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藥從中國傳到歐洲、東南亞、日本和世界各地。到15世紀，中國又從安南（今越南）、葡萄牙、日本等國輸入各種使用火藥的火器。
明代最早的火器是從安南傳來的，叫作神機槍、炮。
神機槍、炮用熟銅或生、熟赤銅相間鑄造。也有用鐵的，最好的是建鐵，其次是西鐵。大小不等，大的用車發，次和小的用架用樁用托，是當時行軍的要器。明成祖非常重視這個新武器，特別組織了一支特種部隊，叫神機營，並設監槍太監，是京軍三大營之一。
永樂十年（1412）下令從開平到懷來、宣府、萬全、興和等山頂，都安放五個炮架，二十年又增設了山西大同、天城、陽和、朔州等地以禦敵。(64)缺點是臨時裝火藥，一發之後，裝第二發要花很多時間。雖然威力大，敵人摸透了情況，臨陣就趴在地下，到神機槍打出之後，立刻衝鋒，火器就無從施展威力了。(65)
古代戰爭是人和人麵對麵站著打的，有了遠距離的火器以後，就非臥倒、趴在地下不可了。武器的改進也改變了戰爭的方式方法。同時，在戰爭中戰將和戰士的武藝的比重，也逐漸為使用遠距離的火器的熟練程度所代替了。
第一個幫助明成祖製造神機槍的是安南人黎澄。(66)
第二個是佛郎機。佛郎機即今葡萄牙。1517年葡萄牙商船到廣東通商，白沙巡檢何儒買了他們的炮，就叫這種炮作佛郎機。用銅製造，長五六尺，大的重一千多斤，小的重一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部有長孔，藏子銃五個，裝火藥在腹中，射程達到一百多丈，是水戰的利器。
1519年寧王宸濠反，福建莆田鄉官林俊得到消息，連夜派人用錫做了佛郎機的模型和火藥配方，送給統帥王守仁，送到的時候，王守仁已經把宸濠俘虜了，沒有用上。(67)到1529年才正式製造，叫作大將軍，發給各邊鎮用於防守。(68)
倭寇侵擾中國，又從日本傳入鳥嘴銃。唐順之記其形製說：
佛郎機、子母炮、快槍、鳥嘴銃都是嘉靖時的新武器，鳥嘴銃最後出，也最厲害。銃以銅、鐵為管，用木杆裝管。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用手握銃，點燃藥線。管背安雌雄兩臬（瞄準器），用眼睛對臬，用臬對準所要射擊的目標，對準了才發射，要打敵人的眉毛鼻子，沒有一失。快於神機槍，準於快槍，是火器中的最好的東西。(69)
宋應星《天工開物》記鳥銃的製造方法很詳細，說鳥雀在三十步內被銃擊，羽肉皆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形，百步以外，銃力微弱，便不行了。
到明末，又傳入紅夷炮，長兩丈多，重的到三千斤，能夠打穿城牆，聲聞數十裏。天啟元年（1621）兵部建議，招寓居澳門，精於火炮的西洋人羅如望、陽瑪諾、龍華民來內地製造銃炮。製成後命名為大將軍，並派官祭炮。1630年又派龍華民、畢方濟到澳門買炮和招募炮手，西洋人陸若漢、公沙的西勞帶領西洋人多名帶銃炮應募，參加寧遠、涿州等戰役。(70)1626年明將袁崇煥守寧遠，和清軍作戰，用紅夷炮轟擊敵人，打了一個大勝仗，就是著名的寧錦大捷。傳說清太祖努爾哈赤就是被紅夷炮打傷致死的。1631年明將孔有德帶著紅夷炮投降清軍，1632年清也開始造炮。
現在陳列在北京故宮午門左右闕門的幾尊古老的大炮，就是明、清戰爭的遺物。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1)《明史》卷九一《兵誌》，弘治十四年（1501）兵部侍郎李孟暘《請實軍伍疏》：“天下衛所官軍原額二百七十餘萬。”
(2)《明史》卷九一《兵誌》，弘治十四年（1501）兵部侍郎李孟暘《請實軍伍疏》。
(3)按《明史·職官誌》五：“計天下內外衛，凡五百四十有七，所凡二千五百九十有三。”
(4)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
(5)《明史》卷六八《輿服誌》四：“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鎮朔、平蠻諸將軍銀印虎紐，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葉篆文。洪武中嚐用上公佩將軍印，後以公侯伯及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有事征伐，則命總兵佩印以往，旋師則上所佩印於朝。”卷七六《職官誌》五：“其總兵掛印稱將軍者，雲南曰征南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交趾曰副將軍，延綏曰鎮西將軍［諸印洪熙元年（1425）製頒］。其在薊鎮、貴州、湖廣、四川及（左亻右讚）運淮安者，不得稱將軍掛印。”
(6)《明史》卷一四五《張玉傳》：“帝嚐謂英國公輔有兄弟可加恩者乎？輔頓首言（左車右兒）（左車右兀）蒙上恩，借近侍，然皆奢侈。獨從兄侍郎信賢可使也。帝召見信曰：是英國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時去開國未遠，武階重故也。”
(7)敖英《東穀贅言》下：“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太仆寺馬數，有禁不許人知。”
