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來分析分析，為什麽貝多芬能在維也納迅速走紅。
首先他拉來讚助，為自己出版作品《三首鋼琴三重奏》OP.1。就像如今我們找讚助商來為音樂會的票子埋單，早在兩百年前，貝多芬已想出了這樣的主意，讓他的貴族朋友們以高價買走他的450份譜子，且將他們的名單列在樂譜的鋼琴聲部上。這讓他大賺一筆。但這種投機做法他也不好意思再重複。
緊接著他以正規方式一鼓作氣出版了大量樂譜，從OP.2到OP.21。這些早期作品大部分是室內樂曲，憑借這些沙龍曲，他在貴族訂單的圈子裏進一步打開了名聲，得以自由出入上流社會。他在沙龍裏演奏、教貴族學生、出版樂譜、作曲，十分忙碌。待時機成熟，他開始舉辦麵向大眾的公開音樂會，這給他帶來廣泛的社會知名度。
貝多芬的第一次公演與第一次出版同樣引人注目。1795年，音樂家協會的雙年度音樂會上，他作為唯一的鋼琴家登場，演奏自己的《降B大調協奏曲》，三天之後又在莫紮特遺孀舉辦的募捐音樂會上現身。年末時，他再次以獨奏家身份公開露麵，首演了自己的《C大調鋼琴協奏曲》，同時上演他的三首交響曲。這樣，他的鋼琴家兼作曲家身份就在維也納站穩了腳跟。
緊接著，他開始籌劃下一步的旅歐巡演了。本來準備出門六個星期，後來延長至五個月，可以想見這一趟遠行有多麽成功，不但推廣了自己，更讓他發了財，他開始考慮做一名職業鋼琴家。1797這一豐收年，貝多芬在《維也納和布拉格的音樂藝術年鑒》上占據了大篇幅的個人條目。
三年之後（1800年）的第二場大型音樂會，貝多芬正式確立了維也納音樂領袖的地位。人們把維也納皇家劇院騰出來給他操辦音樂會，演出曲目僅限三位音樂家：海頓、莫紮特和貝多芬，體現了三位古典大師之間的傳承。此時，貝多芬已被公認與他們比肩，人稱維也納三傑。
像貝多芬這樣寫先鋒音樂的小眾藝術家，性格倔強脾氣暴躁，竟在維也納如魚得水左右逢源，真有點不可思議，這說明維也納到底是識天才的。
當然成功不僅是運氣好，從上文的分析中可見，貝多芬勤勉、專注，雷厲風行，意誌強大，有規劃有準備，處心積慮地發展事業。他是個界限分明、目的明確的人，情商很高，甚至有評論說他是“清醒的機會主義者”，這大約與他15歲開始在宮廷工作養家的經曆有關。他借助鋼琴家的角色開辟自己的作曲家事業。他一邊寫著舞曲和詠歎調改編曲數著錢，一邊與他的奏鳴曲手稿頑強搏鬥。他說這是“我的藝術”，金錢地位不過都是為了贏得創作“我的藝術”的自由，藝術才是他的信仰。
大師也是普通人，且比普通人更精明，為了發展事業做過的背信棄義的事情也不少。貝多芬與出版商的糾紛就給後世留下了話柄。到1800年左右，貝多芬已是維也納公認的音樂領袖，同時有六七個出版商爭搶他的樂稿。不僅有維也納本地的五家，還有萊比錫的布萊特考伯夫與海爾特爾（Breitkopf & Hartel）。
這個出版商如今也是歐洲領先的音樂出版集團，當時已資曆雄厚，給他的條件十分優渥。能夠將自己的音樂帶去名城萊比錫，貝多芬當然很樂意。但他早已將版權賣給了維也納的阿爾塔利亞公司，阿爾塔利亞曾一路扶持他走上職業作曲家道路。貝多芬隻得故意將一篇五重奏的樂譜抄錯，並怪罪阿爾塔利亞公司“錯誤連篇，不準確，對演奏者無用”，宣布布萊特考伯夫與海爾特爾先生才是樂譜的合法擁有人。憤怒的阿爾塔利亞公司對貝多芬提起訴訟，後來法庭宣布貝多芬敗訴，貝多芬竟不理這茬事。
大師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癖好，犯普通人的錯。比如貝多芬的癖好是不停搬家，他找各種理由在維也納足足搬了25次家。他逃避糾紛和責任、性情多疑、愛說謊，難以共事，他的女仆，親友，甚至最後連他忠心耿耿的崇拜者兼秘書辛德勒也受不了他。
可是在貴族圈子裏，貝多芬的聲譽來自他的自尊感。他從來不是藝術裝飾品，不是隨叫隨到的仆從，在沙龍裏演奏若有人喧嘩他便停下走人。我們都聽說過貝多芬和歌德一起散步的故事。歌德見貴族的馬車駛過來，立刻謙恭地退讓到路邊，脫帽彎腰行禮畢恭畢敬直至馬車走遠，回頭隻見貝多芬正站在馬路中央大聲笑話他。貝多芬永遠光明正大，腰板挺直，思想深刻，擲地有聲。貴族們倒都以成為他的朋友為榮。
在維也納嬉笑怒罵了好多年，最後他征服維也納甚至全歐洲的，竟然是因為一首如今名不見經傳的樂曲，《戰爭交響曲》。正是這首如今排不上大師作品目錄的交響曲，讓他從小眾藝術家變成家喻戶曉的大人物。
《戰爭交響曲》作於1813年，又名《惠靈頓的勝利》，描繪英國名將惠靈頓擊敗拿破侖的故事。1812年，拿破侖在莫斯科戰敗之後，歐洲各國聯合起來，由惠靈頓率軍在西班牙的維多利亞將拿破侖的部隊打得落花流水。捷報傳到維也納，全城沸騰了。
