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當初,李適還在東宮做太子的時候,國子監博士張涉,擔任太子侍讀一職,負責教授太子李適研讀聖賢典籍。

因此,身為蒲州河中郡人的張涉,自此成為了教授太子李適讀書的師傅之一。

而張涉與太子李適,師徒倆誌趣相投,頗為相得。

因為這層親密的師徒關係,所以李適對自己的老師張涉,無比信任和器重,寵愛備至。

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適繼承父皇之位,正式成為大唐皇帝。

那天傍晚,李適剛登上帝位,就匆匆忙忙地下旨,下令將自己的老師太子侍讀張涉等親信臣子,召入宮中,侍從左右,並打算任命張涉,擔任翰林學士,負責詔書的擬定審核等事務。

李適剛登帝位,沒有多少親信大臣可以依靠。

所以,無論國事家事,事無大小,李適都喜歡拿去,征詢自己的老師張涉的意見和建議,然後做出決斷。

因此,李適對自己老師張涉的意見和建議是言聽計從,對自己老師張涉非常尊敬欽佩,幾乎到了癡迷的地步。

繼位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新皇李適就正式下旨,命令將自己的老師張涉,安置在翰林院裏,任命張涉,擔任翰林學士,負責為皇帝起草詔書等,非常信任。

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適再次下旨,任命張涉,為右散騎常侍,繼續擔任翰林學士一職,供奉宮廷,侍從皇帝左右。

自此以後,翰林學士張涉對李適的影響,非常深遠,朝廷的很多重要的決策,人事安排,甚至宰相任命等,都深受張涉左右。

2

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初七,李適下旨,任命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任命懷州刺史喬琳,為禦史大夫;二人同為同平章事,一道擔任大唐帝國宰相。

喬琳是太原郡人,生性粗疏草率,喜歡詼諧幽默風趣的言談,沒有宰相的度量,實際上身上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優點和長處,並不適合擔任宰相,領導文武百官。

隻因帝師張涉的大力推薦,喬琳因此而受到皇帝的信任,進而擔任大唐宰相的。

喬琳與帝師張涉誌同道合,他們的關係十分親密。

帝師張涉,於是借著親近皇帝的機會,大力向皇帝推薦喬琳,稱道喬琳道:

“陛下:

老臣以為,喬琳高瞻遠矚,善於運籌帷幄,有治國安邦的才能,足可以委以大任,希望陛下能夠任用他。”

李適聽信了老師張涉的話,便起用了喬琳,答應道:

“先生對喬琳的推舉,一秉大公,朕也很欣賞他。”

於是,喬琳便得到了李適的重用,被委任為同平章事,與門下侍郎楊炎一道,擔任大唐宰相。

3

可是,李適下旨,任用懷州刺史喬琳為相,朝中文武百官,卻並不認同,並未心悅誠服。

皇帝任命宰相的詔書公布以後,文武大臣都感到十分驚異。大臣們私下議論道:

“哎呀,大事不妙!

朝廷此次任用宰相,可真是一場天大的笑話!

喬琳並沒有真才實學,也沒有宰相的度量和才幹。不過是與張涉關係友好,憑借自己的一張利嘴,說些幽默風趣的話,去討陛下的歡喜而已,怎麽能夠擔任宰相呢?

難道像喬琳這樣,沒有文韜武略,隻憑一張利嘴的人,就能夠擔任大唐帝國的宰相嗎?

大唐的宰相,還能夠有什麽聲望威信呢?”

李適聽到大臣們對任命喬琳為相的私下議論以後,心裏十分不解,一時間疑惑不安,不知道如何是好。

4

協律郎沈既濟,也對朝廷任用人才的規矩,很不理解,認為此次任命宰相,有失水準。

於是,協律郎沈既濟專門上書皇帝,奏上有關選任官員的議論,對朝廷的人事行政,提出改革的建議。在奏章裏,協律郎沈既濟建議李適道:

“陛下:

臣發現,自從我大唐帝國立國以來,選拔任用官員的辦法和規矩,不外乎是遵守以下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講究德行;第二個原則就是講究才幹;第三個原則就是講究工作績效。

可是現今,選拔任用官員的原則、辦法和規矩,卻發生了很多偏移。

朝廷主持選官事務的選曹官員,對此三個原則,卻既沒有完全涉及,也全不重視。

他們所實行的考查官員的辦法和規矩,全部都停留在以下這些方麵:

第一、書法文理是否恭正?

第二、資曆考課是否通順?

第三、言詞是否流利?

