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士君子持身不可輕，輕則物能擾我，而無悠閑鎮定之趣；用意不可重，重則我為物泥，而無瀟灑活潑之機。
【譯文】
一個德才兼備的君子，待人接物不可有輕浮的舉動，不可有急躁的個性，因為一旦輕浮急躁，就會把事情弄糟而使自己受到困擾，從而喪失悠閑寧靜的生活。處理事情不可想得太多，凡事想得太多，就會受外界約束，從而喪失瀟灑自如無拘無束的生機。
【解讀】
持身不可輕，用意不可重，可以看作人的性格磨煉。做事情不能魯莽急躁，否則就會欲速則不達，預想的效果不但沒有達到，反而會因為急躁而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團遭。但在考慮事情時，也不能顧慮重重，前怕狼後怕虎，否則就容易喪失成功的良機。 【事典】
“仁者用其仁，智者采其智”
能否用人，對事業的興亡至關重要。劉備“三顧茅廬”，孔明感其知遇之恩，做出隆中對策，為之效忠竭智，才能由弱變強，稱帝西蜀；孫權善於用“眾智”、“眾力”，聽從魯肅的“榻上策”，故能鼎足江東；曹操虛心求教於荀彧，遵其“深根固本以濟天下”、“堅守官渡待變”之策，方能稱雄北方。東漢末年，逐鹿中原者不乏其人，為何隻有三國保存下來?不善用人是一個重要原因。袁紹雄踞四州，兵多糧足，謀士如雲，官渡之戰，他的兵力比曹操強得多，勝利本應屬於他，因他既不聽田豐、沮授之諫，又不從許攸之策，疑其所不當疑，決其所不當決，於是貽誤軍機，被動挨打，以失敗告終。劉表居用武之國，擁九州之眾，因其“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又無宏圖大誌，滿足於現狀，是他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荊州被分解是必然之理。呂布被稱為無敵將軍，效忠於他的陳宮，為他盡智獻謀，他當耳邊風；對麵諛而通敵圖他的陳郃父子，卻言聽計從。在被曹操圍困的危急關頭，他不依靠張遼
等猛將以擺脫險境，而是想憑他的方天畫戟和赤兔馬以保妻子安全，結果被曹操所擒腦袋搬了家。
而曹操起家時勢力不如袁紹，為何能後來居上，成就千秋霸業?我們說，曹操能夠雄霸天下，是和他對人才能夠各用其長並能互相配合的使用方法分不開的。曹操早在“惟才是舉”令中很明確地表明了他的“因材授任”的思想。他引用了孔子所說的一句話，說如讓魯大夫孟公綽做晉國諸卿趙氏、魏氏的家臣，那是力有餘裕的；但他卻沒有才能來做滕、薛這樣小國的大夫。言外之意是，適宜做大國家臣的人，卻不一定適宜做小國的大夫。孟公綽大概是一個廉靜寡欲而缺乏實際才能的人，所以做趙、魏的家臣則有餘，做滕、薛的大夫則不行。在這裏，曹操意在說明德才各有短長，用人不能求全責備，必須因材授任。曹操進一步以管仲為例，說明不一定非得是廉士才可以使用。管仲年青時貧困，同鮑叔牙合夥經商，等到分財利時，管仲欺鮑叔牙而多自取，因此得了個不廉之名；後事齊公子糾
，又曾謀害小白(齊桓公)。但齊桓公不嫌管仲有不廉之名，也不計較他曾經謀害過自己，仍任用他為相，終於稱霸諸侯。
曹操用人的最大一個特點是：仁者用其仁，智者采其智，也就是武將任其勇，文職盡其能，既善用人力，又善納人言，擇人任勢，最大限度地用人之所長。曹操帳下有幾種類型不同的人，有的性如烈火，視死如歸(如典韋、龐德等)，每有大戰惡鬥，曹操總是派他們披堅執銳，衝鋒陷陣；有的智勇雙全，文武兼備(如曹仁、張郃等)，曹操平時把他們放在重要崗位，遇有戰事，放手讓他們統帥諸軍，獨擋一麵；有的膽識不足，優柔寡斷，曹操就因人製宜，將他們搭配在合適的主帥營中，當好配角。曹操量才任使，既善用人，又善用言的實例很多，隻要有一技之長，他就抓住不放。對於不能征戰的文人，曹操也愛不釋手。如果不是曹操把那些著名的文士都收攏到自己周圍，並發揮他們的作用，很難想象我國的文學史上，會有空前繁榮的“建安時代”。文學大師王粲，根據自己親身經曆，將曹操、袁紹、劉表做了對比，深有感觸地說：袁紹雖兵多，然有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士之避亂
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共賢後置之列位，使海內歸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HK〗衡量一個霸主是否高明，不僅看他招攬聚集了多少人，更要看他如何用人。聚才是為了用才，用好才能更好地聚才。人才再多而不善用，不是造成怨聲載道，就是反使內耗叢生。這樣，人才越多，反作用越大，不僅不能成事，反而壞大事，得不償失。曹操用人能夠人盡其能，善用人才，也能整合人才。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魏、吳兩軍在合肥進行了一場激戰，曹操對這次戰役的人事安排充分體現了他知人善任的能力。這次戰役曹操安排的三個主將張遼、樂進、李典三人，都是曹操手下的大將，都立有赫赫戰功。論資曆和能力，三人相差無幾；論地位和職務，三人也不相上下，這大概是“進、典、遼皆素不睦”的主要原因。安排這樣三人守城，確有很大的危險性。但是，曹操自有高見，他在西征張魯之前，就寫好了一封密信交給了合肥護軍薛悌，
