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被一股洶湧的暖流裹挾著，在黑暗中經過了一條長長的甬道，走向陽光燦爛的人世。
臍帶被剪斷時，我聽見了媽媽輕輕的笑聲。醫院產房四周的**，那些女人都在發出撕心裂肺的哭喊聲，而我媽媽卻在笑。千真萬確。這實在有點不可思議。由於我的到來，她已從一個快樂的女孩，從此變成了一個快樂的媽媽。
我被護士抱去同我的媽媽見麵。我不聲不響地躺在她的懷裏，悄悄睜開了眼睛——直至如今，我才第一次真切地看清媽媽的容貌。她同我在她體內珍藏的二十七年中，無數次所想象的那個媽媽，沒有太大的差別。
她的皮膚很白很細，像裹在我身上的絲綢夾被一般光滑滋潤。她有一雙天空般清爽寧靜的眼睛，淡雅的雙眉如一抹飛來的雲彩，從我頭頂飄過。她的鼻子挺拔而秀氣，溫暖的鼻息熏繞在我臉上，我便癢癢地打了一個噴嚏。她把臉貼在我的臉上，低聲哼哼說，嗬我的孩子，你終於來了，你終於來了。她用那薄軟而鮮紅的嘴唇，一遍遍吮吸著我的手指，我看見她那潔白的牙齒，一粒粒亮晶晶，如珠如玉。
我覺得她很美，我很高興有這樣一個美麗而溫柔的媽媽。我實在忍不住我的喜悅，於是我咧開嘴巴哭了起來。
為人之初，無論表達什麽樣複雜的感情，都僅僅隻有哭這一種方式。我相信媽媽不會誤解了我的意思。
我和媽媽血乳交融二十七年，我們本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但我明白自己早晚得同她分離，被她和另一個男人共同創造，成為一個新的生命。如今我終於從她體內脫穎而出，變成了一個獨立、完整卻又孤零零的人。麵對窗外那個陌生的世界，我悲喜交加。
我在尖細刺耳的哭聲中，走入了鑼鼓喧天、紅旗飄飄的新中國。
其實本來也許我還不會在那個炎熱的七月，急匆匆降生於世。但我那個整日裏歡天喜地的媽媽，在懷著我五個月時，還依然每天傍晚一次不落地活躍於報社的籃球場。她朗聲大笑著，一蹦老高，從她同事們手裏拚命地搶過那個髒兮兮的籃球，跑著跳著，千方百計地將它投入球網。我在她腹中一次次顛三倒四，翻來彈去，隨著她的跳躍節奏，開始了我最初的健美運動。一直到我八個月時，她總算迫於我沉重的壓力，改為每日在球場助陣，興奮的喊叫聲每每震得我耳膜生疼。助到情急時，她還喜歡跺腳；人家進了球，她跺腳；人家進不了球，她也跺腳。可笑的是，她根本就沒有聲援的傾向性，更沒有固定的助威目標，就這麽開心地跺著腳瞎起哄，一直到把我跺下來為止。
她喜歡報社這種緊張而又生氣勃勃的氣氛。一九四九年五月，杭州解放。省報一創刊，我爸爸從《當代晚報》總編輯的“地下”身份，回到了“地上”，調入省報，先任文教組組長，後任特派記者。我媽媽一心想搞新聞，參加了新聞幹校，分配在省報當了文藝記者。所以我尚在娘胎裏，就被記者這種職業害得不堪其苦。她每天從早到晚都在外麵跑來跑去的，深入到工廠車間、學校商店，去采訪各種各樣的人。然後趴在桌上寫啊寫啊，寫出一篇篇的通訊速寫還有人物專訪什麽的。她高高隆起的肚子抵著桌子的抽屜，胳膊常常不小心壓在我的腦袋上，有好幾次我都被憋得透不過氣來。我在那裏頭很不滿意地踹腳以示抗議，她卻隻是隔著肚子拍拍我，喃喃自語說，你乖啊你乖啊，革命勝利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你千萬別搗亂。
那些日子我常同她一起熬過通宵。十月懷胎，可以說我基本上就是這樣被孕育出來的。出生後我一直神經衰弱，恐怕與此不無關係。但熬夜的第二天，省報副刊上一個版麵居然有三篇文章，都出自她的手筆。我和她走在街上，聽見買報的人說，哎這個叫海虹的人，是男是女？他寫得蠻實際噢，我就喜歡這種文章。我不由得也有幾分得意。但因此她便越發無視我的存在，懷揣著我東跑西顛，熱血沸騰地歌頌著新中國的誕生。她有許多工人朋友，她去參加他們的婚禮，還教他們怎麽樣當報紙的通訊員。後來她寫了小說《喜酒》，寫了《與工人談寫作》，一群工人還專門到報社來看望她。她笑得前仰後合的，弄得我像坐船似的顛個不停。因而我從一出生起，就有暈船的毛病。
現在我總算是躺在她的懷裏了。她的手臂很柔軟，豐滿的胸脯像兩座巨大的糧倉，聳立在我麵前。她靜靜地注視著我，眼睛一眨也不眨，很久很久。忽而，從她眼裏溢出一串亮晶晶的淚珠，滴在我的臉上，滾燙滾燙。
