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兵回紇與唐朝的政治轉變密切相關，蒲立本即注意到回紇的介入與肅宗靈武即位後廣征各國兵力的平叛策略有關①,黃永年則進而認為唐朝平定叛亂的整個過程轉變，尤其是對河北策略的轉變始終與借兵回紇存在關聯②。然而究竟這種聯係是怎樣產生的?以往史家語焉不詳，這也使得我們對借兵回紇一事的評判多少有隔靴搔癢之嫌。事實上，觀察借兵回紇事件的緣由及演變，有一條重要的政治史線索，即唐朝對於範陽的棄置，以及其背後隱藏的對於北線平叛方略的放棄。本部分先就北線平叛方略的興起、演變，及其最終被放棄的過程予以論述。
安史之亂爆發之後，唐朝的平叛策略存在一個轉變的過程，這種策略的轉變集中體現為兩條平叛路線之爭，我們可將其概括為北線方略和兩京方略。所謂北線方略，是指取北方三受降城一線東進，以代北的雲中、大同為主要戰場，直搗叛軍巢穴範陽。代北是安史之亂爆發後最早的戰場，由於朔方軍主力的預先集結和指揮得當，唐軍從一開始便占據了優勢。①綜合叛亂初期燕軍的主要軍事行動來看，安祿山對於起兵後的軍事其實做了充分的規劃和部署，而與範陽同日起事的大同軍方麵，實際承擔著兩大戰略任務。其一，南下占據太原。正由於安祿山在叛亂前夕並未對河東形成有效控製，因此隻有攻陷太原，方可與河北燕軍形成呼應。其二，西向進襲天德軍。該區域駐有朔方精銳部隊，一旦突破三受降城防線，則可越過黃河一路南下，對長安形成直接威脅。但由於太原方麵在楊光朔被劫之後緊閉東陘關以拒守，因此大同至東受降城一線的代北成為唐燕雙方在北線的實際戰場。
與之相較，兩京方略主張調集朔方、河東的優勢兵力先取兩京，再北上進攻範陽。天寶十四載(755)年底，洛陽、陝郡相繼失陷。此後的半年時間裏，哥舒翰堅守潼關，唐軍的主要兵力集中在與燕軍對常山的爭奪上。但對於玄宗而言，進取陝洛、收複東京才是平叛的頭等大事，前有封常清、高仙芝以“棄陝地數百裏”①獲斬於軍中，後有哥舒翰以逗留見疑於朝廷，究其根源，均在於此。靈寶西原之戰後，潼關不守，長安隨之陷落，兩京方略的重要性進一步突顯。對於在靈武亂離之際登上皇位的肅宗而言，收複兩京不僅意味著李唐社稷的恢複、正統的獲得，同時也是其父子關係得以修複，從而穩固皇位的必要前提。
對於亂離之際登上皇位的肅宗來說，他麵臨著處理與玄宗的關係、扼製皇子仿效靈武之事的雙重考驗。李泌對建寧王李倏的刻意扶植，使得北線方略在至德元載(756)秋冬之際一度引發關注。②至德元載(756)年底，李泌曾向肅宗正式提出北線平叛方略：“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來春複命建寧為範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範陽，覆其巢穴。”③按照李泌的構想，將來繼承大統的廣平王應陪伴肅宗身邊，處理軍國機要；而年輕善戰的建寧王則可委以統兵大權，隨郭子儀、李光弼等將領北取範陽。但對於甫經馬嵬兵變的肅宗而言，一個性格好強、汲汲於軍權的皇子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與李泌以建寧王任範陽節度的建議不同，肅宗最終選擇了城府深厚、性格綿密的廣平王，並設置了天下兵馬元帥這樣一個既能統攝方麵大員，又沒有實際軍隊的職銜給這位皇長子。肅宗的社稷考慮，李泌與張良娣、李輔國之間的矛盾，以及一些後人已無法詳知的私密原因，最終導致建寧王於至德元載(756)年末或至德二載(757)年初被賜自盡，而這一事件也意味著北線方略基本宣告破產。
除了上述中央鬥爭的考量，另一個深刻影響北線方略興廢的因素，則是朔方集團內部權力的分化重組，以及這一集團對於中央的反饋作用。先說權力格局的變動。在臨危受命取代安思順節製朔方後，郭子儀通過分兵、起用李光弼而實現了與王忠嗣舊將之間的合作。郭屬天寶末年玄宗新拔擢的地方實權將領，長駐套地；李則屬忠王黨故將，久處靈武。河北亂起後朔方軍的最大獲益者為郭子儀，而李光弼則處於被抑製狀態。杜牧所撰《張保皋鄭年傳》中有一段真偽混雜的記載，頗可反映此間郭、李二人的關係演變：
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複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悉詔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①
