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印證筆者觀點的，除了如鄧仲純夫人將陳獨秀拒之門外，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張定先生（原名張富培）與陳獨秀邂逅後的遭遇，也足可佐證。
1940年初，家住重慶的張定和三位同學考入江津中山中學高中二年級。開學時，他們一起乘民生公司的“民哲”號輪船去江津報到。在船上看見一位身著長袍，很有風度的長者。航警告訴他們說，這人是陳獨秀，住在江津城中的延年醫院。張定讀過陳獨秀的文章，知道他是有名的學者、教授，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對他很是景仰。立即上前拜見陳獨秀，並拿出筆記本請陳獨秀簽字。陳獨秀十分客氣，問了張定一些情況後，慨然應允，簽下了“少年中國，中國少年”八個字。並題注：張富培同學紀念 獨秀於民哲舟中。
與張定同行的三位同學並未上前請陳獨秀簽名。當船到江津通泰門碼頭，憲兵檢察行李，沒收了他們幾本小說和《全民抗戰》等期刊。放行後因天色已晚，四人便去七賢街四川旅社投宿。晚上九點鍾左右，憲兵又來查房，發現了陳獨秀題有字的筆記本，馬上叫張定和宋建武帶上被子，把他們押去了憲兵12團司令部，兩人被分別關押在兩間牢房裏。
天亮後，張定被叫到審問室，一個軍官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
張定嚇了一跳，趕緊說：“我是個來江津報到的學生，我隻知道讀書。”
軍官又問：“你和陳獨秀是啥子關係？”
張定答：“沒有任何關係，我隻知道他是一個有名的教授。”問了半天，問不出個所以然。情急之下，張定要求打電話回家。
軍官問：“你老漢是幹啥子的？”
張定說：“我爸爸在21軍司令部做事。”
軍官愣了一下，說：“江津打重慶是長途，不能打。”
張定剛回到牢房中，看守就通知他和宋建武拿上被子出去，說沒事了。
孰料，四人到中山中學高中班報到時，校長卻對他們說：“你們四人得等一下，還得口試。”
口試的結果是，四人均不合格。四人感到又氣又冤，入學通知書都已經發到手上了，大老遠地從重慶跑來，還要口試？這不是有心刁難人麽？他們年齡小，不懂得據理力爭。無奈之下，張定突然想起陳獨秀老先生那麽平易近人，容易接近，他對青年是那樣的關愛，便想去找他求助。於是他按照那位航警說的地址，到黃荊街延年醫院，找到了陳獨秀。張定向陳述說了自己這一路上的遭遇，表示：“我決定不上學了，幹革命去。”
陳獨秀聽了，臉上的神態既關切又凝重，嚴肅地對張定說：“要革命也不能不上學，沒有學問，革命也搞不好。”
張定說：“明天學校就開學了，也沒有學校上了。”
陳獨秀說：“那就先自修半年再考，這半年，除溫習功課外，也可以讀一些其他曆史書籍。例如，可以讀克魯泡特金寫的《法國大革命史》，克魯泡特金寫的《我的自傳》也可以讀一讀。一定要繼續上學。要想幹革命，也必須要有真本事，真學問。”
張定在回憶文章《路遇陳獨秀》中寫道：
陳獨秀的關懷與忠告，令我十分敬佩與感激，決定繼續求學。
這樣，我們幾個人又一起回到重慶，自修功課。
幾個月後，我回到初中時就讀的廣益中學，於1942年暑假畢業，考入燕京大學。1944年到1945年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一年，抗戰勝利後複學，1947年從燕京大學到晉察冀，被分配在中央青委工作。
1948年在平山縣的土改、整黨工作期間，中央青委機關支部討論我的入黨問題時，我如實講了這一段經曆。有同誌追問我與托派的關係，有同誌追問我思想上受了陳獨秀什麽影響？我隻能說我沒有見過托派，和托派沒有任何關係。陳獨秀勸我要上學，要讀書，我覺得他說的很對，他對我的直接影響，就是我改變了空想的革命道路，而決定再上學。如果說他對我有長遠的影響，可能是悟出要從人類的曆史去了解人類的未來，然後去找尋革命的道路。
另外，是我從他身上看到了一個革命者的可親可敬的形象，覺得共產黨是好人。別的，說不出他對我有什麽影響。
但有同誌覺得這是一個重要問題，不搞清楚不行。還是中央青委書記馮文彬同誌為我解了圍。他說：“張定當時還隻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在那樣一個偶然的機會，去請教一位有學問的長者，陳獨秀告訴他的那些話是可信的，對一個青年人來說也是有益的。沒有什麽根據硬要和托派扯上關係嘛！
