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是大清盛世的一項重要內容，當然也是一個重要標誌。清朝人口大增，乾隆時期已達三億，相對使糧食作物的產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采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以提高生產量。由於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相對發達。手工業方麵改工匠的徭役製為代稅役製。產業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琅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中心。清朝商業發達，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
停止圈地，推行“更名田”
中國的老百姓在明清之際的數十年間，可謂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明朝的腐敗統治，加上鎮壓農民起義和防止滿洲入侵，所有的財政費用，全都攤在百姓頭上，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明朝被推翻，滿洲人入關。他們最初帶來的不是先進的生產力，而是很多落後的東西，以及野蠻的燒殺搶掠和武裝鎮壓。所以，這一時期，老百姓遭受的苦難最重。當時的北方，直隸是“極目荒涼”，“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山東“一戶之中止存一二人，十畝之田止種一二畝”，說明當時老百姓逃亡或死亡現象已相當嚴重。南方的一些城市如揚州、嘉定、江陰、鬆江、漳州、南昌、廣州等，都受到兵燹，湖廣地區也是“城無完堞，市遍蓬蒿”。
由於軍事上的勝利，滿洲貴族開始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地侵占他人的土地。清朝統治者為了滿足滿洲貴族對土地的貪欲，於順治元年(1644年)下令圈地，前後共占耕地麵積達666794頃，一部分作為滿洲貴族的莊田，另一部分則分給八旗旗丁。圈地令雖然規定隻圈“近京各州縣無主荒地及前明皇室勳戚所遺留莊田”，但在實際過程中根本不按此規定執行，很多農民正在耕種的土地也被圈進去，農民們被強行驅逐到離京較遠的“鹽堿不毛之地”進行耕作。北京附近的農民有些逃往河南，有些逃往口外，還有一部分人淪為滿洲貴族或八旗旗丁的莊客，備受八旗莊頭的**、奴役和剝削。
清初的這些政策不得民心，各地展開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如江南的反剃發鬥爭、直隸人民的反圈地鬥爭、閩廣地區的反遷海鬥爭等等，迫使清政府采取措施，停止倒行逆施，實施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政策。
2-1明清時期土地公陶質神像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下詔停止圈地，宣稱滿漢軍民，應一律對待，凡是該年所圈占的旗地，必須立即退還漢民，而在山海關、張家口等處劃撥閑地換補。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正式規定，對於民間所開墾的田畝，從今以後，永遠不準圈占。同時又對八旗莊頭的橫暴進行一定的限製。這些措施，緩和了因圈地而激化了的民族矛盾。
在明末農民戰爭中，大批官僚、勳戚、地主豪紳遭到沉重的打擊，有的被打死，有的逃亡。這樣，他們的土地就成了無主之地。原本耕種地主土地的農民成了土地的主人。這種現象很普遍，在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廣等地的明朝王公勳戚的莊田，其中除直隸的一部分被清朝政府圈占外，其餘的不是荒廢，就是仍由原來的佃農耕種。這些佃農事實上已擺脫了王公勳戚的奴役而成為自耕農民。清政府對這種事實從法律上給予了承認，承認他們的土地所有權，把這些被農民耕種的莊田稱為“更名田”，“與民田一例輸糧”。清朝政府的這一措施，使一些拋荒已久的土地得到了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康熙年間，清政府還采取措施，鼓勵開墾荒田。對老百姓開墾出來的荒田，承認他們的所有權，三年之內不用繳納租賦。以後又寬限到四年、六年甚至十年。對於確實有困難的墾戶，政府還貸給耕牛和種子。國家還充分調動民間的力量，鼓勵鄉紳大戶招民墾荒，規定：凡墾田二十頃以上的，如果有文化，就授予縣丞的官職；沒有文化的授予把總的官職。墾田百頃以上，文者授為知縣，武者授為守備。