她斜靠在我爸爸的肩上。她說這女孩兒該叫個什麽名字呢？
爸爸沉吟許久。他說，我們相識是在抗日，如今抗美援朝又開始了。我們不可能脫離這個時代賦予的使命——就叫她抗抗吧。讓她像我們一樣，有力量抵抗命運。
那是一九五〇年七月。新生的共和國將滿一歲。我那英氣勃發、躊躇滿誌的父親，作為省報唯一一位年輕的特派記者，正處於才華橫溢、前途事業如日中天的巔峰狀態。當他為我起下這個頗具挑戰性意味的名字時，他絕不會想到，命運的陰影正在一步步逼近。他們所賦予這個名字的含意，在日後漫長的歲月裏，將會從另一個負麵，要求我一一兌現。
厄運急驟的敲門聲已經響起。而我的媽媽聽而不聞。她天天把我扔給那個十七歲的小保姆，依然在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現場”，風風火火地采訪來采訪去。那時我們住在仁德裏的報社宿舍，食物服裝日用品等等統統享受供給製待遇。連保姆也是免費配給的。我媽媽每天穿著她那套灰色的女幹部服，腰間束著一條灰色的布帶，自我感覺十分良好。她的穿著一向都是馬馬虎虎，灰軍裝的褲腳管一隻高一隻低，我爸爸不得不多次在大庭廣眾之下，替她把那褲管扯平。但等到下午再見到她時，她的褲管仍然一隻高一隻低的。
除了工作，她隻關心一件事，那就是給我喂奶。她的奶水十分充足，每次她把鼓脹的**塞到我嘴裏時，我就覺得像是沐浴在一場傾盆大雨或是一道噴湧的泉眼之中。我咕嘟咕嘟地喝著，湍急的乳汁常常把我嗆得喘不過氣。我貪婪地吞咽著那甘甜的生命之源，聽見自己的骨骼一寸寸嘎嘎生長的響聲。夜深了，他們神采飛揚地從外麵回來，爸爸親著我的左頰，媽媽親著我的右頰，他們一起抱著我飛快地旋轉，還把我輕輕地拋向空中，然後用四隻大手接著我，像湖泊托住雨滴，像大山托住風，悠悠搖晃……
有好聽的歌，同他們的腳步聲一起，在天花板下麵走來走去。
卻不知為什麽，我突然被憋得喘不過氣，像是站在懸崖邊上，那山岩就要坍塌，我們都將墜落下去了。
我驚悸地尖聲怪叫。而他們卻在甜蜜地親吻。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剛滿九個月。
那天上午，我被保姆抱到陽台上去曬太陽。陽光暖暖的，像媽媽的懷抱。空氣裏有含笑花、月季花甜甜的香味飄來飄去。
一陣風過，我忽然打了一個重重的噴嚏。我聞到了從樓下冒上來的一股濃濃的腥味。我知道那是血的腥味，隻是可惜我無法對那個叫夏香的小保姆說明。
就在那同一個時間裏，我的媽媽正被叫到報社的人事科去談話。
那位女科長對她說，組織上決定送你到“革大”直屬班去學習，就在茅家埠那裏，你快回家收拾一下，明天就去報到。
能去學習，使我媽媽覺得很開心。她隻想起問了一句：我那個孩子還在吃奶呢，這可怎麽辦？
那梳著一頭清湯掛麵短發的女科長想了想說，那就帶去吧。
第二天一早，我們全家：爸爸媽媽外婆加小保姆和我，一共五個人，浩浩****湧向茅家埠。爸爸打算在那兒附近租間民房，把我們安頓下來，好讓媽媽一邊學習一邊給我喂奶。我們在洪春橋下了車，往南，穿過一大片一大片綠嫩嫩的茶葉地，就望見了“革大”直屬班的那幢花園洋房。我們在附近的一所民房裏等著媽媽，她一個人走進那小樓去報到。當她走近小樓時，才看清樓前有一扇黑漆的大鐵門，門前有兩位持槍的解放軍戰士站崗。她有點迷惑不解，胸口怦怦地跳。鐵門在她身後重重地關上了，她的心悚然一驚。
天漸漸黑了。媽媽還沒有回來。我覺得餓，便開始嚎啕大哭。我想用哭聲提醒他們，這周圍的茶蓬竹林裏，到處都飄浮著那種讓我惡心的血腥味。我終於哭得大家都心煩意亂，爸爸抱起我，走到那座小洋房門前去打聽。
他似乎是問，朱小玲為什麽還不出來給孩子喂奶？
那守衛的大兵按了一下電鈴，並不說話。過了一會，裏麵有人走出來，大概是這裏的負責人了。他看了我爸爸一眼，麵無表情地回答說：朱小玲在這裏屬於隔離審查。不準會客。
你說什麽？我爸爸吃了一驚。他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解釋。隔離審查？這怎麽可能呢？明明說是學習，怎麽竟然會是審查呢？
那人有些不耐煩。他說那你去問你們單位好了，單位不會弄錯的。我們是奉命行事。
我爸爸一時有些發懵，想再說點什麽，那人已轉身走開。