第四、應對周旋是否合乎立法?如此等等。

行事安穩,走路規規矩矩,講話從容,說話慢慢吞吞,這並不表明這個人,就是德行高潔,符合第一個德行原則;

撰寫文章,清詞麗句,文章華麗,條理分明,這並不表明這個人,就是才幹卓越,符合第二個才幹原則;

長期積累下來的資望和考課成績,也並不表明這個人,就是勞績優異,符合第三個績效原則。

以此四項,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和規矩,而企圖延招來天下之士,當然是不可能全部實現的。

現在,居官的人,遠離故鄉,並不是本地人,在本地任職。所以用人,不可以全部根據本地人的評議,去作為依據。

一個人,有時連熟悉的家鄉親友,都不了解他的為人。

如果由一個部門官員,單獨去審查官吏,難免不弄虛作假,走人情關係,吏部是難以考核詳明的。

所以,不能夠專門交給吏部一個部門,去對官吏的表現,進行考察。

臣慎重詳細地研究了古今有關製度,認為五品以上的官員,以及各部門的長官,應當讓宰相做主,提出授官與獎勵的意見和建議,而讓吏部和兵部,去參預評論。

對於六品以下的官員,或者幕僚佐吏之類人員,應該允許州、府官員,自行任用選聘合適的人才。

如有牧守、將帥,選拔任用不能出於公正,吏部和兵部,便可以糾察和檢舉他們,對偏私假冒和有失慎重者,加以從嚴治罪。

後果輕的,予以貶官降職,後果比較嚴重的,則按刑律的法典去治罪。

如此責成百官,授以職任,誰還敢不盡力辦事呢?

倘若朝廷能夠做到這些,那麽有德有才的官員,雖未獎掖,而他們自然會得到晉升;沒有賢才的官員,雖未貶抑,而他們自然會遭受擯斥。

各方麵具有才幹的人,都得到應有的官職,得到應有的獎賞,就沒有治理不好的事情了。

而現在,銓選官員的辦法,都是由吏部去選擇人才,而在州郡試行職任。

他的才能與職任不能相稱,辦事紊亂不堪,如果去責問刺史,刺史,他們就會推脫說道,此人是由吏部委任為官的,臣可不敢自行做主,隨意廢黜;

責問侍郎,侍郎就會說,這是通過考核書法公文和資曆考課,而授官的,臣可不能保證,他到州郡後,一定能夠勝任其職;

責問令史,令史就會說,按察百官,是依據資曆和任官升降來辦事的,別的事情,臣就不知道了。

百姓徒然忍受這樣的弊端,無端受到貪官汙吏們的傷害,又由誰來承擔罪責呢!

假如讓牧守自行任用部下的官佐,則牧守自身的罪責,又怎會脫逃呢!

假定州郡治理得很糟,隻要撤換刺史一人,就能使情況改變過來了。

如果吏部把任官搞濫了,就是換掉主持此事的侍郎,也是無濟於事的。

這是因為候選授官的人員,過於繁多,不可能統統去了解清楚的緣故啊!

這是任官製度,使事情變成這樣的,並不是主管部門人員的過錯。

現在,自判官、副將以下的人員,都讓各道的節度使、都團練使、觀察使、租庸使等,自行選任,即便其間也有徇私舞弊之事,但是大體說來,十成裏猶有七成,是可取的。

自行任用官佐屬吏的辦法,已經試行於今,隻是還沒有在州縣普及開來罷了。

上述兩種任官辦法,孰利孰弊的道理,是顯明可見的。

倘若讓諸使的幕僚官佐,完全聽受選曹的任命,那又怎能鎮守各方重地,料理好那裏繁重的財賦事務呢?”

李適認為協律郎沈既濟的建言有理,文武大臣也十分讚許。

但由於朝中掌權大臣喬琳、楊炎、張涉等人的抵觸和反對,沈既濟的建言,卻一直無法實施。

朝廷任用人才的製度,不按三個原則執行,開始走向偏鋒。

5

其時,遭受數十年安史叛亂浩劫以後的大唐朝廷,財力十分窘困,就連文武百官、軍隊的薪俸,要想正常發放,常常都成了問題。

大唐君臣束手無策,深以為憂,常常思考探討如何走出財賦窘迫的困境。

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初七,楊炎開始擔任大唐宰相。

就任宰相以後,楊炎就暗暗發誓,要輔佐皇帝,完成中興偉業。

楊炎久在官場,心裏很清楚,要想實現自己輔佐皇帝實現中興的夢想,必須改變國家財賦窘困的處境。

而要改變國家財賦窘困的處境,首當其衝的,就是要盡力從破解國家財賦,成為皇帝的私人儲藏等重大弊病做起。

一天,李適心情十分舒暢,在延華殿與宰相們親切交談。

宰相楊炎,見時機良好,暗暗高興,遂抓住這個良機,向皇帝叩頭行禮,分析朝廷財政的窘迫處境,及時向李適進諫說道:

