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苦幹苦熬苦等的辦法對待貧困，大多數農民已經習慣了。但他們最害怕的是禍不單行，貧病交加，雪上加霜。一旦遇上，往往隻有聽天由命，隻好信奉該死命歸天，不死再過年；死了才是自然的，不死算是賺來的。
王周氏是無數得婦科病的農村婦女中的一個。疾病長期困擾，讓她很煩很痛苦。但不同的是，她以死求生，竟用家裏砍豬飼料的刀，剁下了自己經常脫出的“茄袋”（子宮），居然創造了活下來的奇跡。這種事讓人在聽了就心驚膽戰的同時，不得不承認，當疾病同貧困連在一起，這或許是絕路逢生的一種無奈之法！
王周氏還自我安慰地說：“不怕死的人反而不會死。”但如果王周氏活到現在，相信打死她也再不會如此野蠻和冒險！就這麽帶病生下來的兒子，後來又被開山炮炸死了，公社書記同情補賞她家一千個工分參加集體分配，但因生產隊入不敷出，還要倒交錢給集體，她女兒王燕找到書記說：“天下哪有這樣的怪事，死了人還要倒交錢，這一千個工分我家不要了，哪家願意死人給哪家！”
夢成走後，夢響接替了“農業學大寨鐵姑娘隊”隊長一職。夢響沒有姐姐那麽潑辣，能寫會說又能幹，掄起五斤重的二錘打鋼釺、鑽炮眼，連續揮打一百下不喘一口氣。
夢響是初六八級的學生，沒有姐姐書讀得多，是家裏五兄妹中最小的，有爸媽愛著，哥哥姐姐寵著，自然少做家務，動手能力差些，能說會道也不如姐姐。可夢響也有自己的本事，那就是性格特別開朗、大方，唱得比說得好——她生就一副好嗓子，聲音脆生生的、甜甜的，成天就聽到她無憂無慮地唱。她唱“**”的“流行”歌曲，尤其是毛主席語錄歌曲，沒有她不會唱的。她特別崇拜歌唱家郭蘭英，盡管沒有經過正規訓練，但她的音樂天賦助她偷師學藝，模仿郭蘭英的聲音惟妙惟肖，所以有人稱夢響是半坡村的“金嗓子”，川主公社的“百靈鳥”、“小郭蘭英”。夢響除了特別愛唱歌、會唱歌外，她還特別愛做夢。她幾乎天天晚上做夢，有時甚至連白天迷糊一會兒也要做夢，似夢非夢。但這是白日夢，往往破滅。人說，一個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響的“夢”，往往同她的理想、追求連在一起，也往往夢想成真，把一個一個夢想變成現實。所以，她後來幹脆把“夢響”這個名字改為“夢想”。
半坡大隊改田改土的基建隊，不圖夢響一口氣能掄多少次鐵錘，一天能打多少個放炮開石的炮眼，就希望她用歌曲、用歌聲鼓舞改天換地的士氣。除了唱歌，夢響在隊裏能幹多少算多少，照例每天評七個工分。這個分數是一個婦女一天的完整工分，男勞動力一天評十個工分。
半坡大隊改田改土的工地選定半坡五隊。一是因為這裏地形較好，大約三十五度的坡度，改後的梯田很醒目，很遠就能看見。用公社黨委賀書記的話說，連女孩子都知道，胭脂粉黛要擦在臉蛋上，不能打在後頸子上。打在後頸子上誰能看見？第二個原因是，五隊的石料豐富，開山劈石運輸也較近。每個生產隊抽二十個全勞動力，集中在一起幹活，半坡大隊的大隊長曾任這裏的總指揮，因為是賀書記搞的“農業學大寨”的試點，他每周至少來參加三天勞動。上級規定，幹部參加公社的集體生產勞動，每年不少於一、二、三，即縣裏的幹部每年不得少於一百天，公社幹部不得少於兩百天，大隊幹部不得少於三百天。
夢響第一天來到的工地，正遇上公社賀書記參加勞動。賀書記一看見夢響，就半邀請半命令似的說：“夢響，唱一個，給大家鼓鼓勁。”
