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05年夏天，陳光甫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敲響了駐美公使辦公室的大門。出乎他意料的是，梁同成熱情地接待了自己這個素昧平生的自費留美學生，並當場答應每月向他發放100美元的留學補助金，這簡直就是把他視同公費留學生看待，從而卸下了壓在他身上的沉重的經濟負擔，並在不久之後轉入威斯林學院。
這件事讓陳光甫銘記終生，他一生做人低調，卻極重感情，一旦朋友同事有難，總是熱心相助。這種重友情、重感恩的品質底色，也是在留美期間鑄成。
十幾年後，著名女作家楊絳的父親楊蔭杭因為剛正不阿，被北洋政府在京師高等檢察長任上停職審查，楊憤而返回無錫老家，不料卻生了重病，家裏生活一時陷入困境。陳光甫與楊蔭杭是賓州大學校友，得知消息後，他曾多次抽空從上海前往無錫探望並給予生活幫助。這不僅給老友帶來很大安慰，也讓楊絳記憶深刻。
1906年，陳光甫進入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
這所馳名世界的高等學府，向這個中國學子展示了一個全新的現代商業世界，帶給他一段美好的人生時光。在這裏，他不僅用3年的時間學完4年的大學課程，而且擁有了專業的金融知識、技能和眼光。
緊張學習之餘，雖然陳光甫從未約會過任何美國女孩，沒有參加過一次周末舞會，但他沒少參加各類社會活動。他曾被推舉為中國留學生聯盟的財務委員，為了籌集聯盟活動經費。他精心策劃過多場成功的商業活動，擅長理財的天賦初步顯現。
陳光甫對“服務”的深刻理解也源於沃頓求學期間。當時，他總是按習慣到銀行提取每周10美元的微薄津貼。每一次，取款銀行的一名女出納總是微笑著對他說：“孩子，你已把錢用完了嗎？其實，你現在不應該花這麽多的。”這個女出納一以貫之的微笑與勸誡，終生銘刻在陳光甫的腦海裏，他後來曾回憶說，這是他平生所受的第一堂銀行服務課程。
沃頓期間，還有一件事極大地影響了陳光甫的人生。那是1907年，因生產過度擴張與貨幣收縮而引發了一場美國金融危機，當時，人們極度恐慌，工廠倒閉，股市暴跌，美國政府幾乎束手無策。此時，美國資本大鱷摩根銀行挺身而出，臨時承擔起中央銀行的職責，從而挽救了差點崩潰的美國經濟，重樹了世界各地投資者對美國金融市場的信心。
目睹了這一金融風暴的陳光甫，從此將摩根視為心中的偶像，也堅定了自己回國創建銀行的決心。
美國5年，奠定陳光甫一生事業與人生的根基。在美期間，與孫中山、孔祥熙等人的交往，使他與以後的國民黨人建立起一種天然的聯係，這決定了其一生的政治立場，當然也影響了他後來在1927年春天、1949年秋天兩個重大曆史轉折關頭的人生抉擇；而留美期間的廣泛人脈，既是他一生金融事業的最大臂助，也決定了他在重大事件麵前堅定的親美態度。
試 水
1909年冬天，陳光甫終於回到闊別5年的故鄉。
留學歸來，不少校友都前往北京謀求官職，但陳光甫卻不這樣想。他的理想不是做官，而是經商。
經人推薦，陳光甫受到“清理江蘇財政局”總辦應德閎的重視，邀請他辦理財務，並進而受到江蘇巡撫程德全的賞識。這一時期的陳光甫非常活躍，他常常與朋友們聚會，暢談國是，關心革命。
一次聚會上，一位友人問道：“諸位，若革命一旦發動起來，必然需要大量資財。你們說，這筆經費如何才能籌措得到？”眾人平時高談闊論慣了，很少想到解決實際問題，猛一聽居然一時無言可對。過了半晌，還是陳光甫打破僵局：“可否在江蘇的裕蘇官錢局做點文章？”“主意倒是好主意，隻是如何實施呢？”這句話提醒了他，當務之急是要有可行之策。
此次聚會，讓陳光甫的事業心受到強烈的慫恿。他不滿足於裕蘇官錢局官辦銀行的經營現狀，希望自己能夠一試身手。辛亥革命成功後，江蘇都督程德全委托他在蘇州創辦江蘇銀行並擔任總經理。
十年寒窗，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陳光甫躊躇滿誌，決心幹一番事業，打造一家全新的官辦銀行。為此，他在走馬上任後，先後采取了八項措施：第一，將總行遷往上海，以便在金融中心擁有一席之地；第二，為了與國際接軌，引進歐美銀行的現代管理模式；第三，聘請專門人才，采用新式銀行簿記；第四，為了降低金融風險，放棄紙幣發行權。第五，設立貨棧，提倡實物信用；第六，吸引社會資金，開展儲蓄業務；第七，建立查賬製度，提高銀行信譽；第八，培訓在職人員，增強銀行的辦事效能。
這八項措施，一反以往各省官錢局舊習，在整個中國金融界激起巨大反響。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正當陳光甫事業蒸蒸日上之時，一場殺身大禍卻從天而降。
1913年，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歸於失敗。與孫中山撕破臉皮的袁世凱豈肯善罷甘休，嚴令捕殺革命黨人。一天，袁世凱聽說江蘇銀行出資資助肇和兵艦炮轟江南製造局，不由發怒道：“江蘇銀行總經理竟敢動用銀行資金支持叛軍行動，真是膽大包天！”於是，他下令殺掉陳光甫。
好在袁世凱的手令先被總統府秘書長張一麇看見。張一麇是江蘇吳縣人，1908年袁世凱被清廷放逐，回到河南項城原籍，張一麇也隨之被解職還鄉，兩人算是患難之交。