當我在那棟花園小樓外麵的農舍裏，整整一夜不停地大聲啼哭，期盼著我的媽媽能來給我喂一口奶的那個時刻，建國以來第一次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正如隆冬的寒流一般，迅猛地向全國各地推進。
我沒有想到的是，我才出生不久，即有幸作了這次運動的見證。
我獨自一人哭了許久。誰也拿我沒辦法。我隻想要媽媽。我要吃奶。我哭啊哭啊，我聽見自己的哭聲像一隻可憐的小貓，在窗外的茶蓬竹林裏鑽來鑽去地找媽媽。後來外婆喂我吃一種甜甜的奶糊，我不想吃，我把臉轉過去。我知道那不是媽媽的奶。媽媽就在這片茶樹地對麵的小樓裏望著我。媽媽的**脹得好疼，像兩座駝峰，沉甸甸地壓在她胸口。她不敢側著身子睡，胳膊一碰著**，奶水就像小溪般淌下來，洇濕了衣服和床單。天快亮的時候，**脹得像是要爆炸，她起身用漱口杯接著，剛輕輕一按，奶水像噴泉一樣射出來，一小會兒工夫就接了大半杯。我好饞啊，我能聞到從那兒傳來的媽媽的奶香，可我卻被扔在這裏，餓得全身空空洞洞。我隻好不停地哭著，憤怒而又無奈。那一夜從此哭啞了我的喉嚨，一直到我實在哭不動為止。
醒來時我覺得臉上癢癢的，有一種涼絲絲的東西淌過。我睜開眼，竟然看見了媽媽。那是一個很小的屋子，媽媽正把我抱過去，一邊解著她的衣扣。她的淚水撲簌簌地落在我的臉上。有人在一邊催促說，你快些喂吧，就這一次了。喂完了好讓他們回去。爸爸在旁邊說，別哭別哭，我們回去用奶糕也能把孩子養好的，你放心好了。
我用兩隻小手緊緊抱著媽媽豐滿的**，拚命地吮吸著媽媽的乳汁。我有一種絕望的預感，似乎我的生命之源將被人無情地切斷。媽媽的淚水順著乳汁流入我的嘴裏，我第一次覺得那甜甜的乳汁中滲入了一股苦澀的味道。我發現乳汁也會發苦，就是在我九個月的時候。一個人若是吃過苦澀的奶水，這一生中，再苦的東西也能咽下去了。
我聽見那個陌生的男人又在催促我們。媽媽低下頭，用臉貼著我的臉，親了又親。她喃喃自語著說，是媽媽不好呀孩子，你這麽小，你怎麽辦呢，你可別忘了媽媽，媽媽一定很快回來啊……
她的淚水一大滴一大滴落在我臉上，我的臉上濕成一片。
媽媽抱著我站了起來。她就這麽站著，一動不動。她好像要說什麽，卻什麽也說不出來。
那會兒我很想對媽媽笑一笑，卻不知為什麽，我竟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媽媽愣了一愣，突然用很快的動作把我塞給了爸爸，然後捂著臉，衝出門去，沿著走廊往樓梯上跑去了。我聽見從樓上傳來媽媽的放聲大哭，我頭頂上的樓板，被那哭聲震得顫顫悠悠。
爸爸一隻手抱著我，另一隻手扶著外婆，木呆呆走出了那幢小樓。門口的衛兵把槍斜到一邊，打開了鐵門上那隻其大無比的鎖，我們穿過鐵門的縫隙，站在門外的草地上。草地很柔軟，像媽媽的頭發。生鏽的鐵門發出一聲怪叫，把我的媽媽關在裏麵了。
那片春芽蓬勃的茶園和綠草地之間的花園洋房，後來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想起它時，總使我有一種陰森可怕之感。後來我再也沒有去過那個地方。“文革”時有人告訴我，說那幢小樓原是杭州著名的絲織風景的創始人都錦生的私宅，抗戰時被廢棄。至解放前夕，都家的後人早已紛紛遷離故土，不知流落何方而去。都家化園就暫時作了“革大”直屬班的隔離室。
我被帶回仁德裏的報社宿舍。現在我成了一個有娘卻沒奶吃的孩子。開始的時候，我被人抱來抱去，吃著報社裏那些媽媽的同事阿姨們的奶。這家吃幾口、那家吃幾口，有奶便是娘了。後來爸爸總算找到郊區一個姓沈的奶媽，我就吃奶媽的奶。一直到我長大以後，還有陌生的阿姨笑嘻嘻對我說，你小時候吃過我的奶呢，該叫我一聲媽啊！
可我還是想念我真正的媽媽。每分鍾每秒鍾，媽媽身上那股甜滋滋的氣味，都從四麵八方圍繞著我，像流水像空氣，誰也不能夠把它剪斷割開。我的生命依然同媽媽的生命連在一起。我們雖已分裂成兩個人，但我卻隨時能聽見她的聲音、看見她的麵孔、感覺著她的憂喜悲歡。我和她如同一個連體人，心心相通，步步相趨。我的目光能穿透高牆、越過山林，始終跟隨著、親近著她。聽起來，這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千真萬確。