夢響清了清嗓子說：“唱歌是我的業餘愛好，沒有經過正規訓練，經常左聲左調，如果不嫌吵著大家，那我夢響就在賀書記和大家麵前獻醜了。”說完，夢響又清了清嗓子開唱：
一道清河水/一座虎頭山/大寨就在這下邊……
夢響剛剛唱完落音，賀書記就帶頭鼓掌。夢響興趣正濃，開口問大家：“這首歌的歌名是什麽？原唱是誰？”青年農民殷智馬上搶著說：“歌名叫《敢教日月換新天》，原唱是著名歌唱家郭蘭英！”殷智是高夢響一個年級的同校同學。
夢想更來勁了，以表揚的口吻說：“非常正確！那好，我再給大家唱一首《一花引來萬花開》。”唱完後，夢響歇了歇，在桶裏舀了碗茶水喝，潤了潤嗓子。賀書記放下了抬石頭的杠子，走到夢響麵前詢問起夢成的情況，表揚夢成是個好姑娘，說夢成的離開是半坡村和川主公社的遺憾，並希望夢響紮根農村幹出成績。夢響對於賀書記的鼓勵和希望，未做任何表態，隻說了聲：“謝謝書記！”
賀書記回頭叫大隊長下令讓社員們都休息十分鍾，趁社員們都放下工具，坐下來休息喝水的時候，夢響又站起來說：“大家辛苦了！現在我給大家再唱一首《公社是棵常青藤》。”說完，夢響照例清了清嗓子，唱到：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瓜兒連著藤/藤兒牽著瓜/藤兒越肥瓜越甜/藤兒越壯瓜越大
……
剛剛唱完，第一個帶頭鼓掌的又是夢響的同學殷智。殷智說真不愧是“小白靈”，“第二個郭蘭英”。賀書記也誇夢響不但唱得好，而且歌聲特別有感情，對人民公社的感情非常深厚。賀書記回頭對大家說，夢響帶著深厚的感情讚美人民公社，我們大家都要帶著感情讚美和熱愛人民公社，我們大家更要帶著感情搞好農業學大寨，吃苦耐勞搞好改田改土，搞好農田基本建設。
不知是賀書記的火線號召起了作用，還是夢響的歌聲給大家帶來了力量，上午的後半晌社員們幹得非常賣力。過去六個人抬的石頭，這一下四個人就抬起走，而且步子比較輕快；掄錘打炮眼的錘聲，比往日更響更有力；挑土回填的婦女們，簸箕裏的土冒起了尖尖，裝得更滿……不知不覺，收工的哨子響了。
社員們散去了，工地安全員又吹起了口哨，揮舞著小紅旗，大聲喊著：“馬上放炮了，請趕快離開工地，注意安全。”口哨不停地吹，小紅旗不斷地揮，四麵嚴把進出關，另外還有三名專門聽炮聲、記數量的安全員，以做到萬無一失。
當天上午，有十二組人分頭打好炮眼，灌滿炸藥、雷管，然後裝好導火線，再讓安全員檢查一遍，確認安全後才發令點火。當天的這十二炮，由王開華和餘永忠兩人執行點火，每人負責相鄰的六個炮眼。點火前還要觀察各炮眼之間的分布，設計好點火人員的撤離路線，以保證用最短的時間撤離到既能觀察爆破現場，又能保證人員安全的地方。隨著安全員的一聲令下“點火”，王開華和餘永忠手腳麻利地分頭點燃了各自負責的六個導火線，全程用時不到十秒。四分鍾過後，爆破聲先後響起，塵土小石在各自地點分頭開花。安全員異口同聲地數著爆破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但就是沒有第十二聲。三位記數安全員和兩位炮手一起核對，準確無誤隻響了十一聲，而且通過觀察，應該是王開華負責的其中之一沒有爆破。大家焦急地等待，一分鍾過去了，仍然沒爆。五分鍾過去了，還是沒響。這時的王開華就準備去現場查看，被安全員製止住了。十分鍾過去了，大家都認為成了啞炮，不會再響了。但是，啞炮必須排除，不然始終是隱患，會影響下午的所有工種的進度。王開華小心翼翼地朝啞炮走去，其餘四雙眼睛也緊盯住啞炮，誰知王開華離啞炮不到三米遠，啞炮突然爆炸了，幾個人聽到一聲“哎呀”，見王開華倒在亂石堆中。聽到工地上的喊聲和哨子聲，賀書記和另外三位參加勞動、在五隊社員羅先林家搭夥的幹部還沒吃午飯，就趕緊跑向工地，不少人也都跑往現場。王開華頭中石頭受重傷，他看到賀書記到場，手指爆破方向，艱難地說：“賀書記，啞炮，啞炮……”就昏迷了過去。
