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述之前，我們有必要厘清一個基本問題，即在今天的學術研究中，我們應如何指稱這一叛亂政權?長期以來，學界習慣於將安史叛軍建立的政權稱為“大燕”①,這或許來自《安祿山事跡》中“遂偽即帝位，國曰大燕”②的說法，以及部分出土墓誌中的“大燕”字樣。實際上，這裏的“大”字與“大唐”、“大周”中的“大”字一樣，隻是加在國號前的一種修飾。《舊唐書·安祿山傳》便明確記載其“竊號燕國，立年聖武”③,《陳牟少墓誌》中將安祿山起兵建國稱為“燕朝革命”④,時人杜欽於“燕朝聖武元年六月日卒私第”⑤,張氏的墓誌則直接題為《燕故杭州司戶呼延府君夫人南陽張氏墓誌銘並敘》⑥,這些都說明叛軍統治區域內墓誌的標題及內容中的“大燕”隻是一種修飾性說法。史籍記載，晚唐時“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周’兩字，蓋武後時篆也。(馮)審請琢去偽號，複‘大唐’字”⑦。這正說明無論是"大唐"還是"大周"都隻是一種美稱，我們顯然不會因此而稱唐為“大唐”,或稱周為“大周”。鑒於十六國時期已有幾個以“燕”為國號的區域性政權，我們不妨將安、史所建立者直接稱為“燕政權”或“燕朝”。
燕政權依次經曆了安氏父子與史氏父子的統治，共兩姓四任君主。目前學界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安、史兩個政權在蕃部結構、權力建設、禮製信仰等諸多內部特質上存在顯著差異⑧,但對其宏觀演進中的巨大變化仍缺乏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安史易代完全可以稱為這場叛亂的分水嶺，當時人對於這種差異的體認甚至比後世要深刻很多。從目前所見文獻來看，當時已有人將史思明所建政權稱為“後燕”,以別於安祿山所建之“燕”。①盡管安祿山在聖武二年(至德二載，757)正月為其子慶緒所弑，但安氏父子的政權具有內部的延續性。燕朝立國之初所行用的“聖武”年號，在祿山被弑後又繼續使用了十個月之久。房山石經中易州遂城縣史道明、畢子釗等32人上經題記的時間就記為“聖武二年三月廿七日”②,可見安氏父子的易位隻是宮廷內鬥，安慶緒對其轄下的燕朝區域仍保持有效管轄。當年十月十六日晚，麵對日益逼近的唐紇聯軍，“慶緒帥其黨自(洛陽)苑門出，走河北”③,而出土的《徐懷隱墓誌》也記載誌主於“聖武二年月廿七日殞於私第”,“十月十六日，殯於湯陰縣城西十五裏平原”④,湯陰正是安慶緒北逃所經過的地方，表明直至此時仍行聖武年號。當月下旬滏陽河之戰擊潰駐守唐軍後，安慶緒將其轄下分為八道，遍行露布，聲言“其先潰將士於相州屯集，限此月二十六日前到取，來月八日再收洛陽”。⑤據此來看，安慶緒當於聖武二年(757)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改元天成。一個月後，史思明在幽州發動兵變，囚禁阿史那承慶等安氏心腹要員，宣布歸唐，幽州在名義上複為唐有。房山石經中有“幽州節度都巡遊奕烽鋪使、汝州梁川府左果毅都尉員外置同正員、賞緋魚袋上護軍南陽張鼎，造經一條，乾元元年四月八日”①的題記，證明當時幽州方麵確實行用唐朝年號。此時史思明事實上已與安慶緒集團宣告決裂，燕政權轄區內呈現出鄴城與幽州對峙的局麵。乾元元年(758)六月，史思明借口搜出唐朝方麵的鐵券及叛將簿書而唆使軍士嘩變，殺害唐廷任命的幽州節度副使烏承恩等，再次叛唐。