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洋和張濤的離開，無疑給了李想沉重一擊，他一下覺得人是這麽靠不住，多年的兄弟為了一點兒個人利益說走就走，商場佳麗，那迷人的笑靨裏，綻放的並不一定是真誠，隻有金錢才是唯一靠得住的。他們的背叛，讓他更加下了決心，一定要走向高端，走向IT手機行業的前沿，幹出個樣子來，讓那些曾經背叛過他的人一提起理想公司的名字，就後悔得腸子發青！
經過幾個月的開發，他的新版產品“天極”牌手機終於上市了，“超大屏幕、雙卡雙待、高清500萬像素攝像頭、帶MP4多媒體播放器、GPS定位、鍵盤手寫雙輸入、超長待機、網絡閱讀”。這些雷人的說明赫然印在了外包裝盒上，讓人看了不得不心動。有人曾幽默地評價山寨手機——外觀極其新穎，功能極其豐富，價格極其低廉，質量極其不可靠。事實上，自從台灣聯發科推出集成芯片之後，山寨廠商隻要多花點工夫，產品不會有太大的質量問題。正因為它有著濃厚的草根意味，其中也不免有偷工減料的不良分子，敗壞了山寨的聲譽。李想的這一產品，無論從材料配製，還是製作工藝，都高過以往的手機，就是想追求高品格的享受，想打造山寨機中的頂級產品，有望上一個平台。
然而，使李想沒有想到的是，“天極牌”的手機剛上市不久，隨即而來的是國家徹底取消了手機牌照製度，一些沒有牌照的“黑手機”從而有了變“白”的可能。“手機牌照”製度在走過九個年頭之後，終於於2007年告別了曆史舞台。這一重大舉措引來了媒體的關注，一些在業資深人員對此撰文進行了評說：“手機牌照雖然取消了，但手機仍然需要入網檢測，入網許可證的管理就成了牌照取消後的最大變數。今後手機企業的審批流程該怎麽走，對於現在的‘黑手機’企業來說顯得尤其重要。”另有專家分析：“黑手機即使變白了，也並不意味著以前的黑手機企業的生存環境會更好。牌照取消之後，一定會有新的力量一擁而入，衝擊現有的手機市場格局，比如剛剛拿下手機生產牌照的惠普和一些早就覬覦手機行業很久的巨頭公司。他們的進入將使得手機市場的競爭更為充分和激烈，本來就缺乏競爭力的黑手機受到的衝擊自然最為猛烈。”正如專家們所預言的，沒過多久，山寨機幾乎遍地開花了，價格一下子降了下來，再加上幾個懂業務的又被楊小洋拉走了，一些老客戶隻認原來的業務員，公司的銷售線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內銷如此，外銷也不暢，丁虹那邊發來信息說，西歐、東南亞各國開始抵製中國的山寨手機了，暫時停止供應。這樣一來，新貨舊貨一下積壓了下來，發不出去，怎麽辦呢？王西生雖然能力很強，但畢竟初來乍到，對手機銷售線還不熟悉。
就在李想一籌莫展的時候，竇海濤主動找上門來了。
自從去年竇海濤栽到楊小洋的手裏，雙方各自結清了欠款後，就再沒來往過。現在，竇海濤主動找上門來，一定是與生意有關。雙方坐定後，竇海濤果斷提出要一批貨，他幫李想代銷。對於竇海濤這樣的垃圾人，李想從心底瞧不起，但做生意與交朋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瞧不起歸瞧不起，生意歸生意，與其讓產品積壓在倉庫，還不如讓他作代銷。竇海濤的條件還是過去與他們合作時的條件，讓他們價格低一些，提貨一月內他付給50%的貨款，其餘的等銷售完了再結賬。竇海濤走後，王西生高興地說：“真是瞌睡遇到了枕頭，現在正是價格低迷的時候，他能出這樣的價格已經不錯了。”陳東傑也覺得這樣做劃得來，雖然竇海濤這個人爛一些，但最終他還是結清了所有的賬。大家一合計，按著出廠價算下來，發給竇海濤的這批貨的總價是208萬元，也就是，一月內竇海濤要給他預付104萬。有了這104萬，暫時的困難不愁對付不了。他們當場敲定了下來，將庫存的貨統統發給了竇海濤。
