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有必爭之地，不可失也。周之朔方，漢之新秦中，赫連之統萬城，皆西河之南，關右之屏蔽也。朵顏三衛與漁陽僅隔一山，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亦漁陽之屏蔽也。此二屏者，中國必爭之地，所以唐之邊臣築三城於河外，置烽堠千八百所，據三麵之險，當千裏之備，更回紇吐蕃之亂，朔方常為中國所有。明自英宗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又輟東勝以就延綏，以一麵之險遮千裏之衝，遂以此失朔方。深山大澤，顧在彼中，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一失也。大寧之地，明太祖以寧王鎮之，其重可知。靖難之初，首劫寧王以成功，成祖以其地與兀良哈，遂使遼東宣府聲援斷絕，而迤北南牧常狙伏此地以伺中國之閑，此又一失也。漢武帝得朔方而棄造陽以北，論者猶謂失策。王安石倡欲取故與之說，以筆畫地圖，棄雁門外五百裏，太原之陷無不歸咎焉。明時兩地並失，所以一代邊事校往皆更難為也。防禦之策，敵未至而廣征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援不及事。大兵既集，務遠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或王旅纔至，彼已飽歸，假令不歸，則費役更廣。又且眾論不齊，任議舛錯，平日先事之備，雖有智者善謀，而奉行之人必不甚力，或以虛文誤實事，或以小備易大防，如趙充國請糴邊糧，所需既有成數，司農僅許其半，至於有司奉行，僅供十二。以十二之備支全事之用，必誤國矣。夷狄之人不可使居中土，漢武帝得渾邪王眾，分處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所奪匈奴地則徙關東貧民以賞之，蓋處降胡於今河套而徙貧民於今甘肅，處降胡塞下，所以禦外侮。徙貧民新郡，所以就膏腴，末嚐以遠人居內地，亦未嚐以吾民寘遐荒也。趙營平、馬新息反遠人天性而居諸內地，欲以旦夕拘錄，製其狼子野心，然而盤結既久，萌芽輒生，辛有伊川之歎，複見於後世，範史所以咎二賢之始事也。太宗初降突厥，欲徙居內地，既有五胡之覆轍，欲井牧其人，則天地無冠冕百蠻之理，即處之近塞，若漢之南庭，亦非無事之局。故魏征直請驅諸漠北，顏師古、李百藥鹹欲居之遠方，分其部落。太宗不從而從溫彥博進熟之說，卒似突厥宿衛，致結社率之變，知事之不可而後從魏征言，乃知處事自有定理，紛紜異說，皆不足用，徒亂人意耳。若夫沿邊要害，令土人結砦自保，如有寇盜，詐以撃其後隊，掠其歸路，亦可當前代屬國，猶愈弛刑減死、募戍遠荒者也。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以我有餘易彼有用，若以茶易馬之類，可無禁也。其它物貨，若縱之使來而無程數，則權與利俱在彼而不在此，法宜謹之於始，約束明而號令肅，便互市之中，折衝之計已寓，則製勝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