那天，就在媽媽把繈褓中的我，交到爸爸手中的那個瞬間，爸爸極迅速地把一張早已準備好的小紙條，偷偷塞進了媽媽的掌心。
我一聲不吭。我知道爸爸是迫不得已。這張紙條一定事關重大。
我們走了以後，媽媽擦幹眼淚，躲在廁所裏，看完了那張紙條。看完以後，她才明白自己突然被隔離審查的原因，是由於一家大報的駐杭記者××，向組織上“揭發”了她1943年曾經被捕的曆史。她默默想了很久，終於想起了這個××，當年在麗水時，由楊君介紹認識的。後來媽媽在於潛被捕，審訊時特務一口咬定她是共產黨，逼問她的組織關係。她一口否認了。特務審不出什麽名堂，就逼她講這幾年都到過什麽地方，認識些什麽人。媽媽知道，任何一個人名都不是可以隨便“交待”的。想來想去，在麗水時認識的人中，隻有這位××，當時是一家雜誌的編輯，此人是位名記者，同當時的國民黨上層也有交往。她是個名人，有一定的保護色彩，說認識這個××，大概不會有什麽不妥，對彼此都沒有危險。但媽媽萬萬沒想到，後來這位××因此遇到了一些麻煩。××自然從此心存疑竇，懷疑我媽媽在獄中的清白。所以當鎮反運動一開始，她出於高度的革命警惕，向報社組織作了匯報。這種革命警惕性和革命覺悟，在當時那個特定的曆史階段，已成為一種時代精神，被人們盡心恪守。（就是這位××女士，雖然三十年代就入了黨，但由於一直在白區工作，曆史上疑點重重，在後來幾十年中，被反複審查、飽受委屈直至“文革”結束。）
我媽媽看完紙條，黯然發了一會兒愣，然後把那張紙條撕碎，用抽水馬桶的水衝走了。
那個晚上，我媽媽一夜無眠。她斜靠在木頭的床欄上，望著走廊微弱的燈光下，牆上那些花花綠綠的標語，心中茫然無措。她仍然不明白，這場聲勢浩大的鎮反運動，同自己到底有什麽關係？她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還將可能會發生什麽。她試圖回眸已經逝去二十七歲青春年華，那一件件**澎湃的往事，突然變得疑慮重重、布滿陷阱。曾經飄揚在她頭頂的朝霞彩雲，已化作一片黑沉沉的雷區。在四周濃密的陰雲裏，她感到了一種徹骨的寒氣。她的**酸脹難忍，乳汁在內衣上結起了一層硬殼擦傷了**，奶水一流出便鹽漬般地疼。她想著她的女兒，那個小小的嬰兒，此時一定在睡夢中尋找著媽媽，說不定餓得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這樣一想，她也忍不住嗚嗚地哭出聲來。怕被人聽見，抓過枕頭捂住了自己的嘴巴。這樣醒醒哭哭，直到窗外的天空蒙蒙發亮。
突然就聽見走廊裏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有人嚷嚷說不好了，快救人啊。她渾身發抖，光著腳就往外跑。一塊床板已被人抬到房外的空地上，鎖鏈般的血跡從走廊裏一路灑來。借著晨曦的微光，她看清床板上躺著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臉上鮮血淋漓。有人悄悄說，此人是原省公路稽查處處長，聽說有軍統身份。他用刮胡子的刀片割開了自己的喉管，企圖自殺。
他被人抬著，送去附近的部隊醫院搶救。但他還是死了。聽說他是在半路上，狠心將手伸進自己的喉嚨，活活把喉管拉斷而死的。
他死後，衛兵在他的床頭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麵有六個字，寫著：“士可殺不可辱”。
以後的許多天裏，這個死去的人，就成為直屬班抗拒運動的典型。那些天，周圍幾乎所有的人，麵孔都冷冰冰毫無表情，像一尊尊石膏像。即使同一宿舍的人，互相也不講話。就從這一天開始，我媽媽鼓脹多日的**突然幹涸，再也流不出一滴乳汁。
我媽媽目睹了那個男人的死，她思念孩子和丈夫的心情，暫時被一種強烈的恐懼所代替了。除了集體學習的時間以外，她閉門不出，每天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按照直屬班的要求，開始寫自己的交待材料。從一歲寫到二十七歲、從出生寫到參加革命；一頁頁的橫格紙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鋼筆字。她記不清過了多少天，每天都寫得頭暈目眩，一閉眼就是一群群蝌蚪遊來遊去。她的中指上磨出了一個個硬硬的繭子，手腕已麻木不仁。她覺得自己短短二十七年的生命，已經完完全全被掏空了，被她手裏的筆，一筆一畫地割成了一堆碎片。
