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卷、我們應該穿越去哪裏? 四、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真相

四、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真相

說真的,在這方麵,就是國民黨的教育方針,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強一些,至少搞過幾個科學研究所。而擔任教育部部長的陳果夫,還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試圖扭轉這種文科生過剩而理科生匱乏的荒誕局麵,為此鬧得教育界一片嘩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修改了幾次才勉強通過。

盡管有了上述一係列加強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戰前夕,國難當頭的時候,全中國還是有70%的大學生在讀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學生當中,大部分讀的又是醫科或商科。真正在現代戰爭中最能夠發揮用途,指導工人搞兵工廠、維修廠和建設戰備公路的專業工程師,卻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幾個……

而搬遷到“西南聯大”的那些大師們,最多也隻能在報刊上發表幾篇支持抗戰的“精神原子彈”。

總之,民國的教育界有學術自由,有先進的治學理念,有國學大師,有“民國範兒”……就是沒有培養出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技術人才,也沒有誕生出像後世袁隆平那樣可以讓人吃飽飯的農科專家。

有人說,你這是人文科學無用論的錯誤傾向,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這些法國啟蒙思想的泰鬥,也從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飽飯啊!

可問題是,上述這些思想界泰鬥在著書立傳的時候,法蘭西也沒有淪落到民族危亡的關頭啊!

雖然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諸位民國大師們之中,也不乏正氣凜然,令人敬仰之輩。而他們的思想啟蒙,同樣對社會發展很有意義。但是,相當一部分很有“民國範兒”的家夥,卻是在一個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橫行、工業基礎全無,戰亂頻繁、餓殍遍野的悲慘國度,在一個生與死,血與火的動**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義完全拋到腦後,反倒是站在亡國滅種的懸崖邊上擺出一副優雅的姿態,講究什麽思想獨立、學術自由,玩什麽小清新,搞什麽小資情調,例如說鴛鴦蝴蝶派……

唉,我該說這是冷豔高貴,還是醉生夢死呢?

相對而言,似乎還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褲子也要爆原子彈”的悲壯豪言,更能讓人感到折服。

——優雅不是一個貶義詞,但如果為了追求優雅,而踐踏和遺忘了民族存亡的大義,那麽所有的優雅都是可恥、可憎,也是可憐的,宛如南朝陳後主那曲哀婉的《**》。

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一直處於戰亂、饑荒、貧困和愚昧的深淵之中。在這種背景之下,不管是以什麽理由揮霍民脂民膏,追求什麽“優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時宜的;談什麽民國風和民國範兒,更是非常搞笑的。因為1%上等體麵人的“優雅生活”,根本無法掩蓋99%掙紮在生死線上的底層同胞的無盡苦難。

如果說前麵描述日本公卿的種種腐朽做派,多少是因為當時日本國內安靜無事,並無開拓進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樂的話。那麽民國年代諸位文化人的小資生活,就正好應了明末陳子龍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將及也,可哀也哉!”

其實,對於胡適這些很有範兒的民國大師們來說,隻要走出北平、上海這些大城市,走出他們的校園、書齋和沙龍,就會看到真實的中國,可惜大多數民國範兒都看不見,而看得見的人則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我黨之所以要號召全世界中華兒女回來建設祖國,乃是因為當時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國內的大學裏,卻隻能找到一群學文科的國學大師,真正的工程技術專家寥寥無幾……

很顯然,不管這些大師們再怎麽擅長搖筆杆子、妙筆生花,也畫不出工程藍圖啊!

接下來的時間裏,中國人民的主要任務,顯然就是要熱火朝天地搞社會主義建設,在一窮二白的國土上建立起民族工業體係。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學家、工程師更重要,還是國學大師們更重要?

公平地講,許多民國文人對於中國革命都是有貢獻的,他們用自己的筆為中國人進行了思想啟蒙,揭露了舊社會的虛偽和罪惡。可是在革命勝利之後,他們也應該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設的年代裏,那些曾經立下過無數戰功的解放軍人們,紛紛放下槍杆,拿起鐵鍬和榔頭,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腦袋卻轉不過彎來,不願意走出書齋、停下筆杆,去做一些社會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說到鄉下掃盲、普及基礎教育之類。

而當時的中國窮困至極,百廢待興,還有朝鮮戰爭的巨大開銷,實在是養不起一幫小資情調的文人了。

於是,就發生了讓“百歲學者”周有光感到義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實行工資改革,對待收入最高的大學教授和銀行工作人員,取消原來待遇的80%。100元改為20元;200元改為40元;300元改為60元。周有光對此憤憤不平地罵道:“……民國年代腦力勞動者的待遇都高於今天……工資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見麵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靂,中產階級貧窮化!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承認中產階級,把中產階級歸入資產階級。後來還掀起‘反右’運動,更加深入地、全麵地否認中產階級……”

拜托!這說法是多麽的荒唐啊!想要給社會製造出一個穩固的中產階級,有哪個國家是靠給吃財政飯的公務員大幅度加薪來實現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辦法創業,自己賺錢啊!

舉個例子來說,當今隻有1100萬人口的希臘,在21世紀初加入歐元區之後,以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養了100萬吃財政飯的公務員,自以為搞成全民中產階級的“完美社會”了。結果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如今的希臘都變成什麽模樣了?說國將不國都是輕的!、

希臘還有歐盟這個大款可以傍,中國又該去傍誰?隻能靠我們中國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發明創造,讓全中國老百姓吃飽飯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說給他發10萬的月薪,就是發100萬的月薪,人民大眾也會認為是應得的。而那些隻會發幾篇酸文的“公共知識分子”,發8000月薪都讓人感覺太多——你的這些文章早就另外給過稿費了!

