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是當代政治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出現較晚，正在走紅，而且正日益把自己的影響輻射到政治學以外的其他社科領域。
這個概念的淵源可以一直上溯到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然而作為一個完整的政治學概念，它的出現還隻是三十多年前的事。1956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加布裏埃爾·阿爾蒙德發表了一篇題為“比較政治體係”的論文，首次運用“政治文化”一詞來對各國“政治行為傾向性”中的各種因素進行抽象的概括，由此開創了西方當代政治學中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潮流。
政治文化無非是受社會總體文化影響的一種亞文化。正因為如此，這個概念同“文化”概念本身一樣，有著突出的模糊性特征，很難給它下一個十分確切的定義。長期以來，學者們在此問題上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不過，盡管有各種分歧，政治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阿爾蒙德在1966年提出的下述定義，看來還是最成熟、最有權威性的：
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曆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的進程所形成。人們在過去的經曆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製作用。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1]
另一位美國政治學家白魯恂的看法也有助於我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白魯恂認為，政治文化是政治體係（即國家）中客觀存在的一套係統的政治主觀因素，它反映一個社會的傳統和公共機構的精神、公民的愛憎、大眾的政治情感、領袖的活動方式和活動規範；它使個人的政治行為按一定的方式運行，使政治體係具有價值取向，保證政治體係的某種一致性。他還指出，政治文化的概念試圖更係統地解釋一些固定的概念，如政治意識、民族氣質、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人的基本價值觀、公共輿論和民族性格等。
另一位學者卡瓦納夫在他的《政治文化》（1972年）一書裏係統介紹了各種政治文化定義，然後作了這樣一個精辟的概括，令人耳目一新：
按照我們的目的，我們可以把政治文化看作對政治體係的感情氛圍和態度氛圍的一種簡略表達。按阿爾蒙德的觀點，它是“特定的取向型式”，其中植根著一切政治體係，用塔爾考特·帕森斯的說法可以說得更明白一些，即我們關注的是對於各種政治目標的各種取向。這些取向是政治行動的前提，它們是由諸如傳統、曆史記憶、動機、規範、感情和符號之類種種因素所決定的。[2]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政治文化概念具有這樣三個特征：（1）它專門指向一個民族的群體政治心態，或該民族在政治方麵的群體主觀取向；（2）它強調民族的曆史和現實的社會運動對群體政治心態型式的影響；（3）它重視群體政治心態對於群體政治行為的製約作用。
這種政治文化概念，顯然同西方當代曆史學的主要流派之一——法國年鑒—新史學派有某種不可分割的內在聯係。首先，研究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了解該民族在曆史上形成的關於政治的“態度型式”，這一點就是同法國年鑒—新史學派對“長時段”研究的關注相一致的。人們知道，年鑒—新史學派認為最終決定曆史發展的力量在於變化緩慢但在長時段起作用的事物，如社會的經濟體係、社會習慣、文化心態、生活方式等，相對於這些事物來說，短時段的人物活動、政權更迭等曆史事件，隻能算海浪表層上的泡沫，是曇花一現、轉瞬即逝的東西，對總的曆史進程並無任何實際的影響力，充其量隻能起“吹縐一池春水”的作用，而且其本身的規模與趨勢都是必然地受前者製約的，因此隻有深入了解了長時段的背景，才有可能對傳統史學所關注的各種事件（基本上都是政治事件）作出符合本質的解釋。其次，“政治文化”的概念特別關注於由千千萬萬個人組成的社會群體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年鑒—新史學派的一個突出特征，也正是力反傳統史學把“日常生活”排斥於曆史之外的做法，著重把曆史探詢的目光投射到默默無聞的芸芸眾生，試圖通過平凡無奇的日常生活和蕪雜朦朧的精神狀態來尋求曆史動力的源泉。再次，“政治文化”特別指向一個民族的群體政治心態，這與新史學派愈來愈重視心態現象這一趨勢也是不謀而合的。實際上，研究某種“政治文化”的形成，正是心態史學政治方麵的任務。也正是在這一方麵，“政治文化”概念顯示了一種無可取代的史學價值，日益為當今的心態史學界所重視。
[1] 阿爾蒙德和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係、過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9頁。
[2] D.卡瓦納夫：《政治文化》，麥克米倫，1972年，第10～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