從圈地到停止圈地，再到認可“更名田”，是清朝在土地政策上不斷進步的表現，是對封建社會生產關係的調整。清朝農業經濟的發展，與土地政策的調整息息相關。
實行“攤丁入畝”製度
“攤丁入畝”是康乾時期實施的一項重大的賦稅製度變革，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生產關係的又一次重大調整。這個製度今天看起來是很平常的，就是把人頭稅攤到田畝中，按田畝的多少征收賦稅，但它卻是對實行了一兩千年的封建稅製的改革，而且它本身從提出到開始試行，再到不斷完善，正式實施，也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中國封建社會的賦稅征收，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實物地租，即征收米、麥等實物，在晚唐楊炎實施兩稅法以前，是按人頭征收的，兩稅法後，主要按土地麵積和肥瘠確定征收數額；二是差役，也是一種人頭稅，承擔國家或地方的公共事業。曆代雖各有變革，但其基本方麵卻是長期沿襲，至明中葉前，基本上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此後，首次重大改革，當屬明萬曆初年張居正實行的“一條鞭法”。它把曆代所行實物稅和各項差徭，統統折成銀兩交納；原來由地方裏甲自辦，改為由政府統籌辦理。人頭稅部分轉歸於“地”或“糧”中，即丁銀的攤派，有一部分由地糧來承擔。這一改革，有利於防止和杜絕地方作弊，縮小賦稅攤派不公的程度，緩和社會矛盾，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
清承明製，在賦稅製度方麵，承襲其“一條鞭法”，並進一步完善了新的稅製，將名目繁多的各個賦役項目合並，統稱為地丁錢糧。一條鞭法雖然把一部分丁銀並入田畝中征收，但丁銀並未被廢除。有的地方，丁銀負擔還極為沉重，如山西等地每丁納銀至四兩，甘肅鞏昌甚至達八九兩。農民逃亡現象時有發生，各地官吏又害怕中央催逼，往往少報人數，這一方麵影響了清朝的稅收；另一方麵，那些逃亡的農民相互聯絡，結成黨類，對清朝的統治畢竟是一種潛在的不安定因素。於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頒布諭旨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以後額外添丁，不再多征。這叫“聖世滋丁，永不加賦”。
2-2清朝時期錢幣
這是實行攤丁入畝的第一步。這一措施，把全國丁稅總額基本固定，不再隨人丁的增長而加重，對於少地或無地的廣大農民及手工業者，有一定的好處。他們承擔著全國人頭稅的絕大部分，丁稅不增，其賦稅負擔就相對穩定。但是，畢竟人頭稅沒有取消，而且時間一長，賦役不公的現象日益顯露。由於是按戶征收人丁稅，生育死亡的變動不能及時反映到稅收上，這就出現幾十個人才納一個人的人丁稅，或一個人承擔一二十丁的人丁稅的情況，從而造成了新的不均衡。再加上地主富豪勾結官吏，弄虛作假，逃避差役，負擔最重的仍是少地無地的農民。山西布政使高成齡在一份上疏中就反映了這種情況：“富者田連千畝，競少丁差，貧民無地立錐，反多徭役。”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也有人敏銳地看到了。如河南巡撫田文鏡就說，丁稅與田賦一樣，也是國家正式的稅收項目，與其攤派到人，造成大量貧民，不如把已固定的人丁稅銀攤在田畝銀中統一征收使賦稅更加均平。“攤丁入地”在康熙後期已在部分省區實行。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廷首先批準“廣東所屬丁銀，就各州縣地畝攤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厘四毫不等”。然而，這隻是“攤丁入畝”的試點工作。
