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史德氏攜子投奔安延偃數年後，“開元初，延偃族落破”,安祿山隨眾南奔唐朝。關於安延偃，我們所知甚少，在天寶年間唐廷的贈官詔書中，對其曾有“素懷節義”、“誌已慕於韜鈐”、“名早雄於沙漠”①的讚許。蒲立本結合祿山母姓，認為安延偃在默啜政權中身居高位，而開元初年其族落破散是由於受到突厥汗庭政治變動的牽連。②事實上，安延偃死後獲贈使持節魏郡諸軍事、魏郡太守，天寶七載(748)六月複獲贈範陽大都督，但未見有致仕官，知其未在唐軍中任職。他前後的贈官應該均來自安祿山，因為“性合韜鈐”、“聲威振於絕漠”③等類似話語也出現在頒給安祿山的詔書中。開元初年默啜去世前後，突厥汗室內鬥激烈，對諸蕃部族的統攝力下降，九姓鐵勒普遍出現了南奔唐朝的現象④,很難說安延偃部族是直接受到了汗室政爭的牽連。因此安延偃的部族在當時應該有一定地位和勢力，但若說身處突厥汗國要津則不免牽強。

從現有史料來看，安延偃與安波注並非親兄弟，這兩個家庭的關係也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親密。天寶十四載(755)玄宗曾“賜朔方節度副使、靈武郡太守、攝禦史大夫安思順祖左玉鈐衛郎將(原注：史失其名)為武部尚書，考右羽林軍大將軍波主為太子太師”⑤,當年十一月安祿山起兵12天後的丙子日，玄宗返回長安，一麵“斬太仆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懲祿山，一麵“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為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為太仆卿”①,去其兵柄召入京師，給虛職以籠絡限製。②此則詔書正是上述措施的延伸，對雖已致仕但久著邊功的安波注及其父加以寵秩。③不得不說，唐廷對祿山與思順兩家的處置措施存在明顯區別，說明安祿山與安思順的祖父不太可能是同一人。此外，詔書用“賜”而非“贈”,且兩人官職中也未見有此前贈官或加“故”等定語，說明其時安波注及其父尚健在。但此前數日安祿山發兵南下時，卻先“至城北，辭其祖考墳墓”④,知其祖、父均已亡故。⑤據此來看，安延偃與安波注不是親兄弟，他們應該是從父兄或更為疏遠的宗族關係。

安祿山隨母投靠安延偃後，延偃並未以養子視之。這一點長期以來為研究者所忽視，即便反對蒲立本的安延偃生父說者，也非此即彼地認為是安延偃收養了安祿山。①事實上，從安祿山的名字變化可以看出，安延偃基本沒有將之納入其粟特家庭。蒲立本指出，“祿山”、“軋犖山”、“阿祿山”均源於粟特語rox$an-(rwxsn-,rwγsn-),意為光明或明亮，其中“軋”、“阿”是因中古以r開頭的波斯語漢譯後會加上元音a。②值得注意的是，蒲立本並未就《事跡》中明確區分“軋犖山”與“祿山”兩名的做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或者說，他刻意回避了“軋犖山”這一名字所具有的突厥因素。20世紀40年代，石田幹之助在敦煌文書天寶十載(751)差科簿中注意到了“羅阿了黑山”、“石阿祿山”兩個姓名。此二人同在逃亡名單中，看似同源的名字卻有如此迥異的漢譯形式，這使石田幹之助很自然地聯想到安祿山與“軋犖山”的關係。③此後池田溫同樣懷疑此羅、石二人之名均源於粟特名roxSan。④“阿了黑山”中古音為a-lieu-xu?k-s"?n,“阿犖山”為a-lieu-lok-s"?n,“祿山”讀為luk-s"an。其中"犖"為覺

韻ok,“了”為條韻ieu,“黑”為德韻u?k,而"祿"則為屋韻uk或iuk。覺、德兩韻相近可轉，如杜甫《醉時歌》中，酌、落、壑、閣諸字押韻，前兩字與覺韻近，後兩字與德韻近，表明其可以互轉。與此相對，覺、德二韻與屋韻則不可轉，如杜詩《哀王孫》中隻有烏、呼、屋、胡為韻。據此來看，“軋犖山”、“阿了黑山”二名發音類似，它們在漢譯時與粟特人常見的“祿山”一名做了刻意的區分。①從音韻特點來看，“葷”、“黑”與後麵的“山”("?n)同屬前元音，而“祿”是一個後元音的漢字，這提示我們“軋犖山”與“阿了黑山”的譯法似乎有元音和諧方麵的考慮，而對元音和諧率的嚴格遵循是突厥語的一個顯著特點。②這種推測也可以從阿了黑山的羅姓得到側證。盡管池田溫將其一並歸入粟特人，但羅姓來源頗為複雜，姚薇元認為“西域羅氏，本西突厥可汗斛瑟羅之後，以名為氏”③,則“羅阿了黑山”不排除是突厥人的可能④。近年來，更有學者指出突厥“鬥戰神”與“軋犖山”的關係。⑤綜上所論，我們似可初步做出如下判斷，即“軋犖山”與“祿山”同出粟特語roxsan,但前者是一個突厥名的漢譯形式，而且譯法似乎並不固定。顯然，安延偃並沒有將年幼的軋犖山視為己出，後者仍舊保留著出生時的突厥名字，即便連姓安的權利也未享有。①沈睿文認為阿史德氏從事的“巫”應為突厥之女伎樂工②,地位不高。她當初攜子投奔安延偃，恐怕未必是以妻室身份嫁入，而更可能是一種投靠和尋求庇護。

安祿山與安延偃的親緣關係，是在其南投嵐州後經安貞節主使而得以建立起來的，是一種被迫的身份標識。在安祿山融入安氏家族的過程中，安貞節的收留至關重要，這一事件的意義甚至要大於祿山幼年隨母投奔安延偃。③開元初年安祿山南投嵐州時，所依賴的其實是安道買家族的庇護。在安貞節的授意下，祿山得與思順、元貞兩人結為兄弟，易姓改名，從而間接確認了他作為安延偃養子的身份。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即此次安貞節主使諸人敘為兄弟，恐怕不單是出於共同逃難的惻隱之心。

大足元年(701)五月唐廷曾規定“西北緣邊州縣，不得畜突厥奴隸”④,安祿山當時既無姓氏，出身又不明，隨意收留風險很大，這或許才是安祿山開元初易姓改名的直接原因。

因此，安祿山得以被納入安氏家族，實際經曆了三個過程：首先是在幼年時隨母投奔安延偃，此時他僅獲延偃收留，未得以安家子嗣視之；此後在開元初年隨眾南逃，獲得了安貞節的庇護，並在其主使下與安思順敘為兄弟；最後，這種關係應該得到了思順之父安波注的默許，從而使得安祿山被納入安氏家族。這種特殊的早年經曆，使得安祿山終生所認可的“父親”隻有安延偃，並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情感追寄。這也解釋了天寶十一載(752)秋那段為眾多學者所引用的著名公案的一些因由。安祿山麵對哥舒翰“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①的隱語，當即大怒。這句話除了直諷安祿山是出身不明的“野胡”外，更暗含了胡、漢兩種語境中頗為類似的隱喻。唐人有“城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神而畏之”②之說，謂其為害非淺；而突厥諺語“衝著自己洞穴嗥叫的狐狸必患癩瘡”③,更有警示安祿山背叛親族或受天譴的深意。④據此可見安祿山對自己與安延偃之間關係的重視，對其粟特家庭身份的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