鄧氏叔侄到後不一會兒，黃鵬基也急匆匆趕過來，向鄧仲純打拱道：“鄧大夫，今天是群賢畢至啊，恭喜恭喜。”
鄧仲純客氣道：“縣長是個大忙人，醫院喬遷，沒想也驚動了你這縣太爺的大駕？”
黃鵬基說：“我一者前來祝賀，二者呢？是前來通知陳獨秀先生的。我剛剛接到重慶電話，你的兩位北大高足，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與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傅斯年，明天要專程到江津來拜望陳獨秀先生。”
陳獨秀不悅地說：“他們來江津看望我，自己來就行了，給縣政府打什麽電話，果真是黨國大員出巡，還要地方迎風接駕呀？這成何體統？”
黃鵬基趕緊解釋：“陳先生誤會了，他們打電話是問問陳先生是否在江津城裏，擔心撲了空。還特意叮囑不能驚動地方呢。”
陳獨秀說：“如此倒還差不多。鵬基，那就麻煩你這位縣尊給白沙鎮上打個電話，通知陳可忠、蔣複聰、許德珩與勞君展夫婦、盧冀野、魏建功、曹芻、唐圭章一幹老友故交也趕下來聚聚……哦，報上說梁漱溟正在白沙鎮考察鄉村教育，千萬別把這個傲國公給忘了。”
鄧蟾秋道：“陳先生的兩位得意門生光臨江津，是江津的榮光，這地主之誼，就讓我來為陳先生代勞吧。”
陳獨秀說：“我的學生跑到江津來看我，怎麽能讓秋翁代行地主之誼？不妥，不妥。”
鄧燮康也道：“陳先生不必客氣，客人和酒宴地點，由陳先生定，我和叔叔負責為諸位大師鴻儒安排幾個別具特色的地方菜，包你們拍案叫絕。”
鄧仲純說：“鄧氏叔侄自來古道熱腸，仲甫就不要再推辭了。現在，你考慮的首要問題是在哪裏辦？”
陳獨秀說：“你這醫院自然不行，不單我聞著總有一股來蘇兒味道，也會影響住院病人的休息，我看，還是去飯館吧。”
歐陽競無說：“飯館太嘈雜俗氣，我意還是到我那裏擺壩壩席吧，大江邊上，山水園林之間，奇花異卉叢中，也可平添幾分仙風雅韻。”
眾人都道：“如此最好，大家都到江邊公園裏去放鬆放鬆。”
中山公園裏綠樹紅花，長廊新荷，園中湖光粼粼，坡腳下便是白帆點點的長江，的確是個優雅宜人的去處。
時在江津的一大批名流全被陳獨秀邀來作陪。
陳獨秀為做東的鄧蟾秋介紹道：“這位是中央編譯館館長陳可忠、這位是中央圖書館館長蔣複聰……”
鄧蟾秋客氣道：“我們早就認識了。”
許德珩道：“老師不用為我等介紹，中央圖書館，中央編譯館遷到白沙鎮，方方麵麵都得到鄧氏叔侄的照顧，我們和蟾秋翁，也早就是老朋友了。”
陳獨秀拍著額頭說：“對，對，我咋忘記了，你們現在可都是白沙幫了。”遂指著另外幾名客人給鄧蟾秋介紹，“這包惠僧、沈尹默係我多年老友，相約從綦江過來看望我，正巧撞上今日之盛會，
鄧蟾秋抱拳施禮：“包先生、沈先生，幸會，幸會。”
鄧季宣、潘讚化、鄧仲純、何之瑜，以及曹茂池、龔農瞻也都來到。
少頃，鄧燮康帶著一幫挑著擔子的人趕了進來。
鄧燮康向諸位介紹隨他前來的一位老人：“這位就是我今天專門請來為大家獻藝的江津名廚周清雲，周師傅過去給同是江津白沙人的夏仲實夏軍長當了二十多年的私人廚師，一手川菜絕活，在重慶成都都是排得上號的。這次夏老軍帶著川軍出川抗戰去了，周師傅若不是年過花甲，想必也跟著老長官上了前線呢。”
陳獨秀說：“燮康昨日說，保證拿出幾個別具特色的地方菜，讓我等拍案叫絕，我們還以為他吹牛呢。聽了燮康這番介紹，我們一者相信，二者，就是垂涎欲滴，翹首以待了。”
周清雲謙虛地說：“能不能做到拍案叫絕，我不敢打包票。好在瞻秋先生昨天就特地給我打了招呼，叫我不要顧忌本錢，隻管拿出絕活，討大家一個歡喜。有他這話，我今天就有信心讓大家嚐個新鮮了。”
眾人皆拱手致謝：“那就有勞周師傅了。”
周清雲帶著助手徒弟去了。
陳獨秀打趣道：“諸公今日均能一享口福，唯我們的歐陽大師與漱溟兄是吃齋之人，對於這頓戰亂時期極為難得的美味，他們也無緣消受了。”
鄧瞻秋說：“這個放心，我已經給周清雲打過招呼，給歐陽大師和梁先生另做精美素食。”
梁漱溟：“我這次從白沙來江津，一不是衝著美味，更不是衝著羅傅二人的臉麵，就想來和這麽多朋友們見見麵，說說話兒的。羅家倫不必多言，而立之年便出任清華校長，如今又執掌著中央大學，前些日子的報紙想必大家都看到了，老蔣又讓他出任國民黨新疆監察使兼西北考察團團長。可謂是政壇新貴，如日中天。至於傅斯年，如若不是衝著仲甫的麵子，我是連麵都不願和他見的。”