在信封上特別注明：等吳兵來攻時再拆開看。曹操的葫蘆裏裝的什麽藥，大家都不得而知。
等到曹操去遠了，孫權果然率大兵來攻。危急中大家拆開密信，不看則已，一看都有點納悶。隻見信上寥寥數語：“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第一個明白了曹操意圖的是張遼，他說：曹公的意思是說，他遠征在外，如等他來救，敵人早已把我們打敗。我們隻有在敵人站穩腳跟之前，有守城的，有進攻的，打敵人個措手不及，才能以攻為守。是勝是敗，在此一戰，大家還懷疑什麽!聽張遼慷慨一談，李典也有了同感。
曹操為何這麽安排呢?這自有他的道理，且看張遼這個人，“少為郡吏，武力過人”，很早就當過並州刺史丁原的“從事”，以後跟何進、董卓等人征戰，二十七歲時，在呂布手下“領魯相”。呂布被曹操戰敗，張遼率部歸降了曹操，被曹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跟曹操後，張遼曾不避大險隻身到敵營威勸昌豨投降成功，又在敗袁紹、攻袁譚、征柳城等大
戰中屢建殊功。在別人看來辦不成、不敢辦的事上，張遼屢有獨見，敢於一搏，所以多次得到曹操的讚賞。經曆和實績表明，這是個文武職務都任過、有膽有識的人物。曹操把他放在合肥，目的是清楚的，就是要他起組織和協調守軍的核心作用。張遼果真不負曹操所望。令人費解的是，曹操為什麽不讓樂進出戰而讓他守護，不讓李典守護而讓他出戰?史書記載，樂進“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曹操稱他“每臨攻戰，常為督率，奮強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為此封他個雅號叫“折衝將軍”。不難看出，樂進
是個性烈膽壯的猛將。李典的氣質與樂進有很大不同。“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李典跟隨曹操的時間雖長，但獨擋一麵的經曆很少；他雖然年僅三十五歲便死去，但早已得到“長者”的美稱。不難看出，李典是個愛學習、有修養、善與人同、顧全大局的人才。按照用人常規，讓李典守護較適宜，而讓樂進與張遼一塊出戰更加合適。曹操偏偏將二人倒用，這不是費解嗎?細分析，這正是曹操用人上的超常表現。三駕馬車，絕無戰鬥力可言，如把互不和睦的三人擰在一起，必先有兩人攜手。
怎樣把其中的兩人團結起來，是能否打勝仗的關鍵。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曹操也表現出了超乎常
人的思維邏輯。在曹操看來，大敵當前，張遼置個人得失於度外是沒有問題的，李典素有“不與諸將爭功”的品格，如見張遼以大局為重，配合張遼行事也沒有問題。令他二人出戰，自然容易統一思想，相互支持，完成任務。有了這二人的團結和統一，就不愁把樂進帶起來了
。如讓樂進出戰，很難保證樂進不與張遼爭功鬥氣，如二人發生爭吵，李典很難協調，那樣三人就無法形成統一的整體。這裏麵還潛著一層意思：明明該由樂進出戰而令其守護，是對他的“警告”和“將軍”。就是說，你樂進如果以大局為重，就要在張遼指揮下與李典爭著出戰，即使你不爭著出戰，也要好好地將城守住。如果樂進爭著出戰，那麽三人的凝聚力會更大。這才是曹操希望的第一方案；如果樂進不明白這個意思。老老實實地守護，也是很不錯的第二方案。
曹操一封密信，為三人的團結對敵設了一個“雙重保險”，無論出現哪種情況，都能做到萬無
一失。果如曹操所料，張遼見信，率先表態，慷慨激昂地表示決一死戰，緊接著附和的便是李典。《三國誌·李典傳》是這樣寫下李典附和支持張遼的：“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何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眾與遼破走權”。《三國演義》描繪此戰更為神奇：“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
如果說，團結就是力量，那麽人和就是戰鬥力。這件事也充分體現了曹操“仁者用其仁，智者用其智”的用人之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