“陛下:

臣以為,財賦是國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脈。國家的盛衰安危,無不與財賦相關。

所以,以前各朝,都任命親信重臣,去掌管朝廷財賦。即便如此,有時還會有財賦損耗,管理混亂的情況發生。

起先,按照朝廷舊有的製度慣例,全國的錢帛,都收歸左藏,去進行貯存管理。

由太府按春、夏、秋、冬四個季節,上報錢帛的數額,而由比部,去複核錢帛的實際收支情況。

及至第五琦擔任度支、鹽鐵使以後,當時京城中,多的是聲勢顯赫、驕橫跋扈的武將節度使。

這些武將節度使們,索取朝廷的賞賜,毫無節製。

而且,那些武將節度使們,仗恃自己的功勞和手中的實力,目無法度,行為十分凶暴。

判度支、鹽鐵使第五琦,害怕惹下大禍,不敢得罪這些驕橫跋扈的節度使,根本就無力製止節度使們的無休無止的索取。

對此,第五琦憂心忡忡,想方設法,杜絕糾正這些弊病。

於是,第五琦心生一計,於是上奏皇帝,建議將左藏的錢帛等財賦,悉數貯存於大盈內庫之內,並讓內廷宦官,去管理大盈內庫之內的財賦。

臣以為,這不過是判度支、鹽鐵使第五琦,應付節度使們的貪婪索取,采取的權宜之計。

肅宗、代宗皇帝,也認為判度支、鹽鐵使第五琦如此的安排,取用十分方便。

所以,貯存於大盈內庫的左藏錢帛,長期不能再由大盈內庫裏搬出,交由朝廷的左藏去管理。

從此以後,公私不分,應該交由國家左藏管理的財賦收入,就進了皇帝的私人儲藏大盈內庫裏。

而朝廷左藏等部門的主管官員,不能得知國家財賦收入的數量究竟是多少,也無法去核查財賦盈虧的具體情況。

而據臣所知,掌管大盈內庫的中使宦官有三百餘人,都紛紛利用自己的職權,大肆蠶食大盈內庫的國家財富。而他們的勢力盤根錯節,牢固不可動搖,遂成為了蠶食國家財賦的大蛀蟲。

這種情況,幾乎已經有二十年之久,虛耗國家寶貴財賦的舊弊,一直難以根除,已經危及了社稷根本。

臣私下以為,如果現在朝廷繼續放任這種惡習不管,專門讓宦官中使,去掌握朝廷財賦的收支盈虧,有關部門的大臣官員們,也就根本無法知道財政的實際情況了。

可以設想,朝政和國家財賦的蛀蝕敗壞,已經沒有比這種情況更為嚴重的了。

臣為此,十分憂慮,常常憂心忡忡地思考,破解之策,以挽救文武百官薪俸、軍隊將士賞賜無法兌現的重大危機。

因此,微臣建議,請陛下下旨,將應由左藏管理的全國的財賦錢帛,統統從皇宮的大盈內庫裏搬出來,重新交還給有關的左藏等有關的主管部門,去進行妥善管理。

左藏等主管部門官員,推算好宮中的用度,每年需用多少以後,然後再悉數進上大盈內庫,決不敢有絲毫缺少。

如果陛下能夠這樣公私有別,公平公正地處理全國的財賦錢帛的話,那麽此後,就能夠做好表率,更好地辦好朝政,推行政令,複興大唐社稷。”

聽了宰相楊炎的建議,李適十分讚賞,認為宰相楊炎的建議,很有道理,讚揚楊炎說道:

“愛卿的建議很好!

愛卿的建議,公正合理。既能夠杜絕內臣的貪贓枉法,徇私舞弊,也能夠更好地管理國家財富,獎善罰惡,對朝廷順利實施政令,非常有利。

朕以天下為公,一心為了天下萬民。朕豈能夠為了皇家的一點私利,而不立即實施呢?”

當日,李適雷厲風行地頒下詔書道:

“布告天下:

從現在開始,一切國家財賦,統統都交還左藏,去進行管理,完全采用原有的法式慣例;

每年在財賦的數額內,挑選出精良的布帛三五千匹,進獻到大盈內庫,作為皇家內宮的賞賜開支等用。”

賢良的官吏百姓,都齊聲稱讚宰相楊炎道:

“楊大人的才幹智慧,真是超群啊!