正式的攤丁入畝，始自雍正初年。雍正元年六月，山東巡撫黃炳請求允許山東依照浙江省例，將丁銀攤入地畝輸納。雍正沒有批準。九月，戶部又討論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攤丁入地”的報告。雍正也是沒有馬上批準，而是將此事交給九卿詹事科道官員議論，讓他們把最後議定的結論向他報告。後來，他批示巡撫李維鈞關於“攤丁入地”的報告，照戶部原議執行。戶部的意見是：準許將丁銀攤入田糧之內，自雍正二年為始，造冊征收。這樣，直隸就成為第一個正式實行“攤丁入畝”新政策的省份。
在直隸的帶動下，又得到朝廷的同意，其他各省紛紛仿效。計有山東、福建、河南、浙江、陝西、甘肅、雲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廣西等十三省相繼實行“攤丁入畝”。至乾隆初年，山西和貴州兩省也完成了這項賦稅變革。隻有盛京、吉林等清朝的“龍興”之地，情況特殊，直到清末才進行改革。
攤丁入畝製度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經過了長期的醞釀，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這一製度對當時曆史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它在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賦役負擔，促進了賦稅征收的公平合理；進一步削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推動了人口的迅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大地主的土地兼並，保證了清政府的賦稅收入，從經濟上進一步強化了專製主義中央集權。
治理黃河，消除水患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中華文明依偎她而產生，中華民族在她的哺育下進入農耕社會，發展生產，繁榮文化。中國古代社會的治亂興衰與她密切相連。因此，她已成為我們中華文明的象征，被賦予了豐富的人文內涵。
由於地理的原因，黃河又是一條多災多難的河。曆史上黃河決口，河水肆虐，給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曆代統治者為治理黃河大傷腦筋。能不能治理好黃河，是對統治者治國能力的考驗。康乾之世，就麵臨著這種考驗。
自崇禎以來，黃河頻繁泛濫成災，危害嚴重。據《清史稿》記載，黃河大患始於李自成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決黃河堤淹開封城。這次決堤，造成很多無辜居民的死亡，後果很嚴重。加上連年戰亂，黃河堤壩失修，一到雨季來臨，黃河決口就不可避免。入清後，從順治元年(1644年)夏，黃河又回到李自成決堤前的故道，即由開封北，蜿蜒東流，經安徽、江蘇等省，與淮河匯合，經雲梯關入海，與今天從山東東營入海不同。在順治帝統治的十八年裏，黃河幾乎年年決口，由於當時戰事尚未結束，清政府財政緊張，拿不出更多資金大規模整修，所以水患不能得到有效遏製。康熙即位後，黃河形勢依然嚴峻，水患有增無減。黃河泛濫，殃及淮河，而與之相連的大運河也同時被衝，遂使“運道中梗”，南北交通斷絕，南方糧食不能北運，首都的糧食供應受到威脅。康熙帝深感問題的嚴重性，他親政後，就把三藩、河務、漕運問題列為優先解決的三件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柱上”，時刻不忘提醒自己，盡全力加以解決。很清楚，他把治理黃河與漕運提到治國、安定天下、鞏固政權的高度來認識。
由於黃河下遊淤塞嚴重，黃河水漫流南下奪淮河河道入海，黃淮合流，水勢凶猛，堤決沙沉，造成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地區連年遭受洪澇災害。特別是蘇北的高郵、寶應、興化、泰州等十幾個州縣，地勢低窪，每逢雨季到來，洪水下泄，河道不暢，以致洪澇頻繁發生。康熙十六年(1677年)黃淮兩岸堤壩決口幾十處，蘇北地區一片汪洋。麵對這種嚴峻的形勢，康熙憂心忡忡，決心盡早治理黃河。康熙十六年，康熙任命安徽巡撫靳輔為河道總督，負責整治黃河、淮河和運河。靳輔為人剛正清廉，做事認真負責，有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他上任伊始，就開始了實地調查，曾在一天之內，給康熙上了八道奏疏。他認為，治理黃河，必須要有全局觀念，從整體上采取措施，河道、運道一起治理。