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造反派把走資派抓起來遊街，是我這個窗口最主要的風景線。
我始終搞不清楚，我們幹了幾十年革命，社會主義也搞了十幾年了，反對資本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始終是階級鬥爭的主要課題，為什麽現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反倒越來越多了？我下鄉去搞“四清”的時候，我們被告知，有三分之一政權已經不在無產階級手裏，於是到基層去大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當過工作組長、工作隊長和工作團長，都是領導工作隊員，鬥爭那些走資派，真是整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鬥得那些走資派雞飛狗跳。我還是沒有明白他們為什麽要走資，我正在領導鬥別人呢，一轉眼我卻被弄回去，被別人鬥了，而且還是那個罪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言之叫走資派。我正被別人鬥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鬥我的人們忽然又被造了反，被造反派鬥起來了。他們還沒有被鬥完呢，鬥他們的造反派又互相鬥起來了。我看到的事實就是，今天你鬥我，明天我鬥他，說不定後天就輪到他鬥你了，再後天便是你我他不分，扭到一起，一場混鬥。鬥得昏天黑地，日月無光。題目還是一個：鬥走資派。我不明白，我為什麽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我也不明白我們機關那些幹了幾十年的老革命，為什麽也一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更不明白這些紅衛兵娃娃，為什麽也在走資本主義道路。我隻知道一點，鬥人者人恒鬥之。在這裏大家信奉的就是“鬥爭哲學”，鬥爭就是一切，目的似乎是沒有的。
由於有“鬥爭哲學”的指導，由於有走資本主義道路是現實的危險這樣的說法，且看今日中國之域中，竟是走資派之天下，隻有北京中南海和“文革領導小組”那裏，似乎還有一片社會主義幹淨土地。於是全國上下，一起抓起走資派來。抓人，鬥爭，審訊，判刑，根據憲法和法律，這些專政職能，隻準由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公安、檢察和法院部門來執行。但是“**”一開始，便全都亂了套，一句“群眾專政”，就把一切憲法和法律廢棄，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領導的各級造反派來掌握專政大權了。於是“群眾專政”應運而生。
“群眾專政”，這個名詞也有根據的，據說來自經典：“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由專門的專政機關如公安、檢察、法院部門來執行，手續繁雜，規矩過多，已經不適應“**”的形勢，而且這些公、檢、法部門，和已經被“炮轟”和“火燒”了的黨委和政府機關一樣，本身就有許多走資派。他們一貫是執行反動路線，鎮壓群眾的。在《我的一張大字報》裏說得明白：他們“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把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誌氣，又何其毒也。”依靠這樣的專政機關，怎麽可以呢？於是發明了群眾專政。群眾專政就是把每一個機關和單位都變成專政機關。那裏當權的造反派掌握了專政的大權，他們可以對任何他們認為應該專政的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可以抄家，可以抓捕，可以批判鬥爭，可以捆綁遊街，可以私設監獄，可以私設公堂，進行審訊，還可以根據“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那條《語錄》的精神，實行刑訊，在觸及靈魂之外，也可以觸及皮肉以致觸及筋骨。這就是“群眾專政”。
既然全國上下抓起走資派來，在成都不僅西南局、省市委這些高級機關，有大大小小的走資派可抓，所有政府各級機關、大小企事業單位，無一處沒有走資派可抓。於是在我的窗口外，便有一串串走資派被抓起來遊街的壯觀景象。
通常的遊鬥法，就是把走資派抓來，由一個個都是彪形大漢的專業的“群眾專政隊”也就是他們自詡的“革命打手”，作了各種打磨和修理後，兩個人揪一個提上大卡車，站在最前麵。很有點像揪死刑犯人上法場行刑的樣子，初看是令人膽戰心驚的。在他們的胸前自然是要掛上大牌子的，上麵寫著打了紅叉的名字，名字前麵寫著“走資派”、“反革命”之類的頭銜。車上站的是專政隊，後麵便跟著單位的造反派群眾，打起旗幟，呼著口號，緩慢地從大街走過去。這就叫作“遊鬥”。
遊鬥的形式過不多久，又有了發展。走資派不僅掛上紙牌子，有的還戴上高帽子，那高帽子上寫著罪名和名字。有的高帽子高到約一丈，顫巍巍地不得不有人專門扶著。我注意到，厚紙牌子變成木頭牌子，發展到用鐵塊作牌子，那掛在頸項上的鐵絲把走資派的頸勒得夠嗆，有的就在流血。後來更有新的發明，有的為了證明被遊鬥的是黑幫，就用墨把他的臉塗成黑臉。這倒好，這個走資派的廬山真麵目反倒沒有人能認出來了。後來還有發展，其用意我無法猜出，就是在被遊鬥的走資派的臉上貼上許多土色草紙條，身上穿著麻布，頗有點像為死人披麻戴孝的樣子。
對待某些大走資派的遊鬥，卻另是一番風光。當然還是站在大卡車上，也掛著層板做的牌子，寫著頭銜罪名，打著紅叉。也戴著高帽子，做得比較考究。隻是在高帽子的兩邊卻伸出兩個官翅，那意思當然是說，他是個當官做老爺的。有的官翅很短，像戲台上七品官的“官醜”戴的兩個圓圈，在頭上搖來搖去的，看了可笑。有的官翅卻很長，以致拖到腳邊地上了，這大概是大官的意思吧。當然我還在遊鬥中看到了“人道主義”的痕跡，把走資派弄來坐在公共汽車頂上的一個沙發裏遊街，看來比站在卡車前麵還顯著些。這大概由於走資派年老體弱有病，給予特別優待吧。我們的常務書記在未被結合進省革委會時，就曾經受到過這樣的優待，我看到了的。
有一回，我忽然看到西南局主持批判我的幾位領導人，也被造反派拉來遊鬥，從我的窗口下走過去了。一樣地掛著牌子，一樣戴高帽子，和我一樣成了反革命走資派。那個時候批鬥我時，多麽道貌岸然，多麽神氣活現，自然是響當當的革命派，多麽偉大正確。這才多久，卻也被弄到大街上示眾來了。我忽然想起《紅樓夢》裏的那首詩：“因嫌紗帽小，致使枷鎖杠。……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我怎麽也沒有想到，一轉眼間，便看到他們的下場？說實在的，我當時看到他們那委瑣的灰樣，突然感受到一種特別的痛快，一種可惡的報複心理。但是當他們被押著過去以後，我卻突然感到可憐和悲哀。其實這哪裏能怪他們。他們不是和我一樣地被冤枉打成走資派嗎？隻是時間的早晚罷了。但是到底該怪誰，我也說不清楚。相反地，一種恐懼突然襲上我的心頭。他們既然已經挨鬥，大概不久也會輪到我了。那廣播站裏的廣播，不是已經點了我的名了嗎？
遊鬥的隊伍，每天都要從我的窗口走過去不知道有多少批。我在二樓窗口，看得很清楚。看那些走資派灰溜溜的樣子，大概已經被革命打手們“修理”得差不多了，實在可憐。物傷其類，我感到惶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