一隻壁虎一動不動地趴在天花板上。
一隻蒼蠅嗡嗡飛過，沒頭沒腦地撞著玻璃。
一隻蜘蛛從她的稿紙上迅疾地爬過。
她覺得這兒似曾相識。
曆史怎麽會開這樣的玩笑，就像是在昨天，她還在國民黨的監獄裏，被逼著交待她參加共產黨的“罪行”。而今天？
但她必須寫。她要用白紙黑字，寫出她二十幾年來真誠的追求。
她把寫好的材料親手交給了那個班主任，省公安廳機關保衛科的一個副科長。從她進了直屬班的第一天起，不知為什麽，她從不敢多看這位班主任一眼。他背著手出現在宿舍門口時，閃閃發亮的眼鏡片後麵，便射出一種嚴峻的冷光，似要穿人肺腑。她僅僅被他用眼角的餘光掃過，已是一層冷汗虛出。
他把那卷材料在手裏掂了掂，略略沉思了一會，眯起眼睛，似乎有些為難地說：嗯，順便通知你——你的愛人張愷之，明天也要到這裏來接受審查了。
很多年以後我父親告訴我，關於那次送他去茅家埠“革大”直屬班審查，其實他早有預感了。一個多月以前，他的一篇記述錢塘江海塘工程的通訊稿，值班副總編已簽發，卻始終沒有見報。送媽媽去茅家埠的前兩天，也就是四月二十六號，省級機關召開黨員大會，支部發給他一張入場券，但隨後就來了人事科長，說是編委××同誌少了一張票，你的先給他吧，回來再給你傳達一下。交回了入場券，我爸爸當時心裏就有些不是滋味。四月二十八日，報紙頭版頭條標題是：全國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右角上，顯著的小標題是：4月27日夜裏，杭州逮捕一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我媽媽就是在次日被送往茅家埠報到的。這同時意味著，四月二十七日全國大規模逮捕反革命分子，黨員事先是知道的，但我爸爸已被排除在外。
他已完全明白將要發生什麽事了。
他所要作的準備工作中，頭等大事就是趕緊安頓我。
那時我的奶奶一家，已不得不從上海搬來杭州，住在城裏一個叫荷花池頭的地方，完全依靠我父母撫養。爺爺做了一輩子工人，前一年在上海一家醫院做胃切除手術時，大出血休克而死。爺爺給我爸爸留下三個弟弟一個妹妹，我最小的一個叔叔才比我大兩歲，全家的生活本來就已十分艱難。現在我媽媽進了學習班，我爸爸也即將離家，未來的一切都尚難預料。爸爸隻能把我和奶媽臨時交給了奶奶照看，為了不讓外婆再受驚嚇，隻好讓她先回了洛舍。那個名叫夏香的小保姆不肯走，便把她留下來。一時家裏人心惶惶，亂成一團。我父親麵對這無依無靠的一大家子人，實在也有些不知所措了。
媽媽走了、外婆走了、爸爸也要走了。我突然覺得自己像個孤兒。我沒日沒夜地哭，對這未知的人生誠惶誠恐。
果然，又過了幾日，我爸爸也被通知去直屬班報到。那天一早，報社專門派了一輛吉普車，送我爸爸去茅家埠。
我爸爸和我媽媽，就這樣在茅家埠的花園洋房裏“重逢”，成了特殊的“同學”。
他們在樓上樓下的宿舍分室而住，朝夕相見。同在大廳吃飯，方便時也可簡單地交談幾句。至於有沒有人將他們的談話匯報，則不得而知。我媽媽第一天見到我爸爸，就對他說，她在這裏實在覺得害怕。輪到她去外麵廚房抬米飯的木桶時，跟在身後的武裝看守和大門口的武裝警衛，都讓她心裏發顫。爸爸安慰她說，槍杆子是對敵人的，我們又不是敵人，有什麽好怕的？
話雖這麽說，整天麵對那些臉上沒有一點兒友好笑容的武裝戰士，連他也覺得自己像是牽涉了什麽命案的嫌疑犯。
他開始覺得不妙。他漸漸發現，在這裏接受審查的一百多個人中，每個人的曆史情況都極其複雜。他們名義上都還拿著幹部的工資，但各人的身份大不一樣。周圍的人中，有兵臨城下還企圖頑抗的國民黨城防司令，有坦白自首的汪偽特務，也有因經常在辦公室的字紙簍裏檢閱廢紙，具有閱紙癖而被懷疑有政治目的的舊職人員；還有他本人做地下工作時，策反起義的兩個蔣軍上校……過了些天，甚至還送進來幾個船員，聽說他們的船被一場風暴刮到金門島上去了，他們滯留在島上的日子，同台灣的漁民們一起吃吃喝喝，回到大陸上，就被送來這裏審查了。看起來，如果不是組織上懷疑有問題的人決不會被送到這裏來。那麽，他究竟成了什麽人？