在具體治理措施方麵，他注意借鑒前人的經驗，又根據具體情況，因勢利導，隨時製宜。他延請水利專家陳潢，精心勘察，周密規劃，製定了一係列有效的治河措施。他們選擇黃河、淮河、運河交叉的蘇北淮陰一帶作為治理重點，先後在江都修築漕堤，在高郵設置滾水壩，在山陽、邵伯建減水壩，使淤塞的河道得到疏浚，黃河複歸故道，暫時緩和了黃淮泛濫成災的危局。在運河沿岸修築長堤，深挑清水潭一帶的運河河道，目的是疏通運河漕運。經過幾年的治理，水患初步解除，水歸故道，漕運無阻。長期受水澇災害的蘇北幾個州縣，終於擺脫了困境，水窪變成了良田，下河地區連年獲得好收成。此外，靳輔又在河南考城、儀封、封丘、滎陽一帶築堤修壩，也取得不錯的效果。總的來看，康熙二十二年以前，靳輔對黃河的治理，基本上使黃、淮複歸故道，避免了大規模的水患，保證運河基本暢通。康熙二十三年以後，治理工作進入一個新階段，那就是一方麵鞏固已有的成果，另一方麵尋找永久性的解決辦法。
2-3靳輔
靳輔對黃河、淮河的治理，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的治河方案有時遭到朝臣和水利專家的反對。一些方案實施以後也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在他任河道總督的近二十年間，幾次處在風口浪尖上，遭到彈劾。幸虧有開明的康熙帝為他做後盾，康熙對靳輔的忠誠、果敢、沉著和堅定，深信不疑，多次力排眾議，維護他的威望。在靳輔的意見受到激烈爭論時，康熙總是認真聽取各方麵的意見，甚至聽取最底層的意見，表現了很好的民主作風。他不僅重視理論論證的合理性，而且看重治河方案所取得的實際效果。他自己時刻關心治河形勢，親自研究治河方略，所提出的建議對正確解決治理問題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康熙對靳輔和陳潢的治河功績是肯定的，但隨著治河形勢的不斷變化，康熙與靳輔也有分歧，以致康熙二十七年，靳輔被免職。但此後不久，康熙就覺察到靳輔治河方略的正確，要求新任河總繼續遵循靳輔的治河思路。康熙南巡，靳輔被特召隨從。南巡途中，康熙也處處聽到江淮百姓、船夫對靳輔的稱讚，念念不忘他的好處，又親見靳輔所疏理的河道及修築的上河一帶堤壩，確實卓有成效，感到對他的處分失當，於是下令恢複他以前的銜級。靳輔在家閑居三年期間。仍然為治理黃河獻計獻策，發揮了一個治河專家的作用。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再次起用靳輔為河道總督，年邁體衰的靳輔，又為治河事業奮鬥了四年，於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死於任所。清廷給靳輔以隆重的祭葬，並批準江南人民的請求，在黃河岸邊為他建祠，追贈他為工部尚書。
一個為國家、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會永遠記住他的。靳輔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靳輔之後，繼任河道總督在康熙的親自督促下，遵循靳輔和陳潢的治河方略，鞏固了成果，基本上消除了黃河中下遊各省多年的水患威脅，為江淮地區的農業發展創造了條件。
康熙時期還治理了渾河，該河泥沙量大，有“小黃河”之稱，泥沙使河道淤塞，導致下遊常遭水災。康熙年間挑修了一條長二百多裏的新河道，將河水引入海中。從此以後，渾河安然，改名永定河。
雍正、乾隆時期，在重視治理黃、淮的同時，對江浙沿海的海塘也加強修固，為東南地區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農業的恢複和發展
經過明末戰亂，清朝建立初期，經濟遭到很大破壞，在康熙、雍正、乾隆統治時期，農業生產逐漸走向恢複和發展。
這時期農田麵積大大增加，水利得以興修，商品經濟在農業中有一定的發展，這些都為清王朝興盛奠定了豐富的物質基礎。
農業的發展首先表現為耕地麵積的擴大。據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奏銷冊統計，直隸、山西、山東、河南、江南等地的耕地麵積比以前都有一定的擴充。山東、河南比順治時期各增約200萬餘頃。江南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為95萬3000餘頃，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100萬頃，乾隆十八年(1753年)為150餘萬頃。拋荒最多的四川地區，順治十八年才1萬餘頃，到乾隆十八年已增至45萬9000餘頃。