賀書記指揮組織綁擔架，六個壯勞力分成三組換班抬，火速送往縣人民醫院搶救，他本人跟在擔架後麵小跑，一方麵隨時關注王開華的情況，另一方麵還要他到醫院做個住院擔保的“人質”——工地哪裏能湊夠入院治療費，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救人要緊。二十裏的山間小路，人們不到一個半小時就跑到，急診搶救室的醫生，聞風而動，發現病人已奄奄一息，還未來得及手術，就停止了呼吸。醫生結論：“病人死於大腦中樞重創。”
去醫院的路上，社員抬得快步如飛。回來的路上，大家覺得擔架越來越重，腳步越來越慢。當地有種說法，抬死人會越抬越沉，其實這是一種心情沉重而引起的感覺。
人被抬到王忠厚的房前院壩，老兩口一下明白了結果。王忠厚一下癱在地上，老媽一頭撲向兒子，哭得換不過氣來。王燕一邊哭喊“弟弟”，一邊扶著老媽。哭了一會，老媽突然掀開王燕，撲向大隊長，要同大隊長拚命，兩手不停往大隊長身上撲打，“還我兒子，還我兒子，好端端的兒子，被你弄去學啥子大寨給爆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的命這麽苦，活著還有什麽意思！”她邊哭邊用頭往大隊長身上碰撞，大隊長含著眼淚，小聲地回答：“周伯娘，我也沒想到呀，我也不願意呀！”
王開華的母親姓周，但村裏人隻知道她姓周，不知道叫什麽名字，她在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的記工本上的名字是“王周氏”。她說她的命苦，的確是夠苦的了。她說她從大巴山的城口縣走出來，但為什麽會出來，她沒有說，叫什麽名字她自己也不知道，隻知道姓周。她嫁給單身漢王忠厚的時候二十六歲，老公比她小三歲。結婚沒有儀式，也沒宴請親朋。對她來講，結婚就等於一男一女一起生活，過日子，養兒育女。她沒有文化，但能吃苦耐勞，家務活她全包，自留地的挖地、種菜、挑糞、打柴全是她，完全同老公顛倒了位置。她對老公的要求幾乎就隻有“播種”生孩子這一件，老公也自然落得清閑，甘願當家庭閑人，一切聽老婆安排擺布。結婚第二年，二十七歲的她生下第一個孩子，是個男孩，兩口子高興得不得了。誰知沒過七天，孩子不明不白地夭折，對他們打擊很大。但他們自我安慰，能生第一個就不愁沒有第二個，反正人還年輕，可以一直生下去。隨後的七八年中，她又連續生下了三個孩子，兩女一男，可是每個最長的隻活了三個月，都因這樣那樣的病，死了。命，的確是夠苦的。直到三十六歲時，王周氏生下了第五個孩子，是個女孩，居然突破了前麵四個孩子，活過了三個月、六個月、十二個月、兩歲。這個孩子就是王燕。就在王燕生出來不久，或許是長年累月的過度勞累，或許是營養不良，或者是衛生習慣等原因，王周氏突然得了“子宮脫出”病。
醫療上稱“子宮脫出”，但在開州縣大部分農村婦女中，稱它為“茄袋掉出”。她們不知道這種器官學名字叫“子宮”，因為它的形狀像農村地裏長的茄子。但是她們都知道，這個“茄袋子”關係到生孩子。沒有這個“茄袋”，女人就不能生孩子。