陳獨秀驚奇地問：“傅斯年莫非幾時得罪你這傲國公了？你對他如此大的情緒？”
高語罕說：“仲甫不知，在老蔣主持的國防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梁公係統提出了自己的抗日主張。他並沒有主要從軍事和外交方麵來思考如何應對中日之間的戰爭，他的抗日主張主要關注鄉村建設和民眾教育，中心還是民眾教育問題。在梁公發言時，就發生了一點不愉快，由於梁公發言較長，同為國防參議員的傅斯年實在按捺不住情緒，騰地一下站起來，粗著脖子大聲嚷嚷：‘別講這些了，當前最要緊的是前方的軍事和國際形勢。你這種講法，太耽誤時間了！’梁公哪裏容得自己學生輩的傅斯年這等無禮，當即便在最高國防會議上大吵了一架。我當時也在會上，還拉架呢。”
陳獨秀說：“我從南京監獄出來，最初住在金陵大學陳仲凡家裏，後來又搬往傅斯年家住了一段時間，他倒是一點也沒提說這事。傅斯年人稱‘傅大炮’，性子急是出了名的，不過他的優點是無論與人爭吵得何等厲害，事過即忘，從不記在心裏的，梁公大可不必與他計較。”
高語罕說：“梁公去年初訪問延安，和毛澤東徹夜長談，兩人也爭吵得十分厲害。”
陳獨秀大感興趣：“哦，有這等事，梁公不妨說來聽聽？”
梁漱溟說：“我訪問延安的動機有兩個，一是對於中國共產黨做一考察，二是與中共領導人就一些問題交換意見，為國共真誠團結，一致抗日出一把力。對於中國共產黨堅持階級路線、武裝鬥爭，我一直不讚成。在日寇入侵的情況下，國共兩黨合作，全國出現團結抗戰的形勢，我認為如今共產黨主動放棄了國內鬥爭，是民族命運一大轉機。多年來對內鬥爭的共產黨，一旦放棄對內鬥爭，可謂轉變甚大，但此轉變是否靠得住呢？因此我需要做一番實地考察，看共產黨的轉變是真是假，是深是淺。同時，我還想通過與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交換意見而達成國家進一步的統一。結果，我和毛澤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說他有錯，他說我不對，爭論了兩個通宵一個白天，誰也說服不了誰。”
陳獨秀歎道：“以你一介書生，全無實力的憑借，而想通過一己之力而實現國內政治實力之間的統一和團結，且不論事實如何，單隻這種想法，便足見你十足的書生氣。政治，何曾是一個人的力量，能改變得了的喲？”
正說到此，幾輛黃包車絡繹相跟進了中山公園，羅家倫與傅斯年由黃鵬基陪著，從黃包車上下來。
陳獨秀趕緊叮囑梁漱溟：“彼此政見不同，今日畢竟是師生老友聚會，敏感之事，一會還是少提為好。”說罷，急步向前，一手拉著羅家倫，一手拉著傅斯年道：“真想不到，我們會在小城江津見麵！”
眾人散坐於樹蔭花草叢中，俯視長江，圍桌敘談。
快到中午時分，周清雲將一道菜肴送到桌上。
鄧瞻秋舉筷相邀：“諸公，請先嚐嚐這道青筒魚。”
羅家倫嚐了嚐青筒魚，好奇地問道：“這青筒魚沒用竹筍，怎麽會有滿口鮮筍的清香？”
鄧蟾秋笑道：“這道菜，我倒略知一點門道。先要找上幾根剛由竹筍長成的新竹，連節把砍成筒狀，然後把二三兩重的大河鯽魚剖腹洗淨後，加上調料煎一下，便和發好的海味一起塞入竹筒內，密封後，一節一節地拿到板炭火上慢慢轉動，一直烤到竹筒蔫萎皺皮，然後倒出上席，竹筍味香四溢，魚肉也鮮嫩可口了。”
鄧燮康也笑微微補充道：“關鍵是拿捏火候，烤老了帶糊焦氣，烤嫩了又不香。”
剛吃罷青筒魚，周清雲又端上來一道白水豆腐。隻見青花瓷海碗裏，滿盛著雪白的豆腐墩兒，還漂著些碧綠的嫩木耳菜葉子。
潘讚化疑惑地問：“這道菜看上去清湯寡水的，連一點油花花也沒有，也算是江津的特色名菜麽？”
鄧蟾秋笑而不答，執起銀勺相邀：“來，來，請大家動勺，這白水豆腐，可是樸在其外，美在其內呢。”
聽他如此一說，眾人皆飛舞銀勺。
高語罕讚道：“這湯入口果真是鮮美啊！”
潘讚化說：“連這一方方豆腐也滑爽如凝脂，入口即化。噫，秋翁，這道菜，怕是不便宜吧？”
鄧蟾秋說：“不貴，不貴，隻消20塊大洋，法幣嘛，哈哈，就不大好說了。”
一聽價格，滿座愕然。
鄧蟾秋接著道：“這碗湯，你們莫看它樸實無華，貌不驚人，實在是用一隻雞，一隻鴨經過十幾道手續，瀝了又熬，熬了又瀝，才吊出來的高湯。豆腐雖不值錢，但鰱魚價格不菲，要用十來斤重的鰱魚片成薄片子，仔細地貼在每一塊豆腐上，用小蒸籠墊上新鮮荷葉，蒸上一段時間，然後棄去魚片不用。這時魚肉的鮮味已經被豆腐吸收了。爾後再加入高湯，細火煨一下，配上木耳菜葉子，就可上桌了。”
