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是我國古代非常有名望的思想家、史學家以及語言學家，在曆史上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的三大儒。顧炎武在早年的時候就與自己的好朋友歸莊、吳其沆一起加入了複社，並且兩個人因為個性比較獨特耿直，所以當時的人就稱他們兩人為“歸奇顧怪”。他以為“八股之害”，自27歲起，斷然棄絕科舉帖括之學。麵對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顧炎武認為當務之急在於探索“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開始撰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誌》。顧炎武一生坎坷，他盡心輔助過南明抗清最終失敗，經曆了令之痛心疾首的家族風波，也有過意外的牢獄之災，國事、家事這種種不幸怎麽還能使顧炎武心境平和呢？終生不事二主的他以“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拒絕了清政府的多次征召。

顧炎武生於明清相交的動**年代，他學識淵博，卻一生坎坷。他以倔強的性格和博學的才識麵對著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顧炎武提出了“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這一思想最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響亮口號。他的一生所有的事業都圍繞著複辟明朝，他有一生不事二主的忠誠之心，也無法忘記清軍鐵蹄下慘死的亡魂，更不會忘懷生母彌留之際的言語。然而明朝滅亡清朝日益蓬勃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現實生活的境地使他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加之一生種種的不幸使他的心緒躁狂，他把這所有的不幸都歸結於清軍的侵略，他以那一副傲骨多次拒絕入仕效力於清政府，以此來宣泄自己的憤恨。

顧炎武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經曆了山河破碎江山易主。清兵入關後，顧炎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務。顧炎武把一雪國恨家仇的希望寄托在了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滿腔熱忱，“思有所建白”。然而不久南京即為清兵所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軍崩潰，顧炎武投筆從戎，參加了僉都禦史王永柞為首的一支起義軍，為複辟明朝的大業日夜奔波。雖然弘光及閩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的政權先後被瓦解，他親身所參與的一些抗清活動也連連受挫，但是顧炎武並沒有因此而變得頹喪。他把自己比作填海的精衛：“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顧炎武在各地遊曆，以結納更多的抗清誌士，並且考察中國山川的形勢，隨時為了複明大業而做著準備。顧炎武的才學為清統治者所傾識，當顧炎武遊曆京師時，熊賜履設宴款待，並且邀請一並修繕《明史》，炎武拒絕說：“果有此舉，不為介之推逃，則為屈原之死矣！”經年之後康熙帝開博學鴻儒科，招致一些明朝遺民，顧炎武三度致書拒方藹，表示“耿耿此心，終始不變”，以死來堅拒推薦，還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又一次清廷開明史館，顧炎武以“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斷然回拒了熊賜履。

顧炎武是一個重情重義，有忠心、有膽識的才子。早年的他雖不拘泥於八股文學，不得重用，但他潛心研究學識。清軍入關後，他懷有一腔熱血，棄筆從戎為明朝而盡心力。麵對著江山易主的悲慘境地，看見了慘遭殺戮的士兵和無辜百姓，顧炎武痛心疾首。他的內心是憎恨的，更是躁亂的。他懷著一顆赤膽忠心積極地踐行著反清複明的大業，當清廷向他發出邀請，威逼利誘時他以死來拒絕舉薦。他以一個亡國之民的身份審視著自己，審視著易主的江山，雖然到死他都沒能達成他複明的夙願，但是他的精神猶存，他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永遠銘刻於每個人的心中。

顧炎武的一生都在為了他複辟明朝的目標而奮鬥，那是因為他看見了清軍入關時殘忍的殺戮，山河破碎，生靈塗炭，侵略者的步伐踏遍了他心愛的整個國土，同樣也踏碎了他那顆愛國的心。他更忘不掉當他母親王氏聽到明亡消息時絕食殉國的那一幕，臨終囑咐他的話也猶在耳畔：“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這樣的經曆深深地把重建明朝的目標刻在了他心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他心裏絕對不是一句泛泛的空話，在顧炎武的一生中，也確實是以“天下為己任”而奔波於大江南北。即使他在病中，還在呼籲“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他一生憑借著自己的才氣多次受清廷委托，但是次次都以嚴厲的態度予以回絕。雖然他的期望直到他死的那一刻都未能達成，但是他那份愛國的氣節使古人敬佩，使今人慨歎。

生不逢時並不是不能成就大業的理由，所謂“亂世出英雄”就是這個道理。顧炎武就是一個英雄，他憑借自己的力量盡心盡力地為了他的理想而奮鬥。古往今來，類似於顧炎武秉性的人也大有人在。無論生活在哪個年代，人們都應有一顆忠義之心。除此之外更要有一個對理想孜孜不倦追求的信念，這也是我們所不可或缺的。遇到不幸與挫折時不要以一種躁亂的心境做出與初衷相背離的事情，沉著和冷靜才是成事條件中所必備的。

先生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嚐一日廢書。

——清·潘次耕

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

——吳派大師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蓋先生於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為之法又可知。

——清·阮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