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梯門合上了。
開電梯的胖姑娘撳了一下有“10”字的方鈕,方鈕亮了。能感覺到電梯在向上移動。胖姑娘懶洋洋地坐在操縱盤下的電鍍椅上,看報紙上的影劇廣告。
好,隻當胖姑娘不存在。
她望著他。一刹那間,她覺得世界上隻存在著她和他。
他微笑著。他的頭發花白了,但仍舊那麽豐茂。他額頭、眼角、耳邊的紋路,細碎而明顯,但他的麵龐總體來說還是那麽神采奕奕。他腮幫和下巴的胡子盡管刮得非常幹淨,但留下了一片均勻的淡墨染出般的印跡。他的喉結仍是那麽尖銳結實。
她把眼光移開。她受不了他那雙眼睛裏射出的光,那並不是譴責、嫌棄、輕視、懷疑的光,恰恰相反,那眼光裏充滿了寬容、關懷、尊重、信任。唯其如此,她受不了。
電梯在向上移動。
她和他是在人行道上邂逅的。
她一眼就認出了他。最近報紙上還登載了一篇記者的專訪,附有他的照片。近兩年來,他的照片經常出現在報刊上。有一回電視裏還出現了他的大特寫,並且有他一段錄音講話。她痛楚地意識到,這正是他。
他也一眼就認出了她。雖然她老了許多,而且消失了昔日的活潑,但是她的輪廓,她走路的姿勢,還是使他一下子就認出了她。他遇上她,內心裏湧動著真誠的快樂。
他就住在前麵新建的高樓裏。他邀請她上去坐坐。她答應了。
他們都感到有許多話要談,但是他們一時又並沒有說什麽。進了電梯,他們隻是相互微笑地對視著。
她望著電梯一角的電話。電話機是鮮紅色的。
那號碼盤在旋轉嗎?她眼裏浮出了一朵鮮紅的西番蓮。是的,當他們都在大學裏讀書時,他們的宿舍樓前麵,的確種得有許多的西番蓮。是盛夏,柳樹上的蟬兒一聲聲地長鳴著。靜靜的中午,她溜出了宿舍,穿過暗魅魅的走廊,拐彎,下樓,出樓……呀,滿眼白晃晃的陽光。
世界成了一張漏光的膠卷。刺眼的白。
要等到她在湖邊的那個隱秘的角落裏尋到他時,眼裏才能重新充滿律動著的線條和色彩。
一球蒲公英。他放到她的嘴邊,她尖起唇兒吹了,噗、噗、噗,絨毛兒逆光飛散,閃著銀斑。有一根淘氣的頸毛飛回來迷了她的眼。她偎在他的懷中,該他尖起唇兒吹了,噗、噗、噗,她輕輕地笑了,睜開流淚的眼睛……
世界成了一張雄健美麗的臉。臉上寫著一個字:愛。
……電梯停住了。是五層。進來了兩個小姑娘,中學生。
電話機為什麽要搞成鮮紅色的?
電梯繼續上升。
“這些年你是怎麽過來的?”
她知道他得問這個。
她卻並不需要問他。他自己寫過文章,發表在一份發行量極大的雜誌上。還有記者的專訪,對某些細節渲染得淋漓盡致。還有一篇小說,是個二十幾歲的新起作家寫的,那主人公分明是以他為模特兒的。她讀得很仔細。
他是受難者,是蒙冤的天才,是韌性的勇士,是幸運的強者,是無數青年崇拜的詩人。
而她呢?
“非常簡單。我從大學提前退學以後,一直在一個機關的總務科當職員。”
“你為什麽提前退學呢?”
“理由是家庭生活困難。”
“這是全部原因嗎?”