宰相大人隻用一席話,就改變了陛下的主意,革除了多年留下的積弊,讓朝廷重歸正軌,天下有望了。”

然而,宰相楊炎的舉措,卻斷了內廷中使宦官的財路。

內廷的中使宦官們,對宰相楊炎十分嫉恨,欲打擊阻撓楊炎實施興利除弊的改革計劃。

6

那時,宰相崔祐甫的病情每況愈下,身體越來越不好,常常在家養病,不能到政事堂處理政事。

見宰相崔祐甫常常生病請假,回家養病,可能耽誤朝廷大事,於是李適決定,改由新任宰相楊炎、喬琳,全權負責處理政事堂的公務。

宰相楊炎的資曆、資格更老,還有能幹賢明的名聲,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事實上的首相。

受到皇帝信任,楊炎十分高興,盡心盡力地輔佐皇帝,生怕辜負了皇帝信任。

一天,忙完政事堂的政務,新任宰相楊炎,就興衝衝地去到皇宮裏,去覲見皇帝。

李適見楊炎前來覲見,非常高興。

李適似乎很在乎朝廷官吏百姓對自己理政的評論。等楊炎剛一坐好,李適就迫不及待地問楊炎道:

“愛卿啊:

最近這些日子,臣民們對朝廷的評價,如何啊?”

楊炎一見皇帝關心朝政,樂於關注臣民呼聲,非常高興,立即神采飛揚地回答李適說道:

“陛下:

近些日子,大唐官吏百姓,可說是歡欣鼓舞,如同過節啊!臣子們,對陛下的評價很高很高啊!

大家都讚頌說,陛下撥亂反正,一舉革除多年的積弊,讓朝廷重歸正軌,天下複興有望了。”

李適聽了,十分欣慰,喜笑顏開地說道:

“如此,朕心裏就很放心了。由此可見,朕的執政,還合符民心天意,帝國中興有望了。”

楊炎見李適十分高興,恰是談論大事的好時機,庚即對皇帝說出了自己心中的憂慮道:

“陛下的英明舉措,豈止是合符天心民意啊!

臣以為,陛下革新弊政的舉動,感天動地,是開天辟地的偉大壯舉。隻有堯舜之君,方有如此的胸襟和作為。

隻是臣心裏有些擔心,臣革新弊政的意見和建議,斷了中使內臣的財路,他們會不會嫉恨微臣,讒言中傷呢?”

聽了楊炎的談話,李適也認為楊炎的憂慮,不是杞人憂天。於是,李適信誓旦旦地向楊炎許諾說道:

“請愛卿放心,絕對不會發生那樣的事情。朕心明如鏡,心裏十分清楚,愛卿的所作所為,完全都是為了社稷的複興大業,沒有一點私心雜念。

隻要有朕全心全意地支持宰相大人利國利民的惠民措施,愛卿你還擔心什麽呢?”

楊炎聽了,大為放心,對李適說道:

“隻要有陛下的全力支持,臣心裏就放心了。臣對天發誓,哪怕肝腦塗地,也要為陛下效忠到底。”

楊炎以一副赤膽忠心的神態,對李適發誓說道。

李適聽了,雖然更加放心,讓楊炎放手大膽去大幹一場。但李適生性多疑,心內依然隱隱有些不安,急忙對楊炎說道:

“愛卿啊,所謂君臣同心,其利斷金。

朕心裏現在十分清醒,大唐帝國如今的積弊太深,急需興利除弊,實行革新。

前不久,朕做出將朝廷的財賦收入,從皇家的私人儲藏大盈內庫裏,重新搬回左藏的決定以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就經曆了無數的阻礙和反對。

將朝廷的財賦收入,重新收歸左藏管理,本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情,應該並不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

可是,朕也沒有想到,在具體執行時,麵臨的阻力和阻撓,居然是如此之大,隻因為這一舉措,動了那些貪腐內臣的糕點啊!

由此可見,大唐朝廷興利除弊的革新之路,是道阻且長、任重道遠啊!

這些日子,朕常常憂心忡忡,憂鬱不安,為朝廷的財稅嚴重短缺問題,而輾轉反側,寢食不寧,獨自思考解決的良策。

愛卿啊,你一向見識卓絕,高瞻遠矚,主意頗多。你是否也曾經認真考慮過這些問題,想到了什麽破解之策呢?”