緊跟著，周清雲又用盬子盛上來一道菜。
徒弟們則將盛有用本地泡紅海椒舂成稀狀物的調料碟子擺在各位主客麵前。
鄧燮康說：“這道菜，名為三巴湯，與青筒魚和白水豆腐相比，這三巴湯，就更見功夫了。”
聽他如此一說，眾人目光全落到了那盬子裏。那湯，看上去清清亮亮，間以無數紅瑪瑙珠兒似的寧夏枸杞子，以及許多燉得極軟和極糍糯的肉段肉塊。
眾人手中銀勺，紛紛向盬子裏伸去。
陳獨秀嚐了一口湯讚道：“用勺子輕輕一攪，方知這湯稠得粘勺，這香味，也濃烈無比，妙不可言。”
陳可忠也嚐了一勺，連聲叫好，遂對鄧蟾秋道：“此物如此美妙，為何卻取了個土俗名字？秋翁，你算是美食權威了，快給我們講講這三巴湯的來曆吧。”
鄧蟾秋娓娓言道：“這三巴湯，乃是一道極宜溫補的藥膳。三巴均是取自黃牛身上的物件，並不稀罕。牛鞭湯、牛尾湯各地皆有，也不足奇。但將三巴配上枸杞、百合、當歸、沙參、苡仁、付片一起熬製通宵後才上桌的，就隻有江津的周清雲了。至於這三巴嘛，是指牛尾巴、牛下巴，還有一巴，指牛鞭，這物件四川人稱它也帶一個巴字……哈哈，此種名流賢士歡聚之高雅場合，便隻能意會而不可言傳了。”
眾人“哄”地又是一笑。
陳獨秀笑道：“看看，這樣一批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的學者教授們此刻全都變得像小學生一樣，洗耳恭聽秋翁給我們上地方飲食文化課。”
宴席結束，眾人散坐於樹蔭花叢間擺開了龍門陣。
羅家倫謙恭地問陳獨秀：“老師，魯迅為何撰文罵你是焦大呢？”
陳獨秀道：“焦大罵主子王熙鳳，落了個吃馬糞的下場，我不是這樣小氣的人，決不會反罵他是妙玉的。”
羅家倫再問：“哪，老師對魯迅怎麽看？”
陳獨秀說：“他著文罵了我，我也不能因為他罵我，我便貶損他。我很喜歡他的小說，他的《狂人日記》就是我編《新青年》時，主動去約來發表的。我要不喜歡他的小說，我不會這樣做。在中國的小說家中，魯迅是上乘的，但和世界知名作家和中國古典小說作家比，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梁漱溟問：“仲翁學貫中西，你對國外哪些作家印象最好？”
陳獨秀隨口說出一長串：“多啦！莎士比亞、雨果、巴爾紮克、莫泊桑、歌德、海涅、托爾斯泰、屠格涅夫。”
高語罕問：“中國的呢？”
陳獨秀說：“中國作家嘛，當然離不開曹雪芹、施耐庵、吳承恩、關漢卿、孔尚任、王實甫羅。”
高語罕說：“你說的都是五四以前的。”
陳獨秀道：“五四以後魯迅當然算得一個，但魯迅在五四運動中是戰將，而不是主將。我去年底在《宇宙風》上發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作《我對於魯迅之認識》，開篇便道，世間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魯迅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雖然算不上主要的作者，但發表的文字也不少。兄弟二人，可貴的是都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這是我個人的私見。”
高語罕搖頭說：“魯迅寫了一輩子，雜文一大堆，到底沒能寫出一部長篇來。能拿得出手的《狂人日記》，頂多也就是個中篇小說。”
傅斯年說：“高兄這話有道理，一個作家沒有長篇作品，把他拔得太高，似乎總是顯得底氣不足。”
陳獨秀說：“魯迅雖然沒有長篇存世，但他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算得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又把他吹到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普通人。”
梁漱溟道：“魯迅曾說‘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是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麵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魯迅至少認為仲翁待人處事是光明磊落的。而且，魯迅自己也曾這樣說，他說你是五四運動的司令，他是聽你的將令行事的。”