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曾與陳光甫在江蘇短暫共事。他對陳光甫的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鄉，豈能見死不救？看到手令後，張一麇馬上找機會在袁世凱麵前為陳光甫開脫：“江蘇銀行的資金，是在軍人持槍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陳光甫也是出於無奈。如今下令嚴處，似有不妥。大總統一向獎懲分明，令人心悅誠服，萬不可因此事落下話柄。不妨留待進一步查明實情之後，再做處置。”
袁世凱聽後，覺得言之有理，也就答應張的請求，此事便不了了之了。這一切，遠在上海的陳光甫毫不知情，他不知道自己曾命懸一線。
禍不單行。陳光甫剛剛躲過殺頭，又碰上另一場災禍。
“二次革命”時，張勳為袁世凱立下了汗馬功勞，因而被派往江蘇任都督。張勳上任後，立刻責成陳光甫把江蘇銀行的存戶名單抄報上去。接此命令，陳光甫感到可笑。為儲戶保密，這是銀行業的起碼規矩。張勳這麽做，簡直是綠林大盜般的蠻橫行為。他深知張手中不僅掌握著權柄，還握有刀柄。然而，屈服於**威，豈不是對不起存戶嗎？
思前想後，陳光甫決定挺直腰杆，他以“銀行有為存戶保守秘密的義務”為由，拒絕呈報儲戶名單，並將此舉提交銀行董事會討論，獲得讚同。隨後他提出辭呈。
陳光甫的回應，令張勳大吃一驚：一個文文弱弱的洋書生，竟膽敢抗命不遵，真是自找死路。於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陳光甫江蘇銀行總經理的職務。
這場風波的真相，很快被上海《大陸報》披露於報端。人們對陳光甫敬佩不已，紛紛為陳光甫打抱不平。
標 新
離開江蘇銀行後，陳光甫陷入深思，他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
回國後的種種遭遇，讓他意識到：政局動**，風雲變幻，個人的理想和抱負是如此脆弱。對他曾有知遇之恩的兩位封疆大吏：端方和程德全，一個死於非命，一個遁入空門。可見政治是危險的，最好是遠離政治。
改造官辦銀行之路看來很難走通，陳光甫決心避開官場幹一番自己的事業。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帝國主義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實業迎來了發展的良機。機不可失，陳光甫決心抓緊創建一家自己能掌控的銀行。
一個好漢三個幫。陳光甫首先找到他的兩個摯友——張嘉璈和李銘。張嘉璈時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李銘時任浙江銀行稽核。他們都是海歸，三人年齡相近，正值血氣方剛的青年時期，在上海銀行業中有“三兄弟”之譽。
一開始，陳光甫向他們二人征求意見時，他們並不讚同。他們認為，開銀行必須要籌措大量資金，而這談何容易！但陳光甫卻不這樣想。他認為，銀行開辦之初，並不需要巨額資金，也不必與其他商業銀行較量股金份額的多少。最重要的是，他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空白。
當時，市麵上的銀行，無論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政府與外國商人大宗生意上的外資銀行，還是把眼睛盯在達官貴人身上的國內銀行，它們對於小商人與普通老百姓都不屑一顧。所謂金融事業事實上成了“大人物”的專利，而普通老百姓在銀行的高樓大廈麵前卻望而卻步、不敢問津。這樣，在大銀行與小百姓之間有一個巨大的真空地帶。
陳光甫用他銳利的目光，發現了銀行之林中尚閑置著的這片隙地。他認為，先集資5萬元～10萬元，銀行即可以開業。開業之後，可以通過吸收普通百姓的小額存款來逐步累積資本。隻要真正提供優良的服務，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
集腋成裘，螞蟻雄兵。到那時，資本的積聚和運用這兩大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陳光甫的獨到見解和精辟分析讓二位摯友深深佩服，馬上就幫助他著手籌備。
錢少也是錢，而陳光甫一點資本都沒有。經李銘介紹，他說服一個叫莊得之的買辦拿出7萬銀元，作為建行資本。莊得之出資最多，擔當董事長，而陳光甫在莊的幫助下才勉強湊夠了5 000銀元資本，出任總經理。
1915年6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寧波路的一幢石庫門房子裏開張了，資本不足10萬元，職工隻有七八個人。開業那天，陳光甫既沒辦酒席，也沒有請錢業董事，唯恐被同行恥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下簡稱上海銀行）就這樣靜悄悄地誕生了。
在強手如林的上海灘，一家知名度很低的小銀行怎樣才能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呢？“本行所恃為命脈者，即為‘服務’二字。”陳光甫響亮地回答，從而打破了銀行業以往高高在上的傳統形象。
有一次，陳光甫到底下一家銀行視察，問一個經理：“我們服務顧客時怎樣做到更好？”這個經理立即答道：“不論顧客辦理業務的數額是多少，不管他是1 000元、100元還是1元，我們都熱情接待，這樣才使我們的服務能夠到位。”
