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晚上，我醒著，打開收音機，聽到裏麵宣布山姆·沃爾頓成為美國首富。然後我想：“山姆·沃爾頓。哎呀，他曾是我班上的學生呢。”我興奮得不得了。
——海倫·威廉，密蘇裏州，哥倫比亞，
希克曼高中前曆史課和語言課教師
我想，成功總是要付出代價的，我是在1985年10月通過一種艱難的方式學到這個教訓的。當時，《福布斯》把所謂“美國首富”的頭銜冠在我頭上。好嘛，不用費勁就能想象，紐約所有其他報紙和電視都聞風而動，追問：“他是誰？”“他住在哪裏？”而緊接著記者和攝像師開始蜂擁到本頓維爾，我猜他們是想拍下我一頭躍進鋪滿金幣的遊泳池中的照片，他們覺得我肯定有那樣的遊泳池；或是希望看到我正用百元大鈔點燃又大又粗的雪茄，身邊還環繞著一群跳著性感肚皮舞的姑娘。
我真不知道他們是怎麽想的，不過我不打算配合他們。所以他們挖掘到了以下這些和我有關的猛料：我開的是一輛敞篷小型載貨卡車，車後廂放著籠子，那是為我的捕鳥獵犬準備的；我戴著一頂印著“沃爾瑪”字樣的棒球帽；我在鎮子廣場旁邊的理發店裏理發——有個裝備了長焦鏡頭的家夥甚至偷偷溜近，抓拍下我坐在理發椅上的照片，這張照片登上了全國的報紙。接著，那些我們壓根就沒聽說過的親戚就開始從世界各地給我們打電話、寫信，甚至親自上門拜訪，要求我們解囊相助。其中一些人的理由確實說得過去，我真的相信；不過我們也從中見識到了世間種種腦殘騙子的可笑嘴臉。我記得一個婦人寫來一封信，她在信裏大咧咧地說：“我一直想要棟十萬美元的房子，可我一直沒那麽多錢。你能給我這筆錢嗎？”直到今天，還有人在這麽幹，給我們寫信或是打電話，想要我們給他們一輛新車，要麽就是付錢請他們去度假、去補牙，去幹任何他們心血**想幹的事情。
其實我本性很和善——我常常和人們在街上聊天什麽的——我的妻子海倫也是個非常親切開朗的人，竭盡所能地參加各種公眾活動，而且我們的生活一直非常公開化。不過當時我們真的一度感覺，這個“首富”頭銜就要毀掉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
我們一直努力恪守本分，可是突然間，所有人都指望我們為他們買單。還有好管閑事的狗仔隊，會在一天裏的任何時刻往我們家打電話，我們對他們說“不，你不能帶著一整支攝影組到我家”“不，我們不想讓你的雜誌花上一周時間拍攝沃爾頓家的生活照”或是“不，我沒有時間同你分享我一生的故事”，他們就會表現出毫不掩飾的粗魯。而且所有這些人都想要聊聊我們家的私人財務狀況，這真是讓我火冒三丈。他們甚至對沃爾瑪公司都沒什麽興趣，而在當時，沃爾瑪的故事不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能算得上是最棒的商界傳說了，可就算這樣，他們也從未想過問問公司的事情。
這個經曆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絕大多數媒體人——還有一些典型的華爾街人士——要麽覺得我們是一幫在貨車後車廂裏賣便宜貨的土包子，要麽覺得我們是某種投機商或股票詐騙者。而當他們一旦下筆寫到我們公司，要麽就是胡說八道，要麽就是滿紙嘲弄。
所以沃爾頓家的人幾乎本能地緊緊閉上了嘴巴，絕不把我們中的任何人拿出去進行公眾形象宣傳，盡管在那段時間裏，我們的生活依然保持公開，並保持對各個分店的巡訪。幸運的是，在本頓維爾這個地方，我們的朋友和鄰居們保護我們免受大量這種狗仔隊的騷擾。可我還是在一次網球賽上打球時，遭到來自《富豪名流生活》的一個家夥堵截，海倫也因為一篇文章把一家婦女雜誌大罵了一頓。媒體通常把我描繪成一個寒酸古怪的離群索居者，一個盡管在山洞裏藏了幾十億美元，卻仍然和狗兒同眠的鄉巴佬。