按：《資治通鑒考異》引《河洛春秋》稱烏承恩“四月始為節度副使”,此為唐朝中央與李光弼共同商議的結果，試圖在幽州方麵安插親唐勢力，牽製並逐漸削弱史思明的勢力。胡三省早已指出，這是史思明造偽證“抗表以罪狀光弼”,並激使幽州將士“與己同反而無他誌”。②前引房山石經題記中的張鼎時任幽州節度都巡遊奕烽鋪使，是負責治安巡察的中下級軍官，卻以果毅都尉員外置同正員的身份編入汝州梁川府。他很可能正是在四月初隨烏承恩到任幽州，深感史思明麾下的恐怖氛圍，造經以求福佑。而安慶緒則麵對唐朝九節度大軍和史思明的雙重壓力，直至乾元二年亦即天成三年(759)三月，史思明在鄴城南合河口軍營發動政變，以“殺阿爺奪職掌”③的弑父篡位罪名“召慶緒等殺之，並有其眾”④,次月於幽州改元順天⑤。《資治通鑒考異》引《河洛春秋》言，“思明懷西侵之謀，慮北地之變，乃令男朝義留守相城，自領士馬歸範陽，因僭號後燕，改元順天元年”⑥,完成了後燕政權的創建。《程莊墓誌》中也有“後燕順天二年”①的明確記載。當然，目前所見其他幾方順天及顯聖年間的墓誌仍統稱“大燕”,史思明似乎也沒有必要在自己新建政權的前麵加上一個“後”字，但至少在當時人看來，這一政權是重新建立且有別於安氏父子的，“後燕”的說法已存在於當時的燕朝治下。如果用統治者姓氏加以區別，我們也可以分別稱其為“安燕”和“史燕”。安燕的統治範圍，包括戰前河北道所轄諸州，河東道北部的代北、淄青諸州，以及洛陽至長安一線的兩京地區；史燕的統治範圍，則主要為河北諸州以及洛陽周邊地區。相較而言，安燕的統治區域更為廣闊，但其對淄青、長安等地的統治並不穩固；史燕的轄區雖有明顯縮小，但統治範圍卻日益明晰。燕政權統治者的更替變化及與唐朝皇帝的對比。
這種差異在唐朝方麵的語境中也得到了體現。對於唐廷來說，安史之亂其實經曆了兩次平定，而史思明的複叛成為這一事件的分水嶺。當安祿山最初叛亂時，唐廷自然地將其指稱為“逆胡”或“羯胡”的“亂常”。①
至德二載(757),唐朝收複兩京，以史思明為首的叛軍將領一度歸降唐朝，但不久再度叛亂，這就使得唐廷麵臨對第二次叛亂的定性。在《張獻誠墓誌》中，以“肅宗清華夏之歲，思明蓄橫猾之謀”②的修辭將史思明複叛看作一種陰謀。降而複叛，是時人對於史思明的定位；而討伐史燕，實為戡定安祿山之亂的“善後”事宜。總之，無論從何種角度審視，燕與後燕，或者說安燕與史燕兩個政權之間的延續性都不是很明顯，兩者更多地表現出差異而非相似。
至於安史並稱，與唐朝中央和河北藩鎮雙方的政治話語不無關係。一方麵，代宗朝以降的唐代官方史家采取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曆史觀，將安祿山、史思明看作相繼為亂。我們此前曾提及的權德輿便將這一事件分為“幽陵首禍”、“史羯繼亂”兩個前後相繼的階段。③另一方麵，河北藩鎮為了追溯其割據的合理性，刻意塑造出了安、史父子的“四聖”形象。④在兩種因素的作用下，唐後期社會中逐漸形成了安史一體為亂的觀念。及至五代，文獻中出現了明確的“安史之亂”的稱謂。例如，作於憲宗元和年間的《石神福墓誌》記其先祖“遇安史作亂，漂泊至恒陽”①,而撰於文宗大和年間的《張秀誠墓誌》同樣以“安史憑淩，四郊多壘”②統稱安史之亂。大致而言，河北形象在經曆元和削藩後趨於固化，乾元中興、重整朝綱的曆史觀日漸消解，而“安史之亂”這種概括性的稱謂則逐漸在社會中普及。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