這個經理覺得自己答得不錯，不料陳光甫卻說：“你隻回答對了一半，他就是1分錢不辦，隻要他來到銀行裏麵，你就要熱情接待，你就要為他服務好。”
本著服務社會這一理念，陳光甫決定上海銀行1元起存，方便顧客特別是普通大眾。1元起存，就是1元錢就可以開戶，這在當時的金融界是個破天荒般的創舉。
在陳光甫之前，多數銀行是不重視儲蓄的，但陳光甫卻巧妙地抓住了這個市場空白，不僅逐步發展儲蓄業務，而且以“儲蓄”二字為銀行冠名。陳光甫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被當時的許多人嘲笑。
1915年的一天，開業不久的上海銀行迎來了一個特殊的客人。這個中年人拿著一張100元的鈔票，得意揚揚地要開100個1元的賬戶。銀行的職員熱情接待了他，不厭其煩地一口氣寫下100個戶頭。拿著存折，中年人心悅誠服地滿意而歸。
這場惡作劇傳出去後，反而讓不少人很受感動，記住了這家石庫門裏的“小小銀行”。這家小小銀行，不僅受到很多老百姓喜歡，也受到一些大人物的關注。
一天，陳光甫正忙得不可開交，一個職員進來報告：“經理，有人要見您。”他頭也沒抬說：“請他進來吧。”
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陳光甫抬頭一看，不覺一愣，驚訝道：“哥們兒，是你？”來人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孔祥熙。當年，陳光甫在聖路易世博會看攤時，孔祥熙正在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學院就讀，曾利用暑假時間前去參觀，因而與陳光甫相識。同是身處異鄉，兩位年輕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自那一別，將近10年了。
“孔兄，你看上去滿麵春風，應該混得不賴，今天怎麽有空光顧我這小小銀行？”“我今日是受人之托而來。”“您受何人差遣？有何公幹？”“中山先生委托我，給你這上海銀行送來1萬元股金。”
陳光甫聞聽後深受感動，很久沒有見到孫先生了。此時，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帶水的東瀛組織討袁，沒想到他在百忙之中還惦記著自己這個小人物，這是何等可貴！尤其是在這處境艱難的創業初期，孫先生的理解與支持，其價值絕不是用錢數可以衡量的。就像他當年贈與孫先生的5美元一樣，那不是金錢，而是心意！
扶 商
夜風徐徐，人聲靜寂，星光之下的西子湖水麵平展，波瀾不興。站在岸邊的陳光甫，心情卻正好相反。他心潮起伏，腦子裏反複盤旋著白天遇到的一位外國銀行家的斷言：“中國的銀行是不會辦好的。”
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陳光甫的心，使他不由得想起漢口報關行英國職員傲慢的神態，國際博覽會上洋人們藐視的目光，素日與洋行打交道時遭到的冷遇……
麵對這些刺激，他暗下決心：一定好好辦個銀行給他們看看！這是1920年暮春時節，上海銀行已經創業5年。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外資銀行卷土重來，開始打壓中國本土金融機構。當麵譏刺陳光甫的，就是一家英資老牌銀行的大班。這位老外的話雖難聽，但離事實真相不遠。不要說那些官辦銀行，就是上海銀行這樣的新興金融機構，毛病也很多。
5年來，1元起存解決了上海銀行資本來源問題，但如何持續有效放貸卻成為一個難題。畢竟，錢隻有放出去才能盈利呀！市場風險莫測，一不小心，就會麵臨滅頂之災。陳光甫首先想到的是山西票號的教訓。
民國初期，曾經叱吒風雲的山西票號紛紛倒閉。為什麽擁有多種優勢的票號，生命力居然會如此脆弱，清朝一亡即分崩離析？根本原因就是它們過於奉行上層路線，對官僚的依靠就像吸毒一般日益上癮。
要想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另辟蹊徑。陳光甫將目光瞄準正在蓬勃興起的民間企業。這樣的經營策略，可能會讓當年的山西票號笑掉大牙。是呀，山西票號稱雄海內外數十年，卻幾乎沒有扶植出什麽大企業。然而，要想“抵製國際經濟侵略”，除了“輔助工商實業”，還有什麽更好的法子呢？
上海銀行雖然小，但陳光甫卻決心與民族企業家並肩成長。於是，在上海銀行的股東名單裏，陸續出現了諸多工商界巨子的名字：商務印書館大股東夏仲芳、中國近代實業家徐靜仁、糖業大王黃靜泉……還有張謇和榮氏兄弟。
民間企業雖然充滿朝氣，但死亡率也不低。
為降低放貸風險，陳光甫提倡對事不對人，重視對物信用，這就比錢莊要高明。不管個人信用和情麵，隻看你這個企業是不是有實力，你這個企業是不是經營規範。陳光甫要求對所有放款對象進行誠信和財產調查，摸清他們的家底，為放款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女婿奚東曙，在天津經營商號，平時出手闊綽，許多銀行都想巴結這位財神爺，紛紛貸款給他。陳光甫卻通過調查獲知，此人暗中從事投機倒把生意，隨時可能破產。於是陳光甫嚴令對其加以防範。不久，奚東曙攜款逃亡，許多銀行因巨額壞賬損失慘重，而上海銀行卻毫發無損。