業餘作曲家梅策爾（節拍器的發明者）想乘機寫一首交響曲來歌功頌德博眼球，但憑他的水平寫不好，於是他來找貝多芬，提出由他擔任策劃和構思，由貝多芬來編排和指揮，一起搞一首《戰爭交響曲》。事情進展得很順利。貝多芬這位平時頑強堅守“我的藝術”的作曲家，竟也“又快又好”地寫完了這首應景曲。
《戰爭交響曲》的首演，陣容豪華，動用最大規模的管弦樂隊，樂隊兩側站著英國和法國的軍樂隊，大炮、軍號、火銃全都用上了，維也納一流的演奏家們都來參加演出，貝多芬任總指揮，薩列裏任副指揮兼鼓手。這首樂曲贏得了市民、鄉紳、貴族、皇室等所有階層的關注與喝彩。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如今我們明白了，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隻願壯烈犧牲，更能夠柔韌地活著。他講方法，有彈性，讓現實圍繞他旋轉起來。脾氣耿直的貝多芬才不是傻憤青。在那個沒有音樂經紀人、自由音樂家搞不好就會餓死的年代，他要抓住機會，讓自己彈豐糧足，積累自由的籌碼。清高如他是真實而現實的一個人，成熟如他包容殘缺與完美。
如果貝多芬不擅應景，不曲線成名，可能就沒有後來的皇皇九大交響曲了。相比之下，我們頓時明白了莫紮特敗在哪裏。這首《戰爭交響曲》自然又讓貝多芬大賺一筆。後來他和策劃人梅策爾因為版權糾紛鬧上了法庭，紛紛揚揚的官司又將該曲炒作了一遍，最後貝多芬勝訴，獲得的賠款足夠養活他下半輩子了。
當然現在聽起來，這是貝多芬最爛的作品。
真正讓青年貝多芬進入大師行列的，是他的《第三交響曲》，作於1804年的“英雄”。
關於《英雄交響曲》的解讀，至今無人能超越羅曼·羅蘭的文字，我隻能原文抄錄如下——
“這是一幅龐大的壁畫，在這裏，英雄的戰場擴展到宇宙的邊界。而在這種神話般的戰鬥中，被砍碎的巨人像洪水前的大蜥蜴那樣重又長出肩膀；意誌的主題重又投入烈火中冶煉，在鐵砧上錘打，它裂成碎片，伸張著，擴展著……不可勝數的主題在這漫無邊際的原野上匯成一支大軍，無限廣闊地擴展開來。洪水的激流洶湧澎湃，一波未平，一波複起；在這浪花中到處湧現出悲歌之島，猶如叢叢樹尖一般。不管這偉大的鐵匠如何努力熔接那對立的動機，意誌還是未能獲得完全的勝利……被打倒的戰士想要爬起，任他再也沒有氣力；生命的韻律已經中斷，似乎已瀕隕滅……我們再也聽不到什麽（琴弦在靜寂中低沉地顫動），隻有靜脈的跳動……突然，命運的呼喊微弱地透出那晃動的紫色霧幔。英雄在號角聲中從死亡的深淵站起。整個樂隊躍起歡迎他，因為這是生命的複活……”
大師此處描繪的是“英雄”的第一樂章。這一樂章燦爛精巧、奧妙無窮，堪稱當時的音樂奇跡。貝多芬將奏鳴曲的發展部與再現部極力壯大，技法標新立異，和聲衝突而自由，音樂發展如火山噴發，熱量源源奔騰不息。緊接著的第二樂章卻出人意料地來了一首葬禮進行曲。第三樂章是《諧謔曲》，傳統的諧謔曲到了英雄手裏已不再諧謔了，他從遊戲式節奏中提煉出悲壯的**。第四樂章采用貝多芬早年舞劇《普羅米修斯》中的主題，將主題自由變奏，穿插賦格曲和奏鳴曲的程式。
可見“英雄”交響曲也是革命交響曲，貝多芬大刀闊斧地推翻了古典交響曲的格式。他的推翻與創造，都是為了直麵題材，為了透徹表達。當音樂家走向社會化，不再為宮廷或教會寫作，社會政治問題開始進入音樂作品，原先的蕾絲繡花的典雅格式自然都要收起來了。
在這樣的音樂作品中回到動**的時代。在音樂史上有一種“英雄決定論”，巴赫、莫紮特、貝多芬這樣的天才與大師可以締造一個音樂時代，而劃時代的藝術家，需要時代造就。貝多芬十分幸運地站在時代運動的風口浪尖。
他在波恩大學接受了歐洲人道主義思想之後，一路緊隨著巴士底獄的攻占，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和拿破侖的稱帝，共和的觀念在他心裏紮了根。大學裏讀到的激昂革命詩集，穿越戰火的旅途，在維也納小酒館裏的辯論，啤酒和紅腸包圍中的滔滔不絕，談論民主與共和的外省口音，這些經曆都在召喚他內心的英雄主義。
《英雄交響曲》本是應法國駐維也納大使之邀為拿破侖而作，當他聽說拿破侖稱帝，憤怒地撕碎了標題頁並換上了名字。
在令人熱血沸騰的音樂之外，“英雄”還有分析層麵的深邃與多元，關於它的分析、再分析、綜述已深入至貝多芬的精神史及其社會意義的探究。
當代思潮、社會變革、時代運動挾裹了個體的命運，以各種方式進入藝術作品。但藝術僅反映時代卻遠遠不夠，貝多芬的千錘百煉的樂思，無一不是在與不朽宣戰。擁抱時代，豐富時代，之後穿透時代。他在音樂中重組時間，讓它向所有的時代言說，“因為他不屬於任何特定的時代，這是一種對個體主義的最終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