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七章 中國的建議
周恩來向蘇聯代表團十分坦率的說明了，中國為什麽發動了這次中蘇邊界戰爭。再一次的告誡蘇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
他說：過去我們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8年艱苦卓絕的抗戰，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犯了中國的核心利益；1950年，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年，整個中國還處在滿目瘡痍，百廢待舉的時刻，就在我們現在會談的這塊土地上，我們中國人民義無反顧的，抗擊著世界上最強大、最凶惡、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也是因為他們威脅到了我們的安全，侵犯了我國的核心利益；3年前，我們對印度進行了邊界反擊戰，也是因為印度對我國有領土野心，侵犯了我國的這一核心利益。
周恩來用眼睛掃視了一下坐著對麵的蘇聯代表團的成員，然後十分嚴肅的說：在對印度進行邊界反擊戰前，李大為同誌代表中國政府前來莫斯科向你們蘇聯共產黨和政府通報我們將對印度實施邊界反擊時，就十分明確的向你們說明了，中國的領土主權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同時也向你們通報了中國氫彈試驗的情況和我國使用核武器的原則。可是你們完全沒把我們的核心利益當作一回事，也把我國使用核武器的原則當成了耳旁風。
眾所周知，近100多年來，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不斷的對中國進行分割，給中國和各臨國之間留下了很多領土問題。對於這些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這些後遺症，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以和平的方式，尊重曆史事實，並充分的考慮現時的實際情況合理的解決和各國的邊界領土糾紛問題。現在隻剩下中蘇兩國之間的問題尚未解決。
對於中蘇之間的有關領土問題，我們和你們談過，新中國沒成立以前的中華民國政府我們不說啦，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也是在還沒有建國前夕，在西柏坡就和你們談過外蒙古的問題。這個問題米高揚同誌你是最清楚的，你當時是什麽態度，斯大林同誌又是什麽態度，你可以回想一下，這樣是不是尊重中國的主權呢？
1949年我和MZD主席去莫斯科還是想和你們談這個問題，可是斯大林同誌避而不見，向我們施壓，不準我們談這個問題嘛。斯大林這樣對中國的態度平等嗎？過去不平等的邊境條約是沙皇俄國強加給中國的，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是必須的。中蘇雙方本應該首先以平等和公正的態度，通過同誌式的友好協商來重新確定劃分兩國的邊境線走向，解決兩國有爭議的領土問題，可是你們蘇聯政府不肯放棄沙皇強加在中國頭上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完全繼承沙俄的這種侵略擴張政策的惡果。尤其是斯大林同誌更是變本加厲。這樣又何談發展同中國的友好關係，並不斷的把這種友好關係向前推進呢？”
蘇聯的同誌們，你們很難理解從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掠奪，給中國造成多麽大的傷害對中國人民的心理造成的創傷有多麽嚴重。在這些帝國主義列強之中，英國開了一個很壞的頭。但對中國傷害最大，造成的後果最嚴重的就是最貪婪、最凶惡的沙皇俄國和日本這兩個惡鄰。
我們中國人民為什麽要起來**，為什麽拋頭顱，灑熱血，不怕犧牲，前仆後繼就是要打倒中國代表封建地主階級腐敗無能的政府，打倒帝國主義列強，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政權，推翻一切帝國主義列強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恢複中華民族應有的尊嚴。在這個過程中，俄國十月**的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無產階級**道路，取得了無產階級**的勝利。現在我們國家是人民的新中國，已經今非昔比，改天換地了。
你們可能會說中國共產黨人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那我想對說這樣話的蘇聯同誌說，請你們捫心自問一下，自己是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呢？你們占了別人那麽多的領土，如果說那是為了共產主義的擴張，是為了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那麽占據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土又怎麽解釋呢？你們這樣做是不是有利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呢？
周恩來停頓了一會，犀利的目光直視著米高揚說：米高揚同誌，你們一再揚言動用幾百萬噸核當量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核基地、中國的政治中心，工業中心進行摧毀性的核打擊，對中國進行赤luo裸的核威脅，隨後又對中國發動了核攻擊。現在你們又聲稱蘇聯發動的這次對中國的核襲擊完全是蘇軍中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個人行為，與蘇聯政府無關。你們這樣做是一個大國應有的行為嗎？ 你們這樣說不感到前後幾天的說法自相矛盾嗎？
你們的後一種說法是欠妥的，是難以服眾的。這是一件足可以毀滅世界的大事件。造成這麽嚴重的後果，怎麽就能以一句個人行為，就搪塞過去呢？怎麽可以說與蘇聯政府無關呢？蘇聯政府就是出於對蘇聯人民負責，出於對整個人類負責的態度也不能這樣說話嘛。