美亞保險公司的老板史帶，是一個夾著皮包到上海灘冒險的美國窮小子，曾經潦倒落魄，人稱“黃毛老賴”。20世紀30年代初，史帶需要貸款，多家銀行將他拒之門外。可陳光甫派人調查後發現，當時美亞保險已經“雇有西籍職員30餘人，華員約200人”，且史帶其人“饒有資產，信譽殊佳”。於是，陳光甫不僅貸款給史帶，還購買了不少美亞公司的股票。許多年以後，史帶被譽為“遠東保險王”，他的美亞保險也發展成了全球保險業的巨頭——友邦保險。
能與企業同舟共濟，關鍵時刻能挺身而出，這讓陳光甫深受企業家們的尊敬。
當年上海申新業務不佳，麵臨破產，各路債主上門逼債，榮氏兄弟走投無路。此時，作為主要債權人之一，陳光甫整夜陪著榮宗敬，怕他想不開。經與榮氏兄弟商量，由銀團派人前往申新兼任副總經理，監督申新運管；與此同時，上海銀行牽頭繼續貸款支持。此“發兵救兵”之策，光甫日後論及，頗為得意，認為這是將兵法的原則運用到銀行業務。果然，不出5年，申新扭虧為盈，所借中國銀行及上海銀行共3 000餘萬元款項悉數還清。當時，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一心想將申新收由自己經營，曾當麵要榮宗敬回家養老，而陳光甫堅持“銀行隻做銀行”，隻求收回本利，不想侵吞他人產業，宋子文最後隻得放棄。
後來，為了更係統地防範風險，陳光甫還在銀行內成立了調查部。調查部不僅關注個人信用，分析企業經營，更對重大投資地域及方向選擇提供決策支持。
1928年初春，陳光甫因激賞資耀華發表在《銀行月刊》上的文章，托人誠邀其加盟上海銀行。資跳槽加盟後，陳光甫非常信任他，委托其主持調查部工作。
1930年，陳光甫派資耀華去東北考察開設分行的可能性。東北的銀行同仁熱情招待，百般邀請，但資的考察結論是：“東北三省已經成了一個大膿包，遲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膿包穿了再看。”
次年，日本侵占東北，“九一八”事變爆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終於沒有匆忙進入東北，這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事後，陳光甫與資耀華談及此事時，大家額手相慶。
擠 提
“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兩句話，用來形容陳光甫，可謂恰如其分。
但一向謹慎的陳光甫，怎麽也想不到，上海銀行會遭遇擠提風潮。要知道，這可是銀行家們最害怕的事。當年紅極一時的胡雪岩，就是栽在了錢莊擠提風波上，斷送了一世英名，最後連命都賠進去了。
更令陳光甫想不到的是，這樣的厄運，是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夏天開始的。1931年6月，上海銀行的新辦公大廈落成。嘉賓盈門，高朋滿座，與16年前悄然誕生時的落寞相比，真是天差地別，恍若隔世。
望著嶄新的上銀大廈，陳光甫感慨萬分。這座嶄新的大樓，標誌著上海銀行已經躋身於中國最有名的大銀行之列。十幾年的風風雨雨，5萬多個日日夜夜，發展到如今地步，是多麽不容易啊！
但陳光甫的喜悅沒有持續多久，就被一場暴雨衝得個幹幹淨淨。當年7月27日，長江中下遊大雨滂沱，長江、漢水暴漲，江、漢合流處江堤潰決，漢水浸入漢口市區。消息傳來，陳光甫的心一下揪緊了。上海銀行作為押款而存放在漢口倉庫的幾十萬擔食鹽，時刻麵臨雨淋水浸。水情緊急，函電不斷送來，令陳光甫觸目驚心。
8月17日，武漢江水達到55.6英尺，漢口各輪船公司碼頭貨棧下層全部被水淹沒。鹽，那幾十萬擔食鹽，付之汪洋了！僅此一淹，上海銀行損失將近200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消息傳至上海，不僅引起了上海人的憤怒，也造成了銀行客戶心理上的恐慌。緊接著，9月21日，英國宣布廢止金本位，一時國內外債券暴跌。雖然涉足不多，但上海銀行損失自不可免。
值此多事之秋，一些覬覦上海銀行的別有用心之人，開始下手了。“漢口損失數百萬元，債券損失兩千餘萬元，上海銀行馬上要破產了。”這樣的謠言不脛而走，客戶們大為恐慌，唯恐自己辛辛苦苦積蓄的一點資金有什麽損失，爭相湧向上海銀行，提取存款。
9月22日大清早，上海銀行門前人頭攢動，擁擠不堪，平日所備的準備金被大量提走。一開始，陳光甫沒太在意，對擠提風沉著應戰，指望謠言不攻自破。不料，3天過去，擠提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提走的存款已達總庫存的一半。
平素穩健老練的陳光甫，此時心中也沒了底。紛紛擁入的人群，爭先恐後的眼神，讓他背上突然有種冷冰冰的感覺，不禁渾身打了個寒噤，他似乎看到胡雪岩那悲涼而絕望的表情。迫不得已，陳光甫隻好四處求助。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至交張嘉璈。
接到電話後，張嘉璈立即命令中行各分行盡全力支持上海銀行各分支機構，並允許上行以新辦公大樓做抵押，貸借80萬元，用以應付提存。
為救兄弟，張嘉璈真是豁出去了。他下令特別開倉，用現銀聲援。他命人從仁記路的上海中國銀行把一箱箱的現金運往寧波路的上海銀行，擺在那些忙於提存者的眼前。一箱箱現金川流不息地運來，暫時驅走了提存者心頭的疑慮。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則把大量現洋故意堆放在營業櫃台上和樓道內的顯眼之處，堆積得像小小的銀山。
