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聽說過這個說法：音樂，始於文字的盡頭……或者說是：在文字的盡頭，音樂響起……
以前我覺得這個說法，有點抬高音樂，亦有點貶低文字。或者說，是在“故意”渲染音樂的神秘性，渲染音樂之於文字的優越性。如今我覺得，這種說法隻是告訴了我一個常識：文字和音樂，各有其邊界。
所以這本小書中的文字，不是談論音樂聆聽的，更不是評論音樂和音樂家的——我沒這資格。這些文字涉及的隻是一個個體的生命，把聆聽音樂的感受，借助文字作一些“辭不達意”的表達。而且這些表達，都是零零碎碎，隻言片語，沒有什麽邏輯性。
讀到木心先生談及繪畫、文學（文字）、音樂等與比喻的關係，絕妙。抄錄於下，但“次序”沒有按原文：
比喻不是好事，是苦中作樂。
繪畫就是比喻，繪畫和文學都脫不了比喻。我也嗜好比喻，但隻能在音樂、數學裏找安慰。
最美的是數學和音樂，令人者迷，完全沒有比喻。
我一直是音樂的門外漢，卻又莫名地把人生中的很多時間耗費在了聽音樂上，可又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窗外享樂”，即是表達了上麵的意思。
有人說“音樂是時間的藝術”，我想，這沒錯。起碼是“耗費時間的藝術”。至少對我來說如此。對我來說，音樂聆聽還和一些回憶有關。那些回憶在我心裏如今隻是些片斷的場景或畫麵，而借助文字還原出來卻也隻是些片斷：文字的片斷。
上海市陝西南路在複興中路到永嘉路之間，路東，20世紀60年代有個圓頂的小劇場，不對外開放的。那是上海市戲曲學校的排練場，後來被一場大火一燒而光。再後來就在那個排練場的原址上建起了“文化廣場”。很多年後我在“文化廣場”“淪落”成一個賣鮮花的大賣場時進去買過一次花。那次買的什麽花、買花作何用全忘記了。可是依稀記得那個小排練場的舞台。燈光總是亮亮的。舞台上總有著各種站著、跳著、說著、唱著的少年男女。或鳳冠玉佩，或青衣長衫。我什麽也聽不懂，看不懂，隻記得那燈影綽綽的舞台。那時我母親是上海市戲曲學校一名教文化課（中文和曆史）的教員，經常在晚飯之後帶我去她學校的排練場，就是那個圓頂的小劇場，看戲校京劇班、昆曲班、滬劇班、淮劇班的學生們或排練或教學觀摩或匯報演出。
在當今這個“大學”、“學院”星羅棋布的時代，“學校”這兩個字似乎讓人輕看。不過那個年代的上海市戲曲學校，校長和副校長是我國京昆舞台上的大藝術家俞振飛和嚴慧珠。而那個年代培養出的學生，有日後名震京昆舞台的李炳淑、楊春霞等。
我大學畢業後曾在一家報社工作了六年，走過一些地方，尤其是西北。記得那時候心裏總是會有點糾結（用現在流行的詞叫糾結）——搞不明白為何當年自己下鄉的蘇北那麽窮。我中學畢業後下鄉過兩年半。其實那不能算作下鄉，因為去的是位於江蘇北部鹽城（就是當年“皖南事變”後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地方）地區大豐縣的一個農場當農業工人。和“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的最大最本質的區別是，拿工資，每月12元。
和西北的荒涼相比，蘇北的自然環境好多了，河湖港叉的，有水則靈啊。我所在的那個連隊四麵環水。東麵的河最寬，叫東大河；其餘三麵都是人工開鑿的河。其中數南麵的那條人工河最寬，還有名字，叫五卯酉河。西邊和北邊的則隻能算是渠。在五卯酉河與西邊小渠的匯合處有一座廢棄了的土磚窯。常常在下午收工後，太陽落下前，土窯的背後會隱約傳出小提琴的琴聲。美。
我聽西洋古典音樂，就是始於那個年代。“引領”我聽上西洋古典音樂的，是兩位農友和一個電台。我和那兩位農友在一個連隊，和其中的一位還同一個寢室。他倆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來自醫生家庭，其中一人日後自己也當了醫生。記得當年，日後當醫生的那個農友隨身帶著把小提琴。每天日落收工回到宿舍，“梳洗”停當，他都要躲到離寢室很遠的那個小土窯後去拉上一段。偶爾也在宿舍裏拉。但那時一間十二三平米大小的房間住著八個知青，拉琴得在其他人都不在宿舍的時候。他拉過些什麽大都記不清了，隻有兩段旋律記得很牢。這兩段旋律都是莫紮特寫的。一段是莫紮特G大調弦樂小夜曲開頭的那個主題，另一段是莫紮特第三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主部主題。