(8)陳衍《槎上老舌》：“祖製五府軍外人不得預聞，唯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書鄺埜向恭順侯吳某索名冊稽考，吳按例上聞，鄺惶懼疏謝。”《明史》卷六九《兵誌》一：“先是京師立神機營，南京亦增設，與大小二教場同練軍士，常操不息，風雨方免，有逃籍者。憲宗命南給事禦史時至二場點閱。成國公朱儀及太監安寧不便，詭言軍機密務，禦史詰問名數非宜。帝為罪禦史，仍令守備參讚官閱視，著為令。”
(9)《明史》卷九一《兵誌》，弘治十四年（1501）兵部侍郎李孟暘《請實軍伍疏》：“天下衛所官軍原額二百七十餘萬。”
(10)《大明會典》卷一二九至一三〇各鎮分例。
(11)《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癸酉，詔兵部凡以罪謫充軍者，名為恩軍。”
(12)陸容《菽園雜記》八：“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
(13)黃佐《雙槐歲鈔》四：“齊（泰）黃（子澄）奸惡九族外親姻連亦皆編伍，有遍一縣連蔓盡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
(14)《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乙未，詔曰：軍民已有定籍。敢有以民為軍，亂籍以擾吾民者禁止之。”
(15)宋濂《宋學士文集》補遺三《棣州高氏先瑩石表辭》：“北兵戍南土者宗族給其衣費，謂之封樁錢。”這名稱到明代也仍沿用。
(16)《明史》卷二三《潘塤傳》：“故事每海軍一，佐以餘丁三。”
(17)《明史》卷二〇五《李遂傳》：“嘉靖三十九年（1560）江北河池營卒以千戶吳欽革其幫丁，驅而縛之竿。幫丁者操守卒給一丁資往來費也。”
(18)《明史》卷一七七《李秉傳》：“景泰二年（1451）言：軍以有妻者為有家，月餉一石。無妻者減其四。即有父母兄弟而無妻，概以無家論，非義，當一體增給。從之。”同書卷二〇五《李遂傳》：“舊製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銀五錢。”
(19)《明史》卷一八五《吳世忠傳》：“弘治十一年（1498）言：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同書卷八九《兵誌》一：“嘉靖二十九年（1550）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部，因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
(20)《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同書卷一九三《費宏傳》：“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十萬之兵，而赴工不已。”卷一九四《梁材傳》：“嘉靖六年（1527）時修建兩宮七陵，役京軍七萬，大役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勳籍其不至者，責輸銀雇役，廩食視班軍。”
(21)《明史》卷一八〇《張寧傳》：“景泰七年（1456）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餘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
(22)《明史》卷二七五《解學龍傳》：“天啟二年（1622）疏言：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武增至八萬二千餘。今不知又增幾倍？”
(23)《明成祖實錄》卷六八：“永樂五年（1407）六月辛卯，禦史蔣彥祿言：國家養軍士以備攻戰。暇則教之，急則用之。今各衛所官夤緣為奸，私家役使，倍蓰常數。假借名義以避正差，賄賂潛行，互相蔽隱。”
(24)《明史》卷一七七《年富傳》：“英國公張懋及鄭宏各置莊田於邊境，歲役軍耕種。”
(25)王鏊《王文恪公文集》卷一九《上邊議八事》：“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鬥不得入其家，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雖有首級而不得為己功。”《明史》卷一八二《劉大夏傳》：“弘治十七年（1504）召見大夏於便殿……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克過半，安得不窮！”《明英宗實錄》卷一二六：“正統二年（1437）十月辛亥，直隸巡按禦史李奎奏：沿海諸衛所官旗，多克減軍糧入己，以致軍士艱難，或相聚為盜賊，或興販私鹽。”
(26)《明史》卷一六四《曹凱傳》：“景泰中擢浙江右參政。時諸衛武職役軍辦納月錢，至四千五百餘人。”同書卷一八〇《汪奎傳》：“成化二十一年（1485）言：內外座營監槍內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將亦多私役健丁，行伍唯存老弱。”甚至餘軍亦被私役，《明英宗實錄》卷一八六：“正統十四年（1449）十二月壬申，兵科給事中劉斌奏：近數十年典兵官員既私役正軍，又私役餘丁。甚至計取月錢，糧不全支。是致軍士救饑寒之不暇，尚何操習訓練之務哉！”
