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日晚間眾賓朋匯聚石珠巢，酒席自然不菲。江津傳統的“九大碗”，吃得眾人酒酣耳熱，樂樂融融。這幫飽學之士，靠著一點微薄的薪水買回政府的配給米，平日哪有這等享受？
與陳獨秀同坐一桌的有鄧蟾秋、鄧縭仙、鄧燮康，以及周光午、高語罕等人。席間談到了西安事變，鄧燮康恭敬地請教陳獨秀，張學良、楊虎城為何不殺蔣介石？
陳獨秀自到江津以後，知道蔣介石一直注意著他的言行舉止，所以平日在公開場合總是沉默寡言，更不談政治，以避禍從口出。而這一次，或許是因環境不同，氣氛不同，談話的對象不同吧，他竟一反常態，侃侃談起來。
“西安事變後，如何處置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尊重共產黨的意見。但最終不殺蔣介石，卻是中共與斯大林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延安當時讚成殺蔣的呼聲很高，斯大林一個電報，便救了蔣介石的命。斯大林從骨子裏從來就沒有認為中共能成氣候，而是把抵抗日本人的希望寄托在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身上。當然，這也是他從蘇聯自身的安危出發考慮的。因為當時的情況的確如此，如果殺掉蔣介石，那麽，何應欽有可能會向日本投降，李宗仁會割據一方，這樣一來，中國就會一片混亂，日本就會坐收漁利，加速中國的滅亡。而日本一旦在中國取得軍事上的全麵勝利，那就會直接威脅到蘇聯的安全。為了穩定中國的局勢，迫使蔣介石和全國軍民一致抗日，是當時唯一可行之路。後來的事實證明，斯大林在西安事變是否殺蔣介石這一問題上，倒不能否認他是一個極有遠見的政治家。”
接下來，眾人談到了當前的抗戰局勢，不少人都顯露出悲觀的情緒，他們都想聽聽陳獨秀的意見。
陳獨秀侃侃言道：“日本雖是彈丸小國，但自明治維新，國力日漸強盛，科學也相當發達。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就不能戰勝日本，要戰勝日本，必須有持久作戰的思想準備。我們要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必須能夠支持長時期的抗戰，至少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日本對中國作戰，利在用飛機大炮，速戰速決，盡可能地不使戰爭範圍擴大；中國對日戰爭，利在發動全國民眾蜂起參加，持久抗戰，盡可能地使戰爭範圍擴大，以消耗敵人的軍力和財力。全中國人民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在堅決抗戰到底的政府領導之下，對敵人作戰，這才是我們勝利之最大的保障。即令我們的正式軍隊節節失敗，即令敵人能夠占領中國的幾個大城市，隻要全國廣大民眾無束縛的自由組織起來、活躍起來、武裝起來，敵人便無法摧毀這到處蜂起的幾千萬武裝民眾；這幾千萬武裝民眾之遊擊戰的洪流，不但能夠使政府的正式軍隊有反攻之可能，並且使敵人已經占領的地方，一夕數驚，不能統治。”
已經辭世的龔燦濱老先生在生前所撰的《陳獨秀在津印象》中涉及與陳獨秀談論抗戰問題時，則如此寫道：“我談到抗日戰爭，認為國民黨部隊節節敗退，隻剩下川、康、滇、黔和西北邊區，我們都很可能做亡國奴。他微微地笑了，精神似乎有點振奮，說：‘不會！我們還有兩支逐漸壯大起來的軍隊，遲早要把敵人趕出去，中華民族是有複興希望的。’當時我領會，他所指的是堅持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這一段話，龔燦濱生前對許多前來江津采訪他的黨史工作者也都說過，甚至是強調過，自然也就出現在了不少黨史文章裏。
但是，筆者後來卻對龔燦濱的這段記述產生了強烈的懷疑。因為有充分的事實證明，生命已臨近終點的陳獨秀，對這場曠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戰，已經完全喪失了必勝的信心。他在1942年3月21日發表在重慶《大公報》上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便充滿了悲觀的色彩，連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也以“內容乖謬，違反抗戰國策”為名，電飭各地新聞檢查機構“注意檢扣”。延安的《解放日報》也為此發表了《斥陳獨秀的投降理論》的批判文章。
這種思想情緒還留有旁證，比如陳獨秀在給一直從經濟上幫助他的川軍將領楊鵬升的信中也說過：“弟對大局素不敢樂觀，近益情勢日絀，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陸大道，必為敵人及漢奸所據。弟為老病之異鄉人，舉目無親，惟坐以待斃耳！”
凡此種種，足以證明陳獨秀不會對眼下正在發生的戰爭充滿必勝的信念，即便作為過氣的政治家，在大庭廣眾之下必須表現出對抗戰的信心，他也絕無可能把領導全民族反侵略戰爭的希望，寄托在他此時已經並無好感的延安身上。
這些疑點困惑著我，就在龔燦濱逝世前兩月的一天，我到斑竹巷看望已重病臥床的龔燦濱老先生。我先把他寫的文章中的某些重要片段念給他聽，然後，我向他說明了我的疑惑。
自知生命已經臨近終點的龔燦濱此時也無所懼，向我敞開心扉倒出了他的苦衷。他說：“第一次采訪是1976年間的事，居委會主任帶著兩個北京來的解放軍軍官突然到了我家裏。那時候，我還是個頭上戴著‘曆史反革命’黑帽的管製分子，看見解放軍進門，心頭就慌得不行，居委會主任又聲色俱厲地命令我老老實實交代。那種情況下，我嚇得來說話都不成句數了，哪裏還顧得真假，隻能編一些政治上保險的說，反正陳獨秀死了那麽多年，也沒人能證明我說假話。這段話，就是我當時對那兩個解放軍軍官說的，他們後來也都寫進了自己的文章裏。我看謬種已經傳開，也就將錯就錯，把它寫進了我那篇文史資料裏。莫看白紙黑字，你指出的那幾處地方確實是假的。”