“當然不是。自從你被戴上帽子,勒令退學送去勞動教養以後,我就覺得上大學沒有什麽意思,特別是學我們那個專業……”
沉默。
電梯又停了。兩個女學生走了出去。好。
電梯門斯斯文文地合攏來。
電梯繼續上升。
那個二十幾歲的新起作家寫的那篇小說,使她深深地激動,也使她深深地失望。
激動,是因為那個男主人公。的確像他。他當年的那些詩句,今天回憶起來,依舊火辣辣的,可以使卑鄙者發抖,使懦弱者振作。
失望,是因為那個女主人公。不曾存在過那樣一個人。她在高壓下背棄了他?她在自責中沉淪?倘若真的如此,世界和生活就都還算單純。
依舊是盛夏,柳樹上的蟬兒依舊一聲聲長鳴著。依舊是靜靜的中午,她溜出了宿舍,穿過暗魅魅的走廊,拐彎,下樓,出樓……呀,滿牆斑斑駁駁的紅紙綠紙。
世界成了一張塗寫得亂七八糟的大字報。看不懂。
她追到校門口,那輛運送他們的大卡車已經開動了。揚起一些塵土。
她看到了他的後腦勺。那使她生出無限愛憐的後腦勺。這後腦勺沒有向前拉直,也沒有向後旋轉。
她知道他不會怨恨她。沒有人知道他和她的特殊關係。沒有人要求她特別為他表態。自從事態明朗以後,他沒有找她,她也沒有找他。
蒲公英的絨毛兒逆光飛著,旋轉著,升沉著,遠了,遠了……
她告別了那個後腦勺,告別了她隱秘的初戀,告別了對世界的天真的看法,告別了溫柔和羞怯。
她努力忘掉他。她也的確曾經幾乎忘掉了他。
什麽在響?哦,是電梯頂棚上的風扇。
什麽在響?哦,是銀行裏的算盤。
她的丈夫,一個渾身都顯示著與世無爭的會計,當年正是在銀行裏,搓著手,謙恭地微笑著,由介紹人介紹給她的。當時環繞著他們的氣氛,就是一些不緊不慢的算盤聲。
她丈夫中等身材,站在高個子麵前不會使高個子尷尬,站在小個子麵前也不至於使小個子慚愧。她丈夫體軀清瘦而不幹癟,五官端正而不俊秀。那是個謹小慎微的好人。
“小點聲,你小點聲……”丈夫時常望著與鄰家之間的隔牆,提醒著她,“小聲點好。”
一九五八年,銀行裏和學校裏都補劃了右派。丈夫買回來一罐臭豆腐,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塊擱到瓷盤裏,壓低嗓門對她總結說:“少提意見,少發言,別得罪領導,別管閑事,別胡思亂想……”他就用那臭豆腐下酒,嘬著滋味,害怕,然而滿足。
一九六〇年,人們都聽說了關於彭德懷的事。丈夫帶回一包蜜棗來,珍惜地一顆一顆地擺到瓷盤裏,對她的小聲詢問和議論隻是不住地搖頭,最後抬起眼睛,可憐巴巴地哀求她說:“咱們沒聽過傳達,是不?咱們不該知道的事情不該議論,是不?”他遞給她一顆蜜棗,提醒她吐核時要小心——那棗核兩端非常之尖,弄不好會刺破嗓子眼的。
……他們平平安安地活過來了。她為他生了兩個女兒。在十年大動亂當中,他們沒有被抄家也沒有去抄別人的家,沒有被揪鬥也沒有揪鬥過別人,沒有下幹校也沒有被扣發過工資,既不是“保皇派”也不是“造反派”,甚至也不是“逍遙派”,因為他們沒有一天敢於不去上班,他們服從一切人的領導:文革委員會、工作組、紅衛兵司令部、軍宣隊、工宣隊、革委會、“新黨委”……他們隨著大多數人揮動紅寶書,呼口號,家裏該掛什麽像時掛什麽像,該摘什麽像時摘什麽像……
隻有一點沒有變,就是他們居住的那間小屋。隻有十四平米。從女兒出生到送女兒去農村插隊,從女兒從農村回來到分別當了售貨員和售票員,一直是那麽狹小,那麽低矮,那麽潮濕,那麽陳舊……
然而這電梯是新嶄嶄的。
他如今天天享用著這新嶄嶄的電梯。
他曾經連十四平米也沒有。他曾在冰天雪地裏受過苦。他曾隻穿條褲衩,在地層深入掄鎬刨煤。他曾滿身蟣虱,並被人看作形同蟣虱之物。他曾有過小小的起複,接著又陷入更大的沉落。他行過萬裏路,他湊過厚厚的一大卷生活之書。他曾大聲哭過,他也曾大聲笑過。他在最沉淪的時候,也曾獲得過同情與信任;他在最痛苦的時候,也曾保持著堅韌與希望。人們始終記得他。他也始終沒有失去自我。
當他重新回到詩壇上來時,老讀者毫不猶豫地向他歡呼,新讀者即刻便記住了他的名字。正如羅曼·羅蘭所說:“累累的創傷,便是生命給予我們的最好的東西,因為在每個創傷上麵,都標誌著前進的一步。”他戰鬥過,他曆經過苦難,他的生命便獲得了嶄新的價值。
然而她呢?
