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躲避在北京我的小姨妹家裏，兩個多月，平安無事，我沒有和外麵有任何接觸，怎麽會被人發現了，而且一直找到我的小姨妹的家裏來了呢？隻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我的外甥的“八·二六”的朋友出賣了我。但是憑我的眼光看，那個青年不是那樣的人，我的外甥也是絕對可靠的。到底因什麽而被發現，我一直不解。
就是我正準備出走的那天下午，住在這同一宿舍的一個女幹部模樣的人，到小姨妹家裏來找小姨妹，說是來通知小姨妹明天去開居民的什麽會。這樣的事過去是常有的。這個女幹部，過去我也見過，那是我剛來的時候，不能不報戶口，於是姨妹拿著我的化了名的假證件，去找她報了戶口，隻說是成都來北京看病的親戚。她有事來找姨妹時，因為這裏是一開門就入室，和我不能不打照麵，姨妹隻得把她介紹給我，說：“她是我們這裏居民委員會的主任。”又介紹我說：“這是我的親戚，從成都到北京來看病的。”沒有介紹名字。我們互相點一下頭。今天她又來找姨妹來了，姨妹招呼她進來坐，那居委主任說：“哦，你有客人，我就不坐了。”轉身她就出門下樓去了。
小姨妹並不引以為異，她說居委會的人有事常來找的。我雖然對於居委主任的到來，有點奇怪，但姨妹這麽一說，我也就放心了。姨妹正準備我們的晚飯，打算吃了晚飯，就動身搬到朋友家裏去。可是我們正說著話，又有敲門聲。敲的很猛很急。姨妹把門一打開，就擁入幾個人，有警察也有便衣，還有那位居委主任也跟在後邊。我一看就明白了。那居委主任是先來探路的，看我是不是在家。看我在家，她便下樓去叫那些人上樓來，破門而入。那警察有槍並沒有舉起來。隻是說：“都不要動。市革委有人要找住在你們這裏的姓馬的。”
那個自稱市革委的幹部，對我問：“你就是馬識途嗎？”
他單刀直入地問，我準備的一切改了名字的假證件，自然都是無用的了，我隻得回答：“我就是。”
他說：“我們市革委接到四川省革籌的公文，要我們動員你回成都去參加**去，他們派來接你的人已經到北京了。現在就跟我們到公安局去辦個手續，明天跟他們回成都去吧。”
他說得很客氣，很得體。他既然是北京市革委會的幹部，他從四川省革籌發來的公文上知道我是一個西南局部委級的領導幹部，公文上並沒有說我是反革命，或是“逃亡走資派”，隻是說來動員我回成都參加**，在麵子上他就不能像那些造反的毛頭小子，不講政策，不講道理，對我使蠻。他們對我比較禮貌，當然在骨子裏是把我軟禁起來，交給四川省革籌的來人帶回成都。
我當然也不能像我的姨妹那樣叫“你們怎麽隨便到我家裏來抓人”這樣的話，很冷靜地問那個幹部：“既然是成都來人叫我回成都，總有省革籌的正式公文吧，能不能讓我看一下呢？”說實在的，我對他們並不相信，誰知道他們是不是造反派假借省革籌之名，來北京抓我回去的呢？如果又被他們騙了把我抓回去，我知道那不會有我的好日子過的。
那個幹部說：“有正式文件來。如果沒有文件來，我們市革委能隨便到老百姓家裏抓人嗎？那不亂套了？我們革委連各地造反派到北京來抓人，也是不容許的。”他說罷，拿出一件公文給我看，果然是四川省革籌發給北京市革委的公文，那上麵就是說我滯留北京已久，請北京市革委動員我回去參加**，交來人帶回成都之類的話。
我沒有話好說了，不過也放心了，我對著急得不得了的小姨妹說：“是四川省革籌派人來叫我的，我就跟他們回去了。省革籌是講政策的，我沒有問題，不會對我怎麽樣的。”
那個幹部倒還比較通情達理，說：“那好吧，你們收拾一下，我們在樓下等。”說罷就帶著來的人下樓去了。
我馬上收拾東西，其實除開幾件換洗衣服，我沒有什麽東西要收拾的，一下就收拾好了。我要走，小姨妹還不放心，她說：“誰知道他們把你帶到哪裏去呢？叫建生（我的兒子）陪你回去吧，好叫成都家裏人知道你到哪裏去了。”