後來，在1987年股市崩盤時，沃爾瑪的股票也和其他股票一樣下跌了，每條報道都在說我損失了5億美元。當他們問及我對此事的看法時，我說：“那隻是賬麵而已。”想來他們從這事裏找到了不少樂子吧。
不過現在，我會談談我對於金錢的看法——適可而止。除此之外，我們的財務情況——就像其他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美國家庭一樣——隻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不關別人的事。
毫無疑問，我對於金錢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與我的成長經曆有關的，我正趕上了美國曆史上一段相當艱苦的時期：大蕭條時期。而我早年生活的美國中部地區——密蘇裏州、俄克拉荷馬州、堪薩斯州、阿肯色州——在沙塵暴時代[1]經受了沉重的打擊。
我於1918年出生在俄克拉荷馬州的金菲舍鎮，在那兒住到5歲。不過我最早記憶中的地方，是密蘇裏州的斯普林菲爾德，我在那裏開始上學，隨後搬到密蘇裏州的小鎮馬歇爾。在那以後我們搬到密蘇裏州的謝爾拜納，我在那兒開始上高中，再然後是哥倫比亞鎮，在那兒我念完了高中，進了大學。
我的父親，托馬斯·吉布森·沃爾頓，是個非常勤勉的人，每天很早起床，工作很長時間。他是個老實人，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的老實人，他的誠實正直被許多人記得。他還頗有一點個性，喜歡做生意，什麽東西都拿來交易——馬、騾子、牛、房子、農場、汽車，任何東西。一次，他用我們在金菲舍鎮的農場換取了俄克拉荷馬州歐米加鎮附近的另一座農場。還有一次，他用他的手表換了一頭豬，於是我們的餐桌上便有了豬肉。
我的父親還是我遇到過的最善於討價還價的人。他有種罕見的直覺，知道對方讓價能讓到什麽地步，他總能還到那個價錢，並且在友好的氣氛中成交。不過有時他出的價真是讓我覺得發窘，那實在是太低了。這大概就是我不能成為世上最佳談判者的原因之一吧：我缺乏榨取對方最後一美元的天資。幸運的是，我的兄弟巴德，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是我事業上的夥伴，他繼承了我父親討價還價的天分。
父親從未有過自己創業的那種野心或自信，他不相信借貸。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他幹過各種工作，銀行職員、農場主、農業貸款評估員、保險及房地產代理人。在大蕭條時期的開始，有好幾個月他完全找不到工作，最後隻得上他兄弟的公司去做事，那家公司叫沃爾頓抵押借貸公司，是美商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一個代理處。父親接手了大都會公司老農場借貸方麵的事務，那些農場絕大多數都處於拖欠債務的境況。在1929、1930和1931年間，他不得不從數百戶可憐的好人家手裏，沒收了他們家族世代擁有的農場。有時候我同他一起，那場麵很悲慘，而且對我父親來說也的確很不容易——不過他盡可能讓那些農場主保留最大限度的自尊。所有這些，必定會給還是個孩子的我留下深刻印象，雖然我全不記得當時有沒有對自己說過諸如“我決不要做個窮人”之類的話。
