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無人權的民國

現在有些“磚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選票這玩意兒說成是金丹妙藥,隻要有了選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榮,人民可以用選票逼迫政府發福利給大家,從而人人都過上好日子。而在轉型期間,最好把軍隊和國家資源都交給猶如上帝一般無私偉大的美國人代管……

上述這些謬論已經流傳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論。但問題是,他們又進一步回顧曆史,把民國年代給捧上了天,說什麽那是一個自由的時代,民主的時代,有人格尊嚴的時代,民國的上海是亞洲最國際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電台和報紙就有好幾百家。在三民主義的光輝下,中國人民自由的買,自由的賣,自由的遊行,自由的批評政府,特立獨行,牛氣衝天……而到了新中國,民主、人權和自由就統統沒了,人民在專製暴政之下變得了無生趣,中國變成了一個藍色和灰色的王國,連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針對上述讚歌,我不由得也想補充一句:中華民國是中國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時代,並在1949年初達到曆史的高峰。當時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廁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圓券當手紙……

——這些“磚家”覺得如今言論不自由,我倒是覺得,如今的大陸已經是言論太自由了,甚至對網絡陣地簡直是放任自流,才會群魔亂舞、謠言紛飛。按照黨國的標準,很多人早就應該被抓起來關號子了。

最起碼,當前的中國人已經可以公開說“這個國家言論不自由”而不被抓進去壓土袋,然後朝鼻子灌辣椒水活活弄死,也不會被警棍皮鞋當街毆打到吐血殘疾,甚至於連夾著子彈的恐嚇信都沒有收到(國民黨時期的軍統、中統,幾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這個,從來沒人敢說他們違法),你還要怎麽自由?

事實上,整個民國時期,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全都沒有想過要尊重什麽自由、民主和人權。民國時代的統治者不是不想對民眾進行高壓管製,也不是沒有做過高壓管製(不要光看學生上街遊行,沒看到他們接著就被高壓水槍射擊,之後更是成百上千地關進監獄),問題是執行能力太差,管不過來罷了。

先說說北洋政府,這個政權給人的印象就是亂,自從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徐世昌、吳佩孚、曹錕、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這些大人物爭相上台,中間還複辟了一次大清國。至於內閣,更是好像走馬燈一樣,平均一年換好幾屆。當過總理的人,能編一個加強排。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很多時候老百姓還沒弄清楚大總統是個什麽人,台上就已經換人了。

由於政權更迭的速度太快,諸位總統、總理們在自己短暫的任期當中,光是要穩住各方勢力就已經很不容易,控製輿論之類的細枝末節就顧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奪權的反對派,通常發動政治軍事攻勢的同時,也會用報紙之類的媒體對執政者大肆攻擊。而當時的執政者已經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壓製得住輿論?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務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壓管製,問題是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經費。特務機關往往是剛搭了一個架子,還沒開工呢,上頭的人就已經倒台了,於是一切又隻能從頭開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沒少做過查封報館之類的事情。而民國名記邵飄萍,也是被張作霖下令槍斃的。

到了統治相對穩固的蔣委員長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權什麽的就更是扯談了。他當年清黨殺得人頭滾滾,又何嚐講過什麽法製?這貨可是以黑幫理念治國的先驅,公然喊著“一個國家、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大獨裁者(雖然因為本事太差,很多時候會被人陽奉陰違,做不到真正的獨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論自由,魯迅就不會揮淚寫下《為了忘卻的記念》,而聞一多和史量才也不會挨槍子兒了。

——民國之言論自由?民國隻有把偉大領袖,人民的父親蔣委員長敬之愛之的自由!同時坐視無辜之人被抓進監獄,名人被特務暗殺,民眾被軍警打死之自由!

既然如此的話,為什麽民國年代還是有那麽多抨擊政府的“雄文”誕生見報呢?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許多敢於大放厥詞的“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們,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廣闊的神通廣大之輩。不僅自己手裏有錢,在政府裏也是有人有關係,不光結交政府要員,還認識不少頗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隻要往租界裏一躲,這交涉引渡就得費上老鼻子的勁兒(類比我國當今從加拿大引渡賴昌星有多艱難),對蔣委員長來說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們沒有觸犯到一定底線,縱然是軍統和中統這樣凶名卓著的機關,也不願意隨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現得比較“客氣”。但即使是這樣,還是有不知多少不走運的富商士紳、顯貴名流,也都先後蹲過黨國的監獄,隻能等著人拿錢托關係保釋出來。

而在沒背景的基層平民這裏,國民黨對那些抗議鬧事的窮人們,難道曾經少抓了麽?少殺了麽?