我說：“龔伯，我能在我的文章裏，把處在當時那種特殊形式下的你說的假話錯話，糾正過來嗎？”
龔老幽幽地盯著我，說：“你寫吧。哎，寫史，本身就應該有春秋筆啊！”
寫到這裏，我突然感到曆史的巧合真是令人驚奇。龔燦濱到石牆院看望陳獨秀，兩月後，陳獨秀在石牆院一命歸陰；我到斑竹巷看望龔燦濱，兩月後，龔先生居然也在斑竹巷駕鶴西去。而如今，我這個提筆寫陳獨秀與龔燦濱的人，也在斑竹巷已經住了許多年，看樣子還將繼續住下去了。
來到白沙數日後的一個上午，陳獨秀與高語罕趁大家打牌之際，出了石珠巢，到遛馬崗去看望台靜農。
到達聳立在長江邊上的遛馬崗，隻見一幢式樣別致，四周皆有回廊的兩層洋樓，掩映在綠樹雜花之中，真乃洞天福地。
進得小樓，台靜農慌忙接著，並將他父親、家人與陳、高二人介紹。
台靜農說，這幢樓房是鄧燮康所修的別墅，眼下他一家、曹靖華一家都住在這裏。陳獨秀說，何不請曹靖華也過來聊聊，靜農說他此刻不在，一早便到國立女師上課去了。
台靜農到北大時，陳獨秀已離去，但他仍處處以師禮事陳獨秀。
陳獨秀品了品剛剛泡開的重慶沱茶，笑道：“我從下鬆林到這遛馬崗，見著兩處房屋，倒有一番感慨。”
台靜農道：“先生因何感慨？”
“你看那下鬆林，老房舊屋，樸拙無華，再看這遛馬崗，紅花綠樹，別致精雅……”
高語罕猛地在膝蓋上一拍：“妙！蟾秋翁長衫馬褂，古氣橫生；燮康君西服革履風度翩翩，真可謂房如其人，樓如其人也！”
陳獨秀道：“雖說是房如其人，樓如其人，可他叔侄倆都有古之豪俠遺風，當今世上，也算是難能可貴了。”
高語罕道：“昨晚飯後，翼野（盧前字）兄與我談到鄧氏叔侄，也是感激不盡呢，他如今在白沙鎮裏天上街住的幾間房子，也是靠著鄧氏幫忙才租到的。雖說他還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以前在江津住那兩間國難房，不也是風雨飄搖麽？他還寫了闋《飲虹樂府》的小曲，有‘白沙居，飯香衣暖豆花魚，移家天上能團聚，且自歡誤’句。於他而言，江津白沙，真乃是地下天上之別了。”
台靜農道：“正因蟾秋翁如此厚待於人，我眼下才委實不安呢。10月2日乃蟾秋翁七十華誕，可忠、冀野、靖華、建功都已各自有所表示，我們自也不能厚著臉皮去白吃啊……”
“心意，固然是要表示的。”陳獨秀說，“我等窮儒，囊中羞澀，何況，蟾秋翁看重的也絕非錢物。我看，待明日歐陽、仲純他們到後，我們索性聯名撰一篇壽序，以讚蟾秋翁畢生之義舉。”
“好！先生的主意太好不過！”高、台二人連聲讚道。
商妥送禮之事，台靜農拿出紙筆，請陳獨秀留詩。
陳獨秀並不推辭，提起筆來，寫了一首與蘇曼殊的絕句。詩雲：
身隨番舶朝朝遠，
魂附東舟夕夕還；
收拾閑情沉逝水，
惱人新月故灣灣。
陳獨秀停下筆來，談到了這首詩的故事。“我二次去日本留學時，因和鄒容、張繼等人闖入學監姚文夫家中，強行將他的辮子剪掉，釀成交涉，日本警方遂將我等幾人驅逐出境。回國時，我和蘇曼殊、鄧以蜇同艙。船上閑悶無事，曼殊便將他與日本女人之間的浪漫情事擺出來開心。我和以蜇故意裝出副不相信的樣子，還有意用語言刺激他，挑逗他，和他開玩笑。曼殊也急了，打開皮箱，雙手捧出些日本女人的發飾和各種不宜示人的物件給我們看，以證明他確實和不少日本女人有過風流豔事。我們心裏相信嘴上卻仍說他吹牛。不料，曼殊陡地衝出艙門，將那些玩意兒一下拋向大海，然後轉身跑回來，倒在**便放聲痛哭。這下倒把我和以蜇弄得緊張起來，趕緊上前相勸。曼殊忽地昂起頭，憤憤然道；“陳獨秀，鄧以蜇，你們還算是中國人嗎？你們也太長日本人的威風，滅中國人的誌氣了！我們國力比不過日本，連**功夫，也要輸給日本人嗎？”
雖是一則真實笑話，卻無人能笑得出來。陳獨秀臉上，也很是黯然。
不一會兒，台靜農的父親也進客廳來，請陳獨秀賜字。
陳獨秀趕緊起身，提筆在手，略略思忖，然後一揮而就。他集的是一副對聯。
坐起忽驚詩在眼，
醉歸每見月沉樓。
眾人歎為觀止。
陳獨秀道：“這首句是明人的，次句是我的。還是早年集的呢，還沒忘記。”
他在題款上稱靜農父親為“丈”，稱靜農為“兄”，其實他比靜農父親還大三歲。這種傳統的老輩風範，讓台氏父子大感惶怵，都說他太客氣了。
陳獨秀說的對聯中的“次句”，取自於他在杭州陸軍小學堂教書所寫的一首七絕。原詩是：
武林市上酒家爐，自別江城又一秋；
若問狂郎生活意，醉歸每見月沉樓。
10月2日這天，不僅是蟾秋翁70華誕，同時也是蟾秋之父鄧石泉與人創辦聚奎學校60周年校慶。聚奎學校的喜事，也就是鄧氏家族的喜事，雙喜臨門，小城白沙更是熱鬧非凡。教育部長陳立夫寫來賀信，省教育廳長郭有守題書“蜀庠楷模”，製匾相贈。學校慶，白沙也慶，下鬆林車水馬龍，賓客如過江之鯽。各界名流、文化教育機關、商會、行幫，紛紛前往祝壽。
陳獨秀、歐陽競無、高語罕、台靜農、方孝遠、鄧仲純六人具名，由歐陽大師執筆，寫了一篇《鄧蟾秋先生七十壽序》，裱褙後送上。這份獨特的賀禮，讓鄧蟾秋感動不已，連聲道：“這是最好的禮物！這是最好的禮物！”
壽宴在石珠巢鄧家庭院中舉行，賓客濟濟，不下三百餘人。開宴之前，陳獨秀作為公推出的貴賓代表，登上台階即席致祝詞。
他朗聲說道：“一個人聚財不難，疏財實難，像蟾秋翁百萬家財，就以十五萬贈聚奎，五萬辦圖書館，設義倉、濟困厄、修橋鋪路，無不慷慨解囊，其餘分贈子侄親友及鄉中貧寒有為之士作留學費用，自己僅留五萬度晚年，古往今來，實屬罕見，真不易矣！”言畢，陳獨秀意猶未盡，又揮毫寫下兩幅大篆贈予蟾秋，一是“大德必壽”，二是“壽考作仁”。
蟾秋在壽宴上當眾宣布，將所收禮金全部捐給聚奎學校與新本女中。