陳獨秀苦笑了一下，酸楚說道：“那是以前的事了，他現在提到我這個朋友，可能都要加引號了。他的短篇小說確實做得好，我要是他，晚年決不放棄文學，從事政論，魯迅的狷介性格，決定了他為人處事從不知道妥協，不會妥協的人，搞政治絕對不行。我就是他的前車之鑒，對魯迅來說，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損失。”
許德珩說：“我們那班學生畢業時，把陳梁二位老師請來照集體相。兩位老師坐在前排正中，陳師把一條腿橫伸到了梁師麵前。照片印出來後，學生們見了都大笑不止。我拿上照片，給兩位師尊各送一張。誰知陳師粗心，看了後還說，‘照得不錯，隻是這個梁漱溟也太霸道了，把腳伸得太遠了嘛。’我忍著笑說：‘老師，你看清楚了，這是你的腳，不是梁老師的腳。’陳師仔細一看，連連大呼：‘啊，啊，是我的腳嗎？難道真是我的腳嗎？哈哈，那就是我陳獨秀太霸道了！’”
眾人一聽，樂不可支。
可是，這則真實笑話裏的兩位主角之一的梁漱溟卻無動於衷地自顧說道：“鄙人過去總以為以學者入仕的角色，總喜歡把帽翅兒抖得嘩嘩響，唯恐別人忽視了他頭上的那頂烏紗。這次我到重慶，方知天下烏鴉也並非一般黑，這個中也有極個別例外。蔣廷黼，就算得一位剛直清雅之士。那天我去找蔣廷黼擺龍門陣，恰巧是個星期天。蔣兄是行政院政務司司長，也算是個不大不小的人物了吧。傍晚他送我出門，剛走到庭院上，就看見幾輛轎車風風火火地開了進來。車停下，委員長從車上下來了，見了蔣廷黼就說：‘你來得正好，我有事和你商量。’誰知蔣廷黼卻回答他：‘對不起，你沒見我正在陪客人嗎？今天我休息，有事明天我到侍從室找你。’說完，就陪著我出了大門，連蔣介石也隻有拿他幹瞪眼。看看當今黨國中那幫高官要員，還有誰敢像蔣廷黼這樣心底無私天地寬？這樣的人，我就佩服，決不會因一頂烏紗帽，就把自己給賣了。”
羅家倫好不尷尬。
包惠僧這下方感到氣氛有些不對，注意到陳獨秀也被梁漱溟這股子狷介之氣弄得暗暗皺眉，為緩和一下氣氛，趕忙哈哈一笑說道：“我在重慶，聽到的笑話不少，現貢獻一個出來，供各位佐餐。”
陳獨秀也趕緊配合：“惠僧言語幽默，才華橫溢，從惠僧口中出來的笑話，都是上了品的。快說來聽聽，笑一笑，十年少嘛。”
包惠僧說：“話說前年12月，南京失陷之前，唐生智命72軍中將軍長孫元良殿後。孫元良帶領上萬名穿草鞋背麻柳杆杆的四川兵，哪裏抵擋得住日本人的坦克裝甲？率領部隊和日本人在中華門前打得如火如荼，血戰一場，最終日本人攻進城來。城破之際，兩名衛兵與孫元良慌不擇路之際，被丹鳳街悅安妓院裏的一幫妓女救了進去。”
高語罕道：“黃埔軍官學校創辦後，我和惠僧、德珩先後擔任軍校政治部總教官，這孫元良，也是我們三人的學生了。國難當頭，國軍大敗之際，煙花女子有如此義舉，實在是難得！難得！”
潘讚化說：“倘若將其演義一番，其價值說不定會超過莫泊桑《羊脂球》裏的那位法國妓女呢。”
陳獨秀大感興趣：“惠僧，如此感天動地的壯舉，在你口中怎麽竟成笑話了？說下去，快說下去。”
包惠僧說：“妓女們找來便裝讓孫元良三人換上，將他們藏在了妓院裏。蔣介石在武漢聽到戴笠報告孫元良大戰當頭竟然放棄指揮鑽進妓院逍遙，氣得腦殼發昏，也顧不得孫元良是黃埔一期學生了，當即下令戴笠，盡快秘密處決孫元良。戴笠經過一番縝密考慮，派了一個叫顧念庸的特工去南京。此人父母均為旅日華人，出生於日本名古屋，15歲時才回到國內，日本話說得來比中國話還好，又是中央警校的高才生。誰知顧念庸到了南京，化裝成日本人在悅安妓院裏待了好些日子，最後，他沒把孫元良殺掉，孫元良在一幫妓女的幫助下，反將他活捉了。孫元良得知蔣誤會了他，又急又氣，不顧危險混出南京城，曆經千辛萬苦逃到重慶，向蔣陳述進妓院原委，自請處分。蔣這才明白是自己錯怪了忠臣良將，孫也因此重獲蔣的重用。而剌孫事敗後，戴笠去向蔣介石匯報，因戴笠陳述過多，且不斷為自己開脫責任，蔣大怒，拍桌怒喝道：‘強辯！娘希匹，強辯！’蔣說的是奉化普通話，‘強辯’與‘槍斃’同音。戴笠一下子嚇掉了魂，慌忙跪下大呼：‘校長饒命！校長饒命！’邊呼，還邊痛哭流涕。蔣瞠目結舌，大惑不解，忙問：‘雨農，你這是幹什麽？’戴笠道：‘隻要校長今天不槍斃我，我一定親自帶人潛入南京，除掉孫元良，不成功，便成仁！’蔣這才明白為何，哭笑不得，將孫元良不僅無罪，反而有功的情形告訴了他，然後揮揮手，讓他去了。”
