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首先把唯物史觀看作對社會存在的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結構性認識。生產方式是社會存在的一種最根本的結構，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兩對基本關係就猶如綱目一樣，把社會存在的各種要素都集結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動態的網絡體係。正是在這一被集約化了的動態網絡體係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這兩對關係或矛盾才凸顯出各自的意義。作為動態網絡體係的社會存在不僅是一個不斷變化著的整體，而且在不同曆史時期和不同現實條件下，表現為不同的存在形式和發展狀況，其內在各種要素的功能也在這個被集約化的過程中體現出來。
(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互存性
對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一對結構要素而言，安德森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總是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它們相互關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響，任何一方都不能脫離另一方而單獨存在，因此，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具有一種統一性和整體性。而且，在這一統一性和整體性中，生產力相對於生產關係來說不再具有任何的優越性和特權化，而生產關係相對於生產力來說也獲得了一種“相對的獨立性”。
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解釋中，生產力的作用總是積極主動的，而生產關係的作用總是消極被動的，更為重要的是，生產力的積極作用又是由科學技術的發展加以保障的，甚至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這就賦予了生產力一種完全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它可以在脫離生產關係的狀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然而，安德森提出了一種不同的觀點，認為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單純技術進步的結果，而是在生產關係的保駕護航中前行的。他詳細考察和對比了奴隸製生產方式和封建製生產方式中的生產力問題。在新的勞動分工的基礎上，奴隸製社會和封建製社會都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和進步，諸如奴隸社會中的旋轉碾磨機、螺旋壓榨機、吹玻璃技術、供暖係統、收割機、植物學知識、土地灌溉技術等，代替封建社會中用於耕地的鐵犁，用於牽馬的挽具，用於改良土壤的泥炭肥料，使用機械動力的水磨，以及三田輪作製等。但是，這些作為生產力標誌的技術革新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卻被不同地使用，前者是個別而局限的，後者是普遍而廣泛的。原因何在?在安德森看來，生產力的發展並不單單是由科學技術的進步來保護的，而是由社會的生產關係加以保障的。正如他所指出的：“不應該將它們孤立地看作這個時代經濟史中的神靈或決定性的變量。事實上很清楚，這些改進的單純存在並不能保證它們的廣泛利用……隻有當一個發展了的封建主義在農村完全形成之後，它們才能被廣泛運用。是生產模式本身的內部動力，而不是作為其物質表現之一的一種新技術的出現，才是應當尋求的農業進步的基本原動力。”①也就是說，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奴隸製生產關係無法使生產力獲得更高水平和更高程度的發展，而封建製生產關係卻確保了生產力的全麵發展和普遍進步一樣，更進一步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作為兩個最基本的社會結構要素，它們始終相互交織和纏繞在一起。
同樣，在社會變革時代，這一生產力的積極作用又被賦予了一種優先化和特權化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這一優先化和特權化的地位和作用則是由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首先賦予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變革的時代就到來了。”①然而，安德森在考察封建主義的總危機時注意到，當時的生產力基本上處於一種停滯和退步的狀態：一方麵，農村生產力受到了極大的限製，封建農業的極度擴張超過了土地和社會結構自身的客觀限製，開墾的荒地未得到相應的保護，肥沃的土壤被消耗殆盡，洪水和沙塵變得肆無忌憚；另一方麵，城市生產力也受到了客觀限製，諸如采礦、銀礦和金屬業等技術麵臨著重重障礙；此外，接踵而來的黑死病、鼠疫等外在因素的爆發又引發了勞動力的嚴重匱乏。所有這些因素都最終加劇了生產力自身的結構性危機，從而引發了封建主義的總危機。因此，安德森得出結論：“一種生產方式中的危機的特有‘形象’,不是有活力的(經濟的)生產力勝利地衝破落後的(社會的)生產關係，迅速地在它們的廢墟上建立一種更高級的生產活動和社會；相反，生產力經常趨於停滯和退步於現存的生產關係之內，到它們自身在新的生產力能夠創造出來之前必須激烈地變化和重組，並結合為一種全球性的新生產方式。換言之，在轉變時代，生產關係的總的變化是發生在生產力之前。而不是相反。”②這就意味著，在社會變革時代，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時，並不總是先進的生產力首先衝破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生產關係的變革發生於生產力之前。或者說，生產關係的變革並不是由生產力中決定性的進步所引起的，而是由生產關係自身因素的衰落或崩潰所導致的。