清統治者還采取了種種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措施，鼓勵農業發展，獎勵墾荒。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政策更是寬大。鼓勵少數民族墾荒，這對當時耕地的增加，農業生產的恢複都起了一定作用。如山海關外的東北地區，盡管清朝政府實行封禁，但實際上，並不能阻擋關內人前去開發。新興城鎮吉林，康熙時“已有中土流入千餘家”，到乾隆四十六年，旗地、民地加在一起達35000多頃。內蒙古地區，由於大批漢人進入，沿長城一帶逐漸變為半農半牧經濟，而山東人尤其多。新疆就北疆而言，根據乾隆42年的統計，各類屯田已有56萬7000多畝。台灣的開發更快，因為土地肥沃，氣候適宜，閩廣“漳泉粵東之民，趨之若鶩”。總之，康乾時期，隨著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當時呈現出一派交往頻繁，共同開發邊疆的熱潮。這種互相促進的經濟聯係和並肩生產勞動結成的深厚情誼，對於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農業生產結構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高產作物，特別是甘薯和玉米得到了普遍種植和推廣。這兩種作物都是從外國引進的，適應能力強，產量高，深受廣大農民的歡迎。江南地區大麵積推廣雙季稻的種植，使產量大幅度提高。以前，江南地區隻有一次秋收，康熙末年，通過種植雙季稻，變為兩季成熟。
單季稻在豐收之年每畝最多收獲三石到四石，雙季稻兩次收獲，每畝總產一般均可達到六七石。其次，以贏利為目的的經濟作物，有了更大麵積的種植，主要是大規模地種植棉花。長江三角洲、河南、河北、山東等地，都是重要的產棉區，有的地區由於經濟作物種植得多，糧食種植相對減少，一度引起清政府的恐慌。除了棉花，經濟作物還有桑、甘蔗、煙草、茶、蘭靛、中藥材等。由於追求高產，謀求厚利，此時的生產經營者已經不再光靠節約成本了，而是在勞動組織、生產安排、經營管理等環節上都進行考慮。這種生產管理思想的轉變，與農業產品的商品化有密切的關係。
手工業的進步
在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手工業也逐步恢複起來，並有所發展。
順治二年(1645年)一度宣布取消匠籍並免征代役銀，表明國家對手工業工匠的控製和束縛有了前所未有的減輕。但到順治十五年(1658年)，全國即將統一，企圖恢複“班匠銀”，明諭“京班匠價，仍照舊額征解”。但全國各地多是匠戶逃散，籍名空寄，無法征收。康熙二年(1664年)下令將班匠價銀，改入條鞭征收，自此以後，各地陸續將“班匠銀”攤入地賦中征收，匠籍也就隨之逐漸的廢除。廢除匠籍表明手工業者對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的進一步鬆弛。匠籍廢除後，官府以“當官”或稱“應官”為名，對工匠鋪戶進行科派的現象仍很嚴重。雍正二年(1724年)廢除工匠當官差的製度，乾隆年間，又多次重申這一禁令。廢除“匠籍”、禁止“當官”之後，官府役使工匠，普遍地采取雇募的辦法，這種辦法的實施，是有利於私人手工業的發展的。
清朝時的稅收在雍正時實行“攤丁入畝”的政策，城市工商業者不再有丁銀的負擔，這也鼓勵了手工業的發展。
乾隆年間，在一般手工作坊內為坊主工作的雇工，很多都和主人同坐共食，並無主仆名分。這些現象也標誌著清朝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和手工業工人的社會地位，比以前有一定的提高。
清統治者為了鼓勵手工業發展，放寬了民營的範圍，除軍器鑄錢官營及景德鎮、南京、蘇州、杭州等地少數瓷窯絲織手工工場官營外，都允許民營。例如：開礦，清政府本來一直嚴行禁止，其原因在於害怕“聚眾生事”。康熙十四年(1675年)曾一度放寬礦禁，但隻限於恢複舊礦。其後，逐漸允許民間開采銅、鐵礦，把冶銅和煮鹽都改為私營或官督商辦。銅礦控製較大，生產物的一部分作為礦稅上繳，另一部分必須由官府用低價收買，嚴禁私銷。原來規定私人織機不得超過一百張的禁令，後來也取消了。這都說明清朝時民間手工業的種種限製已有相對的放寬。這些措施對當時工商業的發展是起了積極作用的。手工業者對國家封建依附關係的減弱和民間手工業的發展，是清代手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