空氣裏充滿了一場颶風來臨前夕飛沙走石的恐怖氣息。學習班裏不斷發生著學員自殺的事情。與我爸爸同房間的一個四十多歲的病弱男子，是舊省政府農業廳的一個人事科長，他半夜裏偷偷起來，用一根褲帶把自己吊在雙層鋪上鋪的床架子上，一吊就吊死了。他沒留下遺書，死因不詳。還有桐廬縣中學的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我媽媽發現其中一個姓羅的教師，是她抗戰時在浙西一中的同學。這人出身桐廬一家望族，畢業於大夏大學教育係。他悄悄對我媽媽說，他實在對什麽“反革命集團”的事一無所知。又過了幾天，他們那個“集團”中的一個女教師當眾在花園裏跳了井，幸虧井水淺，被人救起，當時就轉移到別處去了。
我的媽媽每天見我爸爸，眼圈紅一陣黑一陣。媽媽說她天天夜裏都做噩夢，夢見自己被敵人追趕著，一直追到懸崖上，無路可走，隻好咬咬牙跳下去。醒來時心口還怦怦地響。又說夜夜被孩子的哭聲驚醒，夢見我又黃又瘦，不會說話也不會笑，像個小木偶人，身背後有根線，媽媽拉著線，我就一步一步地朝著她走，竟然就走到直屬班裏來了……
你別講了。我爸爸狠狠地咬著嘴唇，臉上漲得青紫。他不知該怎麽安慰我媽媽。這些天來，他在直屬班的所見所聞，已在他心裏積累起了越來越多的怨氣。他想組織上居然把他們夫婦都送來隔離審查，這不是明明把他們當作反革命嫌疑分子了嗎？簡直是莫名其妙。朱小玲在解放前一直是個被國民黨迫害的進步青年，而他本人，抗戰時作為一個進步記者。認識到舊政權的腐敗以後，毅然與之決裂，投奔革命，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二十三歲在上海加入地下黨，不僅寫了大量揭露黑暗現實的文章，還在滬杭一帶如此複雜的情況下，一手拿筆、一手拿槍，冒著生命危險，策反了國民黨一些人物起義，迎接解放軍渡江。這些事實，樁樁件件，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就算是要審查幹部，又怎麽能同鎮壓反革命運動聯在一起呢？
每次開會討論時，他總是氣鼓鼓地一言不發，或是借口不舒服，根本就不去開會，也從不主動匯報思想。寫的所謂交待材料，篇篇頁頁，還在理直氣壯為自己解釋辯護；列出一大堆人名地名，坦坦然然讓人家去外調，偏就是一句檢討和認罪的意思都沒有。於是明擺著，在唯唯諾諾、戰戰兢兢的眾人麵前，單單顯出了我爸爸消極對抗的態度。他這種種不滿情緒，注定了他將付出比別人更慘重的代價。
整個炎熱的夏季，我父母日日夜夜都在掛念著我，但他們得不到任何關於我的消息。隔離審查不允許同外界有任何聯係，就是請求與家裏通信也不可能。隻是在每個月的八日下午，他們允許我那個十五歲的大叔叔，到茅家埠來領取我父親的工資（當時我媽媽享受供給製的生活津貼，而地下黨出身的幹部享受工資製。），即使領工資也不能同家人見麵，隻能通過班幹部送出去。有一次我那個機靈的大叔叔，故意在小洋房的鐵門外麵慢慢地走來走去，竟然真的讓我媽媽看見了。她拚命地向他招手，她真想對他說，好弟弟，下次你把抗抗抱來吧，抱來給我看看，哪怕就是看一眼，我也心滿意足了，讓抗抗隔著窗子叫我一聲媽媽，就是再讓我住上一年我也願意嗬……
大叔叔矮小的身影消失在那條小路上。媽媽久久地搖著那隻手，淚流滿麵，泣不成聲。
到了九月的一天，小洋房的氣氛忽然變得異常緊張。從樓道到花園的小路上，武裝的衛兵全麵警戒，班幹部神情嚴肅，好像就要發生什麽大事。一聲尖厲的長哨響過之後，全體學員到院子裏集合，那個目光陰沉的班主任，開始宣布對部分受審人員的處理決定。院子裏靜極了，隊伍中的人一個挨著一個，能聽見彼此的鼻息。我媽媽和爸爸迅速地交換了眼神，不知又將有什麽厄運降臨到自己頭上。
第一批名單有五十多人，一個個報著名字，被確認為有罪，立即送喬司農場勞改。媽媽鬆了口氣，在這批勞改的名單中，她沒有聽見她和我爸爸的名字。
另一批有二十多人，被宣布從即日起結束審查，恢複自由。可以搬出都家花園，有關部門將按每個人不同的處理結論，給予重新分配工作。
我媽媽在這批名單中，恍恍惚惚聽見了自己的名字。她的肩膀顫了一顫。那一刻她覺得有些頭暈。她側過臉去尋找我爸爸的目光，卻見他一動不動。