你們把這種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製造出來，你們是怎麽管理的？你們是怎麽部署的？你們使用的原則是什麽？這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做好的事情。怎麽能說與蘇聯政府無關呢？如果這樣的話，是不是某一天，大家都可以這樣來解釋所有的核攻擊呢？這一次如果不是我們部隊及時的製止你們的發射，那要發射的就不是1枚原子彈，而是4枚原子彈了，如果那樣我們想像現在這樣不作出核反擊都不行，我們的人民能答應我們政府這種軟弱的行為嗎？
然後，周恩來以及其嚴曆的語調說：如果蘇聯政府不能有效的管理自己所擁有的核武器的話，我可以很負責的告訴你們，我們不會再給你們一點機會。你們的那幾個核彈發射基地，我們知道的清清楚楚，我們隨時可以解除你們現有的那幾個中遠程導彈發射場的使用功能。這一點請你們蘇聯同誌要有個足夠的認識，絲毫不要懷疑我們的能力。我們之所以沒這樣做完全是考慮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和蘇聯對北約正常的防禦能力。
蘇聯代表團所有的成員都十分專注地聽了周恩來陳述著中國的立場。他們絲毫不懷疑中國具有摧毀蘇聯現有的中遠程導彈發射的能力，這一點在開戰的第一天已經被證明了。雖然他們知道中國這次沒有對蘇聯下“死手”是出於中國自身的全球戰略平衡的考慮。但他們還是心存著一份感激中國的這種大局觀。如果此時中國和美國、北約聯手，那蘇聯將會是什麽樣啊？說到底還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自家的兄弟”，中國沒有這樣做。
蘇聯代表團知道從周恩來口中說出來的這些話絕對不是威脅，隨後米高揚十分詳細的解釋了一番，蘇聯“核威脅”和核襲擊前前後後的情況，並保證再不會發生類似的事件。
接下來，周恩來對中蘇之間目前的狀況，把中國關於解決邊界領土問題的立場作了簡要說明，他指出：有關中蘇之間的領土問題，是幾百年來形成的。過去我們之間談了2年多，也沒有取得什麽進展，我希望這次蘇聯方麵能拿出最大的誠意來，盡快的解決這些曆史遺留下來的領土問題。當然我們也不奢望通過這一次談判就能全部的解決這些問題。談判總是需要些時間，在未解決這些問題之前需要采取一些臨時措施，結束中蘇兩國的戰爭狀況。為此他提出了，先停火，維持雙方停火時的狀態，為了避免雙方再發生武裝衝突，中蘇雙方武裝力量在停火線脫離，各向後退兩公裏的建議。
蘇聯方麵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先停火的建議，同時也提出了一個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的意見，中國軍隊要退回到開戰前的地區，然後按照列寧同誌曾提出的兩個《加拉罕對華宣言》的原則來處理中蘇之間領土問題的虛價。
戰爭畢竟是由戰場上的實力和一個國家的戰爭潛力以及國內外各方麵綜合因素所決定的。顯然蘇聯的這個提議是不切實際的建議。理所當然的遇到了中國代表團的拒絕。
第一次會談進行了4個小時後結束。周恩來在為這次談判定下了原則之後，連夜乘專機返回了北京。
臨行前，周恩來拉著米高揚的手說：“我現在有些事情，先回北京，你和布爾加寧現在是赫魯曉夫的左膀右臂，是駕馭蘇聯的三巨頭。你們應負起一個大國應負起的責任來。把我們兩國之間的事情辦好。MZD主席說，我們和蘇聯這兩個大國總是要團結的。某些不團結的現象是暫時的，中蘇兩國人民友好關係的全麵發展還是主流、還是大局。我們是本著這一精神，來到這裏同你們談判的。
第一次會談結束後，米高揚把蘇共外聯部部長安德羅波夫，第一副外長庫茲涅佐夫，國家計委第一副主席柯西金，邀到了他的房間。他問大家對這次會談的看法。
安德羅波夫很樂觀的說，首先應該肯定這次會晤是極其有益的，至少我們不再擔心發生核戰爭了。實現停火也是指日可待。也使我們了解了中國領導人對蘇中雙方這次戰爭的態度和規模。也了解了解決領土邊界問題是能否停止戰爭的關鍵，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少丟掉一些領土。
柯西金很務實的說：“我感到中國領導人的一些觀點不是我們一時能夠看透的，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著和我們不同的理解。隨著中國的崛起，由於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口壓力對於資源和領土的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我們應該麵對現實，因勢利導為蘇聯爭取一些利益，最少也要為今後的中蘇關係打下一個好的基礎。對於讓中國軍隊退回到開戰前的蘇中、蘇蒙邊界地區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對周恩來這些建議還是十分讚同的。不管怎麽樣，先停下來。
“不知道中國對領土的要求究竟有多大？”庫茲涅佐夫說：“周是個很儒雅的人，我注意到了，今天的講話是很嚴厲的，但也是很坦率的。與以前中國的提法相比較，這次周恩來沒有提起《加拉罕對華宣言》”
米高揚緊皺眉頭，顯得非常沮喪的說：“中國人再也不會主動的提什麽不平等條約和什麽列寧的那些《加拉罕對華宣言》了，因為現在他們所占領的遠遠的超出了這些文件所涉及到的領土範圍。”
他停頓了一會兒，又說：“現在看起來，隻能按周的建議，先停火了。隻有等停下來才能知道中國人究竟占去了多大的地方，下一步的具體行動很快就會表現出來，到時候我們就能知道他們的胃口有多大了，總之在戰場上失去的領土很難從談判桌上找回來。尤其是那個李大為，這些年幾乎參加了所有中國涉外重大事件的談判。和我們也打了2年多的交道，是個十分強硬而且又是個十分狡詐的人物。”
“庫茲涅佐夫同誌你在中國當了三年大使，你了解這個人的情況嗎？”安德羅波夫問道。
“有一些了解，但不是很多，李大為這個人是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者，他是個知識十分淵博的人，他對世界很了解，對蘇聯的事情知道的也很多。甚至包括我們在座的各位。他好像沒有什麽具體負責中國哪個部門的工作，但隻要是中國的重大的涉外事件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據說和毛、周的關係很不一般，和現在指揮對蘇作戰的那個鄧峰好像是戰友。我在北京的那一段時間，他主要對歐美工作，在多的情況我就不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