蜷縮著,像一隻釘螺。她保全了自己,然而,沒有傷痕的生命是一個軟體。
現在,她站在他的麵前。
她避開了他的眼光。
她的眼光落到他的腳上。
哦,他穿著一雙皮鞋。
她的丈夫也有一雙皮鞋。那雙皮鞋小心翼翼地穿了十二年。
滿屋子是搬移過的箱子、紙盒。
她問:“你這是幹什麽?”
丈夫永遠是和藹的:“找那剩下的半管鞋油啊。”
“我記得剩下的不多了,已經不是半管。”
“不是半管,也是鞋油啊。”
“難道你要翻遍全屋,非找著它不可嗎?”
“盡量找吧!”
“再買一管不行嗎?”
“不用,反正我閑著也是閑著,慢慢找吧。”
他沒有雄心,沒有壯誌,沒有理想,沒有抱負,沒有氣魄,沒有情趣,沒有想象力,也沒有求知欲,甚而至於連脾氣也沒有。他上班機械地完成工作,下班就閑著,為了消磨這閑著的時候,他便細細地烹一條魚,慢慢地擦一口鍋……乃至於極為耐心地尋覓一管失落已久的舊鞋油。
然而她曾經……怎麽說好呢?也算是愛吧——愛他的安全。確確實實,他是安全的。
鞋。皮鞋。皮鞋在路上行走。很寬的路。許多的鞋。移動的鞋。邁進的鞋。蒙著塵土的鞋。破裂的鞋。
“你怎麽了?”
“沒有怎麽。”
“坐不慣電梯嗎?”
“對,坐不慣。”
“你這些年沒怎麽受苦吧?”
“沒。”
“那好。”
“不好。”
“為什麽?”
“灰色的。不,簡直就沒有色彩。”
“怎麽?”
“人總得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幸福……”
“你不幸福嗎?”
“不。”
“為什麽?”
“應該是這樣。你們這座樓,在今天的中國,應該算是座幸福樓了吧。住著你這樣的詩人。住著苦盡甘來的老幹部。住著睡過牛棚可是忠心耿耿的科學家……應該先讓你們住這樣的樓,我們是不配的……”
“為什麽?”
“不是我們天性平庸。我們是給嚇傻了的……”
“嚇傻了?”
“可不。我看見了你的後腦勺,可是我沒有追著喊你……”
“喊我?”
“喊你。告訴你,我等著你。”
“那你得付出多高的代價!”
“可我現在付出的比那還高!”
“……”
“我這並不是悔恨。首先應當悔恨的,是把我和我丈夫這樣的人嚇成庸人的人……”
“十樓到了。”
電梯門客客氣氣地開啟著,終於開至最大。
他走了出去,等了等,轉過身,驚異地望著她。
“我不去你家了。”她說。又對那胖姑娘:“請把我送下樓。”
胖姑娘愣著。
他徑直望著她的眼睛。
蒲公英。噗、噗、噗,蒲公英的絨毛逆光飛動著,閃著銀斑。絨毛旋轉著,升沉著,遠了,遠了……
“我不去你家了。因為,該說的我都說了。”
“可我還有該說的沒說哩。”
“我會從你的詩裏讀到。再見。”對那胖姑娘又一次重複,“請把我送下樓。”
胖姑娘撳方鈕。電梯門緩緩地關上了。
電梯迅速地下降。
她閉上眼睛,倚在電梯壁上。
開花的原野。一球蒲公英。又一球蒲公英。一球又一球的蒲公英。風吹過來了,騰起,騰起,騰起。蒲公英的絨毛向四麵八方飛動著,飄升著,旋轉著……
1980年7月18日寫於垂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