聽了皇帝焦慮著急的詢問,楊炎沒有立即回答,而是默默沉思起來,思考著怎樣回答皇帝的問題。

7

想了一會,楊炎已經想到了合適的措辭,於是胸有成竹地回答李適說道:

“陛下啊:

臣十分理解陛下心裏的苦惱和不安。

陛下要複興社稷,中興帝國,實現國泰民安天下太平的大唐夢,沒有強有力的賦稅、財富的支持,是萬萬不可能實現的啊!

陛下心裏憂慮的,是否就是采取怎樣的措施,去增加朝廷收入,破解財政窘困這個棘手緊要的問題呢?”楊炎猜度著,詢問李適道。

李適見楊炎理解自己的擔心,急忙回答楊炎道:

“愛卿神機妙算,善於洞察朕心,朕十分欣慰,朕心裏常常憂慮,殫精竭慮思考的,就是如何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

如今,四方邊塞不寧,藩鎮頻繁作亂,百姓窮困凋敝,朝廷耗費錢財的地方卻頗多。

雖有愛卿和判度支劉晏等諸位大臣的不懈努力,想方設法,為朕籌措財富,征收鹽稅等,但朝廷依然常常是入不敷出,財賦不夠應付朝廷所需。

朕身為一國之君,要為天下人著想,怎麽能夠不憂心忡忡,徹夜難眠呢?”

想起棘手的財政收入的短缺問題,李適的臉色晦暗,心情一下子變得沮喪了起來。

見皇帝憂鬱焦慮,楊炎心裏也不安起來,急忙出言,安慰李適道:

“請陛下不要憂慮!

承蒙陛下的寵愛信任,對臣委以宰相重任,擔任百官之長,臣怎麽敢不盡職盡責,為帝國精心謀劃呢?

實際上這個棘手的問題,臣也已經認真思考了很久很久。

臣以為,解決朝廷入不敷出的問題,不外乎兩條路可走,那就是休養生息,開源和節流。

臣私下以為,隻要陛下能夠將兩方麵因素,都充分地考慮進去,陛下何須憂慮,朝廷的財稅,會沒有著落呢?”

楊炎胸有成竹地對皇帝說道。

“是嗎?”李適受了楊炎樂觀情緒的感染,臉色開始陰轉晴,重新變得陽光燦爛。

他心情十分迫切地問楊炎道,“愛卿有什麽神機莫測的妙計,說來讓朕聽聽。”

“好的,陛下。請陛下不要著急,聽臣慢慢道來。”

楊炎不緊不慢地對李適說道,“要說清這個問題,必須先回顧一下大唐王朝建立初期,征收賦稅的曆史,了解一下在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利弊等諸多問題,才好對症下藥。”

“的確如此。隻有找對疾病的病根,對症下藥,才能夠治好痼疾宿病。”李適也表示讚同道。

“的確如陛下所說的那樣,財稅問題,事關大唐命脈。

陛下一定十分清楚,當初帝國繁榮,百姓富庶,根本不存在賦稅征收的問題。

朝廷征收賦稅過程之中,出現問題,顯現出種種弊病,主要是在安史之亂以後。

在玄宗皇帝當政末期,叛逆安祿山反叛朝廷,天下戰事四起。萬千百姓,飽受戰亂禍害,流離失所,橫死荒野。

死亡、流亡的百姓,成千上萬,繳納賦稅的國家戶口,自然而然也隨之急劇減少。

朝廷的戶籍賦稅製度,由此逐漸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大多數已經與實際情況極端不符了。