但背後的黑手豈肯罷休，新的謠言再次風傳。“張嘉璈假公濟私，很快就要被查辦；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已經不再支持商儲了，商儲這回非垮不可；陳光甫的老婆孩子早已出國，他自己說不定哪天也跑了。”
剛剛安靜一天，擠提風潮再起。
這一回，上海銀行門外的馬路上人山人海，客戶個個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呼天搶地，簡直是不顧生死，而手裏拿著的，不過是幾十元、兩三百元的存單而已。還沒提到款的存戶如喪考妣，甚至威脅今天再提不到錢，就在商儲門前上吊。
1元起存的負麵效應，在這危急關頭，不幸顯現。
陳光甫感到絕望了。他撥通了南京政府財政部的電話，向另一個哥們兒錢新之求救。錢新之告訴他：“政府也幫不了你，趕緊去找杜月笙杜老板吧，他有辦法。”
身為海歸的陳光甫，一向很少與本土幫會交往。情急之下，他想起同鄉楊管北。楊管北祖上為鎮江富豪，是杜月笙的重要經濟顧問，與陳平日交情挺好。
楊管北沒想到，自己一張嘴，杜月笙就慨然應允。杜先是撥通電話，通知上海灘的各路朋友都往商儲銀行裏存點錢。然後，自己提著100萬元現款，親自送到商儲銀行。不久，租界裏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提著大包小包，出現在上海銀行門口，聲稱來存錢。銀行存款部主任得了陳光甫的通知，早在大門口恭候了。各路大亨魚貫而入，“歡迎”之聲不絕於耳。
這個場麵把擠在門口等提錢的人鎮住了，他們交頭接耳，議論紛紛。隻見來存款的人就像走馬燈似的絡繹不絕，人們的情緒漸漸穩定下來了，開始慢慢散去。往後的一個禮拜，來提錢的人數急劇下降，逐漸恢複到平常水平。
至此，上海銀行總算搖搖晃晃地挺過了這道鬼門關。這是陳光甫一生最提心吊膽的時光。對那些伸出援手的貴人，他知恩圖報，終生難忘。
後來，杜月笙主辦的中匯銀行新建大廈落成，營業規模擴大，陳光甫立刻以“堆花”方式，將50萬兩白銀存入，讓杜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
遠 足
陳光甫有兩大愛好，一是讀書，二是旅遊。他自稱是“一個酷好山水、南北東西之人”。這一點，非常符合中國“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古訓。
陳光甫要求銀行的分行經理們每年旅行一個月，“無論欲往何處，均聽自由”，旅費則由銀行全額負擔，目的是“以放寬眼光，增加知識”。
1923年年初，陳光甫在香港擬往雲南旅行考察，便到一外商經營的旅行社購買船票，見該社售票處的外籍職員與一女子笑語謔聲地交談，陳靜立良久也無人理睬。陳光甫實在忍受不住了，就上去質問對方。誰知那個外國小夥子不僅不解釋，反而冷笑著說：“你不滿意，你們中國人為什麽不自己辦一個呢?”
當時，國內旅行社都是英、美、日等洋商所辦，中國人無論旅遊還是公幹，辦理手續都要經過他們之手。洋商不僅收費高昂，而且態度傲慢無禮，根本看不起中國人，但因為沒有自己的旅行社，因此，國人受氣也無可奈何。
這一回，陳光甫雖然生氣，也隻好頹然而退，轉往通運銀行購票。旅程途中他思潮起伏，想起小時候坐船往返鎮江與上海時的遭遇。
那時候，中國人隻能坐三等艙，與提供西餐的頭等艙是分開的。中國人如果誤入西餐廳，會受到服務員的嗬斥，甚至是毒打。三等艙位於船尾，包括一個大的肮髒的木板鋪位，服務很粗魯。
沉痛的記憶，讓陳光甫輾轉難眠。反複思量後，他毅然決定創辦中國人自己的旅行社。
從雲南回來後，陳光甫即著手籌建上海銀行旅行部。當年4月，上海銀行正式呈文北洋政府交通部，提請代售火車票，辦理旅行業務。當時交通部正召開全國鐵路聯運會議，該案一經交議，立即遭到身居要職的鐵路洋員反對。他們的表麵理由是英、日、美、法等國在華均有旅行機構，絕無再設的必要，實際上是擔心會削減外國在華旅行機構的既得利益。幸好時任交通總長的葉恭綽、路政司司長劉景山及各路華員皆竭力支持，所以經激烈辯論後終獲通過。
8月1日，上海銀行旅行部正式宣告成立。這一天，是中國旅遊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天。按國際慣例，商業性旅行社的產生是一個國家近代旅遊業誕生的標誌。
上海商業銀行旅行部最初僅在上海代售滬寧、滬杭線火車票，後陸續與長江航運、南北海運及外國各輪船公司訂立代辦客票合同，不久便推廣至京綏、京漢、津浦各鐵路，並在各地分行添設了若幹旅行社分社。隨著旅遊業務的擴大，1927年6月，陳光甫決定將旅行部從銀行中分出來，成立中國旅行社。至此，中國開始正式出現大型旅遊事業。
中國旅行社在設立之初是虧本的，以後也長期不能盈利，因此上海銀行內部不少人反對這項生意，同仁好友也紛紛勸陳光甫停辦，但陳不為所動，始終堅持辦理。每逢這個時候，他總是對大家說：“天地間萬物有重於金錢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遠勝於得一人之金錢。今旅行社博得社會人士無數量之好感，其盈餘為何好耶?” 他還強調：“這個旅行社雖說年年虧本，但為國家挽回了不少的利益，不然又多送外國人許多錢了。”