這個主意也好，我們下到樓門口，見到那個幹部，說了這個意思，他同意了。於是我向小姨妹姨夫告別，他們都不放心地流著眼淚和我告別，要我保重。我叫他們放心，我不會有問題的，我說：“我還到北京來看你們的。”
我說還要回北京這句話時，忽然發現，那個就住在這個單元樓下的居委會主任，卻表現出明顯的不自在。
我和建生一起，坐上他們來的小車，一直開到附近的公安分局。他們沒有把我當犯人送進拘留所，而是住進一間辦公室裏去，那裏已經有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在等我們。市革委的幹部拉他出去，在院子裏說什麽，隻聽到“我們把人算是交給你了”這類的話。那個幹部走後，軍官進來向我打招呼說：“我是四川省革籌專案組的。省革籌領導請你回去接受審查。”
我沒有說什麽，隻是提出要求：“我的大兒子要陪我一起回去，叫家裏人給我拿行李來。他的車錢由我出，票請你們代買。”大概市革委的幹部已經給他說過，他馬上同意說：“沒有問題。”
我們被安排在辦公室裏便**睡了一夜。這一夜我沒有合眼，對於回去後會怎麽樣，我不擔心，省革籌到底是一個政權機關，要講政策的，何況我得知我們西南局原來的常務書記，已經被結合進去了，我和他過去相當熟，他對我是了解的。我在想的是，省革籌怎麽找到我在北京的住處的。
我還是不相信是我外甥住北京的朋友出賣了我。如果他要使壞，他不可以密報他們“八·二六”派的頭頭，把我偷偷捉回去，據為己有，立個大功嗎？他何必叫省革籌派人來捉回去呢？……
第二天早上，我們坐車到火車站乘快車返回成都。我和那位軍官坐軟臥，我兒子坐硬座，但是容許他過來看我。那軍官對我倒是客客氣氣的，不像押解犯人那樣，一直跟著看著。我們慢慢交談起來，他竟然知道我，讀過我的小說。看樣子並不認為那是毒草。我便不經意的樣子，隨便問起他們怎麽知道我在北京的住地的。他說：“省革籌也不讚成造反派抓領導幹部進行政治曆史審查，這事規定由省革籌專案辦公室來辦。你從他們那裏出走後，我們專案組也關心，一直在找你，沒有結果。後來是北京市革委給四川發了公文來，說發現你化名住在北京的親戚家裏，是否有什麽問題。這樣，省革籌就決定叫你回去，接受審查，派我來接你來了。”
我隨口問：“北京怎麽知道我化名住在北京親戚家裏的呢？”
他說：“我到北京來，好像聽說是你住的那個居委會發現你住在你的親戚家，說是從成都來的。看你的樣子像個大幹部，懷疑你是不是逃出來的。他們到學校查一下你的親戚的檔案，那上麵填的親朋欄裏有你的本名的名字，卻沒有你化名的名字，於是肯定你本名馬識途，化名住在北京。他們報告了北京市革委，北京市革委就發電報問我們來了。”
原來是這麽一回事。不是我外甥的朋友出賣了我，而是我自己的形象出賣了我，沒有改變走資派的模樣，受到懷疑，活該。再一個是我們的檔案製度很管用，可以提供很多信息。還有北京居委會的組織看來是頗有效率的，他們的革命積極性，應該受到尊敬。總的卻是我雖然使用了做地下黨的經驗，從拘押中逃了出來，我卻仍然留下漏洞，讓人可以從這種沒有料到的蛛絲馬跡，找到我的下落。如果是在解放前，那就會出大婁子，犯不可原諒的錯誤了。
我們一帆風順，回到成都。我告訴兒子，回去告訴家裏人送行李和日常用品到省革籌轉給我。我坐上省革籌來接我的車，一直開到那時頗為出名的錦江賓館，住進二樓一間標準客房裏去。這裏生活用品一應俱全，有時還有熱水可以洗澡，有夥房的小工專門送飯打開水，吃的也不壞，每天都能見肉，這在當時算是優待了。但是住在房間裏，不準走出房間一步，不準和任何人打招呼。除開有一張標準革命報紙外，其他什麽也看不到。在門外走道裏經常有武裝解放軍戰士在監視，房門都必須敞開，時不時地有解放軍戰士走進房間來觀察我們的動靜，看樣子是一怕逃跑，二怕自殺。我在這裏生活雖好，卻做了真正的高級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