事後，鄧蟾秋請來石匠，將陳獨秀贈他的“大德必壽”“壽考作人”鐫刻在黑石山頂鷹咀石與團石包上，於“文革”中被砸毀。
華誕剛過，蟾秋之六弟、聚奎學校董事長鄧縭仙與校長周光午，特意邀請陳獨秀夫婦到黑石山小住，陳欣然答應。
對聚奎學校所在地黑石山，陳獨秀早有所聞，梁漱溟到江津時就與他談到，他去黑石山考察斷續三月，對聚奎學校師生的精勤淬瀝，頗為讚賞，認為可與西方的農士學校媲美；到白沙後，中央圖書館館長蔣複聰也對他說：“我常去黑石山，見聚奎校風質樸，學生於課業之餘，學習耕種，刻苦求知而不墮耕讀之風，足為我輩欽佩。”
黑石山，真乃一座奇山！
陳獨秀一行坐滑竿出白沙鎮，南行八華裏，便見田壩中兀然崛起一座孤峰，從山腳到山巔，林木蔥蘢，蔚然深秀，樓堂亭舍，掩映其間，黑石隱約，星羅棋布，遍於全山。
待至山前，隻見校門兩側巨大石柱上，刻著一副對聯：
知國家大事尚可為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陳獨秀頷首讚道：“氣魄宏大，巴山蜀水，真乃藏龍臥虎之地啊！”
周光午笑指縭仙：“陳先生，此聯正是縭仙先生所書呢。”
“了不起，了不起，鄧氏滿門，皆如此傾心教育，中國人要都有這份熱心，國家也不會羸弱如此了。”鄧氏家族與縣中宿紳花巨資創辦聚奎，早令陳獨秀佩服，此時又見縭仙書寫的這副對聯，更令他感慨。
陳獨秀堅持下了滑竿，步行上山，一入校門，頓覺清風撲麵，秀色可餐，綠樹枝頭，雀鳥騰躍，啼聲婉轉，尊尊黑石，怪異奇特，散臥林間。而稍為平整的土地上，都被開墾出來，種上了一畦畦的蔬菜。聽到教室裏不斷傳出的琅琅讀書聲，陳獨秀也似乎年輕了不少。
一行人走走停停，觀賞沿途景致。
陪同前來的鄧燮康曾經當過聚奎校長，此時也熱情地向陳獨秀介紹。
看見沿途路邊黑石，形態各異，千姿百態，其大者高十餘米，頂部可坐百餘人，有的房舍就建在整塊黑石之上，陳獨秀禁不住連聲稱奇。
上得山頂，但見林木如海，濤聲不絕，且多為挺拔而繁蔭的佳木，有鬆，有柏，有杉，有楠，而尤以香樟居多，大者四五人方能合抱，枝葉婆娑，亭亭如蓋。
少頃，陳獨秀見一巨石上有亭翼然，懸匾“鑒止亭”，乃問道：“鑒止亭，可是取‘鑒於止水’之意吧？”
縭仙回道：“正是，正是引源於莊子‘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之句。”
亭畔有一池，四周有九座巨石環繞，池形九曲，池水清澈透明，遊魚曆曆可數。
“前麵是吳芳吉先生之墓，先生可要看看？”周光午指著九曲池畔蒼鬆翠柏掩映下的一座墳塋問道。
“吳芳吉？”陳獨秀微微一詫，“可是寫《婉容詞》《兩父女》《護國岩》《巴人歌》的白屋吳生？”
鄧縭仙道：“正是此君。白屋詩人幼時在聚奎學校就讀，少有大誌，13歲時寫了一篇《讀外交史失敗書》，3000餘言，曆數國恥，語多精辟，學校倍加讚賞，將此文印發，流傳全川，芳吉時被譽為巴蜀神童。”
縭仙如此一說，倒激起了陳獨秀英雄相惜之感，想當初自己不也因一篇《揚子江形勢論略》，而被譽為皖城名士麽！何況，他還讀過他許多別具一格的新詩，尤其欣賞詩人“三日不書民疾苦，文章辜負蒼生多”的佳句呢！
“走，我們快去看看。”陳獨秀激動了，不待主人相邀，便率先往墓前走去。
他站在用中、英兩種文字刻成的墓碑前，長時間肅立、沉默，憑吊這位著名的詩人。隨後，他低聲呤出：“天愁地暗，美洲在哪邊，剩一身顛連，不如你守門的玉兔兒犬。殘陽又晚，夫心不回轉……”
眾人大驚，陳獨秀這樣的大人物，居然也背得出《婉容詞》！
陳獨秀回過頭過，他從三人的神情上看出了他們的驚詫，遂微微一笑，不疾不緩地說道：“諸君當年看過拙文《文學革命論》嗎？”
“當然拜讀過。”周光午回道，“先生宏文，不啻是打向中國舊文壇的一發重炮。我至今不僅記得而且還向學生宣傳先生提出的三大主義，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大眾文學。先生還在文末堅定表示：為了文學革命，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四十二生之大炮”：指威力震動當時的德國製42厘米口徑的克虜伯火炮——作者注）
陳獨秀謙虛道：“我這隻不過是站在高處空口喊喊而已，若實踐起來，就感到手長衣袖短了。提出理論後，我也曾試著做了首新詩《丁巳除夕歌》，也發表在《新青年》上，‘除夕歌，歌除夕，幾人嬉笑幾人泣。富人樂洋洋，吃肉穿綢不費力。窮人晝夜忙，屋漏被破無衣食，長夜孤燈愁斷腸。’我這所謂的新詩充其量是順口溜而已，是遠不能與吳君的新詩相比的。吳君的新詩感情真摯，音調婉轉，故而能不脛而走，廣為傳誦，如《婉容詞》如今還被選入了國文教材。陳獨秀的新詩，就隻能如灰似塵，被一陣風吹散了。哈哈！”
眾人趕緊道：“先生過謙了。”
“呃，”陳獨秀正色道，“我這可不是謙虛喲。當時詩壇上，有兩位詩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個是吳芳吉，我是從上海的《新群》上讀到他的新詩的。感到此人才華橫溢，**似火，令國中詩界震動。我當時尚在北平，無緣認識此君，隻知是個從四川跑出來的年輕人。另一位是《學燈》的編輯宗白華向我介紹的。他對這位尚在日本留學的詩人大加褒讚，認為他是東方未來的大詩人。我讀了他的《鳳凰涅磐》《天狗》，的確感到大氣磅礴，不同凡響。當時令我大感興趣的是，為何從古至今的大詩人，都與四川有緣？李白、杜甫、薛濤在前，而今日以新詩脫穎而出的兩位後生，也都是四川人？當然，白華也獨真慧眼，這後一位叫作郭沫若的詩人，如今已成大氣候，為重慶文壇領軍之帥，聽說和延安有往來，令老蔣惱火得很呢。”
鄧縭仙也來了興趣，說道：陳先生不知，吳芳吉與郭沫若，還是極好的朋友呢。民國九年吳芳吉應聘赴長沙明德學校任教，郭沫若為他餞行，席間還以詩相贈。詩雲：
洞庭古勝地，屈子詩中王。
遺響火已絕，滔滔天下狂。
願君此遠舉，努力秩前驤。