王周氏的“茄袋”，十天半月就掉出來一次，既煩人又惡心。王忠厚勸她到公社醫院去醫治，王周氏說：“看什麽病，農村婦女好多都有這個毛病，有什麽稀奇的。你到醫院去，就給你一刀割了了事，他們割還不如我自己割，自己割還不花錢，我們哪裏有錢去割這個東西呀。”“他們割還不如自己割”一句話，嚇了她老公一大跳，“別蠻幹，弄得不好要自己的命。”王周氏回答道：“我們農民的命比較賤，沒有那麽金貴，不容易死。在我老家城口，就有女人自己割掉的，就沒有死。那個東西不是要命的東西，隻是生孩子起作用，有它無它死不了人。你看農村劁豬劁牛劁羊，割了一坨肉不但不死，反而還活蹦亂跳的。就是死了，沒什麽不得了的。該死命歸天，不死再過年。不過，我現在也不想割掉這東西，我也不想死，我要留著它，一直留到生個兒子，為你傳宗接代。”她還安慰老公：“這個病不會有生命危險，聽說是個‘富貴病’，隻要多休息，注意營養，就不會出大問題，今後你就多做些家務，我爭取給你生個兒子。”心情放鬆，目標明確，不久王周氏又真的懷上了。她高興地告訴老公，根據自己過去懷男懷女的反應，估計這次準會是個男孩。九個月後，王周氏的肚子果然爭氣，真的生了個男孩，取名“王開華”。
盼到了兒子，一向不做家務的王忠厚也勤快起來了，知道心疼老婆了。但王周氏的身體越來越差，“茄袋”掉出來的次數也越來越頻繁。她很煩、很痛苦，但不願意割掉它。她擔心兒子會再出問題，還要把“茄袋”保存下來，以防萬一。但是，這“茄袋”隨後三天兩頭就掉出來，每次掉出來後她就自己用手把它塞進去，很痛苦，身上衣褲就沒幹過。王周氏一天天地熬日子，一天天地盼兒子長大，度日如年。一天下午，王忠厚到生產隊去勞動去了，王周氏在家砍豬草，“茄袋”又掉出來了。她很煩，心想：兒子已經度過了“危險期”，留著這東西還有什麽用，也許留著它也生不出孩子了。她橫下一條心，左手拉著脫出來的“茄袋”，緊緊地貼在砍豬草的木墩上，右手拿著鋒快的豬草刀，咬著牙關一刀剁下去，“茄袋”如願分家。還好，沒有想象中的痛苦，還沒有生孩子痛得那麽凶。老公回到家，她隻稱有點不舒服。她連續睡了五天，第一次得到了老公的全麵伺候。五天後，她從**爬起，淡淡地對老公說：“我把那東西剁掉了，沒有想象中那麽危險！”王忠厚差點被嚇癱，狂吼道：“真是從大巴山裏出來的人，竟然如此野蠻！”
確實有點野蠻。要知道，醫院切除“子宮”和家裏剁“茄袋”，完全是兩碼事。可以說，這是不懂科學的“野蠻”，貧窮逼出來的“野蠻”，是貧病交加的人於山窮水盡中的最後賭注。貧窮和野蠻常常是相伴而行，甚至是雙胞胎、連體嬰。與其在無奈中等死，不如在冒險中尋求絕路逢生。無論是說農民的命本來就很賤，還是說王周氏的生命頑強，都不是牽強附會。
確實有點野蠻。但就有不少像王周氏這樣的人，居然能夠在野蠻中生，貧困中長，在野蠻貧困中度過自己的一生！
王周氏冒著生命的代價，換來的兒子，不滿二十歲就突然沒了，這叫她怎麽不悲痛欲絕，昏厥過去。賀書記派人去叫來公社衛生所的醫生，輸了葡萄糖，打了強心針，老娘才慢慢蘇醒過來。大隊長把自己家裏的木料捐出來，請木匠趕製了一口棺材，將王開華埋在自家房屋旁邊。為了安慰王開華的媽媽，賀書記又把夢響叫來陪伴照顧。同時，賀書記還宣布：公社條件有限，擠出一百元錢做慰問金，補貼一千個工分，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分記。男勞動力每天是十個工分，一千個工分就相當於補貼了一百個勞動日值。大家知道，賀書記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力。
賀書記還表態：“我會經常來看你們兩位老人的。”同時還要求大隊長和生產隊長，今後要多關心兩位老人家。