(27)《明英宗實錄》卷四六：“正統三年（1438）九月丙戌，行在兵部奏：天下都司衛所發冊坐勾逃故軍士一百二十萬有奇。今所清出，十無二三。未幾又有逃故，難以遽皆停止。”
(28)《籌海圖編》卷一一《實軍伍》，兵部尚書張時徹雲：“（衛軍）無妻者輒罷革。”《明史》卷九二《兵誌》四：“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
(29)《大明會典》卷一五五《兵部三八·軍政二·冊單》：“凡大造之年，除軍黃總冊照舊攢造外，又造兜底一冊，細開各軍名貫，充調來曆，接補戶丁，務將曆年軍冊底査對明白，毋得脫漏差錯。又別造類姓一冊；不拘都圖衛所，但係同姓者摘出類編。又別造類衛一冊，以各衛隸各省，以各都隸各衛，務在編類詳明，不許混亂。其節年問發永遠新軍亦要附入各冊，前葉先査概縣軍戶總數以遞合圖，以圖合都，以都合縣。不許戶存戶絕，有無勾單，務尋節年故牘，補足前數。每於造冊之年，另造一次，有增無減，有收無除。每縣每冊各造一樣四本，三本存各司府州縣，一本送兵部備照。冊高闊各止一尺二寸，不許寬大，以致吏書作弊。”按軍黃《明史》及《明史稿·兵誌》均作軍貫，今從《會典》。
(30)《明史》卷九二《兵誌》清理軍伍。同書卷一三八《陳修傳》：“翟善遷吏部尚書，帝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帝益以為賢。”
(31)《明史》卷一四二《陳彥回傳》：“彥回莆田人。父立誠為歸安丞，被誣論死，彥回謫戍雲南，家人從者多道死，唯彥回與祖母郭在。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貧不能歸，依鄉人知縣黃積良。……彥回後擢徽州知府。……當彥回之戍雲南也，其弟彥囦亦戍遼東。至是詔除彥回籍。”按以罪謫戍者，如罪不至全家，經請求得由子弟代役，《明史》卷一四三《高巍傳》：“由太學生試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尋以決事不稱旨當罪，減死戍貴州關索嶺。特許弟侄代役，曰旌孝子也。”《周縉傳》：“遣戍興州，有司遂捕縉械送戍所。居數歲，子代還。”
(32)《明史》卷二八一《趙豫傳》，同上《張宗璉傳》：“朝遣李立理江南軍籍，檄宗璉自隨。立受黠軍詞，多逮平民實伍。”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三三《崔巡撫辯誣記》：“宣德初所謂軍政條例始行於天下。禦史李立往理蘇、常等府。立既刻薄，濟以蘇倅張徽之凶暴，專欲括民為軍。民有與辯者，徽輒怒曰：汝欲為鬼耶？抑為軍耶？一時被誣與死杖下者，多不可勝數。蘇人恨入骨髓。然畏其威，莫敢與抗也。”
(33)顧起元：《客座贅語》二《勾軍可罷》：“南都各衛軍在衛者，餘嚐於送表日見之。尪羸饑疲，色可憐，與老稚不勝衣甲者居大半。平居以壯儀衛，備國容猶不足，脫有事而責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繇尺籍，皆係祖軍，死則其子孫或其族人充之，非盲瞽廢疾，未有不編於伍者。又戶絕必清勾，勾軍多不樂輕去其鄉，中道輒逃匿，比至又往往不習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軍無虛歲而什伍日虧。且勾軍之害最大，一戶而株累數十戶不止。比勾者至衛所，官衛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竄。”
(34)《明史》卷一四五《朱能傳》：“朱勇以南北諸衛所軍，備邊轉運，錯互非便。請專令南軍轉運，北軍備邊。”
(35)《劉忠宣公集》卷一《乞休疏》中語。
(36)《明史》卷一六五《丁瑄傳》：“當是時浙閩盜所在剽掠為民患，將帥率玩寇，而文吏勵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有張英王得仁之屬，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擒遂昌賊蘇才。處州知府張佑擊賊眾，擒斬千餘人。”
(37)《明史》卷一六五《葉禎傳》卷一七七《葉盛傳》：“天順二年（1458）巡撫兩廣，時兩廣盜賊蜂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殺平民冒功，民相率從賊。”
(38)狼兵和土兵是湖南、廣西一帶土司的軍隊，參看《明史》卷三一〇《土司傳》和毛奇齡《蠻司合誌》。
(39)《明史》卷一八七《洪鍾傳》：“正德五年（1510），保寧賊起。官兵不敢擊，潛躡賊後，馘良民為功，土兵虐民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鬀。”
(40)《明史》卷一八七《陳金傳》：“正德六年（1511），江西盜起。金以所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累破劇賊。然所用目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有巨族數百口闔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為賊屬，載數十艘去。民間謠曰：土賊尤可，土兵殺我。金亦知民患之，方倚其力不為禁。”