蒼生莫辜負，也莫負瀟湘。
鄧燮康言道：前年郭沫若回川後，六叔（即鄧縭仙）在報上看到消息，即帶著吳芳吉的部分遺稿趕到重慶，與我一同去天官府拜望了郭沫若。郭見到老友遺稿，感慨係之，又題詩雲：
廿年前眼淚，今日尚新鮮。
明月樓何在？婉容詞有箋。
燦然遺手稿，淒切佛心弦。
幸有侯邑在，立文次第傳。
陳獨秀看看已綴滿芳草的墳塋，感歎道：“兩顆文曲星，一顆愈加燦爛，一顆卻早已隕落，白屋詩人辭世時才36歲，英年早逝，直是不幸呐。”
鄧縭仙道：“吳芳吉在聚奎讀書時，曾寫有一首描繪此處景致的詩，‘九曲池中魚躍，錦鱗日映斑駁。鏗然起處波圈，麵破雲山寂寞。九曲池中魚躍，鑒止亭邊花落。隔花人魚互看，魚情與我誰若？’故而詩人去世以後，我們便將他遺體迎回，安葬於此。”
陳獨秀今日話說得不少，但有一言卻未吐，他對吳芳吉如此好感，至今能背誦《婉容詞》，乃是因為《婉容詞》傾訴的是一個被留學生拋棄的婦女的破碎心聲，讀之催人淚下。此詩傳開後，在全國激起一片痛斥“假洋鬼子”之聲。而那時的陳獨秀，鑒於留學生中的許多令人痛心的現象，發表了一篇題為《亡國者留學生也》的文章，猛烈抨擊道：“留美學生親美賣國，留英學生親英賣國，留法學生親法賣國，歐美同學會，幾乎已成一個賣國機關！”
《婉容詞》無疑被陳獨秀視為一發射向留學生的重型炮彈，而詩人，則也成為陳政治上的同盟。這一點卻不能說出口，眼前三位主人，除鄧燮康未出過國外，鄧縭仙和周光午，早年均是留學生。
破曉時分，朝霞初露。
陳獨秀悄悄起床，看了看仍在熟睡之中的潘蘭珍，然後拿上本他昨晚特意要來的《白屋吳先生遺書》，輕輕地掩上房門，來到了鑒止亭中。
此處甚好，居高臨下，能將遠近四周景致盡收眼底，此時日頭正欲出而未出，咧咧朝霞，正在天邊如火焰繚躥，滿江河水，恰似金汁沸騰。一葉早行的江帆，正悠然從視線中漸漸隱去。而近處，陳獨秀看見林下、石邊、池畔到處都有刻苦的學生在溫習功課了。在白沙時，陳獨秀應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院長謝循初教授，和教育部大學先修班主任曹芻教授之邀，先後去兩所學校作了講演。這類戰時學校，與聚奎學校相比簡直是天上地下了。教室、宿舍、辦公室全是土坯砌牆，稻草蓋頂，簡陋規整，猶似臨時兵營。兩相比較，更讓他對鄧氏叔侄增添了敬意。故而，昨天晚餐時，鄧縭仙與周光午提出請他今天上午為聚奎學校師生作一次講演時，他當仁不讓，一口便答應下來，並要了一本吳芳吉的遺著。給學生講演，自然重在勉勵他們發奮學習，而勉勵之要旨，則宜在舉出一個令學生們中堪佩服而又可以效法的榜樣，以此激勵他們的學習動力。給聚奎學生講講他們的前輩校友，不正是最為恰當的麽。
這冊厚厚的線裝書，是吳芳吉生前好友吳宓、劉樸、周光午等匯集而成，由柳詒徵題簽，在長沙木刻發行的。
陳獨秀翻開書，擇其重點，認真看了起來。昨晚他回到下榻處，已連夜將此書匆匆瀏覽了一遍，能夠結合到講演中的地方，他已將書頁折了起來。昨日遊罷黑石山，晚間又與友人挑燈長談，也真夠累的，好在這地方寧靜宜人，讓他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個好覺，現在陳獨秀感覺到精神已經完全恢複過來了。
漸漸，林間篩下的無數光斑、光帶，撒落到了他的身上、書上。耳畔，不時響起了輕輕的說話聲。他舉目四望，見四下裏三五學生聚在一起打量他、議論他，見他抬頭，驚奇地望著他卻不散去。
陳獨秀一看這樣的情景，便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了。而這一點，卻是他所不願意的。昨晚鄧縭仙周光午提出講演之請後，他曾叮囑他們，莫將自己的真實姓名張揚出去，鄧周二人麵麵相覷，為難地說，陳先生來校之事，他們已在晚飯前對不少教師說了，恐怕老師們已經告訴了學生，現在補救，怕是為時已晚。陳獨秀聽他們如此一說，隻好退而求其次，請他們在介紹講演人時隻稱陳先生，而不要說出陳獨秀這個名字。
他們顯然並不能完全體諒陳獨秀的難言之隱，幾日前，陳獨秀去大學先修班為六百多名學生講演時，一時激動，故態複萌，厲言抨擊了一下某些腐敗醜惡的現象，以及消極抗戰的言論，雖未點名，卻已驀地發現主持人曹芻麵露緊張之態……
講演完畢，他心中隱隱不快，與他同被邀請去講演的高語罕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回客居地石珠巢的路上，高遂說：“曹芻這人，學問雖是不小，畢竟在教育部當過多年司長，對政治問題變得來過於敏感了”
陳獨秀悵然道：“他們請我登台講演，大抵是衝著我的名氣而來……唉，今後，我也該識相些才好，讓老友為難，我就實在過意不去了。”
正想，潘蘭珍已在遠處喊：“先生，鄧先生來請吃早飯了。”
吃罷早飯，周光午、鄧縭仙、鄧燮康便把陳獨秀迎到了山頂上的“鶴年堂”。“鶴年堂”是鄧蟾秋幾年前捐資五萬大洋修建的，並以他的名字命名，為仿羅馬歌劇院式建築，巨柱高台，規模宏大，造型獨特，可容1500人，號稱“川東第一大禮堂”。
陳獨秀一上台階，守候在大門外的老師們分列路兩側，鼓掌歡迎，無數雙眼睛盯著他飽看。陳獨秀身穿月白布長衫，腳穿圓口布鞋，從容登上主席台。隻見台下黑壓壓的學生將偌大個禮堂擠得滿滿當當。而且，居然還有眾多的女學生，方知學校把山腳下新本女子中學的師生，也全都通知來了。
主持人周光午未及開口介紹，台下已響起了熱情而持續不斷的掌聲。
陳獨秀頻頻點著、鼓掌，向台下的學生們致謝。
周光午低聲道：“陳先生，看這樣子，學生們都已經知道你是誰了，你看……”
“既然已經知道我是誰，那就更用不著介紹了。陳獨秀這三個字，還是不提為好。”陳獨秀說得極為誠懇。隨後，他用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掃視了一下會場，坐下來，接過周光午遞給他的一杯清茶，淺淺呷了一口。
