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報告文學與小說進行比較，並不是一件十分恰當的事情。
質的規定性，構成了兩種不同文學樣式的基本差異。我們比較當前的小說和報告文學，是為了加深對文學現狀的理解和認識。
毫無疑問，“報告文學熱”正在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文學現象。近年來，不少重要報刊紛紛推出對報告文學現狀與前景的係列討論，相關作家作品的討論會在陸續舉辦，有關的報告文學征文，也正在激發創作者的文學熱情。全社會正在有意識地圍繞著報告文學這一文學樣式形成熱點。而現狀中的小說創作，卻隻是寂寞而孤傲地目視著報告文學的一舉一動。它當然忿忿不平，但是它又力不從心。它眼睜睜地看到自己在各刊物中的篇幅越來越少了，而且它還要忍受重點報告文學在報刊目次編排上對自己的不敬。以往小說在個性張揚、情感表達、語言創新、形式探索上的諸多努力，被人們就這麽輕而易舉地忽略了、漠視了。作為文學重鎮的小說創作風光不再，這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
的確，現時期的小說和報告文學創作都麵對著這樣的事實：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曆史變革，每一社會成員深深處在變革的旋渦之中。人們在麵對周遭的劇烈變化時，顯然需要一定的情感溝通和價值關聯。很顯然，小說和報告文學的創作要對社會狀態和個人心態發生一定的影響，這是應有之義。我們的現狀是，當小說家還囿於舊有的視域來不及做出新的調整時，報告文學作家則實現了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及時效應。
這樣說來，似乎是現實選擇報告文學，而怠慢了小說。
做出這樣的判定，隻是複述了社會現實表層的反應。我們還必須從文學活動本身去考察小說與報告文學所出現的反差，從而更切實地理解小說與報告文學各自深入的程度，以及將來的可能情形。
今天的報告文學利用了以往小說的成果，而今天的小說則舍棄了從前
當我們就小說與報告文學目前的反差進行文學分析時，看到了這樣一種情形：前些年的小說創作，突出的是創作者對社會和人生的理解，張揚的是創造過程的主體意識；而今的小說家視點平移和下沉，以平常心寫平常事、平常人。前些年的報告文學，注重對人物和事件的社會政治評判，就人論人，就事論事；今天的報告文學則開始了上天入地的“全方位躍動”。如此強烈的反差和錯動，確實令人深思。
我們清楚地知道，在報告文學正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時，小說創作則把得到張揚的主體意識視為圭臬，這曾經被認為是新時期文學創作的重要實績。“傷痕”，“反思”，“改革”，“尋根”，主體性的一步步深入，為世人所共睹。那時候的小說多是居高臨下的，作者們多用人生、世事來證明自己，他們力求在小說中塑造自己“泛英雄”的主體人格。他們以對社會和人的整體評價為標準，不求微言大義，而求大言深義。他們把一個人的感受強製性地推向讀者，影響讀者，以期引起共鳴。這是小說家們在那時的習慣做法。今天的小說家們卻不再高談宏論，而變得舉步輕緩，目光膠注。今天的報告文學和小說，與幾年前的報告文學和小說作法，完全調了個個兒。小說家們放棄了自己苦苦獲得的，並使自己產生過轟動的那些主體性自信，報告文學作家承繼這份財產，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聲譽。這恐怕是報告文學家和小說家都始料不及的。
在我們探尋導致這種反差的文學原因時，不能不麵對讓小說家們更為難堪的事情：報告文學所獲得的運思方式，並不是報告文學作家們自行生發的，而是出於小說家們的主動呈遞。