“人爭近利，我圖遠功，人嫌細微，我寧煩瑣。”中國旅行社的辦社理念與服務宗旨，與上海銀行如出一轍，再一次體現了陳光甫為人做事的原則與長遠眼光。
為了讓中國旅行社在競爭中站穩腳跟，陳光甫祭出四樣法寶：一、顧客至上，服務社會。旅行社第一任經理朱成章就曾多次身穿招待員製服上車站迎送旅客或親自駕車為旅客購票。1930年年底，陳光甫北上經徐州車站時，看到三等車乘客風餐露宿於車站，立即囑咐中國旅行社在若幹地區設立招待所和食堂。二、發揚國光，服務旅行，推進文化。陳光甫聘趙君豪為主編，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旅遊刊物《旅行》，該雜誌圖文並茂，介紹國內外名勝古跡，深受國內外遊客好評。陳又聘美籍記者斯諾撰寫中國風景名勝的英文小冊五種，分寄外洋各機關、各輪船公司、各鐵路及航空公司。當時許多名人致函中旅，嘖嘖稱道。陳光甫認為：“此種宣傳力甚大，人人知有中國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銀行。”三、以人為本，嚴格要求。“笑臉相迎，衣著整齊，手麵清潔”是陳光甫對員工的基本要求。中旅員工一律招考錄用，通過培訓、實習，達到一定水平後才安排工作。工作後先在各部門輪流循環工作，多年後便成為一名旅遊業的多麵手。至於人員的升降，一律以才能學識為標準，定期擇優送英美深造。四、一魚多吃，敢於創新。中旅代辦出國留學一條龍服務，深得留學生歡迎。從介紹歐美著名大學的章程起，到登記名單、辦理留學證書、出國護照、入境證、訂艙位、代換外幣，直至對方國家派員到碼頭時迎候，再送上火車去應考、留學的學校，這一切都由中國旅行社一手操辦。至於中旅社發行的中外旅行支票，不僅為旅客提供了方便，還為上海銀行多了一筆活期存款，這在現代中國金融史上也是值得一書的。
雖然長期虧損，但陳光甫始終認為，經過積累經驗，改進經營管理，增加服務項目，這種“有形的虧損”是可以轉變為“有形的盈餘”的。1936年，中國旅行社終於盈利，當年盈利60萬元。
更有價值的是，經過多年的努力，中旅成為當時國內第一，在國內外也屈指可數的大型旅行社，創下了一個金字招牌，這樣的輝煌，迄今無人能夠超越。
1936年年底，周恩來在處理“西安事變”時，曾入住中旅華清池招待所。足跡遍及國內外的周公，有感於中旅優質的服務，曾對中旅負責人說：“你們中國旅行社是中國最好的服務單位。”這是對中旅最高而又最貼切的讚譽。
使 美
“敬遠官僚，親交商人。”陳光甫的這句經營口號，業內外聞名。
他下海創業，就是要創建一家徹底的民營銀行。在生死攸關的擠提風波中，救他的不是國民政府，而是一幫商界的哥們兒，甚至是杜月笙這樣的黑幫老大。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個地地道道的商人沒有料到，盧溝橋的槍聲，不僅打碎了蔣介石的綏靖夢想，也毀掉了他一向不問政治的誓言。一手推動陳光甫出山的，正是蔣介石。
抗戰開始不久，國民政府就委派陳光甫作為特使，赴美洽談租借條約。一個商人的外交，在國難當頭之時，不期然地登上國際舞台。
1938年夏，日軍進攻漢口。羅斯福擔心中國無力持久抗戰，決定請政府派特使赴美磋商借款事宜。這件事，最恰當的人選，按說是宋子文。這哥們兒是留美海歸，既是國舅，又是英美派的代表。
不巧的是，這時候，蔣介石正與自己的這個小舅子鬧矛盾。瞅著宋子文“你要打通美國關係，就非我不可”的架勢，老蔣就有氣，心想派誰都行，就是不能派你。
蔣介石既不肯對宋讓步，財政部長孔祥熙又不中用，那麽，派誰去呢？還是美國人幫助老蔣解決了人選問題。
羅斯福的邀請發出了一段日子，中國卻總是提不出特使名單。眼瞅著要誤事，美國財政部駐華代表幹脆直接點名，他通知孔祥熙，希望中國政府能指派陳光甫赴美磋商財務事宜。
身為留美海歸，又是中國最成功的銀行家之一，陳光甫很被老外們看重。特別是美國資本家很看得起他，因為他從美國學到本事，能靈活運用而得到成功。在美國資本家眼中，陳僅次於宋子文。
蔣介石本人對陳光甫印象也不錯，當年南京政府剛剛成立，多虧陳老板幫忙籌集3 000多萬救命錢，才挺過難關。雖然陳後來不太與政府來往，但這個功勞蔣始終沒忘。由陳代宋，孔祥熙也滿意，畢竟陳老弟是有多年交情的哥們兒，怎麽也比宋家那小子強。
1939年9月9日，陳光甫由中國香港秘密起航，10天後飛抵美國首都。在美期間，他與當時中國駐美大使胡適一起，通過多方斡旋，得到美國財長摩根韜的支持和羅斯福總統的允準，簽訂了“桐油借款”2 500萬元的協議，嗣後又簽訂“滇錫借款”2 000萬元的協議。
這些協議，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仰人鼻息，山姆大叔的氣可不好受。因此，破冰之人在得到水如泉湧的喜悅之時，不免有寒冰刺骨的感覺，個中滋味，隻有陳光甫自己知曉。
他在日記中寫道：“餘在此間接洽事宜，幾如賭徒在賭場擲注，日日揣度對方人士之心理……無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蓋自知所擲之注，與國運有關，而彼方係富家闊少，不關痛癢，幫忙與否，常隨其情緒為轉移也。”
這從摩根韜事後出版的有關中國部分的日記中，也可窺見一二。
陳光甫：“部長先生，我希望我的說話，不會耗費你很多的時間。”
摩根韜：“很好。你還有十分鍾。”
陳光甫：“現在言歸正傳。因為中國有戰事，我們缺少物資。所以我今天向你請求另外的支持。我有孔部長（孔祥熙）的電報，要我轉達你，對你關切中國的抗戰，深表感謝。同時孔部長願向你提出一筆7 500萬美元的借款。”