恢複自由？這就是說，馬上就可以見到親愛的女兒了。總算能與孩子團聚了。這半年時間是多麽漫長嗬，長得就像半個世紀。親愛的孩子，你還認識我麽？媽媽離開了你這麽久，你不怪媽媽吧？你會原諒媽媽吧？快叫我一聲媽媽，叫媽媽呀我的心肝……
那一天的那個時刻，我在睡夢中分明聽見了媽媽的聲聲呼喚；我枕著媽媽的臂彎，溫暖而柔軟。媽媽伏下身子，親吻著我的臉。我睜開了眼睛，喉嚨裏像是有什麽東西熱乎乎地要湧上來——媽媽！我突然開口說話。自從媽媽走後，我已經差不多都把媽媽這個詞兒忘掉了——媽——媽——媽——媽——媽媽你快回來！我張大了嘴，一個人自言自語。沒有什麽人教給我，刹那間我心有靈犀，無師自通。我是在睡夢中學會說第一句話的。我在這個世界上，會說的第一句完整的話，就同我媽媽恢複自由的事情有關。
但媽媽卻沒有回來。
最後班主任宣布，沒有念到名字的人，說明問題還沒有搞清楚，也就是還將留在直屬班繼續審查等待定案。我爸爸的腦子嗡嗡直響，眼前黑了一黑，呆呆地怔著，隻覺得四下左右一片陰雲密布。這就是說，他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情況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得多，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他聽見班主任大聲說：現在散會。朱小玲，你留一下。
他慢慢走回宿舍去。心裏琢磨著，也許正好趁著小玲恢複自由回家，讓她帶出幾封信去，找一找以前地下黨的幾位領導。
到了那天吃晚飯的時候，我媽媽在食堂告訴爸爸，說直屬班領導研究決定，讓她暫時不要回家，繼續留在茅家埠一段時間。
為什麽？他一聽，頓時就急了。
……因為，因為，他們說，因為你的問題還沒解決，我還不能安排工作……
那你的結論呢？你的處理結論？他們對你本人宣布了嗎？
我媽媽吞吞吐吐地回答說，對於我1943年被捕的審查結論是：關於賈起之死，朱小玲負有一定責任。屬於自首變節行為……
什麽屁話？他小聲嘀咕了一句。你到底算不算共產黨黨員，一直都沒有搞清楚，怎麽會是變節行為呢？你在獄中沒有出賣過任何人，黨組織沒有因你受到任何破壞，怎麽會是變節呢？這簡直……
別說了別說了好不好你……我媽媽拽著他的袖子低聲懇求。沒把我定成叛徒就好。算了，算了，反正我也不想再入黨了，再說，對於賈起的死，我一直很內疚，我是有責任的，我不想同他們計較了。我隻是擔心你，隻要能把你的問題處理妥當，就謝天謝地了……他們讓我做做你的工作，說你還有許多問題不肯交代。所以我暫時還不能回家，你懂麽？看來你的態度一定要好一點啊你難道不明白……
他緊緊咬著嘴唇。手裏的鋁質調羹，已被他捏成了一個U字形。
那麽孩子呢？你不能回家，孩子怎麽辦？一個才十幾個月的嬰兒，難道可以長時間沒有母親嗎？半天，他憤憤地說。有殷殷的血絲，從嘴唇上滲出來，沾在他潔白的牙齒上。
班主任說了，我可以把孩子接到這裏來，與我同住。
什麽？讓孩子也……
媽媽臉上浮出幾絲勉強的笑意，眼裏卻已蒙上了一層淚膜。她使勁地睜大了眼，不讓眼淚當著我爸爸的麵落下來。她笑笑說，我已經想過了，把孩子接到這裏來，其實也蠻好的，我可以天天看到你，又可以親自照顧孩子，我們三個人都在一起，互相都放心，不是再好不過了嗎？再說，就是不把孩子帶來，他們也不會讓我出去的呀。假如我再看不到孩子，我都快要急瘋了……
他望著她那雙純淨無邪的眼睛，心裏一酸，側過臉久久無語。他應該懂得，她是被他們留在這裏作為人質了，還有他們剛滿一歲的女兒。他搞了這些年的地下工作，卻沒想到，革命勝利了，竟會碰上“人質”這種事。看來一個政黨在掌握了政權以後，將要建立起比“地下”時更為嚴密的組織係統。這對於我爸爸這樣一個因痛恨國民黨的專製統治，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年輕人，心裏悄悄湧上了一種難言的失望。
既然沒別的辦法，也隻好先這樣了。他長長地歎了口氣，對我媽媽點了點頭。
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十月，我被正式接到都家花園，同我的媽媽、爸爸團聚。更確切地說，是一同接受審查。我剛滿十五個月，便開始了這種奇特的囚禁生涯。