最重要的手工業是紡織業，包括棉紡織業、絲織業及相關的行業。棉紡織業處在家庭副業和小商品生產階段，但包買商相當活躍，掌握著棉花原料的收購和紗布產品的運銷，棉紡織手工業者處在商業資本的控製之下。布匹的染色也有發展，蘇州一地即有染坊數百家，工匠多至一萬餘人。
冶業中，雲南銅礦的規模最大，資本雄厚，工人眾多，組織嚴密，采煉技術達到相當水平，全省銅產量最高時(乾隆中葉)達一天數百萬斤，但在官府的嚴密控製下，發展速度十分緩慢。采鐵、冶鐵，既供軍需，亦供民用，清政府的控製也很嚴格，官府資金雖未滲入鐵礦業，一般均由商民申請開采，但開采、冶鐵、招工、設爐、運銷均須報官批準、發給執照。廣東佛山是冶鐵中心，傭工數萬；漢口鐵業亦盛，有鐵匠5000餘人。
煤炭為民用必需，各地小煤窯很多，但清政府對采礦的政策長期搖擺，金銅煤鐵利益甚薄，為官方民間之必需，不能禁絕，但又害怕聚集大批礦工，反抗鬧事，故礦場時而被禁、時而準開。
2-4清代手工業品
製瓷是重要的傳統手工業，景德鎮瓷業最發達，內部分工很細密，工藝精致，在色彩、厚度、形製、上釉方麵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此外，熬鹽、伐木、造紙等手工行業均有相當清代手工業很繁榮，無論生產規模、雇工數量、分工細密、技術水平、產品質量方麵，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曆史的最高水平，並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較先進的經濟因素集中在長江、珠江下遊和某些地區、某些行業內。廣大的腹地、山區、邊疆，經濟文化很落後。整個中國，農業和小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封建經濟遠沒有解體。中國和當時先進的西歐國家相比，存在著很大差距。
商業的繁榮
清朝時期，商業貿易較明朝有了更大的發展。
國內市場的發展狀況是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標誌。明清時期，隨著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國內市場更有了顯著擴大。
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也相應地發展起來。
在康熙、雍正、乾隆時期，許多城市恢複了明代後期的繁盛，有些城市，如南京、廣州、佛山、廈門和漢口，較明代更加發展。長江沿岸的無錫是著名的“布碼頭”，漢口是“船碼頭”，鎮江是“銀碼頭”。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仕商群集，各地商貨薈萃，傳統的手工藝產品有景泰藍、雕漆、玉器等，前門外是繁華的商業區。北京城在明朝修建的基礎上，屢加修葺，形成了西郊園林區，有三山五園(暢春園、圓明園、萬壽山清漪園、玉泉山靜明園、香山靜宜園)。宮殿壇廟、街道河流亦經大力修建，形成了近代的北京城。揚州位於長江北岸，瀕臨運河，是淮鹽的集散地，經濟發達，財貿殷富，多富商大賈。南京、蘇州、杭州都是絲綢、布匹及其他手工業品的產地，產品遠銷各地，城內商鋪林立，作坊星布，附近土地肥沃，富農桑魚米之利；且文化發達，風景優美，蘇州有園林之趣，杭州有自然之勝。廣州是對外貿易的口岸，是封閉的封建中國與外國發生關係的窗口。
2-5清朝時期的商業
商業發展使白銀成為主要流通手段，銅錢隻起輔助貨幣的作用。大商人都擁有數十萬兩或數百萬兩的資金。最大的商業資本集團是晉商、兩淮鹽商和廣東的十三行。這些商人具有官商的性質。山西商人開設的票號、銀號，主要的業務是代官府解錢糧、收賦稅以及代官商辦理匯兌、存款、放款、捐納等事。十三行是經辦對外貿易的商人團體，他們對官府的依附性也很大。雖然他們在發展商品經濟中程度不同地發揮過作用，但由於對封建肌體的寄生性，在分解封建生產方式方麵並不會起太大的作用。
雖然商業在清朝有所發展，但是，清政府把工商視為末業，執行“抑商”政策。對於那些有大利可圖及有關國計軍需的手工行業，政府插手幹預，指定官商，實行壟斷。對於其他手工行業，允許商民經營，但控製亦嚴，且高額征稅，低價收購，無償攤派。手工業中還普遍存在著濃厚的地域性、排他性的行會組織，這些都妨礙手工業的自由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