眾人又是一笑，氣氛方緩和下來。
陽光燦爛，鳥兒在枝頭啁啾。陳獨秀似也被這大好春光激發了興致，提議道：“我們何不去前麵遺愛走走，那地方倒是值得一遊。”
眾人遂起身，隨著陳獨秀逶迤而行。
遺愛池就在前邊東門廣場旁邊，離支那內學院不過兩百米之遙。
鄧燮康與龔農瞻、曹茂池幾位本地宿紳走在隊伍末尾。
龔農瞻道：“今天這個聚會，日後理當寫進江津縣誌才對。除了我們這幾個當地士紳，來的全都是當今中國了不起的大人物、名教授。陳可忠，中央編譯館館長；蔣複聰，中央圖書館館長；羅家倫、傅斯年是如日中天的學界兼政壇新貴；梁漱溟更算得當今一代大儒。”
朱近之說：“豈止是江津縣誌？陳獨秀在政界文化界的影響自不待言，那戴眼鏡的高語罕，有些發福的包惠僧，還有矮個子的許德珩，過去都相繼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政治總教官。”
鄧燮康說：“連那國立九中的曆史老師何之瑜，也曾是共產黨的湖南省委書記，既是陳獨秀在北大時的學生，又是他最忠實的追隨者。他現在還受北大同學會委托，接替重慶大轟炸中失蹤的羅漢，專門照顧陳獨秀生活。總務主任潘讚化，當年在柏文蔚手下當過師長，民國初年任蕪湖海關監督時，為青樓女子張玉良贖身，並納為如夫人，隨後又將玉良送往法國留學，專攻西畫，不失為一段佳話。”
眾人一進院子，但見泱泱一池碧水，環抱湖中一座小島，島上綠樹蔥蘢，雜花斑斕。重重花樹簇擁著一座飛簷翹角、古色古香的廟宇，廟門上端置“清廉祠”的橫匾。前後兩座石拱橋，彩虹般橫跨湖麵，與陸上相連。
許德珩驚呼：“小小江津，想不到竟有此等人間仙境！”
一行人絡繹登上石拱橋，來至廟堂，看著那一尊令人陌生的塑像，不知此為何人，議論紛紛，各自猜測。
陳獨秀撚著幾根山羊胡須，始緩緩說道：“我閑來無事，偶爾翻翻江津縣誌，收獲倒是不小。現在，我就越俎代庖，給諸位介紹一下這位高居廟堂之人的來曆吧。曾公，乃曾授一，字正萬，號靜安，廣東省東安縣人。清乾隆三年中舉，著有《尊聞錄》、《學古錄》、《四書解義》等書行世。乾隆30年曾授一補江津知縣，上任時，適逢江津遭三年大旱，百姓流離，苦不堪言。曾授一聯合邑人創‘救命會’，賣掉家鄉祖傳鹽田，購穀千石立義倉賑濟災民。待社會稍加安定後，又組織邑人到廣東，引進紅苕種，親偕夫人躬耕壟畝，教邑人栽種之法。此物耐旱，產量又高，既甜又麵，百姓珍之勝米麥，民間競相種植，數年間紅苕才由江津逐漸傳播到全川各地及鄰近各省。解決了溫飽，曾授一又派人到江、浙一帶帶回蠶種桑苗，教民種桑養蠶，使邑人多獲利。難能可貴的是，這位縣太爺還仿民歌俚調，寫成《勸農歌》《憫農歌》《慰農歌》十餘首，鼓勵農業生產。幾年後，使江津起死回生，百姓安居樂業。
乾隆三十四年，授一調署合川，上任之初，因犯人暴獄，被撤職為民。潦倒之際，津民派出代表趕往合川，將曾授一全家用轎子抬回，一路燃放鞭炮，奏起鑼鼓響器，視授一為救命恩人。安居數年後，授一年老思歸，津民苦留不住，乃集銀3000兩相贈，怎奈授一堅不收受。離津之日，送者上萬人，沿途泣不忍別。豈料授一尚在途中，津民已集巨款匯到東安，購回他當年賣掉的鹽田，並為他置下養老的房產。授一77歲老死家鄉，消息傳來，津民悲痛萬分，遂集銀兩，在此為其建祠。匾名清廉祠，當地人則俗稱曾公祠，這一湖碧水，也就被稱為遺愛池了。”
羅家倫說：“老師的拳拳苦心，學生感謝不盡。”
傅斯年說：“學生雖不及古之聖賢之萬一，但為人的操守，還是能自持的。”
梁漱溟長歎道：“如今的大官小官，倘能學到這封建社會七品芝麻官的三分，我也要高呼萬歲了！”
高語罕也道：“家倫斯年此番回去，可向委員長建個議，明年總理紀念周，可否將中央要員們集中到這清廉祠來舉行，反正，重慶離江津也不遠嘛。”
江津雖係一遠郊小城，民風淳樸，景致秀麗，但對陳獨秀而言，也絕非鄧仲純介紹的世外桃源、一方淨土。小地方突然來了他這麽個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這本身就是一條足以驚波激浪的大新聞。江津各界名流宿紳趨之若鶩，爭相前來拜望；重慶城裏的新聞記者也不時上門打擾，至交好友，更是頻頻前來問安敘舊。來往的人多了，陳獨秀的住屋又實在太小，鄧仲純在黃荊街83號的延年醫院新址則是一座相當寬敞的宅院，幾株梧桐樹伸展開去的樹冠幾乎將整個天空遮罩。陳獨秀一家老幼住在樓上，與郭家公館相比，這地方便是上乘了，樓房四壁皆白，光線明亮，空氣流通，甚令陳獨秀滿意。