當時就覺得那些旋律很歡快愉悅，好聽。那些音樂叫什麽名兒，誰寫的，則都是另一位農友告訴我的。他畫畫。我們連裏的知青都叫他“畫家”（也是這套叢書的另一位作者趙穗康）。那時我們每年有一次回上海探親的假期，為期大概是兩個禮拜。第一個年頭的“探親假”，我和“畫家”相約一起回上海，一起到他家裏聽音樂。那時聽音樂的設備很簡單（在當時已算奢侈），就是一個死沉死沉的電子管開盤式錄音機。“畫家”總能從他的朋友那裏借來大盤大盤的錄音帶，有貝多芬的交響曲、肖邦的鋼琴曲、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劇《天鵝湖》，等等。我們躲在他家三樓頂層的小閣樓裏，還用厚被子“捂”住門，生怕音樂傳出門去，被階級覺悟很高的裏弄大姐舉報。“畫家”的家裏還有一台老式的德國產的帶播放膠木唱片唱機的電子管收音機。那台收音機帶的唱機，還是帶自動翻麵功能的。不過那台收音機擺放在二樓他父親的房間裏，我沒有聽過。
“一個電台”並不是我們國家的。那時我們國家的電台裏不播放那些東西。那是一個韓國（那時叫南朝鮮）的電台。我們不知道在什麽情形下發現那個電台每天上下午各有半個小時播放西洋古典音樂，從此我便開始接觸到巴赫、貝多芬、勃拉姆斯、莫紮特、舒伯特……那時候，半導體收音機還屬於高檔消費品，稀罕。我們一個連隊三百多知青，有半導體收音機的寥寥無幾。有個女生，很大方，允許我們借她的收音機“出工”——下地幹活，還用她買的電池，這樣我們每天在廣闊的田野上，能享受到一個小時的西洋古典音樂。
對歐洲古典音樂的“解禁”是在粉碎“四人幫”、“**”結束後。那時廣播電台裏開始陸續播放貝多芬、柴科夫斯基、勃拉姆斯。記得剛開始時，電台的播音員總要解釋說，歐洲古典音樂是伴隨著歐洲工業革命而興起的，在當時具有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性，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代表社會進步的藝術。還說，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如何如何稱讚貝多芬；另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就曾說過，必須每天都聽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以激勵鼓舞自己的革命鬥誌；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也不乏熱愛貝多芬、肖邦的。如周恩來總理、陳老總，就非常喜愛西洋古典音樂。甚至流傳有一個說法，說當年周總理在彌留之際，囑咐身邊的工作人員，在自己的葬禮上播放貝多芬第三“英雄”交響曲的第二樂章“葬禮進行曲”。記得粉碎“四人幫”那年（1976年），電台轉播中央樂團（現在的中國交響樂團）在“**”後的第一場交響音樂會，下半場演奏的是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曲。
對我來說，有一個“音畫組合”的場景，時常會在腦中浮現。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我們農場廣播站的大喇叭播放貝多芬第五鋼琴協奏曲。那次播放的“皇帝”，鋼琴獨奏是誰，樂隊是哪個，指揮又是誰，都記不得了。隻記得是在一個日頭很好的下午，豔陽已經有點偏西，廣袤無垠的大地上，齊小腿高的荒草在陣陣大風中此起彼伏。廣播喇叭是那種捆在電線杆子上的大高音喇叭，大約每隔一兩百米就一個，高音喇叭中播放的“皇帝”協奏曲第一樂章那個雄壯、豪邁的主部旋律，經由陣陣大風送進耳中，已然匯成了層層疊疊的“立體交響”。
後來到北京上大學，聽音樂的主要渠道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的交響音樂會等介紹西洋古典音樂的節目。初期的中央樂團的“星期音樂會”，我也基本上場場不落。偶爾也能聽到高水準的音樂會。比如小澤征爾率波士頓交響樂團在北京首都體育館的交響音樂會、萊特納指揮瑞士蘇黎世音樂廳管弦樂團的音樂會、法國裏昂交響樂團（指揮記不得了）在北京紅塔禮堂的音樂會，等等。再後來，開始買進口原版的磁帶、膠木唱片、激光唱片。