我們從未把自己當成窮人，盡管我們手頭的確沒有多少所謂“稅後收入”的錢，但我們都竭盡所能四處賺些小錢增加收入。比如我的媽媽，南希·沃爾頓，在大蕭條時期想到個點子，開了家小牛奶店。我早上早早起床擠牛奶，母親則進行各項準備工作，將牛奶裝瓶，下午我練完足球後就去送牛奶。我們有10到12個主顧，他們花上10美分就能買到1加侖牛奶。不過最棒的是，媽媽會從牛奶裏撇奶油做冰激淩，我常常會想，是不是正是那時候吃下的那些冰激淩，使我長成了現在這個胖子山姆·沃爾頓。
大概在我七八歲大的時候，我還開始遞送報刊、爭取訂戶，從七年級一直到我上大學，從不間斷。我還飼養並出售兔子和鴿子，與那時候的農村孩子沒什麽兩樣。
我很小就認識到，我們小孩子幫著家裏掙錢，努力付出而不僅僅是索取，是很重要的。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認識到了，用自己的雙手掙得一塊錢是多麽不容易的事，而當你真的做到了，就更了不起了。通過言傳身教，我的父母將他們積攢財富的方法傳給了我們：絕不亂花一分錢。
巴德·沃爾頓：
人們沒法理解為什麽我們總是這麽節儉。身為億萬富翁卻駕駛一輛老舊的敞篷貨車，在沃爾瑪買衣服，或是不肯乘坐頭等艙之類的事情，他們總是大驚小怪的。
其實隻是因為，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
要是街上丟著一分錢，有多少人會走過去撿起來呢？我打賭我會，而且我知道，山姆也會。
斯蒂芬·龐弗利，攝影師：
一次，在密蘇裏州某個小機場的停機坪上，我打算給山姆照張外景照片。他正下飛機，我往地上丟了個五分硬幣——想拿他尋尋開心——還對我的助手說：“讓我們等著瞧他會不會撿起來。”
停機坪上飛機起起落落，而山姆急匆匆地走過來，拍了幾張後他得換個姿勢再拍。
“好吧，”他說，“你想要我站在哪兒——那個五分硬幣上嗎？”
當我走進社會準備幹點自己的事業時，我已經對一塊錢的價值抱有一種強烈的、根深蒂固的尊重了。可盡管我取得了商學學位，我對於貨幣和金融的了解卻還不那麽透徹。接著我認識了海倫一家，聽她的父親L·S·羅伯森先生侃侃而談，這本身就是一種教育。羅伯森先生對我的影響很大，他是一個出色的推銷員，是我遇到過的最具有說服力的人之一。我確信，他作為一個商人所取得的成功，他對於金融和法律的理解以及他的人生觀都深深地影響了我。當我目睹他的成功時，我爭強好勝的本性便被大大激發起來，覺得很羨慕。我並不是嫉妒他，我隻是欽佩他。我對自己說：也許將來有一天，我也會像他那樣成功。
羅伯森一家在理財方麵非常精明。海倫的父親將他名下的大農場和家族企業組合成一家合夥企業，海倫和她的兄弟們都是合夥人。他們所有人輪流處理農場的賬務及類似的事情。海倫有金融學的本科學位，在那時候就一個女人來說，可是的的確確很不尋常的。總之，羅伯森先生建議我們家也像他們家那麽幹，我們的確那麽做了，那是老早以前了，在1953年。當時我們隻有一點點錢，我們用它開了一個合夥經營的店鋪，我的孩子們都是合夥人。正是從這個小店開始，沃爾頓集團一步步發展起來。
這些年來，我們所持有的沃爾瑪股份全都投入了這個合夥企業中。沃爾頓集團的董事會就是我們一家人，我們在達成一致的基礎上進行決策。有時我們會爭論，有時候則意見統一。不過我們控製著付給每位董事會成員的紅利數額，保證每個人所獲相同。這些年來，除開我因為擔任公司董事長的職位而多領一份薪水，孩子們得到的錢和海倫與我一樣多。現在這個職位已經交給我的兒子吉姆，那份薪水也歸他領了。我們通過這種方式積累企業資金，而不是四處揮霍、過奢侈的生活。當然，我們也留出了生活所需的錢，而且在我看來，這些錢恐怕還比較多。