陳獨秀萬沒料到，自1910年離開家鄉後，天涯飄零，四海為家，分處天南海北的一家人，如今卻在天府之國的江津縣城裏歡聚一處，三世同堂了。
雖說是龍遊淺水，虎落平陽，可當地人對客居此地的陳獨秀、淩鐵庵這樣的大人物，依然是優禮有加，傾心仰慕的。地方各界倘有重大集會或者宴會，都執禮甚恭地邀請他們參加。並待之若上賓。而且大家對戰局的關心，總想聽聽他們這樣的大人物發表幾句對時局的高見。
淩鐵庵是安徽定遠人，老同盟會員，曾東渡日本追隨孫中山，與孫過從甚密，辛亥革命後，擔任過皖軍第五師師長，1913年任討袁護國軍淮南司令。討袁失敗後，他支持孫中山籌組中華革命黨，並被委任為上海主盟代理人，後又代理中華革命黨安徽支部長。他擁護“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政策，在北伐中戰功卓著，晉升為中將，1927年他在擔任交通部航政局局長時，維護國家主權，痛斥奉係軍閥向日本出賣東北四條鐵路修築權，，以致遭到奉係軍閥暗算，被特務炸傷雙眼，雙目失明。淩鐵庵雖早已賦閑，卻時時顯露出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態。逢會必發言，發言必旁若無人，慷慨激昂，讓聽眾無不熱血沸騰。此翁當時眼已失明，但依然關心民族危亡，日日叫其小女起鳳念報紙給他聽，故而對時政也絕不荒疏。每次赴會，他便由起鳳攙扶而行。
1938年夏時，武昌藝專也因戰亂遷至江津對岸中渡街，該校學生也經常過江來參加集會。其中有一小青年，對淩鐵庵深為欽佩，並主動與之接觸。後來，此君便與淩起鳳喜結連理，成為淩鐵庵的乘龍快婿。這位小青年，便是曾擔任過四川文藝出版社社長、前些年因寫出《戰爭和人》三部曲，而榮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的王火先生。
但陳獨秀每次前來出席，卻總是沉默寡言，很少議論時政。與口無遮攔的淩鐵庵相比，他仿佛成了配角。初時兩人相互尊重，關係不錯，孰料卻因陳獨秀的一篇文章，最終導致二人反目成仇，並給中國曆史造成了不小的誤會。
關於此事，我的忘年交、江津區誌辦主任鍾永毅如此道來：“1942年3月29日，江津縣在東門外廣場舉行市民大會，紀念黃花崗72烈士。縣長羅宗文主持大會，他在講話中號召大家學習先烈精神，打敗日本法西斯。接著是各界代表登台講話。羅縣長像往常一樣，請在主席台就座的其他人士講話。這本來是一種官場客套，沒想到雙目失明的淩鐵庵老人在女兒攙扶下顫顫巍巍地走到台前，聲色俱厲地把話鋒指向了陳獨秀，批評陳獨秀3月21日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散布悲觀情緒，不利於抗戰，對陳獨秀嚴厲駁詰。此言一出，滿場皆驚。《江津縣政府公報》對此事也做了報道，並且很快在社會上激起軒然大波，這是陳獨秀逝世前不久發生的一場風波。由於年代久遠，淩鐵閹的身份長期未搞清楚，許多研究家把那次大會不僅說成是國民黨江津縣黨部為圍攻陳獨秀而特地召開的，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甚至還把淩鐵庵也說成是專門請來‘大罵陳獨秀是反革命’的老牌國民黨員。而據我對當事人的調查，事實絕非如此。兩年前羅宗文先生在接受我采訪時重申，當時淩鐵庵講話完全是即興的，絕非國民黨有意為之。之後我又采訪了淩鐵庵的女兒、王火先生的夫人淩起鳳。她父親講演時，她就攙著瞎眼父親的手臂站在一旁。她說她父親純粹是出於義憤，在大庭廣眾中駁詰陳獨秀，而不是被請來參加‘圍攻’‘大罵’的。這一史實，應當澄清。”
此時的陳獨秀，已不能不避禍從口出之嫌了。雖然黃鵬基未給他透露過任何口風，但前不久何之瑜從九中特意過江來告訴他，國民黨的調查人員到學校分別找了與陳過從甚密的鄧季宣和潘讚化，了解陳獨秀到江津後的情況，要陳小心提防。
陳獨秀雖然做出副無所謂的樣子，說：“老蔣如此關心我，倒真是把我抬舉了。他們到底想探聽些什麽呢？我想無非是三件事。我們與斯大林派（指中共中央）有無聯係；我們有無組織；有無反政府的秘密活動。我們一件也沒有，言行再謹慎一些，他們又能探聽到些什麽呢？”
他還叫何之瑜轉告鄧季宣、潘讚化，“是偵探也不要緊，不必緊張過度。”