小說家們慫恿報告文學運用小說的運思方式，甘心讓自己陷入困境
報告文學與小說在運思方式上相互轉換的完成，這是一個複雜的話題。但究其始作俑者，著實是小說家們自身。我們不難想起小說家劉心武曾經寫過的幾篇“紀實小說”，但我們很難想到寫過幾篇“紀實小說”的劉心武，竟會是轉換點上的第一人。的確是他把小說家的一番作為，介紹、引進給了當時的報告文學。那時候的報告文學仍然習慣於一事一議，一人一議，非此即彼，褒貶分明。劉心武把對個體心靈的心理描述和對社會人生的整體關照的小說精神，帶進報告文學，用來剖析“5·19”和“王府井”。
不過那時他並沒來得及獲得後來報告文學作家的那份主動，而是用虛構加客觀事件的方式，把報告文學與小說強行扭結在一起。
這當然很難說得上成功。但他至少是把得到小說家認同和張揚的主體心理意識，主動注入報告文學，盡管他沿用的仍是當時報告文學的習慣做法：一事一議，一人一議。
功勞當然不能單單歸於劉心武一人。分享這份功勞的至少還有張辛欣。張辛欣在稍許的沉默之後，推出了引起轟動的口述實錄文學《北京人》。在今天看來，張辛欣放下自己習慣於虛構的活計，仍然讓人不可思議。但是，在《北京人》的眾多篇幅中，在它鋪排十來家重要文學刊物的盛況中，在它新進的寫作思想和操作程序中，同樣聰敏或許更為聰敏的報告文學作家一定意識到了小說家們對報告文學這一樣式的強烈暗示。於是，新進的報告文學作家們，在文學的外部環境有所變更時，發動了新的巨大的文學衝擊。小說開始失去十年以來的一貫優勢。其中包括一些本應屬於小說作者隊伍和曾力圖擠入小說作者隊伍的人，紛紛擁入潮頭翻滾的報告文學作者隊伍。
純粹的小說家是越來越寂寞了，以至有評論家在說：“傳統的、純粹的文學專業精神可能已不適應今天的中國文學，至少對中國報告文學是如此。”更有報告文學作家在做這樣的斷言：“人們對文學的功利性需要已經漸漸超過純粹的審美需要，文學以其優美征服讀者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了。”
寂寞中的小說家們自然也沒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在關照他們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看看今天的報告文學已經做到了什麽。
報告文學在運思方式和閱讀效果上的實用性選擇，正向人們描畫一幅溝通、和解的美景今天的報告文學沿用了以往小說的運思方式。報告文學在認定自身的文體特性的同時，熟練地操作起了活躍在小說創作主體中的內在精神和運思特征。這表現為，今天的報告文學不再為某一個別的事件和人物處心積慮，它在類比會通的狀況上力求涵蓋全體；它不再憑借單一的、非此即彼的評價標準，而是在曆史、文化、現實、社會之間做靈活躍動；它不在於解決和認同某一問題，而在於以某一問題為引發，迫使人們對問題本身的複雜結構做廣闊而深邃的探尋。這使得報告文學更為策略、更為機警。它開始習慣從“大”而“高”的視點上透視事象了，而不再是為了取得單純的勝負之分；它在現實提供的諸多現象、線索麵前，不再以為解決一個問題就能解決全部，它串連起類型化的事象，努力尋找一條可以把握全體的開通思路。一句話，報告文學開放了它的主體性。於是，報告文學的操作者們，如同以往小說家所做過的那樣，他們把人物和事象，僅僅作為手段來進行調配，以達到塑造和展示創作主體的思想和才智的目的。這是今天報告文學所普遍掌握和使用的基本運思方式。
同時，今天的報告文學是這樣對待它的讀者的：它一如以往的小說，仍然把閱讀者看成是一個被動的接受體。報告文學作家把經過選擇的話題，強製性地推給讀者，他們仍然是希望讀者走入自己的話題，在一己的思路中得到開闊的解答，以求認同作者思想的活躍闊大和才智的聰慧機敏。
不過，今天的報告文學作家，並不單是脅迫讀者走進作品，而是更為用心地發現讀者。他們做出了這樣的實用性選擇，他們看好了一些長久向人們封閉的領域，如“惡”“性”“金錢”等。