周光午見他執意堅持，隻好走到講台前，用他帶有濃重的湖南口音的普通話宣布開會。爾後，向師生們介紹了今日的主講人——“安徽的陳先生”。
台下頓時響起了議論聲。
“陳先生”站起來，走到講台前頻頻哈腰，麵帶微笑，滿臉慈祥的樣子。禮畢，方開始講話。他借用了梁漱溟與蔣複聰對聚奎學校的評價作為他的“開篇語”。起初，他的聲調很輕，說話也慢，很難讓已經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的學生們，把他同叱吒風雲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聯係起來，沒有五四時期講演時慣用的強勁有力的手勢，也沒有慷慨激昂如同火石撩人般的語言。
“青少年是國家之棟梁，任重而道遠，學習知識應該成為你們的第一需要。”他說的是一口帶安徽腔的普通話。“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學習靠天分，更重要的則是刻苦勤奮。你們讀過語本《西京雜記》嗎？其中卷二說的是，古時有個青年勤奮好學，奈何家貧如洗，沒有油點燈讀書。他見鄰居有燈，便鑿牆穿孔引來鄰居家燭光，夜以繼日讀書，終於成就一番事業。他是誰？是西漢的匡衡。這就是鑿壁偷光的故事。再者，《藝文類聚》卷九《續晉陽秋》上記載：‘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囊盛數十螢火，夜以繼日焉，學而有大器。’這就是‘囊螢照讀’一語的來曆。我舉了兩位古人作榜樣，現我要再說一個今人。此君非在天邊，而是近在諸位學子眼前，他就是長眠在黑石山上必曲池畔的白屋詩人吳芳吉。”
說到吳芳吉，陳獨秀略微提高了聲調：“白屋詩人，出自聚奎，是聚奎之驕傲，也是國人之榮耀。我過去曾拜讀過他不少詩作，如《婉容詞》《兩婦女》《護國岩》，但無緣結識此君。這次到聚奎，看了他的遺著，聽了有關他的介紹，方知詩人一生，充滿傳奇，實乃中國文壇一偉丈夫、真男子！11歲時，他父親蒙冤入獄，芳吉趕往重慶，登堂為父訟冤；13歲時，更以一篇《讀外交失敗史書後》，名震巴蜀，被譽為神童。糨入清華，因同學遭美國教授侮辱，芳吉打抱不平被校方開除。同學勸他具結悔過，芳吉慨然道：‘留洋事小，人格事大；前程事小，國格事大。我爭的是人格、國格。屈子說，雖九死其猶未悔，做人要緊，留洋算什麽！’芳吉憤然離開清化園，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他居然心一橫，買了幾十幾雙草鞋，幾十個鍋盔，找了根拄路棍，起身走回四川。過黃河，到宜昌，穿三峽，沿途扛活拉纖，行四千餘裏路，曆時五月餘，總算一步步從北平走回了江津老家。此時的吳君，形容枯槁，長發遮顏，一身破衣，長滿蟣虱。囊中別無長物 僅是他沿途寫下的上百首詩歌。如《紅顏黃土行》寫道：‘安得讀盡古今書，行盡天下路，受盡人間苦，使我猛覺悟！……，痛莫痛於亡國，哀莫哀於喪師。嗚呼我國如睡獅，何當睡醒一振之？’如《巫山巫峽行》寫道：‘巫峽長，巫峽高，鵑啼發訴聲切切，老母六十兒三朝，何處得錢濟腹枵？山回路轉不能逃，將軍如虎士如獒，催促人命不相饒，控骨為脂血和膏。’有同學吳宓君致信與他說：‘險阻艱難所以磨煉英雄，亦以成就大詩人。’我說：‘如此壯行，天付詩人受用矣！’”滿場寂靜，落針可聞。“我敬詩人之才華，更敬詩人之人品與愛國之熱情。‘九?一八’事變後，詩人不僅寫出了許多氣壯山河、鼓舞士氣的詩作，還在江津、重慶四處講演，宣傳抗日。在重慶的一次集會上，芳吉登台朗誦他寫的《巴人歌》，當誦到：‘長期抗戰不因今日起休，民族醒來要從今日起。何妨再戰複三戰，周旋半紀還一紀。戰出諸生知氣節，戰出百工有生理，戰出軍人嚴紀律，戰出官吏首廉恥……”芳吉突然麵如白紙，訇然倒地。次日遂氣絕而亡。”
禮堂此時已失去了平靜。突然，有人呼起了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領呼聲猶如一道閃電，緊跟著，“鶴年堂”裏便響起了一團團驚雷！
大約一個半小時的講演，令所有聆聽者終生難忘。江津市師範學校退休教師邱國良、江津市工商銀行退休職工曾仲黎兩位老人與筆者和孫詩人談到這樁幾十年前的往事時，依然心憶猶新。
邱先生說：“周光午校長在介紹時雖然隻說講演的人是安徽陳先生，實際上，全校的學生都已經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因為通知到鶴年堂開大會時，老師都對學生說了。那時候，學生大都對他好奇，因為有段時間報紙上吵得很凶，說陳獨秀是個領日本人錢的大漢奸。聽完他的講演後，沒一個人信了……漢奸，能把近兩千名師生鼓動得像著了火，恨不得馬上拿上槍上戰場去跟日本人拚命？”
曾先生回憶：“陳獨秀出鶴年堂時，會場一下亂了，學生們全都不聽老師的招呼，爭先恐後從兩邊的側門跑出來看他、送他，搶到前邊去站在路兩邊鼓掌。陳獨秀也不斷地拍手致意，向路兩邊的學生們點頭微笑。講演後，陳獨秀在黑石山住了幾天才走，還有個妻子跟著他。我們都跑去看，連新本女中的學生們也都一群群過來看，不單是看陳獨秀，也看他妻子，因為他妻子比他年輕得多，大家都覺得稀罕。”
白沙雖好，畢竟不是久留之地。剛過罷新年，陳獨秀便謝絕了鄧氏叔侄的挽留，偕潘蘭珍回到了江津康莊，依然潛心於文字學的研究與著述之中。偶爾也有朋友來訪，但他們帶來的有關前線的消息大都是令人沮喪的。國民黨消極抗戰的態度和國軍在前線的接連慘敗，也極大地動搖了陳獨秀對於抗戰必勝的信心。
生活過得無風無浪，異常平靜，隻有在老曆年後柏文蔚來看他，才讓他著著實實地歡喜了一場。當鄧仲純領著柏文蔚突然走進康莊，陳獨秀差點沒把老朋友認出來。這位壽縣起義的民國元勳、護法戰爭中威鎮江南的軍長、安徽都督，今已英雄老去。他身穿長袍、頭戴僧帽、偉岸長髯用紅絲線紮起，一身江湖道氣。