通過這一次重創，讓李想更下定了走品牌線路的決心，如果不走品牌線路，一是利潤越來越少，更主要的是永遠是個草台班子，登不了大雅之堂，一有風吹草動，搞不好就作鳥獸散了。而公司和產品，總是名不正言不順，即使想花錢在報紙上電視上做個廣告都花不出去。
李想又組織召開了一次董事會，當他又一次把他的想法和思路向大家亮出來之後，董事會的成員幾乎異口同聲地同意了他的決策。這些成員中，自然也包括了王西生。上次王西生提出想購買張濤的股份，李想最後還是把這個問題提交到董事會上來討論，三人一碰頭，大家都覺得王西生人不錯，沒有進入公司之前已經為公司出了不少力，給予適當的照顧也是應當的，就讓他認購了六萬元的股份。就這樣，王西生成了公司董事會最小的股東。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有一句經典的名言：“戰爭打到一塌糊塗的時候，高級將領的作用就是在看不清的茫茫黑暗中，用自己發的微光帶著隊伍前進。” 思路決定出路，如遵義會議之於長征中的工農紅軍，明確了現狀是什麽，問題在哪裏，方向和出路在哪裏，才會胸有成竹，行動也就有了章法。大政方針和奮鬥目標一定，李想就給每個人做了分工，陳東傑主要負責公司正常管理，王西生負責開辟銷售，林可欣負責財務後勤。他負責技術升級和入網事宜。張濤走了後，公司又陸續從別的地方招來了兩個工程師，技術上已經不存在問題了，主要問題還是入網比較麻煩，山寨轉正需要一個過程，長期以來，由於北京的泰爾實驗室是政府批準的唯一一家手機入網檢測點，這便造成了全國手機企業赴京排隊待檢的狀況。據一些手機企業反映，以往一款手機從檢測到拿證一般要一個半月到兩個月的時間，有的甚至被拖到三個月。手機檢測耗時長、成本高成為手機企業普遍抱怨的問題，這也給眾多山寨手機企業找到了生存的借口。中國擁有數量龐大的手機企業，僅有兩家手機檢測機構，仍然難以從實質上緩解“僧多粥少”的狀況。另外，手機入網除了要通過泰爾實驗室的基本功能測試外，還要通過MTnet（移動模擬試驗網）室內協議一致性測試、外場測試和無線射頻測試等，現在僅僅是泰爾實驗室一個環節加快，並不能加速整個手機入網檢測的流程。由此可見，要想在較短的時間內拿到入網許可證也不太可能，除了需要上下溝通外，還得像醫院裏掛號排隊一樣等著時間。
時隔不久，王西生從深圳的華強北搞了一趟銷售，回來說：“市場上有一種款式和我們‘天極’牌一模一樣的手機，而且價格要低於我們，這是咋回事？”
李想一驚：“那是什麽牌兒的？”
王西生說：“拚音字母：tianba，天霸。經銷商說，他們也是從東莞進的貨，價位要比我們的低。”
李想一下明白過來了，便說：“毫無疑問，那一定是張濤的產品。”前不久，陳東傑告訴李想，他聽人說張濤與楊小洋聯手開辦了一家公司，專門生產手機。李想當時沒有多想，隻感覺心裏一陣失落，似乎還在失落中夾雜著某種隱隱的嫉妒，那是因為他暗暗喜歡過的女人，沒曾舍得碰，卻讓張濤這小子得了便宜。毫無疑問，他從陳東傑的那張不尷不尬的臉上也窺出了他的失落。使李想沒有搞清楚的是，最初是陳東傑在追楊小洋，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到頭來卻蒼蠅吃屁撲空了，讓不聲不哈的張濤得了便宜。也許感情上的事兒外人是看不透的，隻有當事者最清楚，他隻覺得陳東傑有點兒太屈了，自己招來的金鳳凰，卻飛到別人的懷中去了，這種感受換了誰也不爽。現在，這對狗男女竟然克隆起理想公司的產品，要與理想爭市場，心裏便湧出了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王西生說：“那不是侵權嗎？我們可以告他們。”
李想苦笑了一下說：“在這個行業裏，早就亂了套了，沒人理會侵權不侵權。如果要較真，沒準兒還會有人告我們侵權哩。”
王西生說：“那我們就這樣忍氣吞聲了？”