這些領域一向受到傳統和文化的貶責，而他們率先導入，並力主寬容和中庸，而這又極易引起人們的關注。他們還迫使受不同社會分工和職業興趣限製的讀者有可能、有機會去了解其他的人們以及他們的內心。世界不再像人們想象的那麽遼闊和遠大了，它原來是一個整體，我們的內心、我們的情緒原來能夠在一個更為開闊的視野裏獲得理解和共情。
相比之下，今天的小說家們卻受到了更多的限定，他們的感觸和情緒必須維係在自己牢實的生活體驗上，他們的思想來不及做出遠逸和遊移。他們的才智本已顯露得再充分不過了，他們的做法也難再勾起人們的新奇和驚喜。有什麽能夠比得上一種我們並不了解而又特別想要了解的事實更吸引我們呢？所以，小說家們勢必要繼續寂寞。報告文學更多的作為，或在期盼中。
報告文學在操作過程中發現了話題，在話題上正對我們進行引導，但“奇跡”並沒有發生。而小說作家的新的調整，則讓人注目
報告文學作家對小說運思方式的認同和借鑒，必然體現在報告文學的操作過程之中。如同小說探入了新的題材領域，報告文學發現了話題。對話題的發現，改變了報告文學的運思方式，同時也成為獲得閱讀效果的基本前提。無疑，這同樣也是一種實用性的選擇。
話題的提出，這的確是報告文學的優勢。它及時、敏感地捕捉到出現在人群中的現象、心理和矛盾。提出問題有時候比解答這一問題更有價值。試想，《性別悲劇》如果不把握“納妾”現象，並由此透視出社會的矛盾心態，它能引起人們強烈的震動嗎？而《白夜》對性問題的提出，讓我們有可能認清在人群中身心的實際阻塞。報告文學提出的話題，極大地影響了讀者的閱讀心理。話題在作家們的解說和評析中，作為一種綜合性的考察，凝聚了社會的多重矛盾心態。對這一廣泛心態和複雜結構的揭示，正顯出報告文學的創造活力。而小說對急劇變化的現實及其觀念則遠遠來不及產生如此靈動的回應。
報告文學不單提出了小說一時尚無法得到的話題，同時還開始了對既已提出的話題的建設和深入，報告文學作家準備調配人人事事來說明自身及其思想。我們期待著更大奇跡的發生。然而，更大的奇跡並沒有發生。
我們倒是看到，今天的報告文學極其敏銳地提出了話題，但經過思想和理性的再三猶疑之後，最終還是被迫放棄和回避了話題本身。我們並沒有看到對話題應有的深入。我們還看到，話題在不斷改換和更迭，而內蓄的思想光芒和理性力量並沒有得到必然的延伸和拓展，呈現出主體不變而客體變動不居的尷尬情形。
我們不能不憂心忡忡：當漸趨貧弱的主體思想被動地應對不斷湧現的話題時，而當讀者們對提出的話題失去了往常的興致時，報告文學將走向何處？
在今天報告文學的深層結構裏，湧動著類似以往小說躁亂而焦灼的心態，這極大影響了報告文學對實踐本體的深入。我們是應該有必要細心打量斷然舍棄習慣運思方式之後的小說創作了。
它對當代整個文學活動的展開，或許會有更多的啟示。
小說創作正在進行新的調整，小說家在取得新的運思方式，而報告文學作家尚不清楚他們新的作為事實上，如果我們不被報告文學的轟烈潮流裹挾而去，能靜眼關注今天的小說，我們將看到小說的現實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麽悲情，小說家們新的作為正期待得到人們新的認同，也正需要報告文學作家們認真審視。
曾經有論者用“喧嘩與**”來涵蓋前些年的小說創作和產生的廣泛社會影響。說“喧嘩與**”，是為了標明以往小說創作的主題、創作的主體情緒及在讀者層中的反應。但是，“喧嘩與**”實際上也預示了小說及其閱讀喧鬧與窘迫的深層困境。顯然，小說創作必須要做出自覺調整。因此，我們評價今天的小說，應該是從小說是否擺脫“喧鬧與窘迫”上進行立論。
那麽近年來的小說進行了哪些新的調整呢？
在我們看來，今天的小說與前些年的小說的最大不同，在於小說的運思方式有了新的改進。在所表述的內容上，以往的小說，如同今天的報告文學，習慣於用人物、事象來塑造創作者的主體性格，強調主體人格對證明自身價值的極端重要性。人物、事象，包括活躍在故事情節中的內在衝突，都被創作者符號化。創作者的思想和才智，被認定是小說的客觀描述內容。創作的危機也恰恰潛伏在這裏。