“仲同！”柏文蔚一見陳獨秀，大呼著疾步向前。
“烈武！”陳獨秀圓睜雙眼，簡直不敢相信現在他眼前的竟然是柏文蔚。
兩位革命老人，緊緊地摟抱在一起。
老友於戰亂之際相見於異鄉，自是親切萬分。國難當頭之際，談到往昔輝煌，頻生出“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之感歎。
1904年秋冬間，在陳獨秀的影響下，桐城人李光炯、無為人盧仲農將安徽公學移到蕪湖，改為蕪湖公學。陳獨秀編《安徽俗話報》之餘，兼任安徽公學國文教師。當時與他一起受聘在安徽公學教書的有柏文蔚、章世釗、陶成章、蘇曼殊、張伯純、劉師培等人。
1905年秋某一日，陳獨秀和柏文蔚等人閑談。
陳獨秀說：“海外反清形勢十分高漲，孫逸仙上月在日本組織了同盟會，安徽也不能落後，我提議組織一個團體，把安徽的反清活動開展起來。”
柏文蔚等人都說好，大家七嘴八舌，商議成立嶽王會，因為嶽飛抗擊的金遼正是清人的祖先。
陳獨秀說：“嶽王會應當是安徽的反清組織，地點不能局限在蕪湖，成員不能局限在學校，要聯絡安慶、蚌埠、徽州等地反清誌士參加，還要吸收軍人。”
九十月間的一天，一向冷清的蕪湖關帝廟裏，突然來了三十多位香客，他們在供桌前的木香爐裏燃上一炷香，在燭台上燃起兩根蠟燭，麵對神龕裏的關帝座像，撫掌叩頭，盤腿而坐。
為首者便是26歲的陳獨秀。以前成立青年勵誌社，安徽愛國會，都是大造聲勢，結果剛一成立，便遭官府通緝。這次成立嶽王會，陳獨秀主張以趕廟會的形式作掩護，以避官府耳目。
大家靜靜地坐在蒲團上，聽陳獨秀宣讀嶽王會章程，然後集體宣誓。
陳獨秀說：“會員必須嚴守秘密，活動內容不許外傳，成員一律用假名字。”
會後，當選為會長的陳獨秀利用會費，租了兩間房子作秘密聯絡點。十月，柏文蔚應趙聲之請，到南京新軍新九鎮任武官。臨走前，陳獨秀對柏文蔚說；“可相機在南京成立嶽王會分會，最好能多吸收軍人參加。”
1905年底至1906年初，孫中山派23歲的吳春陽到南京組織長江流域同盟會，在安徽成立了仗義會、安仁會、武毅會三個同盟會分會組織。柏文蔚率嶽王會南京分會加入了同盟會，1906年初，蕪湖嶽王會也集體參加了同盟會。
可身為會長的陳獨秀卻不願意參加同盟會。他說：“你們參加吧，我不參加同盟會，照樣也革命。”當時除了陳獨秀，章士釗、徐錫麟、熊成基等著名的反清誌士也沒有參加同盟會。
1906年春，陳獨秀和蘇曼殊一起去日本，在海輪上，蘇曼殊問陳獨秀：“為什麽不加入同盟會？”
陳獨秀說：“同盟會魚目混珠、泥沙俱下，我很佩服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但其他人我就不好說什麽了。”
蘇曼殊偏要陳獨秀講個明白，說：“願聞其詳。”
陳獨秀說：“像汪精衛，純屬全軀保妻之徒。太炎、張繼、師培與孫逸仙也時有摩擦，我若介入其中，不免左右為難，不好相處。”
蘇曼殊感歎道：“辦《國民日日報》時，行嚴就說你是天生領袖之才，我看你是遲早要自立大旗的。”
陳獨秀搖搖頭說：“什麽自立大旗，我不過是不願意攀附別人，隨波逐流罷了。”
1912年6月，率部駐紮在南京浦口的柏文蔚到安慶上任安徽省都督兼民政長，仍恭請陳獨秀出山襄助。柏任命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徐子俊為參謀長，機要秘書王曙笙，高級參謀徐惟一。一切施政方針皆由四人代為規劃，將行政機構加以充實、整頓，盡量安插革命同誌，以保存行政之純潔性。柏文蔚任都督後，安徽的一些進步人士或開明士紳，有的做了省議員，有的出任校長或局長。
就在這時，汪孟鄒由蕪湖來到了安慶，他的朋友們跟他說，汪陳兩家是世交，陳獨秀是你最好的朋友，他現在大權在握，你應該去找他，叫他給你個官兒當當。有的說做知縣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但去宣城最好。有的說。不如拿一個厘稅局。這些朋友們說話的口氣，確有點彈冠相慶的味道，把汪孟鄒也說得動了心。
不料，當汪孟鄒從蕪湖趕到安慶前去都督府向陳獨秀提起這事時，陳獨秀卻瞪大眼睛對汪孟鄒不客氣吼道：“我看你簡直是昏了頭了！這裏是長局嗎？馬上會變的。回去，趕快回去，你稱稱你那膽兒，有幾斤幾兩重？你根本就不是血盆裏抓飯吃的角色，還是回到蕪湖，賣你的書和鉛筆、墨水、練習簿最穩當。或者由我來和烈武說說，要他出麵幫著湊些股子，你索性到上海去再開一個書店的好。”
陳獨秀預見到大局即將發生變化，要汪孟鄒到上海去開個書店，這是很有眼光的。1913年春，由汪孟鄒任經理，亞東圖書館在上海成立。後來，亞東在上海印刷出版了許多新書，成為五四時期傳播新文化的一個重要陣地。
那時，民間有“武柏文陳，治皖得人”之說。柏文蔚是體育教師出身，頭大體壯，濃眉大眼，相貌堂堂，長得像個大將軍，人稱“柏大頭”。
陳獨秀輔助柏文蔚盡心盡力，柏對陳也是言聽計從。當時袁世凱想拉攏柏文蔚，陳獨秀主張“虛與委蛇，決不為之所動。”為柏文蔚采納。
就在這時，陳家的災禍來了。初夏，被疾病和痛苦折磨了半年的陳昔凡於1913年5月18日去世。陳獨秀回家忙了幾日，盡了孝道。
“仲同，在家住幾天吧。”謝氏看了一眼陳獨秀，小心地說。
中堂懸掛的“獨釣寒江雪”圖開始發黃，陳獨秀坐在父親生前喜歡坐的太師椅上，微微地搖了搖頭，說：“都督府忙，烈武盼望著我早一天回去幫忙，我不能在家久住。”
丈夫雖然回到了家中，可夫妻早已名存實亡。瘦弱的高曉嵐這幾日淚水不斷。延年、喬年一旁瞪大眼睛看著陳獨秀，目光裏透出的是冷漠與仇恨。
陳獨秀心中不是滋味，捋了一下喬年蓬鬆的頭發，說：“孩子，你們要聽媽媽和奶奶的話。”
喬年猛地一扭身，甩開了父親的手。
這年6月，袁世凱先發製人，先後免去江西都督李烈君、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職務。6月30日任命孫多森為安徽都督兼民政長。