李想說：“不算了又能怎麽樣？當年我從飛虹出來的時候，也是帶了他們的人，帶了他們的技術，現在張濤又學了我，這叫一報還一報，怨不得誰。想起我離開飛虹時何少雄的表情，至今都難忘，那種表情既包涵了失望，又有惱怒的成分。難怪去年在新都市大酒店見到他時，他還是一種冷漠的表情。人心都是肉長的，隻有經過了這樣的體驗，才會真正理解他。商場有時候真是太無情了，昔日的合作者一轉身就成了競爭對手。”
王西生說：“很顯然，他們的產品除了牌子不同我們，別的都一樣，而且又是借了我們的銷售線路走產品，這樣一來肯定會影響我們的銷路。可不可以這樣，我們把價格降下去，擠垮他們，等完全占領了市場，再恢複到現在的價格，這樣肯定會更利於公司的發展。”
李想笑了一笑，他非常欣賞王西生身上的這種狼性，但一想到要擠垮張濤和楊小洋，還是有點兒不忍心，就說：“算了，手機牌照放開後，競爭必然會加大，我們沒有必要以損失自己利益為代價去擠垮他人，何況，他畢竟是我過去的兄弟。”
王西生苦笑了一下說：“你呀，還是那麽善良，他已經背叛了你，你還把他當兄弟？”
正說間陳東傑進來了，接了王西生的話茬說：“還把誰當兄弟？”
王西生就把剛才的談話內容說了一個大概，陳東傑說：“李總說得對，我們沒有必要以犧牲自己的利益去擠垮他人，如果想搞垮他，辦法有的是，又何必用這種方式？”
王西生說：“什麽辦法？”
陳東傑說：“比如向工商局舉報他們無證經營，向稅務所舉報他們偷稅漏稅，一舉報，對方肯定要去查。新辦的公司在這方麵不一定健全，一查肯定能查出漏子。不過，張濤畢竟是我們的兄弟，無論怎樣，我們還是不能給他使絆。”
李想不覺想起了當年工商局來查理想的事，就說：“那年，我們的公司差點兒就讓工商局給查封了。”
陳東傑說：“當年你那樣子，就像是要玩命一樣，如果你不那樣，沒準兒還真的被他們查封了。所以，有時候牛脾氣也有牛脾氣的好處。”
李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他們都說我脾氣不好，沒想到卻得到了東傑的表揚。”
陳東傑說：“真是這樣的，脾氣的好與壞看在什麽場合，對什麽人啦。”
王西生接著說：“比如，上次朝我發脾氣，發得就很好，如果不發那樣大的脾氣，第三天我也不會趕到樟木頭來陪你喝酒。”
李想笑說著說：“都幾年過去了，你還耿耿於懷呀？”
王西生說：“哪裏？隻是覺得那次的酒喝得分外痛快。”
李想說：“好你個老王，變著法子恭維我，原來是想喝酒了，想喝酒好說，今晚咱三個好好喝一場，奶奶的。”
王西生說：“那太感謝李總了。”
李想說：“老王，拜托了，在私下裏別再叫李總好不好？讓人聽得多別扭呀。”
王西生就嘿嘿笑著說：“我沒有到公司來之前，讓我叫李總我還覺得別扭，現在不讓我叫李總我反而覺得別扭。”
陳東傑也哈哈大笑著說：“至於稱呼，就隨性叫吧，習慣了，想讓他改也改不了的。”
王西生說：“這種稱呼的變化，事實上是與中國的官本位文化一脈相承的。到了一定時候，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有一種情感上的需要與滿足。有兩個大學老同學，畢業後分到了同一個單位，兩個人都直呼其名。後來一個當了科長，一個還是職員，職員還是叫這位科長的名字，科長聽了就極為不舒服。後來科長升為處長，大家都叫他張處長，這位老同學還是叫他的名字，處長極不高興，不好明說，暗地裏給他使絆子。這位老同學吃了虧一直想不通，後來經高人點撥，改口叫他處長，他才感覺到處長同學對他又開始好了。別看這稱呼，看似簡單，有時候它卻代表了對被稱呼者職務的認可，對他領導權的服從。”
李想說：“好呀，你繞了這麽一個大圈子，終於說明了你的意思，你是怕我打擊報複你，才違心地曲意奉承我？”
王西生嗬嗬一笑說：“冤枉呀，我這是表示對你的絕對服從，是對你總經理這一職務的認可，哪裏能說是奉承？”
李想也嗬嗬一笑說：“好了，不貧了，時間到了，選個地方，我請你們喝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