摩根韜：“（裝聾作啞）我今天的聽覺不大好。很奇怪，我的聽覺，有些毛病。我聽來好像是7塊5毛。”
陳光甫：“信用借款，就像上次2 500萬美元一樣。購置農產品和製成品，分10年攤還。中國每年提供一萬噸錫，一共10年。這些錫的收入，還給中國政府，作為付還雲南省政府、水腳小保險及借款之用。”
摩根韜：“請你向孔部長致意問好。現在還有其他什麽事？”……
這次能不辱使命，與陳光甫以往的美國同學、朋友的支持分不開，特別是布克幫了不少忙。布克是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的丈夫。借款之行讓陳光甫深切認識到，救國靠的是自力更生，而不是外援：“自助愈勤，人助愈力。國際間無慈善事業，無可諱言。”
在美期間，陳光甫與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結下了終身的深厚友誼。關於陳光甫在美的活動，胡適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光甫辦銀行30年，平日隻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別人的臉孔，此次為國家的事，擺脫一切。出來到這裏，天天仰麵求人，事事總想不得罪美國財政部，這是他最大的忠誠、最苦的犧牲。我很佩服他這種忠心。”
在送給陳光甫的一張照片上，胡適寫下了那首著名的打油詩，以紀念兩人當年在美求援的日子：“偶有幾根白發，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隻能拚命向前。”
解 凍
1949年是中國命運的轉折點，也是陳光甫人生的分水嶺。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光甫敏感地看到：“所謂資本主義之經濟已演變為福利經濟。”因此他認為，應該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定為戰後中國經濟建設的目標。遺憾的是由於內戰爆發，陳光甫的計劃根本不可能實現。
後來，迫於國內外壓力，蔣介石決定改組政府，吸引社會各界人士參政議政。
這一次，陳光甫也積極參與，他在日記中這樣評述：“今天的政府好有一比，所謂三句話不離本行，國民政府正如一家銀行，國民黨辦了20年沒有辦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兌現，或是怎樣，這家銀行岌岌可危，於是總經理蔣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東來，或者比傳的更確實些，請幾個新董事而總經理不變，希望因為這些新分子而銀行可以暫渡難關，依然維持下去。”
但陳光甫很快發現，這一切都是假的。
國民黨假民主、真內戰的行徑，讓民族資本家們很快陷入絕望。但陳光甫對國民黨執政20多年的失望，並沒有使他認同陌生的共產黨。對於打敗了國民黨的共產黨，他的心態極為複雜，顧慮重重。
1949年，一生謹慎的陳光甫作了一個折中的選擇。既不去台灣，也不留在內地，而是出走香港，不久即在香港成立新的上海商業銀行。此時，這位民國第一銀行家成為國共雙方都拉攏的對象。毛澤東把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送給他，蔣介石則威逼他不得回內地……
1951年10月1日，受國內外形勢影響，新成立的上海銀行的員工們在香港分行門前升起了五星紅旗。此事引起了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注意，導致美國凍結了上海商業銀行600萬美元的國外資產。
這筆錢絕不容有閃失。這是出走後陳光甫能掌控的主要資產，是他及其管理團隊的養命錢。從這天起，為了這筆錢的解凍，陳光甫踏上了漫長的“上訪”之旅。
就在陳光甫四處奔忙時，香港上海銀行再遭重創。香港分行貸款額中有很大一筆貸給了星光服裝廠，而這個客戶並不具備貸款條件。陳光甫提醒立即追回這筆貸款，但相關負責人並沒有意識到巨大風險，沒有抓緊追要。不久，星光服裝廠即將破產的消息就開始流傳。1956年1月19日，上海商業銀行再次遭遇擠兌風潮。之後6天中，被客戶取走的存款達1 898萬元，此時上海銀行的所有準備金隻剩下2 637萬元。
事件發生後，陳光甫從台灣匆匆趕回香港。
一到香港，陳光甫就拜訪了匯豐銀行的負責人，請求幫助。由於上海商業銀行及陳光甫個人商譽良好，匯豐銀行做出了許多金融機構無法想象的行動，即：接受上海商業銀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作為抵押，提供巨額貸款。1956年2月月底，這場擠兌風波宣告結束。上海商業銀行雖然免於破產，但總共損失了大約300萬美元。
對於這起風波，陳光甫認為，問題的根本還在於管理失誤。他說：“從我個人的良心看待整個事件，如果不是因為星光服裝廠爛賬的原因，他們也不可能使銀行陷入如此困境。我想說首先犯下錯誤的是我們自己。”
就在擠兌風波期間，美國前財政部長摩根韜偕妻子來到香港。1956年2月4日，摩根韜夫婦專程去看望了陳光甫。陳光甫在家中非常熱情地款待了這對貴客。席間，他借機請求摩根韜幫忙解決財產解凍事宜。此後，摩根韜一直關心著這件事情。