到了至德年間,經過多年戰亂、天災人禍的破壞以後,戶籍賦稅情況變得更糟了。

朝廷的戶籍上,納稅百姓的數量,嚴重減少,而朝廷的用度,反而日益增多,官府征收賦稅的標準額度,卻並沒有降低,百姓身上的負擔,自然而然加重了。

地方官吏為了完成朝廷下達的征稅任務,官府開始到處征收賦斂,逼迫催促百姓,再也沒有一定的征收標準了。

下層百姓怨聲載道,民不聊生,生產積極性大受打擊。百姓們甚至拋棄自己的土地田宅,逃亡他鄉,流亡山林草澤,以躲避戰亂和官府的搜刮。

為了滿足平叛戰爭的需要,朝廷征收賦稅的部門,也隨之增加了,而互相之間,又沒有一定的隸屬關係。

於是,各級官吏,趁機貪贓枉法,加重百姓賦稅,大肆搜刮和盤剝百姓。

他們巧立名目,隨意地增加課稅;新老名目,相互重複,征收毫無限度,沒有停止的一天。

百姓的賦稅負擔,更加嚴重。百姓水深火熱,更加無法生存,無不怨聲載道。無法可想,百姓們隻得想方設法,去逃避苛捐雜稅,以求苟且偷生,苟延自己的性命。

那時,朝廷征收賦稅,有稱作租、庸、調的三種方法。有田土,便要交租;有人丁,便要服庸;有戶口,便要納調。

富足人家人丁多,大抵作官或當僧人,得以免除各種賦役;而貧困人家人丁多,全無隱瞞逃避的去處和方法,根本無法逃避朝廷的苛捐雜稅。

所以朝廷這樣征收賦稅,就產生了嚴重的分配不公。

因此,上等人家,優遊自在;而下等人家,勞瘁窮困。貧富差距,更加明顯,百姓的怨恨,也更加強烈。

征稅的貪官汙吏,又乘機大肆侵吞,殘害百姓。

百姓十天輸賦,一月送稅,經受不了如此困窘疲憊的折磨,大抵都逃亡流徙,成為了流亡戶。

朝廷的納稅戶籍上,減少了大量的納稅戶口,自然而然,朝廷就沒有了重要的稅收來源。

而那些留下來的,還在國家戶籍上本地百姓,不足原來的十分之四五。

朝廷正常的賦稅收入,自然而然,就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根本無法按照朝廷的慣例收齊,滿足朝廷的日常需要。

而為了完成朝廷征收賦稅的任務,大小地方官吏,不得不把這些流亡戶應該承擔的賦稅,轉嫁到還留在國家戶籍的本地百姓的頭上。

還留在國家戶籍上的本地百姓的賦稅,自然而然成倍增加,再也無法生存。

他們也隻好仿效早先那些逃亡百姓,照樣拋棄自己的土地田宅逃亡他鄉,成為流亡戶。國家戶籍上繳納賦稅的百姓,越發日益減少,征收賦稅,也越發困難。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這些問題,就是朝廷賦稅急劇減少,日漸窘困的重要原因。

臣擔心,長此以往,惡性循環下去,恐怕連維持帝國的正常運轉,也難以進行下去,還能夠談什麽中興社稷呢?

看見朝廷,出現如此窘迫的財政狀況,看見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熱,無法生存,臣常常是憂心忡忡,寢食不寧,一直在苦思治理的良策。

臣多麽希望,能夠想出一個良策,拯救萬千百姓於水火之中,挽救朝廷財政的窘迫處境啊!

最終,臣思之再三,與僚屬們反複研討設計,終於想出了一個比較穩妥的好辦法,那就是改革實施新的稅法。

這個稅法,臣已經為他取名,叫做‘兩稅法’。

臣堅信,如果我們大唐朝廷,能夠順應經濟形勢和朝廷局勢的發展變化,在朝廷各郡縣,普遍實行‘兩稅法’,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不僅朝廷財稅窘迫的問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而且萬千庶民百姓,也能夠減輕一些負擔,提高他們生產的積極性。如此,國富民安,陛下何須擔憂帝國不能夠中興呢?”

楊炎條理分明,有條不紊地為李適分析剖析道。李適聽了,興奮不已,急切地想知道“兩稅法”究竟是怎麽回事,應該如何實施。

8

李適聽了,更加迫不及待了,急忙問楊炎道:

“愛卿啊,聽了愛卿你所講的‘兩稅法’,朕十分振奮,渴望知道具體如何實施。

請問愛卿,‘兩稅法’究竟是怎麽回事啊?應該如何安排實施呢?你趕快說給朕聽聽啊朕已經等不及了。”

見皇帝急不可耐的樣子,楊炎暗喜,急忙向李適解釋道:

“陛下啊:

臣設置的這個‘兩稅法’,實際上並不複雜,但與以前的稅法,完全不同,是一種全新的稅法。但是,臣心裏有很多擔憂,所以一直沒有敢,向陛下提出實施兩稅法這個建議。”

李適聽了,有些不解,急忙詢問楊炎道:

“愛卿啊,你究竟擔心些什麽呢?為什麽不願意把這個稅法的情況,與朕仔細交流呢?”