所謂偽者，即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子儀遠處天德軍，而光弼已為節度副使，非杜牧所謂“俱為牙門都將”;光弼之起複在天寶十五載(756)正月，其時潼關固守而玄宗在位，不可謂“國亂主遷”。然而此段記載真實地反映出，郭子儀借平叛之機向玄宗提出起複李光弼的要求，實際上是與忠王黨達成妥協，共同獲得了朔方軍權力。
再論朔方集團對於中央政策的反饋。郭李釋嫌後，朔方軍基本是以務實的態度麵對北線戰局，這在戰事吃緊、兵力奇缺的天寶十五載(756),成為左右整個平叛戰局的重要因素。洛陽失陷後的次月[天寶十五載(756)正月],玄宗便曾“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①,然而史料顯示隨後的三月“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於代”②,並未按照玄宗的指示南下進攻陝洛。甚至當年六月初，唐廷在緊急商議是否出兵潼關時，郭子儀、李光弼仍上言堅持“引兵北取範陽，覆其巢穴”③的平叛方略。當月十一日，楊國忠已經“使韓、虢入宮，勸上入蜀”④,而玄宗仍試圖“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太原”⑤,表明玄宗在最後時刻，曾試圖召回郭子儀。但在玄宗西逃後，遠在河北的郭、李采取了觀望態度，按兵不動，回軍井陘。此後，朔方留後杜鴻漸迎肅宗北上，而握有重兵的郭子儀在關鍵時刻順應形勢，回軍靈武，使北方局勢發生根本逆轉。及至至德二載(757)正月，史載“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⑥,平叛觀點已然轉變。
兩條平叛路線的爭執，其實質在於不同的政治立場。換句話講，分歧在於是要恢複一個統一的唐朝，還是要確立一個權威的法統。誠然，至德元載(756)七月隨著肅宗北上即位，靈武方麵進而聚集起大量內附蕃兵部落。在這種情況下，以重兵攻取範陽在戰略上不失為一種創舉。然而需要看到，安祿山當時定都洛陽已逾半年，長安也已為燕軍所占領。唐軍貿然懸軍代北需要承擔很高的軍事風險，即便攻下範陽，如若燕軍穩據兩京，唐軍非但軍事上難有突破，政治上更是失了法統反同流寇，屆時肅宗乃至整個唐中央都將處於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在至德元載(756)十二月的表奏中，高適直言“京華尚阻，國步暫艱”⑦,對現實政治的忽視，注定了北線方略被棄置的命運。次年正月，郭子儀也明確表示了“兩京可圖”的意願，而其時李泌還仍舊堅持“請遣安西及西域之眾，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範陽”①這樣的老路子，卻已無法提起肅宗的興趣。這證明了無論是北圖範陽還是南複兩京，其實在於政治立場，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根本上還是為不同時期的政治目的服務。而如果從唐中期整個北方胡化的角度來看，北線方略的棄置也是玄宗朝後期以來幽營地區逐漸胡化的一個必然結果。在政治和軍事力量均有限的情況下，唐朝勢必選擇先複兩京確立正統。
這一政治抉擇在事實上拋棄了河北，唐朝處理安史降將時所采取的姑息政策如果追根溯源，其實正是當初北線方略的棄置。這裏存在一個頗不易察覺的轉變，即唐朝中央在平叛前期隻是將範陽視為叛軍巢穴，政治上將之置於一種敵視地位；及至叛亂最終平定之際，則天寶年間河北道南部包括易、定、恒、魏諸州在內的廣大區域已然被視為異域他鄉，“河北降將”的概念悄然取代了“幽營胡騎”。例如，封常清所上《遺表》稱“皆是烏合之徒……當漁陽突騎之師”②,受困長安的杜甫寫詩稱“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③,皆是平叛前期普遍的社會思潮；而如“河北降將，各複其位”等平叛前夕的看法，則顯然是前期時人所不具有的。這種轉變的產生除了唐朝中央政治的變化、燕政權內部的權力嬗替等原因外，一個不容忽視的軍事原因，則在於河北土團力量的撤出和平盧親唐勢力的南渡。