處理好王開華事故的第二天，賀書記又專門來到半坡村改田改土工地，召開了全體社員的安全大會，要求各個環節都要把好安全關。大會結束後，賀書記又召集了半坡村黨支部書記、大隊長、各隊隊長和黨團員會議，分析和排查這起事故存不存在人為破壞因素。大隊長很肯定地說，應該不存在人為破壞的因素，工地有兩個地主分子和一個富農分子，就連地主和富農的子女，都沒讓他們靠近重要工種崗位，開山裝藥放炮的事，更不會讓這些人沾邊。賀書記接著說：“沒有就好，我們農業學大寨學什麽，第一是學習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第二是牢固樹立階級鬥爭觀念，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賀書記要求大隊長安排人在工地旁邊，增加一條標語，寫得要醒目，內容是：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我再強調一下，千萬不要放鬆階級鬥爭這根弦。”賀書記又叮囑到。
黨支部書記和大隊長同時表態：“我們堅決按賀書記的指示辦。”
不久，全國農業學大寨現場會在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召開，重點縣的大隊支部書記都趕到現場“開眼”，上萬人到昔陽大寨，聲勢浩大。半坡村黨支部書記佘明夏，也參加了萬人大會。會上，要求層層樹典型，層層搞現場會，用典型引路。開州縣農業學大寨會議的參觀點，自然就選在川主人民公社的半坡工地。其理由一是這兒搞得較紮實，有聲勢，有成績，有經驗；二是此地離縣城不太遠，方便出行。但考慮到開州縣是有一百五十多萬人口、一百〇二個公社、一千多大隊的大縣，縣區社和大隊幹部合計超三千人，現場條件不允許同時參觀，就分為上下午兩批進行。現場會由縣委張書記親自主持和帶隊。
公社賀書記接到縣委辦公室的書麵通知後，既高興又緊張。高興的是自己搞的農業學大寨的試點，引起了縣委書記的重視；緊張的是，還有的公社比自己搞得更好，隻不過是川主公社離縣城近這個優勢才被選中。如果被人挑毛病，還會產生負麵影響，叫作“偷雞不成，倒蝕一把米”，會得不償失。怎麽突擊上台階，隻有五天時間，當然不可能馬上再造幾條像長城那樣蜿蜒迂回、高大、雄偉的梯田石坎。他想去想來，想到了自己過去在縣委宣傳部當宣傳幹事的優勢，覺得可以用輿論占領先機。
賀書記決定除了抓緊完善施工，在宣傳上還定了幾條。他把公社的三位副書記、三位公社主任帶到現場規劃和布置：第一，在南山坡上再書“農業學大寨”巨型標語，每個字要求十米高十米寬。還要求，字不能用石灰寫，石灰字容易被雨水衝掉。要用白色油漆寫，這樣既不會被雨水衝掉，又會借陽光而更加醒目耀眼。第二，在參觀沿途再增加一些標語口號，如“愚公移山，改造中國”，“敢叫高山低頭、河水讓路”、“重新安排山河”、“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超黃河跨長江，三年川主大變樣”，還有別寫掉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第三，夢響挑大梁的宣傳隊還要增加幾個唱得好的姑娘，尤其要練好《敢教日月換新天》《一花引來萬花開》和《公社是棵常青藤》等歌曲。第四，參觀那天，堅決不能讓地富反壞右分子，包括他們的子女到現場，還包括個別思想不好的社員，哪怕是貧下中農社員，最好也不讓他們到現場。賀書記要求大家不折不扣地去辦。