楊炎見機不可失,急忙回答道:

“不瞞陛下:

臣心裏最最擔心的是,這個‘兩稅法’,可能會損害某些利益階層的利益,遭受到來自於各個利益階層的巨大的阻力,尤其是土地勞力眾多的富裕階層的強力阻撓。

因此,臣心裏非常擔心,這個利國利民的新稅法,會胎死腹中,不能夠順利實施,進而影響中興大業的完成。

這就是臣,之所以沒有提早向陛下提出這個建議,並提請陛下下旨,實施這個兩稅法的根本原因。”

楊炎憂心忡忡地對李適說出自己的隱憂道。

“愛卿啊:

隻要對大唐朝廷有利,有利於富國強民,複興帝國,朕一定全力以赴地支持愛卿的。這一點,你就不要擔心了。”

李適十分興奮地向楊炎許諾道。聽了皇帝的許諾,楊炎吃了一顆定心丸,信心更足了,急忙向李適道謝道:

“多謝陛下信任。

臣堅信,臣設計的這個‘兩稅法’,是一種切合朝廷實際情況,利國利民的好稅法。

臣相信,這個兩稅法,有了陛下的鼎力支持,有了各級官吏的良好支持和配合,一定能夠在全國順利實施,為帝國中興,奠定良好基礎,發揮巨大的威力。

請陛下不要著急,請聽臣細細道來。

臣的‘兩稅法’,大體上來說,是這樣設計的。

‘兩稅法’就是引入與西周以後的‘量出為入’稅法原則相對立的,‘量入為出’的財稅理念。

具體來說,就是以‘人無丁(丁男)、中(中男),以貧富為差’,作為兩稅法的課稅基礎。”

楊炎簡明扼要地向李適介紹兩稅法的原則道。

“愛卿啊,著究竟是怎麽回事呢?朕聽得還是有些不太明白。麻煩愛卿,你給朕講詳細一些吧!”

李適急躁的毛病又犯了。

“陛下莫急,聽臣細細道來。

如今,經曆多年戰亂的摧殘,普通的小民百姓,都家徒四壁,十分貧困,連維持一家溫飽都成問題,更不用說繳納朝廷賦稅了。

臣以為,朝廷有必要改變,征稅的設計理念,減輕小民們的負擔,以便休養生息,調動老百姓生產的積極性。

如此來說,就必須首先拋棄,唐初以來,以人丁為征課標準的租庸調製的原則,而以土地、產業等,財富的多寡,按每戶的貧富差別,來進行課征賦稅的設計理念。

這樣的話,有可能會損害擁有土地產業多的富人的利益,這就是臣先前的擔心。

所以,臣以為,兩稅法要順利實施,沒有陛下的強力支持,是萬萬不行的。”

楊炎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擔憂道。

“愛卿放心!

朕已經對愛卿許諾過,隻要是為了社稷的長治久安,國富民安,為了大唐朝廷的繁榮昌盛,百姓的安居樂業,朕一定會全力以赴地支持你的!”

李適再次向楊炎重申自己的支持道。楊炎聽了,更加安心,繼續講解道:

“如此,臣就放心了。

首先、請陛下下旨,命令朝廷有關部門,認真仔細地計算一下各州縣,每年所需的各種費用,和上交朝廷的數額總量。

朝廷就以此數額,量入為出,作為征稅的基礎,向各州縣的百姓征稅。

通過對支出的估量,來製定征收賦稅的數額的多少。如此做,就不至於加重下層百姓的過分負擔。

其次、戶口無論主戶、客戶,都按百姓現在的居住地,作為征收賦稅的標準,去製訂征稅的簿冊;

無論成丁、中男,都按照貧富的狀況,去劃分各種征稅的等級;

流動經商的人,在所居州縣,納稅三十分之一,使他們與定居民戶一同納稅,不能僥幸獲利,逃避朝廷征稅。

第三、定居農業戶的賦稅,隻在秋天和夏天,分兩次進行征收,不允許官吏們另行征收。

朝廷以前製定的那些租、庸、調以及雜徭等苛捐雜稅,一律全部省去,不許重複征收。

朝廷整個的征稅事務,都由判度支這個部門,統一去進行掌握和管理,以免政出多門,官吏百姓無所適從。

普通少地或無地的貧民百姓,沒有了人丁課稅,減輕了自己家庭的負擔,能夠調動他們生產的積極性。

如此開源節流,有增有減,就能夠達到安撫貧困百姓,休養生息,穩定朝廷賦稅來源的目的,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愛卿的建議,深謀遠慮,完全合符朝廷當今的實際。朕決定,立即采納愛卿的建議,大力支持兩稅法的改革。”

李適拍板道。

9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李適頒布赦文,大赦天下,決定采用宰相楊炎的建議,實施新的“兩稅法”。

李適下旨,命令各地黜陟使和觀察使、刺史道:

“各黜陟使和觀察使、刺史等:

賦稅製度,關係天下安危,百姓福祉。既不能窮盡百姓的財富,讓百姓生活無著,無法再謀發展,也不能讓官府朝廷窘困,耽誤軍國要事。

朕特頒旨,改革稅製,實施‘兩稅法’。各級官府,估量百姓的人丁財產,定出納稅等級,改變舊的稅法,統一實行新的稅法‘兩稅法’。

近年來,原有和新增的各項征收的名目,一律取消,按新的‘兩稅法’進行實施。

在兩稅以外,膽敢向普通百姓,再收斂一個銅錢,便以貪贓枉法論處,絕不寬待。”

10

楊炎的“兩稅法”,還采用以錢定稅的原則。除穀米外,均按田畝,計算貨幣的繳納數,適應了貨幣經濟的發展。

朝廷的有識之士,都非常清楚,計資而稅的“兩稅法”,代替西晉以來,“計丁而稅”的賦稅製度,是一項帶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措施,在財稅的轉變上,是一個巨大的突破。

“兩稅法”大大地簡化了稅製,便利了租稅的征收,免去了稅吏許多催索的苛擾。

這個稅法的實施,不但使大唐朝廷的財政收入,得以增加,而且也減輕了普通百姓的賦稅負擔。

楊炎的“兩稅法”改革,使得以前那種農民與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有所削弱,適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

李適即位之初,大唐朝廷的勵精圖治、欣欣向榮之景,得以延續下去。

11

然而,好景不長。

“兩稅法”的實施,因為觸犯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富人、官吏的利益,已經注定了命途多舛。

大土地所有者和富人、官吏、士紳們,開始拚命反撲,竭力反對楊炎製定的“兩稅法”。

而楊炎自己,缺乏度量,心胸狹窄,眥睚必報,難以容人。

大權在握以後,楊炎自己也開始利欲熏心,自以為是起來。於是,楊炎利用手中掌控的宰相職權,專門排斥異己,打擊政敵。

大唐朝廷的政事,不久又重新陷入朋黨紛爭、爾虞我詐的惡性循環之中。

大唐帝國的戰車,繼續朝著懸崖邊加速滑去。

12

當初,大曆初年之時,楊炎就受到了代宗皇帝和宰相元載的信任,曾經在朝廷擔任禮部郎中,知製誥,中書舍人等重要職務。

楊炎常與常袞一道,同掌皇帝詔敕的撰寫,其文筆受到了朝廷士大夫的一致讚許,時人稱為“常、楊”。

大曆九年(774年),楊炎晉升為吏部侍郎。由於楊炎與宰柏元載有親戚關係,而又善於處理與元載的關係。因而,楊炎又受到了十分重視親情的宰相元載的賞識和提拔。

大曆十二年(777年),元載因得罪代宗皇帝而被殺。楊炎也受到元載被誅的牽連,被朝廷貶為了道州司馬。

大曆十四年(779年),代宗皇帝去世,兒子李適即位。宰相崔佑甫,認為楊炎才幹卓絕,可以重用。李適讚同。

因而不久,新皇帝李適,就把楊炎從貶所召回,任命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始與喬琳一道擔任宰相。

入相之初,楊炎一心以大局為重,克己奉公,竭盡忠誠,做了很多興利除弊、利國利民的好事。

楊炎首先提出,國家財賦,不能變成皇帝的私產,建議把大盈內庫的財賦,仍撥歸管理朝廷賦稅的部門左藏去掌握。

李適欣然采納了楊炎的建議。

接著,建中元年(780年),楊炎又建議皇帝,廢除租庸調製,創立並推行了“兩稅法”。

“兩稅法”的實施,減輕了少地無地的貧苦百姓的負擔,穩定了朝廷的賦稅來源。

自此,楊炎大受皇帝信任。

13

可是,隨著自己權力的擴大和鞏固,皇帝越來越信任,業績越來越顯赫,楊炎開始利欲熏心,自以為是,眥睚必報,不能堅持正直正道的處事原則了。

楊炎開始利用自己的權力,報複私仇,排斥異己,陷害忠良,結黨營私。

結果,楊炎不僅拖累大唐帝國,跟著加速衰落下去,而且最終,弄得楊炎自己,也身敗名裂,客死他鄉。

雄心勃勃,胸懷中興帝國大業壯誌的年輕皇帝李適,根本就沒有想到,自己一係列的用人失察,會帶來那麽多的後遺症,甚至危及到了大唐朝廷的穩定和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