了，交通中學校日本人占用啦。”車夫接著說，“你要問做什麽用，我可不知道，憲兵日夜掐槍看著，誰也不準接近。嗯，先生你還去哪兒嗎？”
“還是去一趟，遠遠看一眼也好。”李玉田說的理由也合情合理，“交通中學是我的母校……”
“母校公校我不懂，你坐車給錢我願意拉，不過咱先說明白，我隻拉你到憲兵讓去的地方，到交通中學門前我去不了，憲兵的槍爹都不認。”車夫說。
李玉田當然不堅持闖什麽軍事禁區，隻要能接近交通中學，從外觀察一下，大體有個判斷就行。
熱辣辣的秋老虎天氣，陽光在車夫古銅色的脊背上閃光，他一邊蹬車一邊說話：
“你念書時交通中學是不是有日本人？”
“有，我們有日語課。”
“你會日本話，懂日文？”車夫問。
“是。”
“那就好啦，交通中學門前掛個牌子，上麵寫的日本字，你認上麵的字，就知道日本人在那兒幹什。”車夫往下不再說話，路向上有個坡，他蹬得很吃力。
街路狹窄，迎麵遇到車就得靠邊，好在人力車像隻老鼠，靈活地在縫隙中穿行。
嘀嘀！汽車鳴喇叭，聲音很大。行人立刻靠邊兒讓路，人力車也減速靠邊，直到停下。
“都得給讓道，憲兵隊的車。”車夫說。
李玉田見到一輛帶篷汽車開過來，武裝憲兵押車，汽油味濃烈時車子顛簸一下，後車廂帆布篷的一角**似的向上一掀，他見到一張熟悉的麵孔——劉啞巴，但很快他的頭被憲兵摁下去，車子開過去。
“他怎麽在這兒？”李玉田驚訝，架火燒老實巴交、且殘疾的村民被憲兵抓了，押他去哪裏？憲兵隊部、監獄都在街裏，拉到郊區做什麽？他問，“汽車往哪兒開？”
“能往哪開，交通中學。”車夫說他的見聞道，“我在車站等活兒，經常看到貨場倉庫門前停悶罐車（悶罐車：有門無窗運貨物的鐵車廂。），裏邊裝著人，然後汽車來拉走。剛才那輛車就是。”
“拉人去交通中學，那有工程？”李玉田故意這樣問。
車夫回頭望眼李玉田，說：“日本人的事，少知道的好啊！”
可以理解平頭百姓的明哲保身處世哲學，李玉田是報國隊的偵察員，他的任務是弄清日本人在交通中學幹什麽。
“到啦，不能再往前啦。”車夫停下車，路上基本沒什麽行人，他說，“你隻能從這兒遠看，憲兵不準靠近。”
停車的地方有幾棟民房，再往前是一片空地，可見成熟而沒收獲的玉米，過了玉米地便是交通中學。
“你頂多到玉米地邊兒，千萬別再往前走，憲兵發現要開槍。”車夫好意提醒，走過玉米地遭憲兵槍擊的人，就是他的同行，另一個人力車夫，他喝醉酒迷失方向，在走出玉米地刹那間槍響，他說，“鬧不得玩，日本人真開槍啊！”
“你等一下，我看一眼就回來，還坐你的車。”李玉田說。
拉到往返的活兒，車夫高興，善意提醒道：“看一眼就回來，別多停留，憲兵在瞭望塔上看得很遠。”
李玉田進入玉米地，盡可能地近距離觀察交通中學，校舍已經麵目皆非，高牆電網，憲兵持槍守衛。他看清了牌子：關東軍防疫供水部。
修建在郊外的關東軍防疫供水部，憲兵如此戒備，超出一般軍事設施。日軍善於偽裝，是不是軍用倉庫呢？可是往這裏送人幹什麽？修工程？玉米地裏不容李玉田多想，他回到人力車前。
“看見啦？”
“看見啦，”李玉田說，“我們回街裏。”
“住店？”車夫問。
“住店，我還沒住下，到站前街住店。”李玉田說。
四平街最繁華地段是原滿鐵附屬地——早年的租界地，國中國，旅店、浴池、剃頭鋪……穿戴不俗的人來四平街，車夫想到有錢人的嗜好，說：“寶順書館很好玩喲！”
寶順書館是任裏堂開的妓館，有一首反映四平街妓館業主的民謠雲：“崔知府，白知縣，任裏堂，閻羅殿。”（此民謠中崔知府名叫崔延令，吉升院的；白知縣名叫白寶珍，悅樂堂的，任裏堂是寶順書館的。三人均為四平花界惡霸。）其中任裏堂，指的就是任裏堂。
“我去住店。”李玉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