正準備散會，賀書記突然想到征求公社其他幾位領導的意見。公社薑主任說：“我補充一點，那就是安全問題，尤其是在石壁上寫標語，不好操作，不注意就會發生危險。不要剛剛處理完王開華問題，馬上又出事，不好向上級交代。”賀書記馬上說：“薑主任強調的事很重要，上去的人一定要係好結實的安全繩，確保萬無一失。另外，在寫字前一定要用鐵鏟除苔蘚，用水衝淨泥沙，油漆字才能粘得住，粘得牢，不說一勞永逸，至少讓它管上十年八年。還有‘農業學大寨’這五個大字，每個字之間的間距，上下高矮都要協調、美觀、霸氣，要體現我們川主人的風格和氣魄。我看最好還是到縣城去請個寫字的高手。我想想，是不是把四隊的回鄉知青向夢學抽來，在參觀沿途路邊再多寫一些標語、口號。”
似乎各方麵都比較周到了，賀書記才宣布，進入迎接參觀團工作的倒計時。
參觀那天，縣委張書記來得最早。張書記大學畢業先到縣委宣傳部當理論教員，後來下去當區委書記，不到四十歲就當縣委書記，是當時少有的大學生書記。他十分重視政治思想工作和宣傳鼓動工作，務實能幹。山上不通公路，小車隻有停在山下，他第一個快步上山，其他幾位領導也相繼而到。
隨後，來參觀的大隊伍到來了，鋪滿了半個山坡，有讚歎的，有心底佩服的，也有個別私下挑毛病的——“麵子活幹得不錯，細看是‘馬屎麵上光，裏麵是粗糠’，梯田石坎高大壯觀，但裏麵回填沒有夯實，遇到大雨裏麵包著爛，容易出大問題……”
但是，瑕不掩瑜，大部分參觀者都滿意而歸。縣委張書記也是大加讚賞。賀書記和川主公社的一班人，也覺得向縣委交了一份農業學大寨的及格答卷。
全縣農業學大寨現場會剛結束五天，賀書記接到縣委轉發的地委文件，批準任命他為開州縣縣委副書記，分管全縣農業學大寨工作。
賀書記離職就任前，沒有忘記去看望王忠厚、王周氏老人，還到王開華的墳頭轉了一圈。隨後，到他蹲點的工地，向戰天鬥地的社員們告別。他看到了夢響，鼓勵夢響：“好好幹，有事就到縣委來找我！”
接任賀書記的是廖書記，剛剛三十歲，血氣方剛，躊躇滿誌。他心裏在想：農業學大寨是鍛煉人、成就人的地方，我一定向賀書記學習，好好大幹一場。廖書記幾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半坡村的工地上，抬石、打夯、鑽炮眼，樣樣都賣力。
沒幹多久，廖書記突然有所“醒悟”：賀書記是靠農業學大寨起家、發家，靠人造梯田築起當官台階的。我如果再在這個地方幹下去，充其量隻是在為他寫續篇，我走別人的老路，還有出息，還有出路嗎？我不應該因循守舊，我應該開辟新的戰場，另辟蹊徑，搭建新的平台，實現殊途同歸。他請了幾個“高參”出謀劃策。有人說，毛主席說“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毛主席還親自製定了“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農業生產“八字憲法”，可見水是多麽的重要。梯田梯田，無水怎麽能豐收；水田水田，沒有水哪有田。有了水，才能旱澇保豐收，這是很簡單的道理。還有人給廖書記介紹，花園水庫早在大躍進年代就設計、規劃好了，還是縣裏確定的骨幹項目，隻是缺乏人力、物力，特別是缺乏資金，才沒敢輕舉妄動。而今，你廖書記能借農業學大寨的東風，敢上敢幹，政績可以超過以往任何一屆，功德無量。
