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以為何偉亞是個漢學家。幾年前，他來四川大學講學，一開口，大家都笑了：這個“漢學家”不會說漢語！其實他漢語不好，並不是什麽秘密。唯他也未必以“漢學家”自居：他雖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更感興趣的是西人在中國的作為，如《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討論的就是19世紀英人如何通過各種顯性和隱形的（廣義）“暴力”手段“教化”中國的過程。
何偉亞把英國對華戰略放在其對全球權勢格局的思索中加以解讀。簡單地說，就是要在兩個意圖間尋找平衡：既“試圖讓清政府更加合作更加順從”，也“希望清王朝能夠變得更為強大，使自己有足夠的能力維護其領土主權”。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人的意圖仍是“改變中國人對世界以及中國在世界中地位的觀念”。在戰後的外交磋商中，他們一方麵表明自己“並無‘惡意’”，以緩和雙方關係；另一方麵盡力展示自身“良好的品行”，以“減少”清朝對外人的“偏見”。
一般認為，帝國主義者在利益驅使下，“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何偉亞這裏所雲不免令人疑竇叢生：希望中國“更加強大”，這群侵略者豈非太過純良？不過，若由此訝異而進入對不同文化認知體係的探討，或可深化我們對雙方行為方式的理解：對英國人來說，自由貿易是一項神聖權利，不可侵犯；國與國的平等關係也是不證自明的外交前提。清政府麵對通商與建立外交關係的請求，卻推三阻四，令英人顏麵受損，必須通過一場“神聖的報複”加以恢複。但對中國人來說，是否答應做生意，權在我手，豈能使強？一群人不顧數萬裏風波險惡，騎著炮彈而來，還自稱滿懷善意，誰能信服？顯然，不同的文化預設和特定的曆史經驗造成雙方在認知上的巨大差異，至少是釀成悲劇的原因之一。
但這也不是說兩種文化沒有相類之處。此書英文原題是English Lessons——“lesson”一詞在這裏語義雙關，既有“課程”之意，又有“教訓”之意。何偉亞說，這個靈感來自他看到的一張照片：1900年秋，列強在北京處斬幾位義和團民，而旁邊的一堵牆上貼了一張漢語告示，乃是附近一家英語學校的廣告。在何偉亞看來，這張照片簡潔地提示了帝國主義“教程”的兩個層次：既是武力的較量，也是文化的傳播——後者正是我在前文使用“教化”一詞的原因。顯然，自居文明人並非儒家專利，也是大英帝國在“賺錢”之外的重要戰略目標。不同的隻是，儒家並不主張“好為人師”，英人卻視傳教為天職。
相似的不僅於此。西人長期流傳著中國人好“麵子”（face）的傳言，在他們看來，這實是一種心智缺陷——由於不能區分權力的“影子”和“實質”，清政府官員“對未知事物有某種無端的恐懼”；然而他們又並“不是去積極地應對”，“而是建造起一堵傲慢自大和頑固無知的高牆”（這個喻相顯然來自“長城”）。正是這一認知，決定了西人的對華態度。不過，如果我們把“麵子”與對它的“過度應用”區分開來，就會發現，西人也並不缺乏“麵子”意識。此書專節討論了“新興資產階級男性身體”觀在建構英國政治“主權”中的作用——這令他們對在中國皇帝麵前叩頭的要求感到分外屈辱。同樣，歐人在戰後各種“羞辱”中國的行為，也是維持其帝國“構建和再生產”的一環。我想，如果說這裏存在著另一種“麵子”觀，恐怕不會太離譜。
總之，此書提供的不少史實，有助於我們打破諸多關於19世紀西方和中國相遇過程的刻板印象：原來，這交手的兩方，在麵目各異中，也不乏可以互為對方鏡像之處。戰爭的起源，不僅由於各種文化觀念的相左，有時竟也源於人性中一些基本因素的類似。那麽，如此說來，人生豈非過於悲觀？不過且慢，上述結論尚需略做修改：戰爭的源起，固然在很多時候是由於人性中一些基本類似的因素卻通過各種相異的文化棱鏡折射出來，因而不免彼此誤解，以為非打仗不能解決問題；但若我們能透過文化之異，看到人性之同，雖然並不一定從此便相安無事，至少也可以減少一些誤會，多一點溝通，而溝通是和平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