(41)蒙古降人和內地的土著蒙古人。
(42)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兵製論》：“正德末始令郡縣選民壯。弘治中製裏僉二名若四五名。有調發官給行糧。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食至七兩有奇，悉賦之民。此之謂機（兵）快（手）民壯，而兵一增，製一變。又久備益弛，盜發雍豫，蔓延數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糈，以為長征之軍，而兵再增，製再變。屯衛者曰：我烏知兵，轉漕耳。守禦非吾任也。故有機壯而屯衛為無用之人。民壯曰：我烏知兵，給役耳。調發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壯為無用之人。”
(43)《明史》卷一五七《楊鼎傳》：“也先將寇京師，詔以監察禦史募兵兗州。”同書卷一六《石瑋傳》：“景帝即位，出募天下義勇。”卷一七五《白圭傳》：“陷土木脫還，景帝命往澤州募兵。”按同書卷一六四《左鼎傳》：“初京師戒嚴，募四方民壯分營訓練，歲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建議編之尺籍。（練）綱等言：招募之初，激以忠義，許事定罷遣。今展轉輪操，已孤所望。況其逃亡，實迫寒餒。豈可遽著軍籍！邊方多故，倘更招募，誰複應之。詔即除前令。”此為景泰四年（1453）事，距招募入伍時已五年。似乎這次所募的大部分是各地民壯，雖未著錄於中央軍籍，卻已入伍四五年，編營訓練，其性質和後來的兵相同了。至於《楊鼎傳》和《白圭傳》所記的募兵，當即為和軍對稱並行的兵，並非地方的民壯。又募兵須由中央，地方長官不得擅募。《明史》卷一六四記李信以擅募被劾可證：“景泰中曹凱擢浙江右參政。鎮守都督李信擅募民為軍，糜餉萬餘石。凱劾奏之。信雖獲宥，諸助信募軍者皆獲罪。”傳中軍當作兵。
(44)《明史》卷二〇五《李遂傳》：“振武營者（南京）兵部尚書張鏊募健兒以禦倭，素驕悍。（以給餉逾期嘩變）遂奏調振武軍護陵寢，一日散千人。”
(45)《明史》卷一九九《鄭曉傳》：“募鹽徒驍悍者為兵。”
(46)《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朱先募海濱鹽徒自為一軍。”
(47)《明史》卷二一二《俞大猷傳》：“嘉靖四十二年（1563），惠州府參將謝敕與伍端溫七戰失利，以俞家軍至恐之。”
(48)《明史》卷二〇四《翟鵬傳》：“嘉靖二十一年（1542），起鵬宣大總督。……修邊牆……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
(49)《明史》卷二五一《蔣德璟傳》：“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入衛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之勢。且自來征討，皆用衛所官軍，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至加派日增，軍民兩困。”
(50)《明史》卷二三七《馮應京傳》：“遼陽陷，時議募兵。何棟如自請行。遂齎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所募兵畏出關，多逃亡。”
(51)《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傳》：“劉國縉募遼人為兵，所募萬七千人，逃亡過半。”並參閱《熊襄湣公集》卷四《新兵全伍脫逃疏》。
(52)《明史》卷二六四《李夢辰傳》：“崇禎六年（1633）冬……累遷本科給事中。複言：將驕軍悍，鄧玘、張外嘉之兵弑主而叛，曹文詔、艾萬年之兵望賊而奔，尤世威、徐來朝之兵離汎而遁。今者張全昌、趙光遠之兵且倒戈為亂矣。滎澤劫庫殺人，偃師列營對壘，且全昌等會剿豫賊，隨處逗留，及中途兵變，全昌竟東行，光遠始西向。驕抗如此，安可不重治。帝頗采其言。”
(53)《明史》卷一五七《柴車傳》：“宣德六年（1431），山西巡按禦史張勖言：大同屯田多為豪右占據。命車往按得田幾二千頃，還之軍。”卷一七六《商輅傳》：“塞上腴田率為勢豪占據，輅請核還之軍。”卷一五五《蔣貴傳》：“成化十年（1474），蔣琬上言：大同、宣府諸塞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為豪右所占。”卷一八〇《張泰傳》：“弘治五年（1492）泰言：甘州膏腴地，悉為中官武臣所據，仍責軍稅。城北草湖，資戍卒牧馬，今亦被占。”卷二六二《孫傳庭傳》：“崇禎九年（1636）……西安四衛舊有屯田二萬四千餘頃，其後田歸豪右，軍盡虛籍。”
(54)侯朝宗《壯悔堂文集》卷四《代司徒公屯田奏議》：“（諸閫帥蔭職以）肥區歸己，而以其瘠磽者移之軍士，久則竄易厥籍，而糧彌不均。於是不得不寄甲於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多於是不得不攤稅於佃軍，而包賠愈苦。流病相仍，非朝伊夕，人鮮樂耕，野多曠土，職此之繇。”