這就表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一個曆史時間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邏輯秩序問題，無論如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種基本結構要素都共同具有一種獨立性和自主性，然而，這一獨立性和自主性始終是作為整體中的一個功能而發揮作用的，或者兩者總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它們在曆史上從來不是單獨起作用的，而是在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中共同起作用的。這裏，安德森就堅持了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的最核心的思想，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或者生產方式本身的矛盾運動是曆史變革最深層的動力。“盡管馬克思的理論缺乏一種遺傳學類型的解釋原則，但它顯然擁有一種觀點——始於1859年《序言》,帶有一種獨有的清晰和力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是長期曆史變革最深層的動力。”①可見，安德森的這一“修正”實質上並沒有背離馬克思有關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闡釋框架，而是與其闡釋框架完全一致。正如林春在《英國新左派》一書中所評價的：“安德森的修正與馬克思的總體框架是完全一致的。”②
(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統一性
對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這一結構性的要素，也遭到了諸多非馬克思主義學者，甚至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諸多質疑與責難，因為這一理論模式蘊含著一種經濟還原論或經濟簡化論的色彩，也因為這一理論模式蘊含著一種靜態化的空間，而無法說明動態化的曆史。盡管如此，安德森依舊采用了這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經典理論模式，不僅堅持了經濟基礎首要性的宣稱，而且還原了上層建築的一種多元存在，即政治、法律、文化和意識形態都享有一種相對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尤其是對政治因素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強調。在他看來，任何社會結構都是一種多元要素的組合，除經濟因素之外，還存在著各種上層建築要素，這些要素並非隻是經濟因素的副產品或附屬物，而是社會結構的本質性或決定性要素，它們必然參與了整個社會結構的存在、發展和轉變機製。
在對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界定中，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把它看作“大土地所有權同小農生產相結合，剝削階級用超經濟強製的習慣方式——勞役、實物貢賦、貨幣地租——來壓榨直接生產者的剩餘……這種複合體被認為是封建主義的經濟核心，它可以存在於許多各式各樣的政治外殼之下，換言之，基於一種不變的生產核心，法律體製和政治體製是可選擇的和外在的人工產物。這樣，政治和法律上層建築就同經濟基礎脫離了，後者單獨構成了這種實際的封建生產方式。”①這樣，在對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界定中，就存在著一種經濟簡化論或經濟還原論的色彩，把經濟要素看作唯一的、絕對的決定性要素，而把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層建築要素看作附帶的或偶然的要素，並認為隻要存在著農奴製，就存在著封建主義。在這一唯物主義的解釋中，封建主義就成了全世界範圍內的一種普遍現象，涵蓋了世界上不同地區的不同國家，諸如亞洲的中國、印度、土耳其、波斯和埃及等也常常被劃入封建主義之列，而其本質特征是專製主義，而非封建主義。然而，這一解釋卻存在一個難題：為什麽隻有歐洲和美洲的封建社會自動發展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呢?在安德森看來，資本主義的獨特性實質上源於封建主義的獨特性，而封建主義的獨特性源於歐洲獨特的地理與曆史空間，換言之，隻有在歐洲才能真正誕生出獨特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地理上看，這種‘充分’的封建複合體誕生在西歐大陸，即原卡羅琳帝國的領土。它從那裏緩慢地、不平衡地向外擴展，先是擴展到英國、西班牙和斯堪的納維亞，然後不太徹底地擴展到東歐。”①