在我看來,假如現代的這些“磚家叫獸”覺得生活不夠寬裕,嫌錢少的話,那你就去出書寫文章,賺稿費和版稅啊!如果當真能夠寫出什麽暢銷書,甚至進一步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甚至網絡遊戲,月入幾十萬上百萬的話,想來也沒有多少人會感到憤憤不平,正如同當今社會看待那些成功企業家一樣。

當然,建國初期的文人們估計沒有出書的渠道,也沒有買書的市場。但當時全國人民都是那樣的窮困,憑什麽要讓你們過著人上人的日子,而不是與全國老百姓同甘共苦呢?

說到這裏,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發生在美國華爾街的“獎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保險業巨頭AIG因經營困境,累計接受超過1700億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領導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後,竟然不是首先想著如何彌補虧空,挽回客戶的損失,而是拿出巨額款項給公司高管人員發獎金!

此事一被揭發,頓時引起民眾的一片討伐聲——你們AIG先是虧光了我們存進去的錢,然後又要政府拿我們繳納的稅賦給你們填窟窿,最後還不肯填賬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錢揣進自家腰包裏拿走……最後,諸位隻會虧錢的銀行高管們,在無數憤怒公民的暗殺威脅之中,總算是勉強放棄了這筆不合時宜的獎金。

所以說,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艱難年代裏,諸位民國大師們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撥出巨款,給他們這些對實際建設工作沒有多少裨益的文人,發放那麽高的薪水。那麽從本質上來說,他們跟華爾街AIG的高管們,在公司虧本倒閉的危急關頭,依然強行用老百姓的稅款給自己發巨額獎金,又有什麽不同呢?

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為了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求,中國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輕文”的基本方針,要求大家“學好數理化”,最後甚至出現了“工程師治國”,也就是幾乎整個國家領導團體都是工程師出身的現象。故而教育資源和經費一直都在向理科傾斜,自然讓心氣甚高的文科教授們感到憤憤不平——他們給自己的定位大抵相當於古代的“士”,雖然比不上“大夫”(官),但至少必須要比農工商高出半截。

偏偏這些人又是最會揮筆寫文發表觀點的,所以隨著思想管製的放鬆,社會上就開始出現奇怪的言論,例如說民國時代是被我黨宣傳部門妖魔化的,其實是多麽多麽的美好。而共產黨又是何等的罪惡滔天,把全部有骨氣的中國人殺光,從精神上閹割,讓君子們欲做隱士而不可得……最後甚至說什麽:“半個多世紀過去。民國的種種善,民國的禮義廉恥信,早被大規模玷汙,大規模失傳了……”

——當文人墨客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發生嚴重對立的時候,社會上就會充斥著無數荒謬不經的奇談怪論。

事實上,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裏,這些霸占輿論話語權的文化人們,從來都是隻敢在軟弱的皇帝麵前表現得很有節操和骨氣;對中國人民則是趾高氣揚,作威作福;但是到了軍閥和異族侵略者麵前,卻是一個個奴顏婢膝、諂媚無比,什麽節操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譬如明末的東林黨,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衛……

對於這些“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傳統文人,我們中國老百姓栽的跟頭已經夠多了。一直要到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各種批判之後(確實是有些矯枉過正),90%以上的中國人這才知道,那些牛氣衝天的文化人,其實也隻是會放放嘴炮而已,否則還真以為他們是神仙,是菩薩,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呢。

所以,在建國之後到改革開放的那段年月裏,我們真正應該重視和歌頌的知識分子,是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鄧稼先、袁隆平這些科學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國時代遺留下來的“國學大師”——前者是開拓進取,後者是墨守成規——所謂“共產黨不重視知識分子”的說法,不過是一幫在現代化建設年代裏被邊緣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內心失落、囊中羞澀之餘,在筆下歇斯底裏爆發出來的怨念產物而已。

當然,在那個瘋狂的十年裏,理科知識分子同樣也受到了嚴重迫害,這是不容否認的。但問題是,這些文化人們在建國初期的各種“反動傾向”,同樣也是真的。反過來說,如果真的讓這些代表“社會良心”的文化人知識分子,發泄出了心中鬱結的怨念,那麽對於國家來說,往往就意味著一場浩劫。

這在前蘇聯就有過最慘痛的案例——那位寫了《古拉格群島》,被譽為“俄羅斯的良知”索爾仁尼琴同誌,整天鼓吹著要搗毀腐朽冷酷專橫的蘇聯體製,主張“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恢複“古老的俄羅斯生活方式”。接下來就必然會迎來一個民主繁榮的新時代。

可這場巨大變革的結果,卻是蘇聯解體,民不聊生,腐敗橫行,從超級大國跌落到內戰國度的深淵,整個國家被“去工業化”,廠房成了廢墟,真的快要倒退到“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的程度,恢複“古老的俄羅斯生活方式”了——斯大林同誌那麽多個“五年計劃”統統都白幹了……如果索爾仁尼琴還有點良心的話,就真的應該朝北冰洋裏一頭跳進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慘了的兩億多蘇聯人民謝罪。

——那些整天吹噓自己有良心的人,實際上往往就是最沒良心的。

切記,文化人隻是知識分子的一小部分,從來都沒有權力把“知識分子”這個團體給“被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