(55)《明史》卷二〇八《黎貫傳》：“嘉靖二年（1523）疏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
(56)《明史》卷二〇〇《孫應奎傳》：“俺答犯京師後，羽書旁午征兵餉。應奎乃建議加派，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他量地貧富，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而蘇州一府乃八萬五千。”
(57)《明史》卷二二四《宋纁傳》：“萬曆十四年（1586）遷戶部尚書。言：邊儲大計，最重屯田、鹽策。近諸邊年例銀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弘治初八倍。”
(58)《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傳》：“萬曆十四年（1586）進士……累遷戶科都給事中，上籌劃邊餉議言：諸邊歲例，弘正間止四十三萬，至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而今則三百八十餘萬。”
(59)《明史》卷二二〇《王遴傳》：“故事戶部銀專供軍團，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濟邊銀九萬兩為織造費。至是複欲行之，遴執爭。未幾詔取金四千兩為慈寧宮用，遴又力持，皆不納。”卷二三七《萬象春傳》：“皇女生，詔戶部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象春力諫不聽。”卷二二〇《趙世卿傳》：“福王將婚，進部帑二十七萬，猶以為少。……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引故事力爭，詔減三之一。世卿複言：陛下大婚止七萬，長公主下嫁止十二萬，乞陛下再裁損，一仿長公主例。帝不得已從之。”卷二四〇《朱國祚傳》：“萬曆二十六年（1598）詔旨采辦珠寶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乃止四百萬。”《王德完傳》：“今皇長子及諸王冊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萬，而袍服之費複二百七十餘萬。”卷二四〇《張問達傳》：“帝方營三殿，采木楚中，計費二百二十萬有奇。”
(60)《明史》卷二三〇《汪若霖傳》：“萬曆三十六年（1608）巡視庫藏，見老庫止銀八萬，而外庫蕭然。諸邊軍餉積逋至百餘萬。”
(61)《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傳》：“萬曆二十八年（1600）起任工科，極陳國計匱乏，言：近歲寧夏用兵費百八十餘萬，朝鮮之役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二百餘萬。”按畢自嚴所記與此不同，《石隱園藏稿》卷六《清査九邊軍餉疏》：“征哱拜之費用過一百餘萬，兩次征倭之費用過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之費用過一百二十二萬七千餘兩。”
(62)《明史》卷二七五《楊文弱集》卷一，萬曆四十七年（1619）九月，《請立兵冊清査遼餉確數稿》：“新兵原食一兩二錢，今遞加至一兩八錢。舊兵原食四錢，今遞加至一兩二錢。新兵遞加，往開元等一兩八錢，往鐵嶺等一兩六錢。舊兵遞加，其上等一兩二錢，中等者八錢。”天啟元年（1621）六月《三覆議山東河北增兵用餉稿》：“定遼西新舊兵例分為五等，一等月給銀二兩，二等月給銀一兩八錢，三等月給銀一兩五錢，四等月給銀一兩二錢，五等月給銀八錢。”
(63)《明史》卷二五六《畢自嚴傳》：“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自嚴不能止。於是舊增五百二十萬之外，更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天下益耗矣。”卷二五七《梁廷棟傳》：“畝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於是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益怨谘。”按卷二五二《楊嗣昌傳》：“神宗末年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統名遼餉。”作百四十萬，誤。
(64)《明史·兵誌》。
(65)丘濬：《大學衍義補·火攻論》。
(66)沈德符：《野獲編》。
(67)王守仁：《陽明集要》，《文華集》三，《庚辰書佛郎機遺事》。
(68)《明史·兵誌》。
(69)《荊川外集》卷二，《條陳薊鎮練兵事宜》。
(70)《明史·兵誌》；黃伯祿：《正教奉褒》，第14、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