關於河北土團勢力的興起及作用，日野開三郎等學者曾有詳細考證。④可以說，河北道南部對於安祿山的反叛本來便有抵禦準備。叛亂前夕的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麵“候於境上”恭迎李史魚等安祿山心腹的“巡按”①,一麵“以霖雨為托，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②;而常山太守顏杲卿也是在叛軍南下之時便已明確了反安祿山的態度。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河北戰局其實是由當地土團力量與朔方軍合作共同達成的，二者缺一不可。顏氏兄弟最初起事造成的河北“十七郡皆歸朝廷”③的大好形勢在相當程度上隻不過是假象，是在叛軍主力南渡黃河、河北守備空虛的情況下形成的一時局麵。天寶十五載(756)正月蔡希德、史思明相繼回軍，則常山立時失陷。而當李光弼以朔方、河東的精銳唐軍東出井陘後，常山九縣又七為唐有。④可以看出，河北土團的軍事行動離不開朔方精銳唐軍的大兵團作戰，而朔方軍的攻城拔地則仰賴於河北土團強大的聲援。但這一局麵隨著潼關失守、朔方軍退回河東而宣告結束。就在肅宗北上靈武的當月，“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肅宗遂以之“為工部尚書兼禦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並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表達了朝廷對於顏真卿河北抗敵的堅定支持。而顏真卿隨即將肅宗蠟敕“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士氣大振。⑤蠟丸達表一事不見於《舊唐書·顏真卿傳》,當出於隱諱。這表明自肅宗即位伊始，顏真卿即堅定地站在靈武政權一邊。當年十月，平原不守，真卿“棄郡渡河，曆江淮、荊襄”,於次年四月到達鳳翔行在，“授憲部尚書，尋加禦史大夫”。⑥此後，河北的抵抗力量逐漸式微。平盧軍則在天寶年間即已顯示出對幽州的離心傾向，此點我們已有論述。幽營之間這種微妙的曆史關係，使得平盧在叛亂爆發後保留有相當部分的親唐力量，這本是唐朝收複範陽的絕好內應。安祿山起兵後，史思明亦率部南下饒陽①,平盧事實上同時空缺了正副節度使之職。唐廷在確認叛亂爆發之後，第一反應就是撤換叛軍巢穴範陽、平盧兩節度，代之以封常清。顯然這隻是一種名義上的全權認可，然而唐廷同時“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的任命卻顯示了其對平盧軍進行策反的意圖。但次年二月韓朝陽攜安祿山之命返回範陽發動政變，斬殺賈循等人，同時“招誘(呂)知誨”,“誘殺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餐”,平盧內部的親唐勢力大受打擊。此後不久，平盧將校劉客奴殺呂知誨，“與安東將王玄誌遙相應援”,被唐廷任命為“柳城郡太守、攝禦史大夫、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及平盧軍使，仍賜名正臣”,而“王玄誌為安東副大都護、攝禦史中丞、保定軍及營田使”。②劉正臣領兵攻範陽，天寶十五載(756)六月潼關失守後，李光弼回軍土門，“思明隨後徼擊之，已而回軍並行擊劉正臣”,正臣兵敗“棄軍保北平”,“妻子及軍資二千乘盡沒”③,返回平盧後，劉正臣“為王玄誌所酰而卒。逆賊署徐歸道平盧節度，王玄誌與平盧將侯希逸等又襲殺歸道”④。此後，平盧軍兵馬使董秦(李忠臣)“又與眾議以安東都護王玄誌為節度使”⑤。從上述叛亂初期平盧軍的權力變動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個問題：其一，在主力隨史思明南下後，這支平盧軍並不具備與燕軍巢穴範陽相抗衡的實力，實際上更多表現為內部權力的爭鬥；其二，曆次兵變實際都由平盧軍舊員宿將策動，在節帥變動頻繁的表象之下，是平盧軍根深蒂固的內部利益。唐朝指望這樣一支既乏實力，又無明確政治立場的邊鎮部隊克複範陽，無異於癡人說夢。王玄誌節製平盧後，已開始逐步安排南渡事宜，而唐廷對於北線方略的最後一線希望，也遂逐漸破滅。南渡以後的平盧軍，已鮮少被時人與“黃頭奚兒”、“營州雜胡”等形象聯係起來，但又因其特殊的曆史淵源而保持了與河朔三鎮千絲萬縷的聯係。日本學者或有據此提出所謂“華北藩鎮聯合體”的概念①,也可以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