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作為國家最高實權人物，掌握最高權力長達十年之久。
在漫長的十年間，張居正從來沒有一天放棄過權力。有人或許會說，他不是回家葬父，來來回回三個月嗎？不錯，是有這麽回事。不過，這期間，所有的重大事項，都是請示張居正的，北京的政府中樞基本停止運轉。也就是說，這十年間，國家的最高權力，始終掌握在張居正的手裏。
可是，他本人也清醒地意識到，他手中的權力，從“憲法”和體製上說，實際上並不是他這個工作崗位所應該擁有的。換句話說，張居正掌握的權力，是已經長大成人、不呆不傻的皇帝的。不少人對此提出過尖銳的批評，都受到了張居正嚴厲的打壓。
皇帝不是不想親自掌權，他是沒有辦法。因為他媽很鄭重地說過，等到他三十歲以後，張居正再把權力交給他。不管這個不小的“小皇帝”心裏怎麽想，反正表麵上他隻能乖乖服從。十年間，不得不以一國君主之尊，處處討好張居正。或許有人不信。皇帝怎麽沒有辦法呢？可是大家不能忘記了，不管幹什麽事情，要靠人。就是說，得有依靠力量才行。想想看，皇帝他媽和張居正的關係不同尋常；幹部隊伍的首腦是張居正；內裏的頭頭也不是他這個皇帝的鐵杆兒，而是張居正的“黑老大”。他依靠誰奪權呢？隻能隱忍了。
但是，這是很不正常的。因為，在國朝的“憲法”和體製上說，從來沒有攝政的製度，就連垂簾聽政的製度也沒有的。所以，張居正以攝政自居，在當時來說，是不合法的，也是非常敏感和危險的。
對此，張居正並不是沒有意識到。他知道這一點的。他也知道，對他專擅大權，不少人有看法，甚至很反感。他還知道，這些年他結怨天下人，實在不少。所以，他曾經說，破家沉族，我也不怕！恍如殉道者不惜獻身的誓言。
不管怎麽說，張居正認準一條，隻要權力在手，就沒有什麽可怕的了。
張居正還認為，之所以反對派敢站出來攻擊他，就是因為高壓還不夠！鎮壓，唯有鎮壓，才能維持政權，維護穩定。既然什麽也不用怕了，那就近乎可以為所欲為了。反正不管我做什麽，都隻能說對，誰說不對？鎮壓！
也可以說，張居正掌握最高權力的十年，是獨裁的十年。這是很多合法的最高領導人——皇帝也做不到的。
應該說，獨裁的十年，張居正幹了不少實事，政績很突出。這也是很不容易的。製度疲勞，體製性腐敗，說的和做的兩回事，功過是非不分，推諉扯皮，社會貧富分化，這種社會現實刺激幹部隊伍爭相追求奢華，沉湎於享樂，如此等等，差不多到了令人束手無策的地步了。推動一副鏽跡斑斑的國家機器高速運轉起來，談何容易！而張居正幾乎做到了。所以說張居正為國家嘔心瀝血，一點也不過分。
當然，他也做了不少壞事。享受特權，不受監督，七情六欲的人，在那個腐化的氛圍裏，誰能夠把持住啊？
不難推測，白天和晚上，張居正都挺忙的。長此以往，他的身體支不住了。到了萬曆十年的春天，張居正已經病得不能起床了，隻能在**辦公。他不得不考慮，是不是應該退休了。他也確實提出了好幾次，希望退休。話說得也很真誠，用催人淚下來形容張居正的辭職報告所使用的語言，也不過分。到了他纏綿病榻四個月之久的時候，距他去世隻有幾天了，他還在提這個問題。但是，事實是，他沒有退休，直到彌留，也沒有放棄權力。
表麵上看，皇帝不同意他退休。不錯，皇帝是不同意。張居正提出一次，皇帝挽留一次。這也是事實。但我認為，問題的根源不在皇帝。關鍵是張居正的“黑老大”馮保堅決不同意，他的秘密情人李太後也不太同意，而張居正則是猶猶豫豫，內心矛盾重重。
說馮保堅決不同意，很好理解。十年了，他們處得不錯。張居正對他很尊重，可以說，馮保是張居正唯一一個需要討好的人，馮保有什麽要求，不管該辦不該辦，張居正都很爽快地辦了。說李太後不太同意，也是有根據的。十年了，他們關係也不錯。一個二十出頭守寡的鄉下女人，十年間有這樣一個俊朗儒雅的男人陪伴，是何等地幸運？她舍不得他走的。但是，她應該知道，張居正的身體不行了；何況，皇帝畢竟是自己的親兒子，這麽大了，還不讓他管事兒，也說不過去。所以，她隻能是不太同意。
張居正猶猶豫豫。要說張居正三番五次提出退休都是作秀，似乎也武斷了；但是說他態度堅決不留餘地，好像是天真了。
張居正確實是有退休的願望的。所謂功成身退，這是古訓。張居正應該說功成名就了，無論是地位、榮譽、成就，都已經到了頂峰了。這個時候考慮退休，是很自然的。
可能他也進行過風險評估。皇帝，是他的乖學生，對他推崇敬重無以複加，好像不會翻臉不認人；主要領導幹部，從中央到地方，都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似乎不會反噬。最關鍵的是，他身體不行了，實在支撐不了了。坐不能坐、躺不能躺，隻能趴在**；茶飯不思，夜不能寐，確實是力不從心、萎靡不振、疲憊不堪了！所以，張居正想退休，也是真實的想法。
應該說，主導權掌握在張居正自己手裏。如果張居正堅持退休，那是沒有問題的。即使是皇帝表麵上不批準，那他完全可以以生病為由，不再批閱文件、處理公務。但是，事實上，張居正直到陷入昏迷前，還在工作著。可以說，張居正瞻前顧後，又極不想退休，所以他死在了工作崗位上。
有人說是因為他難以割舍自己的“改革大業”，我不這樣認為。正像張居正決定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丁憂，主要不是出於所謂“改革大業”的考慮一樣，實際上他行將就木之前還舍不得放棄權力，最重要的是對失去權力的恐懼。
權力崇拜者對失去權力，本身就必然有嚴重的失落乃至恐懼感；倘若再考慮到自己曾經濫用權力，傷害了不少人，那恐懼感就會格外明顯。可以這樣說，到了最後，張居正陷入了求退不得、欲罷不能的痛苦境地。
這是人治社會擅權人物，或者說獨裁者的共同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