我是在那棟小樓房的走廊裏學會蹣跚走路的。
房子很小，跌跌撞撞朝著媽媽走過去，隻幾步，就碰了牆。轉過身，拍拍手，再走幾步，又撞到了床沿上；不用擔心會摔倒，反正人一歪，就有牆擋著。門總是關著，四麵都是牆。我不喜歡牆，碰到牆時，我就用腳踢它。但牆很硬，踢得我腳指頭疼。於是我從小就對“碰壁”一詞體會甚深。看來牆壁裏是沒有出路的，我想到門外去。走廊很寬但黑黢黢的，打蠟的地板好滑，走幾步，一不小心還是會撞到牆上去。我就這樣在牆壁和走廊的夾縫裏來來回回地蹦躂，我覺得自己走路的樣子一定很滑稽。我甚至認為大人們要我學走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為這世上根本就沒有可讓我走的路。
除了房間、走廊以外的地方，就是樓梯了。要學會走樓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上走，像是要被吊起來；往下走，又像是要被人扔出去。但是如果想吃飯，就得往下走；如果想睡覺，就得往上走；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最初學著走樓梯的時候，常常從樓梯上滾下去；或是像貓一樣用四隻爪子往上爬。等我長大以後，我發現人類的行為，其實從來沒有超過我幼時學步的範圍——往上是爬，往下是滾。千真萬確。
我開始在樓上樓下走來走去。抬抬頭，隻望見大人們穿著藍褲子黑褲子的腿，從我身邊匆匆而過。他們從不彎腰同我說話，我隻能看見他們的一截腿。邁步的時候，他們的膝蓋便彎曲起來。不彎曲是不可能的。我每天都穿行在那一根根一彎一直的腿中，時時害怕他們腳上那巨大的鞋子，會踩在我的腦袋上。
那是一片移動的木柱、一片冬天的樹林。關於學步。然而，等我學會走路的時候，我的膝蓋也如此彎曲起來。
我學會走路了以後，白天，我便被交給小洋樓後麵一排平房裏的一個老太太照看，她是替都家看管房子的族親，閑來無事，常常帶我到花園裏的草地上去玩。整個冬天，那草地都是金黃金黃的，又厚又軟，像一隻隻長毛的小狗。但我不喜歡草地。連著草地的大門那兒，是一圈長長的鐵欄杆，大門口從早到晚都站著背槍的人。我已經習慣了四壁是牆的房間，所以我總是待在草地的一角玩耍，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法。直到現在，假如讓我一個人站在一所空曠的房子中央，我立即會有一種驚慌失措之感。
我在都家花園裏開始牙牙學語。
媽媽說，我在那時候，就表現出了自學語言的興趣和能力——根本就沒有人教我，媽媽教我的肯定不是這樣的詞匯，但我卻自己學會了說“直屬班”、說什麽“三反五反”、還有“打老虎”“貪汙犯”等等一大串剛剛被人製造出來的政治術語。還能叫出開鬥爭會時，站在台上低頭認罪的那些“老虎”的名字。除了同媽媽在一起的很少一點時間，我耳邊聽到的全都是這些詞兒，媽媽爸爸還能指望我會說些別的什麽呢？
其實，隻要我能同爸爸媽媽在一起，我覺得“審查”“審查”倒是沒有什麽了不起。那個冬天我一下子就長胖了不少，棉衣棉褲鼓鼓囊囊，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像個不倒翁。
我就在那個與世隔絕的都家花園裏長到了一歲半。
若幹年後，我在中學校園的一棵樹下閱讀小說《紅岩》。當我讀到那個在監獄裏長大的細脖子、大腦袋的男孩小蘿卜頭的故事時，我忽然被一種奇異的感覺縈繞，本來無從記憶的都家花園那些往事，那些牆壁、欄杆和木柱，從小蘿卜頭憂傷的眼睛裏，清晰地浮現出來，一步步向我走近……
蝴蝶？蛾子？讓它飛吧，飛到自由的天空裏去……
我的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在書頁上。我緊緊抱住那本書，躲在樹後久久哭泣……
可我和小蘿卜頭，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嗬。哭到一半時，我猛地醒悟過來，止住了眼淚，心裏充滿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