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機關的運動更深化了，我被隔離起來後不幾天，就看到機關幹部幾乎人手一套我的作品翻印本，一共五冊，這當然是作為大家批判我的資料。真可說是印刷精良，裝訂整齊，沒有一個月能印得出來嗎？可見早已作好批判我的準備了。隻是叫我奇怪的是，好像常務書記事先並不知情，不然他不會在電話裏同意我可以不回機關來。可見第一把手把我拋出來批判，未必得到了常務書記和那位好心的書記的認可。然而這也沒有什麽奇怪，第一把手的“我說了算”，一意孤行，本來是無人不知的。
對我的批判升級了，題目增多。特別是7月10日開始，在所有的大報上點名批判我，在“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馬識途揪出來”的大標題下，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出籠了。後來才知道，第一把手早就叫“文革小組”，調兵遣將，精心挑選一批“筆杆子”，住進高級賓館，開著高級房間，吃著美味夥食，學習北京那根“金棍子”批《海瑞罷官》的標準筆法，養成從雞蛋裏也可以挑出骨頭來的本事，從我的那些所謂“毒草”作品裏找出靶子，專寫對付我的大批判文章。我不知道他們寫那些批判文章時，腦子裏是怎麽想的，那樣地昧著良心胡說八道，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無中生有，含血噴人，那樣地強詞奪理，造謠中傷，亂扣帽子，侮辱人格，真是一點也臉不紅心不跳嗎？但是後來一想，我不能怪他們，隻覺得他們可憐。他們被人當槍來使，也是出於無奈。這就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不是挨整，就是當整人的工具。
批判我的範圍也擴大了。不僅在本機關裏批，報紙上批，而且凡是我過去工作過的單位，都批。連我認為曾經給他們辦過好事的蹲點大隊也在批。不僅把我放在部裏批，也弄回科學分院批，全西南局批。連與我毫無關係的單位也在批，甚至有的要來借我這個活靶子去批。滿牆滿壁的大字報在批，那就不用說了。其聲勢雖然看來浩大，但是我知道這都是由一個發動機在發動，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批判的。說穿了不過是體現第一把手的威風而已。
從此，我再也不信一切善意的惡意的、半真半假的勸勉、說服、教育的話了，那不過都是領導精心設計的圈套和陷阱。我再也不想反省，再也不考慮我的什麽進一步深入檢查了。真是債多不愁，虱多不癢，他們罵我是“死豬不怕開水燙”。隨你批來鬥去，我自巋然不動。我已下了“且喜此頭堪一割”、“拋卻烏紗聽殺頭”的決心，看你幾爺子能把我折騰成什麽樣子。
後來果然聽說，我們的第一把手發下話來，他早已有了打算，說這一次計劃要捉二十萬右派分子（他當時把在學校和機關裏開始造反的人，都定性為右派分子），叫馬識途帶著到大涼山去開荒吧。雖然我知道真要弄到大涼山去開荒，我這把老骨頭肯定要埋進那荒山野嶺裏了。然而我聽了反倒高興，我被榮封為二十萬右派大軍的草頭司令，真是不勝光榮之至呢。
我這樣的心理狀態，對我來說，也許正是好事。以爛為爛，破罐子破摔，一切都不在乎。怎麽批怎麽鬥，我都見慣不驚，處之泰然。由於我想得開，所以沒有像後來運動深入發展，大火燒到那些權力在握一貫自以為正確的領導人的頭上，他們突然被拉下馬來，功名掃地以盡那樣的難堪。或者像那些為人耿直、作風正派的人，由於無理遭到誣蔑和淩辱，難以忍受小醜跳梁的現實，便想不開，受不住，或者自殘，或者自殺那樣以悲劇告終。更不會像那些走投無路的人，忽然發現有機可投，於是去賣身投靠，戴上“加官”，上躥下跳，結果北京“四人幫”垮台，樹倒猢猻散，落得個身敗名裂，遺臭萬年的下場。我呢，早已成為他們說的“死老虎”，批吧，我天天在恭候呢。
部裏的和科學分院的批判會當然還是勒令我參加。唇槍舌劍，口誅筆伐，無限上綱，也是當然的事。隻是日子拖了近一月，牛皮榨，榨牛皮，聽得大家都覺得厭煩了，以致我看到有一個批判戰士無聊得用筆在紙上畫起人人來。我呢，起初因為要表示我的誠意，不得不在筆記本上做記錄，後來我也實在厭煩了，不想再記了。因為不做紀錄，我又不想聽，有時就打起盹來，批判戰士們也不如過去那麽聲色俱厲地糾正我了。
起初我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後來才風聞“**”發生了奇妙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