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蒙古國時期，汗位的繼承由貴族大會忽裏勒台決定，這是蒙古遊牧社會條件下的世選製。這一製度“在長期的曆史歲月中，它自身不斷的發生演變。到成吉思汗帝國時期，隻有大汗的直係後代——黃金家族的成員，才享有繼承汗位的資格。另一方麵，公選因素的遺留，表現為成吉思汗雖然能自由地指定某一個兒子為繼承人，但這位繼承人仍不能直接繼承汗位，他必須經由全帝國諸王貴族共同參加的忽裏勒台大會的推舉，才能認為是蒙古大汗，獲得對大蒙古國的統治權。前汗指定和大會推舉的雙重程序，表明草原帝國世襲製度發展的不成熟性”①。
忽必烈即位後，為了適應當時的社會條件和維持政權的穩定，在諸漢臣的影響下，在改定官製的同時，也著手進行皇位繼承製度的改革。最早向忽必烈提出這一建議的是任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的漢人張雄飛。至元二年，忽必烈召見他，問以方今所急，他以建儲對他說：“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係人心。間閻小人有升鬥之儲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非至計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他的話深深打動了忽必烈，正臥於榻上的忽必烈“矍然起，稱善者久之”②。這時，忽必烈已開始考慮如何以中原王朝立太子為繼承人的製度改變忽裏勒台製的選汗舊製了。但這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忽必烈不敢輕率從事。至元五年，衛輝路總管陳祐再上《三本書》，提出“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並為改製製造輿論稱：“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製，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事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同時再三強調立儲問題的緊迫性，指出“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人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業於聖代，俾人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一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③。
大蒙古國汗位繼承的前車之鑒，儒臣的反複論列，政治體製的逐漸轉變，以及由此帶來的宗親諸王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作用的削弱，為忽必烈對皇位繼承製度的改革提供了條件。繼建元、建國號和一係列漢法的實施之後，忽必烈按中原王朝建儲的成規，立皇子真金為太子，正式確立了嫡傳世襲製。自大蒙古國建立以來，首次按中原王朝的立儲程序確立了皇位繼承人。至元“十年春，中書右丞伯顏持節奉玉冊立燕王真金為皇太子”④。冊文稱：“谘爾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聖武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不為顯立塚嫡，遂起爭端。朕（上遵）祖宗宏遠之規，下協昆弟僉同之義，乃從燕邸，即立爾為皇太子，積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於戲!聖武燕謀，爾其承奉，昆弟宗親，爾其和協。使仁孝顯於躬行，抑可謂不負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⑤
不久，又發布了《立後建儲詔》，稱“蓋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立後以正家，建儲以定國”，“比者朝臣懇奏，冊室之禮宜即舉行。已於今年三月十三日授皇後以玉冊寶章；授皇太子以玉冊金寶，從典禮也”⑥。
立後建儲的目的、典禮儀式等都從漢製，授冊、寶等為太子地位的鞏固提供了保障。為使太子繼承和學習曆代帝王的統治經驗，使國家長治久安，又為其置宮師府，聘請耆德碩儒為師。
太子真金，母為忽必烈大皇後昭睿順聖皇後察必，弘吉剌氏，在世祖即位和至元年間政事處理上對忽必烈多所襄助。真金少從姚樞、竇默學《孝經》。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先後以漢儒王恂、許衡等為師。立為太子後，世祖為立宮師府，置官屬三十八人。他們講述正道經書，並介紹遼、金帝王行事要略。為之“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⑦。在漢儒的教導和影響下，真金自幼就接受了儒家學說，並主動吸取曆代封建統治者的治國經驗，立誌效法他們修身治國的作為。他優禮儒臣，深得漢儒的傾心。而對阿合馬、盧世榮等言利斂財的行為頗為不滿。