話雖如此說，陳獨秀此後也就更加檢點自己的言行舉止了。自己的安危固然可以置之度外，可是，他卻不願因此而禍及蘭珍和一家大小。
而且，嗣母的猝然辭世對他的打擊太大，連寫作也停了下來。辦完嗣母的喪事後，陳獨秀身體虛乏，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乎半聾。潘蘭珍給他說話，也不得不提高了聲調。鄧仲純想盡了辦法，想把血壓給降下來，結果沒有效果。
一天，何之瑜來坐，問陳獨秀：“可曾好些了？”
陳獨秀說：“血壓降不下來，耳朵日夜轟鳴，像是什麽東西堵塞，隻聽到嗡嗡的聲音。”
何之瑜說：“你必須安心靜養，這一段時間別再看書寫字了。”
陳獨秀說：“已有半月沒有寫字，前些時候薛農山來信，要我作文著書，他替我出版，恐怕一時半會無法兌現了。”
何之瑜說：“住在這裏還行嗎？”
陳獨秀搖搖頭說：“恐怕住不長久，仲純夫人和潘蘭珍處得不好。”
何之瑜也無計可施，歎了口氣，說：“仲純為人忠厚實在，可惜就是耳朵太軟。”
不久，陳獨秀給寫信前來問候他病情的楊鵬升複了一函，謂：“頃接行嚴兄（章世釗）由渝轉來16日手書並匯票300元一紙，不勝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隻二星期，所費有限，自備差足，先生此時想亦不甚寬裕，賜我之數，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惡可乎。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惑無既，辱在行乞，並謝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謂：“一病十月，未能寫作，頗為煩悶。”因楊鵬升在此信中談到他的幾位友好對陳獨秀極為仰慕，都想資助他，又恐遭拒絕。故陳獨秀又針對此事答道：“曾與編譯館約購一稿可以支取應用，不應以此累及友好，素無知交者，更不願無緣受賜。”並隨信附去一首小詩，詩雲：
連朝江上風吹雨，
幾水城東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裏外，
敢將詩句寫閑愁。
長江流經江津時，呈一“幾”字形將縣城環繞，形成半島，故江津別稱“幾江”“幾水”。
雖有楊鵬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陳獨秀自尊心極強，寧願受窮，也不願接受朋友資助，故而屢屢婉言謝絕。1941年3月23日複函楊鵬升：“千元匯票一紙，問作何用，因楊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為不敢無功受祿。同年8月6日，又複函楊鵬升收到省行千元兌票一紙，並告：‘弟生活一向簡單，月有北大寄來300元，差可支持’。”楊鵬升無奈，隻得講究策略，此後，陳獨秀在江津期間所用的稿箋，信封便全由楊鵬升包製包贈。而且，這些信箋和信封上均印有“獨秀用箋”和“ 仲甫手緘”的字樣。
陳獨秀對楊鵬升的大力資助，可說是既慚愧又感激涕零。他在江津生活三年零九個月期間，總共給楊鵬升寫了40封信，連陳獨秀臨終前發出的最後一封信，也是給這位生平隻見過一麵的好朋友的。
經江津市黨史辦公室查實：從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陳獨秀至楊鵬升信函達40件之多。其間，楊鵬升三次接濟陳獨秀計2300元，托章士釗等人轉寄陳獨秀亦三次，計2200元，“晉先生”資助2200元。楊鵬升且贈印有“仲甫專用”的稿紙、信封，使陳獨秀維持生計外，得以著書立說。
即便墮入社會生活的最底層，陳獨秀也依然保持著他做人的原則與氣節。
叛徒任卓宣匯給他200大洋，他一看匯款人的姓名，立即叫郵差按地址退回。
朱家驊曾贈他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家驊又托張國燾寄去，陳原物寄回；張再托鄭學稼寄贈，陳不僅照退不誤，並致函鄭學稼：“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後萬為我辭。”又特地囑咐：“請國燾以後不要多事。”張國燾接信和匯票後悻悻說：“仲甫先生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