十天後，一支由一千一百多人組成的建設隊伍，開進了花園水庫工地。當地的農戶，家家戶戶都擠滿了人。農戶家實在是住不下了，有的隻好搭工棚，有的幹脆住岩洞。
報到的第二天，公社逐連逐營驗收人員，居然一個不缺。有人稱讚廖書記的魄力，可有人私下說，老百姓都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們不希望廖書記的第一把火，就燒到我們的頭上呀。
倉促上陣，一切較亂。農家堂屋打滿地鋪，豬圈棚上搭幾根木頭就住人睡覺。更要命的是，人多上廁所就困難，難有男女之分。男人們可以到處撒野，可女人們的臉皮沒有那麽厚，要不就得走很遠去解決，要不就憋得活受罪。值得佩服的是工地炊事員，能把水燒開、加點鹽巴做成人人歡迎的透明“玻璃湯”。玻璃湯的本事固然值得稱道，但最值得佩服的是能把民工自帶的大米、玉米、豌豆、胡豆、紅苕、洋芋等，煮成互不侵犯的“百家飯”，可不是一般的本事了。
盡管如此差的生活環境，如此大的勞動強度，民工們依然紮緊褲帶，開山放炮、抬石備料、挑土填方、拉滾碾壩，挺起身子苦幹、苦熬，都希望能改變當地貧困的麵貌。從開工到年底，水庫已經現出雛形，民工們也盼來了五天的春節過年假。可是，許多人沒有歡樂——不少家庭成了“倒找戶”，特別是到梯田工地、水庫工地工分高的民工，幹得越多倒找得越多，還要拿錢到隊裏取人。他們怎麽也想不通，找到公社廖書記評理。廖書記細心地解釋說：“現在人民公社的體製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農業學大寨的工分也要拿回隊裏參加分配，支出大、收入少，糧食隻夠吃，又沒有多餘的糧食可以賣錢，各種虧欠隻能攤在勞動工分上。”倒找戶代表之一的王三娃這一下毛了：“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越賣命越倒黴，辛辛苦苦幹了一年，最後還要倒找錢，老子不幹了，大不了不要我當人民公社社員，開除我當農民！”廖書記準備給他扣上破壞農業學大寨、攻擊人民公社的帽子，可是自己也覺得沒有多少理由，終於沒有說出口來。
隨後，王燕也拿著倒找款的條子找到廖書記，說：“我弟弟排啞炮被炸死了，是賀書記給家裏補貼了一千個工分，表示安慰，現在拿著這一千工分，還需要倒給生產隊一百元錢，從來沒有聽說過丟了命還要倒找錢的。現在這一千個工分我們不要了，還給公家，反正我們活人沒有錢給，你們就去找死人要吧！”
廖書記一時無語——畢竟人心都是肉長的，畢竟他也是從農村出來的。但是他明白，他要穩住，缺口一旦打開，他的工作將無法開展，他的前途將會是一片黯淡。他決心繼續大膽往前走，目標既定，一往無前。過了大年，正月初五花園水庫準時開工。
就在賀書記離開川主公社的第二年夏天，連續下了三天暴雨，洪水洶湧而來，衝垮了近半的梯田石坎，帶來土石泥流，填滿了半坡一隊、二隊的近百畝良田好地。
一個好端端的改田改土的農業學大寨的戰天鬥地的壯舉，又變成了挑沙去石、恢複良田好地的生產自救。廖書記心想：你賀書記幹了個政績工程就跑了，拉下一攤屎讓我來擦屁股，算我倒黴。但想他馬上意識到：單是作為前任，我可以不管賀書記搞出的這攤事，問題是現在他已經是我的頂頭上司，出了他的洋相，今後我的日子能好過嗎？再說，如果不盡快恢複田地，無法種糧，來年幾百人隻能喝西北風，我這現任書記逃得脫責任嗎？
農民說這是“山上劈石開荒，壩下田地遭殃”，幹的是得不償失的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