聽古典音樂——巴赫、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瓦格納、施特勞斯等——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內容，甚至成為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音樂潛移默化改變著我看待人生和世界的視角，影響著我處世的行為方式。我開始“係統地”聽西洋古典音樂——聽莫紮特，聽貝多芬，聽肖邦，聽柴科夫斯基，聽巴赫，聽舒伯特，聽威爾第，聽普契尼，聽瓦格納……聽鋼琴作品，聽小提琴作品，聽大提琴作品，聽交響曲，聽室內樂，聽歌劇，聽清唱劇……對自己喜歡的作品，會去聽盡可能多的各種錄音版本。聽得多了，就慢慢積累了一些體會和感受，對一些作品的演繹，也有了自己的一孔之見。當然，大都是偏見。
我常常想，西洋古典音樂對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麽？
首先，音樂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莊嚴和崇高，也讓我真切地體會到了生命的謙卑和敬畏。巴赫的《馬太受難曲》、貝多芬的“歡樂頌”、瓦格納《帕西法爾》在我心中激起的對莊嚴和崇高的真切感受，是文學、繪畫、雕塑及其他很多種類的藝術都無法相比的。
有這樣一種說法：音樂是流動的建築；而建築則是凝固的音樂。我覺得或許也可以說，建築是物化的音樂。在我為數很少的幾次在歐洲，主要是在英倫的遊曆期間，我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教堂。無論是倫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聖保羅大教堂、斯德哥爾摩的“黑教堂”，還是蘇格蘭、威爾士鄉間那些不知名的小教堂，都讓我深感自己的渺小以及人類對上蒼的敬畏和感激。我不信宗教，但這些宗教建築讓我頓生敬畏之感。
其次，音樂所描繪的世間萬物萬象，是與文學、繪畫、雕塑等其他種類的藝術的描繪完全不同的。高山大海、疾風暴雨、暖暖春日、瑟瑟秋月，音樂對大自然的描繪獨具魅力。而音樂對人的描寫，對人的情感的描寫，更能對人的肉體產生直接的作用並具有直抵內心的震撼力。
音樂還具有一種獨特的魔力，就是能激發人豐富的想象力。無論是比較具象的描述性強的音樂，還是比較抽象的表述性強的音樂，都能使人產生豐富的聯想和想象：場景的、情景的、心境的……在音樂中，你能感受到發自內心深處的自由。
我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對世間萬物雖有開懷擁抱的氣度，可是能稱得上喜歡的實在有限。世間萬物，美好的東西太多，與我真正有關的隻一兩樣而已。
古典音樂其實是個“過時”的東西。即使是在她的發源地歐洲（再加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也早已經有點日薄西山的味道了。但是聽上歐洲古典音樂之後，三十多年來很少再接納過、喜歡過任何別的音樂。那一批批影響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音樂，鄉村的搖滾的爵士的通俗的流行的民族的等等等等，我從來都沒被其影響過。從音樂欣賞的角度講，我早就是一個在時代之外的人。
不過對我來說，從沒覺得音樂有什麽雅俗之分。我隻覺得，我的接受能力實在太有限了。而即便是歐洲古典音樂，三十多年聽下來，“範疇”也越聽越窄。如今我隻喜歡德奧音樂。斯拉夫音樂也有喜歡的，但是很少。不過，我的人生的確深得音樂的恩惠。對此我心懷感激。
在這本講述我個人聆聽西洋古典音樂的點滴感受體會的小書的第一篇短文裏，我要表達對劉雪楓的感謝。雪楓之於我可謂亦師亦友。我自以為和雪楓兄在精神氣質上有不少相通、相投之處。在雪楓擔任三聯書店出版的《愛樂》雜誌主編的那些年裏，正是他的鼓勵，令我開始嚐試著寫一些唱片介紹、翻譯一些歐洲古典音樂方麵的短文，也寫一些自己聆聽歐洲古典音樂的感受和體會，在《愛樂》上發表。後來英國權威的古典音樂雜誌《留聲機》在北京出版中文版，雪楓又推薦我為《留聲機》中文版翻譯了一些文章。這次又是雪楓邀我寫這樣一本很個人化的關於音樂欣賞的小冊子。而且寫的過程一波三折，如果沒有雪楓的鼓勵和督促，我是無論如何也完不成的。還要感謝這本小書的編輯陳佳宵，為我這些文字所付出的辛勤勞動。
最後再次想起木心先生關於音樂、繪畫、文學與比喻的那幾句話。由此說來，無論對於音樂家還是音樂，我都沒有資格做任何評論，這些文字隻是寫下來，作為我對音樂詞不達意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