今天的小說，開始了把創作運思回歸到現實及其存在的“原生”狀態中。朱曉平、李銳、李曉、劉震雲、劉恒等一批小說作者，在創作中，力圖淡化創作主體本身，讓讀者直接麵對個體的生存狀況和社會的現實狀態。一種努力克服創作主體本身的局限，讓讀者有可能較為完整地思考個人和社會現狀的運思特點，出現在小說創作中。創作者依靠小說事實在與讀者建立一種平易、親和的聯係。我們看到，《新兵連》所要複現的是過去人們曾經有過的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僅僅是作者對過去生存環境的評價態度。
這種做法較之以往，更易讓讀者從容而清醒地看待曆史和現實。
再如劉恒的《伏羲伏羲》，不再像以往的小說用一個話題誇耀自己的經驗、閱曆，而是冷靜地檢討個體與社會的糾葛，讓人讀後能平和地獲得開放的視野。近年來的小說，強調小說呈現的事實本身，而不是獨獨看重自己的主體人格的呈現，正在為更多的小說家所接受，這不能不說是小說家們的一種理智的抉擇。
另一方麵，今天的小說家們也正在改進作品的傳達方式。以往的小說受主體人格的驅使，習慣於用才思代替對經驗的占有，因而在傳達方式上易於用“自言自語”的技藝來脅迫讀者閱讀。
今天的小說在強調讀者接受小說事實的同時，注重了對事實的通俗傳達。在李曉、劉恒、周梅森等人的作品裏，我們不難見出強烈的通俗化意味。所謂“通俗化”敘事，其實是以讀者的視角進入敘述。例如《天橋》，作者的立意在於，通過對母親遺骨的尋找來探究個體人生命運發生的契機。作者讓我們饒有興致地走進了“我”的尋找過程，以及“我”為什麽現在才開始尋找的曆史反顧之中。在我們追隨作者完成這一係列尋找的同時，一種對個體命運、生存價值及其應有評價的感慨便油然而生。作者在描述尋找過程時，無疑體現出了濃厚的通俗化意味。當然，通俗化意味隻是作為一種敘述手段在起作用的。運用它的目的，在於用這樣一種傳達方式，使讀者更主動地體味作品的內涵，是為了使小說的事實及其立意得到最廣泛的認同。這一傳達方式的特點在於，用讀者樂於接受的敘述手段，去複現對現實狀態的完整感受。
同時，我們清晰地看到：今天的小說創作，強調了創作姿態上的改進。以往的小說家習慣於居高臨下，著意強調主體與敘述內容的主從關係；同時也習慣於作旁觀狀，有意疏遠主體與敘述內容之間本已產生的聯係。今天的小說家則強調創作視點的平移和下沉，強調對人群和現實的關注和滲透，他們力圖重建與人群曾經有過的聯係，力求通過主體這一支點承載起現實的豐富內容。今天的小說家所要完成的不再是自身，而是一份包括自身在內的事實。
創作視點的轉換，創作姿態的變化，敘述內容和傳達方式的改進，這正是今天的小說不同於以往的新變。而當我們反顧今天的報告文學時，就不能不認為它從以往小說中所承繼的負載過於沉重，它也必須做出新的調整。
必要的啟示
今天的小說與報告文學在社會效果上的反差，有著內在的文學動因。我們必須從文學活動本身來把握這種反差。否則，我們將無從理解它們各自已有的深入和窺測各自發展的文學前景。
在小說與報告文學的表層反差之後，存在著文學深層結構上的認同和調整。我們對反差的分析，不能過分倚重文學的外部效果，從而喪失文學批評的分析特性。
當我們深入到文學活動之中時，我們看到報告文學對小說在運思方式上有著明顯的繼承性。這是社會現實的客觀需求，但對報告文學的這種實用性選擇，文學自身應該有其清醒的認識。
文學的現實效果與文學活動自身的演進，存在著深刻的矛盾。
我們展開對今天小說的正麵評價，旨在強調報告文學應該進行文體的自覺調整。
報告文學和小說的創作者，應該完善其更內在於藝術的創作心態，從而走向一個更為宏闊的發展前景。
寫於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