柏文蔚被免職後，陳獨秀問他：“今後有何打算？”
“我先到南京暫住一時。”柏文蔚說。
“孫多森充其量一舊官僚，我也不想幹了，隔日我就提出辭呈。”陳獨秀言語鏗鏘，有不可一日與之共事之意。
“我在南京住房寬綽，仲甫若到南京，不如到我處暫住。”柏文蔚說。
陳獨秀點頭答應了。
七月，陳獨秀辭去都督府秘書長之職，攜高君曼和一歲的女兒陳子美離開安慶前往南京投靠柏文蔚。辭呈中說：“舊病複發，迫不及待。”
南京盛夏的夜晚，暑氣灼灼逼人。柏文蔚、陳獨秀兩家合住一院，常常納涼至深夜。兩人說東道西，談笑風生，使沉悶單調的夜晚，變得生動豐富起來。
1913年7月12日，李烈君等人於江西湖口起義，宣布獨立，標誌著“二次革命”開始；黃興發表討袁通電，並請柏文蔚出山，擔任安徽討袁軍總司令。
柏文蔚和陳獨秀立即趕往上海。這時安徽憲兵司令祁耿寰率部驅走孫多森。7月17日，安徽宣布獨立。柏文蔚軍情緊急，匆匆趕到臨淮作討袁部署。
陳獨秀回到安慶，再次出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不久，柏文蔚寵信的部下胡萬泰叛變，倒向袁世凱，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離皖，逃到南京。
8月7日，安徽宣布取消獨立，陳獨秀逃亡到了蕪湖。
胡萬泰倒戈後，蕪湖駐軍龔振鵬沒有率部救援柏文蔚，陳獨秀十分憤怒，到了蕪湖，又聽說龔部在蕪湖橫征暴斂，殺人無度，弄得來天怒人怨，更是義憤填膺。他和師長袁家聲闖進龔振鵬的指揮部，見了麵就指責龔：“你接到柏都督的電令按兵不動，是何居心？莫非，你也想步胡逆後塵？”
龔振鵬大怒，喝令部下：“給我綁了！”
此時龔振鵬十分驕橫，他是柏文蔚手下一個旅長，7月在高語罕家鄉正陽關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受到柏文蔚公開嗬斥，所以挾恨在胸，這次接到電令後未去救援柏文蔚。對龔振鵬來說，都督都沒有放在眼裏，怎能容得都督身邊的一個舞文弄墨之徒，在他麵前大喊大叫？何況，此人眼下又是個落難之輩！
袁家聲一看不妙，趕緊阻攔，龔振鵬正在氣頭上，叫道：“一起綁了！”
龔振鵬的部下一擁而上，將陳獨秀、袁家聲捆得像個粽子。
陳獨秀臉色發白，但口氣很硬，大吼道：“士可殺不可辱，要槍決，就請快快動手！”
龔振鵬喝道：“給他一點麵子，讓他死個明白。出個布告，罪名是臨陣脫逃，擾亂軍心，明日裏拉出去斃了！”
陳獨秀在皖已很有名聲，範鴻偃力勸龔振鵬：“陳獨秀是社會名流，萬萬殺不得！”
龔不聽：“有什麽殺不得的！”
定遠人，旅長張子剛任皖軍副司令，他知道後大吃一驚，連忙帶領衛士趕到龔振鵬指揮部。龔振鵬一見張子剛，膽怯了幾分，沒有敢立即下手。
劉叔雅、範鴻偃、張子剛等人又馬上派人送信給在南京的柏文蔚，請他火速來救陳獨秀。
柏文蔚見信立即登船趕往蕪湖救人，他是龔振鵬的老上司，深知龔為人頭腦簡單，性情魯莽。盡管龔振鵬富於革命性，但柏文蔚見龔已對陳獨秀、袁家聲動了殺機，自己到了蕪湖也不敢貿然上岸，恐救人不得，反遭其禍。
他在船上給龔振鵬寫了一封信，命副官上岸交給龔振鵬。信上說：“懇求龔兄刀下留下，以反袁世凱為重任。”
龔振鵬見比自己大六七歲的上司柏文蔚如此客氣，也樂得趁此下台階，親自帶著陳獨秀趕到江邊拜見柏文蔚，向柏負荊請罪。
柏文蔚即叫他和陳獨秀握手言和，陳獨秀勉強和龔振鵬握了握手，急急地逃離是非之地，避往上海去了。
1914年7月，陳獨秀離開妻兒，再次孤身一人到了日本，投靠正在東京辦《甲寅》雜誌的章士釗。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李根源、熊克武、章士釗等人發起歐事研究會，參加者有黃興、陳炯明、李烈君、龔振鵬、鈕永健等數十人。陳獨秀到日本後，也參加了該組織的活動。
龔振鵬見到陳獨秀，雙手抱拳，深深向他鞠了一躬，不好意思地說：“上次小弟魯莽，還望仲甫兄海涵則個！”
陳獨秀笑著說：“沒有的事，你是龔逆，我是陳賊，有什麽可計較的。”
這次在日本，陳獨秀在《甲寅》一卷四期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該文在留學生和華僑中引起了軒然大波。
這也是陳獨秀生平第一次以“獨秀”作筆名發表文章。
“獨秀是誰？”文章發表後，不少人都在打聽。
1915年初夏，汪孟鄒從上海來信，說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陳獨秀趕快回國。這次回國，對陳獨秀來說，是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在海輪上，他醞釀辦一雜誌，以喚醒沉睡中的國人。這就是新文化運動的搖籃——《新青年》。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33軍軍長的柏文蔚看到蔣介石在安慶“三?二三”事件中表現出來的窮凶極惡，比袁世凱和北洋軍閥過之而不及，遂義憤填膺地拍發巧電一通，予以公開譴責。謹慎如賀耀祖、葉開鑫等，也居然隨柏簽名。蔣介石拍案大怒，當即下令將柏文蔚的軍長之職一筆勾銷，另委派張克瑤接任，同時又笑裏藏刀地任柏文蔚為北路宣慰使。
這種空中樓閣，柏文蔚自然一目了然，拒絕受命。
柏文蔚是中國民主革命中的元老之一，對於蔣介石篡黨禍國，唯我獨尊的行為非常鄙視，且常常口無遮攔，直言犯上。蔣介石表麵上對柏仍虛與委蛇，實際上恨之入骨，在撤銷柏軍長一職後，又準備采用更為毒辣的手段來除掉他。
柏文蔚那時家住昆山縣城，自歸隱林泉後，便開始吃齋念佛，閉門謝客，不問政治。往來之人，不是和尚，便是喇嘛。
忽然而一天深夜裏，有人敲門，求見柏氏。見麵後來人剛一開口，便中號啕大哭地說：“這次深夜來見，是冒生命危險來的。我已加入了藍衣社，請老上司立即離開昆山，否則將有不測之禍。”等語。