我們偉大的蔣委員長,之所以無法在全國範圍內完成徹底的輿論封鎖和壓製。一是因為國民黨對民間基層的控製力度幾乎為零,大多數地區(尤其是偏遠地帶和農村)還是清代的宗族體製在“代替”政府進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許多行業內都是黑幫、財閥跟高級官僚的親屬族人在掌握。這樣一來,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實現徹底的輿論管製,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這些地方的士紳宗族,雖然不至於違背根本利益,倒向共黨,但對蔣家王朝的忠誠心也還遠遠沒有培養起來。如果有人隻是大罵蔣委員長的話,恐怕不能指望他們盡心盡力地為蔣委員長搞**。

二是全國始終有很多省份處於軍閥割據的半獨立狀態,並且一次又一次地聯合對抗中央,當地人自然隻知“XX大帥”而不知蔣委員長,甚至還在軍閥的有意誘導之下,進行一定程度的反蔣宣傳。而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內部,也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打個比方,在抗戰前,汪精衛、胡漢民跟蔣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對台戲,為什麽不能一槍把他們兩個都崩了,從此黨內再無反對派?

道理很簡單,要是這麽兩槍下去,隻怕是不光沒了反對派,連黨也沒了。

——國民黨本來就是一個鬆鬆垮垮的聯合體,光是壓製軍閥,對抗共黨,就已經異常吃力。蔣委員長的位置,可從來都沒有封建時代的皇帝這麽穩固,國民黨內的反蔣集團從來都是一茬接著一茬。如果蔣委員長對這些競爭者沒有絲毫容人之量,非要置於死地的話,整個政府隻怕是頃刻間就要散架。

三是舊社會的黑暗統治,讓人民積累了太多的不滿和怨念,必須有一個渠道宣泄出來。這種仿佛火山噴發一般的力量,又豈是“黨國”那薄弱至極的基層組織能夠管製住的?

事實上,像中共這樣對基層政府的控製力度,即使是在黨國搬到台灣以後,也沒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國時代的社會上之所以思潮萬千,並不是國民政府的觀念先進,想要維護言論自由、開放,而是他們對底層平民抓不過來,殺不過來,手也伸不了那麽長。而對上層富人,又受到親屬關係、人情關係、與“洋大人”關係的種種羈絆,從而無法肆意大殺特殺,也不願意真的大殺特殺。

既然民國時代的自由隻是一句空話,那麽民主就更是扯談了——哪怕那些“磚家們”吹得再怎麽天花亂墜,也無法改變民國諸位領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幾乎沒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選出來的事實。而真正贏得了大選的宋教仁,則是根本沒來得及掌權就被暗殺了……這樣一個軍閥混戰、軍事獨裁的政壇生態,怎麽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無關係。

最後再提一提人權。基本上,隻要是看過《紅岩》的人,就知道黨國是何等的漠視人權了。至於國軍喜歡活埋己方傷員以節省醫藥費,胡亂征兵致使幾百萬壯丁餓死在半路上……這些小道新聞也都已經不新鮮了,還是說說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數民族權益問題吧!

當今的西方媒體,總是指責我黨“殘酷鎮壓”少數民族(奇怪的是,國內卻總是覺得這些少數民族享福太多了),那麽當年的國民政府,又是如何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呢?在這裏舉兩個實例:

——海南黎族世襲峒長,大總管之子王國興,論階級成分,本應是共黨死敵。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積中學上學的時候,因為不滿校長的敲詐,竟然被以“通共”之名開除並送入監獄!等到他買通牢頭越獄之後,卻發現他的峒長老爹也已經頂著“共黨”的名頭被逮捕入獄,並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這一步,這位奴隸主剝削階級的大少爺已經別無出路,就是不想當共黨也已經“被共黨”了,從此隻得橫下一條心,主動舉起了紅旗鬧革命……比較搞笑的是,雖然王國興很早就被扣上了赤匪的帽子,而國民黨也一直把他的兵馬當做紅軍來剿滅。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這支“被紅軍”的黎族起義軍,才真正地跟中共瓊崖特委建立了聯係,算是找到了組織,而之前都是屬於“黑戶”性質——用如今最時髦的網絡詞匯,就是“自帶幹糧的**”……

由此可見,每一個共黨都是被逼出來的。

如果說王國興的“被共黨”,還可以說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為。那麽南京的中央政府,似乎在民族關係上,也沒有想過要尊重少數民族同胞的人權和感情——1930年,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中國落後族群展覽”(名字就已經夠羞辱人的了),當時有一位在南京上學的年輕瑤王,也奉命參加了這次展覽。誰知在這次展覽中,他竟然被強迫穿上民族服裝,像猴子一樣關在鐵籠子裏任人參觀,還有人兜售門票和往籠子裏丟瓜子……之後,這位瑤王憤而回鄉,參加了韋拔群領導的紅軍。

想象一下,如果我們現在把**大師關進北京動物園,跟熊貓和老虎一起展覽,那又會是個什麽情形?

總之,民國年代是一個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無人權的時代,大家千萬不要去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