李埴之亂後，忽必烈對漢宮漢將心存芥蒂，用之已不如在藩邸和即位之初。蒙古大汗對宗親的賞賜耗費巨大，平定諸王之亂，又使軍事費用增加，忽必烈急需理財富國，阿合馬、盧世榮等以言利進。儒臣漸被疏遠。於是在忽必烈與真金父子身邊分別聚集了一批政治上互相對立的派別。他們的爭鬥必然影響皇帝與太子的關係。兩派各以皇帝、太子為後盾，展開了激烈爭奪。在真金的支持下，儒臣們不斷彈劾阿合馬、盧世榮等，二人先後被殺。儒臣們似乎取得了一些勝利，但不久發生的禪位風波卻給了阿合馬餘黨一次報複和卷土重來的機會。至元二十二年（1285），行台禦史尚文上封事，提出忽必烈年事已高，應禪位於太子，太子知道後很緊張，中台秘其章不發。此事被阿合馬餘黨答即古阿散偵知。
以大索天下埋沒錢糧為借口，拘封禦史台案卷。答即古向忽必烈告發此事，忽必烈命宗正薛徹幹取其章。尚文與禦史大夫謀議說：“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奸也。且答即古乃阿合馬餘黨，贓罪狼藉，宜先發以奪其謀。”⑧禦史大夫與丞相向忽必烈揭發答即古阿散受賄，與其黨皆被處死。皇帝、太子間的一場大案總算被掩蓋了，但受這場風波的驚擾，太子真金憂悸而死。這一事件嚴重地幹擾了元朝嫡長子繼承製的貫徹執行，並導致了以後元朝在皇位繼承上的數次危機。
真金死後，忽必烈數年不立繼承人。直到臨死的前一年（至元三十年，1293），才接受玉昔帖木兒的意見，選定真金的第三子鐵穆耳為皇太子⑨。
忽必烈在授太子玉冊的詔書中，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封建王朝嫡長子繼承製與忽裏勒台傳統觀念的矛盾，沒有正麵否定忽裏勒台選汗製度，而是把預立繼承人說成是成吉思汗的遺訓和遺製，力圖在不觸動傳統觀念的情況下進行改革，這就使嫡長子繼承製的確立缺少穩固的基礎和明確的效力。真金死後，忽必烈政治上的保守傾向有所發展，在立儲問題上也就缺少了原有的堅定。因而，當他選立鐵穆耳時，隻遣領太史院事阿魯渾薩理前往漠北將皇太子寶授與鐵穆耳，並沒有像立真金那樣發布詔書和授與玉冊。
甚至皇孫本人和他的母親事前對此竟也一無所知。這第二次建儲如此草率，影響力自然有限；而忽必烈病重期間，竟也沒有召皇儲回京。以至忽必烈死，鐵穆耳還在漠北；忽必烈本人的遊疑動搖，再加上蒙古社會傳統觀念和舊製的影響，給成宗的即位帶來了若幹不利。忽必烈一度進行了的皇位繼承製的改革，又退回到了它的出發點。成宗之立，仍然未能繞開忽裏勒台，也仍然未能避免與諸王的爭奪。賴有一二大臣以遣詔為依據奮爭，才沒有釀成以往那樣互相殘殺的悲劇。
元皮胄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死。時伯顏剛被從大同召回，以其個人的威望，穩住了朝中百官。漢儒徐毅上書請迎皇孫⑩。皇孫母真金哈敦弘吉剌氏闊闊真遣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薩裏以書至軍中召皇孫，命斡林、集賢、禮官備禮冊命，召諸王大臣會議上都。
盡管有忽必烈所授的皇太子寶，忽裏勒台推舉的形式還是能廢除。而且，忽必烈指定的繼承人仍然要麵對競爭者的挑戰。真金的長子甘麻剌意欲改變忽必烈的遺命，他在諸王中也不乏支持者。二人在帝位問題上發生了爭執，鐵穆耳並不能因有皇太子寶就可以順利即位。真金哈敦弘吉剌氏闊闊真傾向於鐵穆耳，提出了一個有利於鐵穆耳的建議，讓二人分別講述必裏克。她說：“薛禪合罕（即忽必烈）曾經吩咐，讓那精通成吉思汗的必裏克的人登位。現在就讓你們每人來講他的必裏克，讓在場的達官貴人們看看，誰更為精通必裏克。”鐵穆耳極有口才，是一個口才極佳的講述者，他以美妙的聲音很好地講述了必裏克。甘麻剌患有輕微的口吃，也沒有完善地掌握辭令，無法與之爭辯。丞相伯顏與禦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也利用自己的影響和威信執行了忽必烈生前的安排。四月，“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玉昔帖木兒）起謂晉王甘麻剌曰：‘宮車遠駕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為宗盟之長，奚俟而弗言?’王（晉王甘麻剌）遽曰：‘皇帝踐祚，願北麵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伯顏配合玉昔帖木兒共同推戴成宗，他“按劍陳祖宗寶訓，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成宗乃得以即位為帝。
注釋
①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
②《元史·張雄飛傳》。
③陳祐《三本書》，《元文類》卷一四。
④《元史·伯顏傳》。
⑤⑥參見《元典章》卷一，《元文類》卷九，《元史·裕宗傳》。
⑦《元文類》卷三九。虞集《書王讚善家傳後》；《元史·王恂傳》。
⑧《元史·尚文傳》。
⑨《元文類》卷二三，閻複《太師廣平貞獻王碑》裁，“三十年。今上皇帝（指元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為輔行，請授裕考所佩儲闈舊璽，從之。”
⑩黃縉《金華集》卷二七《徐毅神道碑》載，徐毅上鐵穆耳之母弘吉剌氏的奏折中說：“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計，萬一或起奸覦，變生不測，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協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它反映出：盡管忽必烈生前已經作了安排，但不經宗藩大臣會議同意，新皇帝依然無法取得合法資格。而對漢臣來講，忽必烈生前的安排依然是他們的第一選擇。
《元史·玉昔帖木兒傳》。
《元文類》卷二四，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