原來，此人叫況雲飛，是柏文蔚當年的一名老部屬。
第二天柏文蔚就從昆山遷到了南京，並把這件奇特的事情告訴了於右任等摯友，他們認為此事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都力勸柏文蔚舉家移到南京，以免遭人暗算。柏在南京，頭上雖仍掛著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的雙重頭銜，但蔣介石從不給他以一席之地，柏文蔚也隻有忍氣吞聲。
1937年，抗日軍興，柏文蔚攜家眷前往湖南花垣親戚家避戰亂。此時的柏文蔚雖已解甲歸田，過著清靜無為的生活，但仍有一個國民政府委員的虛銜，今此是應召從湖南花垣出發到重慶開會的。到重慶後得知陳獨秀此時正住在江津，會後便特意趕來拜望。
柏文蔚在與陳獨秀的交談中提到兩件事。
其一是，有一日柏文蔚獨自扶杖郊遊，在中山陵大門外，沒想冤家路窄，竟偏偏碰上了蔣介石的車隊前呼後擁而來。
蔣介石下車時，見民眾皆肅立致敬，唯有柏氏昂頭挺胸，舉眼向天，視若無物，便冷冷一笑，主動走到柏文蔚跟前，問柏最近政見如何？當時蔣介石已是如日中天，貌似謙恭，骨子裏卻隱含訾詆諷誚之氣。
柏文蔚憤然道：“老朽無用之物，早已跳出三界之外，何來政見可言？不過，敢問委員長可曾讀過《左傳》？上麵有‘舉趾高，氣不固矣’兩句話，委員長倒可引為做人的座右銘。”
弄得蔣介石好生沒趣，拂袖而去。
其二是，柏文蔚雖然自己早已離開軍政界，蔣介石卻依然對他恨之入骨。他這次到重慶開會，隻帶了一個老仆，乘汽車赴渝開會，中途汽車在貴州境內拋錨，寄宿在紮左的旅店裏，老仆稍不留意，皮包被竊賊盜走，所有逐日生活費，與一切重要文件均不翼而飛，人地生疏，真乃呼天莫應。
迫不得已，柏文蔚請貴州省省長吳鼎昌設法接濟，以免窘境。而吳鼎昌是蔣介石的忠實鷹犬，除陽奉陰違外，同時又急電向蔣介石請示辦法。
柏文蔚感到身瀕絕境，特訪客居在貴陽的老友薩鎮冰。薩乃道義中人，一方麵急找吳鼎昌，請其立予幫助；另一方麵又盛設酒宴，款待故人。
而柏文蔚對當時政治腐敗，十分不滿，遂情不自禁地在薩鎮冰約遊花溪之際，賦詩示諷，字裏行間，充滿悲憤之氣。
幾天後，皮包與文件等物送回來了，生活費則去向不明。薩鎮冰對柏資助若幹，聊作挹注，又借得一輛汽車，助其趕路。柏文蔚走後，吳鼎昌閱報，看到柏的詩作，又接到蔣介石的回電，急電芷江憲兵司令王某告以柏的汽車，是從朋友處借來，無通行證，應加以扣留，可是在王某接到吳電時，柏已駛過了芷江。
曾經生死與共的老友數年不見，柏文蔚發現陳獨秀蒼老多了，額上、眼角都有了深密的皺紋。隻是那雙神采奕奕的眼睛沒有變。
陳獨用則發現柏文蔚到底是個統兵之人，精神如此壓抑，胃口卻依舊很好，大口吃肉，大口啖飯，席間，還“哈哈”連聲地笑著說：“我知道老蔣是不放心我的，其實他是自己嚇自己。他現在大權在握，手裏有那麽多軍警憲特，我是條光杆，何必如此膽怯！”
晚上下起了小雨，雨聲淅淅瀝瀝，勾人愁思，像歎息，又像呻吟。
潘蘭珍將牛油做的紅色土蠟燭與火柴放在桌上，自己回房早早睡下了。
陳獨秀與柏文蔚依舊放懷暢談，夜裏九點半，大明電廠準時拉響汽笛停電，陳獨秀點燃了蠟燭，燭光搖晃，屋外雨聲嗒嗒，兩人繼續挑燈夜談。
陳獨秀說：“我聽許德珩說，蔣介石寫的一本《中國之命運》不久就要出版了，這書其實是陶希聖代筆的。叫陶代筆，固然因為陶是根筆杆子，更重要的是因為陶曆來反共，書的內容強調反共是必然的。這本書此時出版，絕非偶然。看來，去年美國一次給了三億美元的貸款，英美大力支持國民黨政府，蔣在得到英美的貸款援助和武器裝備後，又想借公開反共來加強獨裁了。”
柏文蔚喝著茶說：“其實，抗戰開始不久，老蔣就利用全國上下一致對外的形勢，一直在進一步加強專製統治，想在抗戰中消滅共產黨。這主要表現在老蔣個人獨裁勢力的膨脹上。他在國民黨五中全會後，當上了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可以不依平時的程序而以命令隨時處理黨政軍一切事務。他修改了原來設置的三到五人的常委會，改成一切事務均由委員長決定負責。現在遍地特務，都是用來對付政治上的反對力量。這幾年抗戰在一種相持局麵中，湖南、湖北、浙贛沿線、緬甸前線確也打了些仗，但日寇主要是在敵後掃**共產黨的軍隊，進行‘三光政策’。你可能不清楚，單單去年和前年，共產黨的軍隊在敵後消滅的日偽軍就有三十幾萬，他們的情況十分艱苦。政府假承認暗製約，你過去搞的那個共產黨，行得通嗎？不管怎麽說，別人也是在打日本鬼子。”
陳獨秀搖搖頭，歎了口氣說：“晚唐動亂時代，詩僧貫休痛恨黑暗現實有詩雲：‘誰信心火多，多能焚大國。’意憤言激地說明了一個真理，能得人心者，國家統治可以長矣，失人心者，民眾的心火可以把他焚燒為灰燼。自全麵抗戰以來，麵對日寇侵略，人心都要抗戰，老蔣抗戰了，全國人民就擁護他，連我也將殺子之仇拋向一邊，為他唱過讚歌。本來，抗戰到了今天，國際形勢越來越有利於中國，老蔣理應大得人心，可事實卻恰恰相反。”陳獨秀打著手勢，加強了語氣繼續說道，“現在農村經濟衰敗、民族工業破產、稅捐名目繁多、商業投機猖獗物價猛漲貨幣貶值，官僚資本利用抗日大發國難財，上行下效，什麽壞事都出現了。老百姓怨聲載道，什麽事也喚不起他們的熱情。我經常為這些醜惡現象歎息，隻是我早已成了末路英雄，又上了歲數，困居在江津這種小地方，又能怎麽樣？”說到這裏，陳獨秀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雨大了，雨打在滿山遍野的桔樹上，發出疾如鼙鼓般的響聲。巴山夜雨，氣勢蕭森。
柏文蔚在康莊住了半天一夜，分手時，堅持把自己身上穿的銀鼠皮袍解下贈給了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