那麽,如何來界定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呢?在安德森看來，封建主義生產方式是以一個複雜的統一體為特征的，它包含三個結構性的特點：首先，公社土地、自主地與領主自營地的共存本身是其關鍵性的構成要素；其次，封建的主權分裂產生了中世紀的西歐城市；再者，在整個封建依附等級製的頂點有著固有的模糊或動搖。也就是說，封建主義生產方式是經濟與政治的有機統一體。盡管農奴製為整個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剩餘價值的榨取提供了一個初步的基礎，但這種領主的土地所有權和農民的生產活動是在采邑分封製、封建等級製和主權分裂製等上層建築要素的體係中得以存在的，“效忠——封地——豁免權三者的混合產生了采邑製度本身，從而創造出完全獨特的‘統治和依附’模式。”①可見，它是財產權和統治權的一種獨特混合，一方麵，有條件的私人土地所有權與個人司法權相聯係，另一方麵，土地所有權與主權分裂相結合，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雙邊契約關係，效忠宣誓和分封行為分別束縛著雙方的行為。因此，封建主義生產方式是農奴製、采邑分封製、封建等級製和主權分裂製這些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要素共同作用的一個必然結果，也就是經濟基礎要素與上層建築要素共同作用的必然後果。
更為重要的是，安德森還原了上層建築的本質存在。在他看來，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獨特性不應在經濟因素中去尋找，而應在政治、法律和文化等上層建築因素中去尋找。或者換言之，這些上層建築要素構成了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的或決定性的特征，而非可有可無的特征。“如果說從大西洋到太平洋所有地區有一個共同的封建主義經濟基礎，其差別僅僅是法律和政體形式，但卻隻有一個地區產生了工業革命並最終導致了一切地方的所有社會的改造，那麽,其超越性成功的決定因素就應該在其獨特的政治和法律上層建築中尋找。”②同樣，對於所有的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上層建築要素也構成了其不可或缺的本質參量。“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能脫離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來加以界定，因為它們決定著顯示其特征的超經濟強製的類型，這些法定依附關係、產權和主權的具體形式決定著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而絕不僅僅是附屬的或偶然的暫時現象；它們構成了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決定性生產方式的主要參數。”①
在所有這些上層建築要素之中，安德森對政治上層建築給予了一種特別的強調和重視，並把國家作為一個核心問題來加以考察和論述。在《絕對主義國家的係譜》一書中，他分析了第一個最具現代意義的絕對主義國家，考察了其現代化的國家機器，認為所有這些現代化的國家機器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機器，而是封建主義性質的國家，因為它們蘊含著一種戰爭主義的內在邏輯。“軍隊、官僚機器、外交與王朝構成了堅固的封建複合體，統治著整個國家機器，操縱著國家的命運。”②首先，就軍隊而言，絕對主義國家首創了職業化的軍隊，但與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軍隊不同，它們不是在全國範圍內征募來的軍隊，而通常是由外國雇傭軍起主導作用的一群烏合之眾。正是這一非現代化的職業軍隊，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戰役。其次，就絕對主義國家的官僚、稅收、貿易和外交等機器而言，也同樣蘊含著這一戰爭主義的邏輯。文職官僚的買賣和農民的雙重賦稅(地方性的封建地租和集權化的封建地租)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戰爭；重商主義的貿易原則不是為了國家間的平等互利貿易，而是為了戰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作為外交關係最高形式的聯姻，也往往隻是外交的一種和平鏡像，它常常又會引起戰爭。因此，戰爭本身成了絕對主義國家的一種社會屬性、原始本能和本質宿命。正如安德森所形象描述的：“戰爭不是諸侯的‘健身運動’,而是他們的宿命。除個人愛好以及性格上有限的差異之外，整個等級的社會需要在無情地召喚著他們。”①
可見，在安德森看來，這些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結構性的要素並不僅僅隻是理智的一種純粹而任意的構造，而是對曆史的一種真實反映和再現，因而，對於這些要素和要素間關係的探討始終是在曆史上諸如奴隸主義、封建主義和絕對主義中的具體的社會形態來探討的。在對這些要素及其關係的解釋中，安德森提供了一種類似於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解讀，不僅釋放了各要素自身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強調了各要素之間的相互性和依存性，始終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這就體現出一種整體主義的思想。然而，這一整體主義的思想中卻包含著一種深層的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的意識，因為所釋放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積極能動的作用始終是在整體的結構和功能之中展露和顯現的。就其實質而言，當安德森把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的結構空間應用於曆史的結構空間時，他就從結構主義和曆史主義的雙重維度上確證了社會存在的結構性和整體性，從而使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不再存在於抽象的思維的邏輯空間中，而是存在於具體的經驗的曆史時間中，最終獲得了對人類曆史發展的更為有效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