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的世界民族之林中，法蘭西民族素以“政治民族”著稱。馬克思說法國無產階級是歐洲無產階級的“政治家”。人們也常說：兩個法國人到一起必談政治。暫且不論這種說法在今天是否還能成立，至少在近代史上這的確是個事實。
一個民族如此普遍地熱衷於政治問題，大致有兩個方麵的原因。其一，這個民族的政治事務一定有什麽特別令人關注的特點。而政治事務過於引人注目，一般說來都是政治領域的情況不太妙所致。在一個政治穩定、國泰民安的社會，人們是不大容易看到這種對政治的普遍興趣的；隻有在那種黨派紛爭激烈，政治形勢波譎雲詭、變幻莫測的社會，政治領域才有可能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中心。眾所周知，近代的法國正是後一類社會的典型。從1789年到1870年，短短的八十一年中，法國竟爆發了四次革命，經曆過君主專製製、君主立憲製、共和製、民主專政製、帝國製的頻繁更迭。起義，恐怖活動，革命與反動，內戰與衛國戰爭，把近代法國攪得天翻地覆、滿目瘡痍，這種動**頻仍、危機四伏的客觀政治環境，無疑是法蘭西民族政治癖好的重要的外在因素。
其二，一個民族對政治的特殊癖好，還反映了這個民族本身有一種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這個民族的成員不是那種隻關心生活中的非政治性事務、對自己與國家政治過程的關係毫無意識的狹隘觀念者，也不是那種消極被動地接受政府行動影響的順從者，而是那種把國家政治事務看作與自身利益休戚相關的事情，並相信自己可以通過努力去對其施加影響的參與者。法蘭西民族正是這樣一種具有高度政治自覺性、積極性的民族。
然而問題還可以進一步問下去：為什麽近代法國的政局會如此動**不穩？為什麽法蘭西民族有如此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可避免地要在相當程度上涉及法國的曆史傳統。因為，法蘭西民族不僅是一個關心政治的民族，而且是一個注重傳統的民族。一部史海勾沉的史學論著，一部在一般非史學研究者看來枯燥乏味的曆史讀物，在法國往往能成為風行一時的暢銷書，能像小說一樣使大眾著迷——法文的“曆史”（histoire）本來就和“故事”是一個詞。法國的34433個村鎮幾乎個個都有自己的地方史學會。寫曆史，也常常是人們在政治上出人頭地的一個重要途徑。法國曆史上的許多著名政治家，如梯也爾、基佐、路易·勃朗、饒勒斯、巴爾都、戴高樂等，同時也是著名的曆史學家。出席巴黎社交界盛大晚宴的客人們，往往會因他們的祖先曾在曆史上的某次內訌中相互廝殺過而吹胡子瞪眼睛地大吵一番，結果不歡而散。這種非同尋常的曆史興趣，說明傳統在法蘭西民族的現實生活中的確有著不容忽視的巨大意義。就拿法國人那種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來說吧，這裏顯然生動地體現了法蘭西民族源遠流長的民主傳統，尤其是與在法國大革命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政治文化傳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因為就在這場大革命中，法國發生了空前規模的民眾動員，以往被完全排斥在政治事務之外的人民大眾突然湧上了政治舞台，形成了一個廣泛的“政治階級”，成為革命政治中最活躍的因素之一，甚至一度成為大革命的主導力量。這樣一次參政經驗，雖然時間並不很長，但在法蘭西民族的心態上留下的痕跡卻是極其深刻的：它使法國人民習慣地感到，既然他們在大革命中犧牲最多、貢獻最大，因此隻有他們，才應該是法國政治的主人。
不僅法蘭西民族的政治參與意識有著這樣的曆史傳統淵源，而且近代法國長期動**的政治局麵，也可以從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傳統中找到它的心態根源。我們知道，1789年的法國革命人士是世界近代史上最豪邁的一群革命者。他們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令人咋舌的：同舊傳統實行徹底決裂，在舊世界的廢墟上重建一個嶄新的法蘭西民族。在他們看來，這種“決裂”不僅是徹底的，而且是全方位的：一切屬於傳統的舊事物，不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不論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統統都應該受到無情的批判和否定。正像托克維爾所指出的那樣，當時的法國人要在他們的過去和未來之間劃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要一勞永逸地徹底改變法蘭西民族的麵貌。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法蘭西民族性格中一個鮮明的內在矛盾：既崇尚理性，又熱情奔放、富於幻想，常常容易沉迷於不切實際的空想，陷入非理性的狂熱。不言而喻，像法國革命人士要實行的這樣一種同舊傳統的徹底決裂和整個民族的全麵更新，無疑是極其困難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達到的——這一點，革命派們實際上很快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意識到了。可問題在於法國人往往就是喜歡做不可能的事。於是，他們便無可奈何地陷入了難以自拔的緊張、煩惱和焦躁的精神狀態之中，一種難以名狀的憂慮感、焦灼感無時不在困擾和折磨著他們。根深蒂固的習慣勢力、國內外敵對分子的拚死抵抗、革命陣營內部層出不窮的分化與叛變，在他們的前進道路上布滿了荊棘和陷阱，使他們感到處處危機四伏，步步險象環生。正是這樣一種異乎尋常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政治危機意識（主要表現為對於各種“陰謀”的神經質的敏感、警覺和恐懼），促使法國革命人士使出渾身解數，用超常的意誌力量和無與倫比的首創精神，調動起由千千萬萬人民大眾組成的同盟軍，訴諸起義、斷頭台、最高限價和專政等極端的手段，推動革命一步一步地激化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在這種異常過激的革命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政治文化傳統，免不了會深深地刻有革命派的那種政治危機意識的痕跡，從而呈現出濃鬱的分裂性、激進性和二元對抗性的色彩。政治文化傳統就其本性來說是注定要對未來的社會政治生活發生影響的，大革命後法蘭西政治鬥爭在相當長的時期裏表現出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尖銳對抗形態，也就這樣被規定下來了。
本書的主旨即在於通過論述和剖析法國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些基本狀況，來揭示近代法國政治動**和法蘭西民族政治參與意識的文化心態根源，並從中對法蘭西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進行一番透視。
這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做好這個課題，對於深化法國曆史與文化的研究，對於探尋革命運動、政治動亂的一般規律和實現政治穩定的途徑，不無裨益。
這裏呈出的隻是一個粗陋的初步嚐試，它需要批評，期待著批評。筆者不才，鬥膽拋磚，意在引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