1956年7月22日，美國財政部答複上海商業銀行：接受其解凍資產的申請，但需要台灣當局的擔保。
陳光甫沒有料到，解凍資產的事美國人都同意了，卻卡在了台灣當局手上。為此，他不僅自己親自拜訪台灣當局各部委大佬，還特地派遣上海銀行副董事長朱如堂去台灣周旋。朱的父親是蔣介石的密友，他拿著有關備忘錄直接找到蔣緯國，請他直送蔣公。老蔣親自讀過後，對陳光甫的政治傾向有了更深的了解後，方同意重新討論。此時，陳光甫主動將50萬美金存入紐約的“台灣中國銀行”。台灣當局這才終於放行。
從1949年到1957年，為了上海銀行的生存和發展，陳光甫始終堅持進行著他一生中“最難也最值得”的資產解凍工作。雖然困難重重，但他從未想到過放棄。“一直都在打一場戰爭，一直沒有讓步，也沒有用什麽不道德的方法影響其他人，從未卑躬屈膝地向別人行賄或使用什麽不正當的策略。”這場特殊的官司，不僅為上海銀行贏得了信譽，也贏得了人們對陳光甫本人的尊重。
1957年，獲得了解凍的資產後，上海商業銀行發展迅速。1965年5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行在台北開業。從此，陳光甫定居台灣。
歸 去
定居台灣時，陳光甫已年逾八十。此時，上海銀行各項業務已經步入正軌，不再需要他親自走在一線，因此，這位忙碌一生的老人終於有了更多閑暇來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
鑒於台灣島內當時錯綜複雜的政局，這位一生謹慎的老人更加低調。除了與一些長期交往的好友有所來往外，更多的時間是在女兒、女婿的陪同下，寄情山水。除外，他也開始整理自己的日記。
作為著名的銀行家，陳光甫一生接觸的風雲人物不知凡幾，經曆的風浪也難以計數。往事如煙，很多事情都淡忘了，唯有日記記錄下他當時的心情與感受。
在長達幾十年的日記中，1949年2月1日那篇非常重要。這一天，陳光甫談到了何謂企業家精神，其實這也是他自己的切身體會：“往昔私人企業之動機與目的 ，不外牟利與個人享受，而衡量一事業之成敗，亦以其獲利能力為主，其他不與焉。……開明之私人資本家近年已有所覺悟與轉變，而其最主要者即為標榜服務社會。換言之，即私人企業之目的已不僅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簡化所稱之理想，不外為增加對社會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產能力，與乎惠及一般就業水準。”他認為這是西方開明資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我國私人企業迄未能有此境地。由於政治之不清明，社會之封建，與乎民眾知識之落伍，私人企業從始即無西方之基礎，多數私人企業除牟利與享受之想望，更無所謂‘理想’。其間雖有少數開明人物抱有遠大之胸襟，但往往不能不與社會妥協，環境與局勢使其 ‘理想’受折磨與阻挫，即便有所表現，亦屬非其本來麵目。”
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生存問題，私人企業的首要目標是生存；二是局勢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況下，如何可以展布遠大的理想；三是人員的變質，或投機取巧，或利用職權發財，正直者先滅亡的反淘汰現象。”他強調：“世界大勢以及中國曆史均證明，盲目牟利之機構將無永存之地步，必須將‘理想’因素納入私人企業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換所需”，“即盡一份力量，得一份報酬，而不取不應得之利益”。
作為中國現代最傑出的銀行家，《陳光甫日記》為研究中國現代金融史提供了寶貴的一手資料。而作為非凡的企業家，他一生的經驗教訓，也足堪當代企業家認真汲取。
歲月不饒人。很多老朋友都先陳光甫而去，孤島上隱居的老人更覺孤單。
1976年7月，96歲的陳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雙閃著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望著天花板，想起陽明山上的櫻花、梅花、杜鵑花、山茶花，那裏瀑布轟鳴，花紅草綠。恍惚中，四下裏是一片五色繽紛的光輝，沐照著他，覆蓋著他。他不自覺地想起往昔的創業歲月，還有漢口的海關，上海的外灘，鎮江的口岸……他仿佛看見了望子成龍的父親，拖著病體迎候在上海碼頭；望眼欲穿的嬌妻，淒風冷雨中獨立長江岸邊；親如手足的張嘉璈、李銘、錢新之，風雨同舟的張騫、範旭東、盧作孚、榮氏兄弟，還有博士大使胡適、藝術家程硯秋……他們都或哭或笑著向他走來……
古人曰：仁義禮智信。陳光甫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這五個字。
台灣著名作家高陽在《陳光甫外傳·序》中這樣寫道：“我的傳主陳光甫先生，恰好生於光緒七年。在個人的感覺中，實在是一個意義與趣味兩俱深長的巧合。這一年的人，頗多傑出之士。但對國家社會貢獻之大，個人成就之多，無疑應推‘光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