合夥經營的方式，在很多不同方麵起到良好效果。首先，它確保了我們通過家族控製沃爾瑪連鎖集團，保持集團的整體性，使它避免遭遇隨意、零散的拋售。今天我們仍持有公司38%的股份，對於任何一個掌握沃爾瑪這樣規模企業的人來說，這一數字大得異乎尋常。這也是保護沃爾瑪、不使它通過股份收購落入他人之手的最好辦法。同時這點也很了不起，隻有那些對自己家族的實力有信心、對公司的發展潛力有信心的家庭才能做到。股份所有權的轉讓手續老早以前就辦好了，我們無須在這上麵交付巨額贈予稅或是遺產稅。道理很簡單，想要少交遺產稅的最好辦法，就是在你的資產增值以前就把它們給出去。
事實證明，合夥經營是一種極好的商業理念和經營策略，要是沒有海倫父親的建議，我肯定不會老早以前就想到這一點。這並不是對子女的溺愛或是過分之舉，這是整個計劃的一部分——將整個家族緊緊維係在一起，同時保持一種建立在我們自己標準上的均衡感。
海倫·沃爾頓：
這是一種極好的金融策略，不過它還有一個方麵：在子女和家庭之間建立了一種聯係，加強了他們對彼此的責任感。你不能否認這一點。
所以當1985年《福布斯》說我是美國首富時，好吧，它的確沒說錯。要是你把當時沃爾瑪的股票價格與我們的持有數相乘，我們的身價大概值200億或是250億美元，或者他們說的隨便多少。整個家族也許真的擁有這麽些資產，不過我自己可從沒親眼見過那麽多鈔票。一方麵，我們整個家族從沃爾瑪獲取的紅利中，我和海倫隻有20%的份額；另一方麵，隻要我還在，沃爾瑪集團的絕大部分股票就不會動——而且我相信這一態度至少將延續到下一代不變。我們不需要錢。我們不需要買上一艘遊艇。而且感謝上帝，我們也從沒想過我們必須出門遊玩，買些諸如小島之類的東西。我們隻是沒有這種需要或者說是企望，而正是這種企望毀掉了大量公司。公司建立的年頭長了，有些家族就一次一點地賣掉他們的股票以維持奢華的生活，然後——“嘣”——股份就被某個人全收購了，公司就這麽易手了。我寫作這本書的一個真正原因，就是好讓我的孫兒輩和曾孫輩有朝一日能讀到，並明白這一點：隻要你開始作出如上所說的那種愚蠢舉動，我就會從墳墓裏爬出來找你算賬。所以連想都不要去想。
我不是打算在這兒哭窮。一直以來，在這個家裏，我們毫無疑問擁有比維持舒適生活所需更多的金錢——即使是在沃爾瑪飛速發展之前就是這樣。有一點必須說明：金錢對我的意義從來就沒那麽大，即使是從賬目意義上來說也是這樣。隻要我們有足夠的食物，有不錯的住處，有地方可供我飼養我的獵犬，有地方打打獵、打打網球，還有，最重要的是，能夠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這就是有錢了。我就是這個想法，而我們已經擁有上麵說的那一切了。我們並不是瘋子。我們並不像有些人描繪的那樣像貧民似的過活。我們一家人都喜歡飛行，我們擁有好些很棒的飛機，這些年裏我總共擁有過18架飛機，不過沒有任何一架是在它們簇新的時候買下的。我們也在一些很棒的地方舉辦家庭聚會，比如佛羅裏達州那不勒斯市的麗思-卡爾頓酒店，或是聖地亞哥的科羅拉多酒店。我們居住的這棟房子是由E·費伊·瓊斯設計的，他住在費耶特維爾的下街區，是世界著名建築師弗蘭克·勞埃德·萊特的門生。盡管我覺得造價太高，但我必須承認它很漂亮——不過得是從一種真正簡潔自然的角度來說。
我們並不因為擁有財富而覺得羞恥，我隻是覺得那種聲色犬馬的生活方式在很多地方都不太合適，尤其是在本頓維爾，這兒的人們辛苦工作賺取收入，而我們都知道，大家都是人，都差不多。我還真不確定我明白所謂名流生活是什麽意思。舉個例子，伊麗莎白·泰勒在好萊塢舉辦婚禮，究竟是為什麽我會收到邀請？我至今不能相信，我去理發店剪個頭發都能成為新聞。我還能去什麽別的地方剪頭發？為什麽我駕駛的是一輛敞篷小貨車？你們覺得我應該用什麽車來載我的那些狗？勞斯萊斯轎車嗎？
不過現在，我樂於承認那些雜誌上的文章也帶來了某些好處，盡管它製造了那麽多的麻煩，讓我在這些年裏一直痛恨不已。起初我以為那些說辭會影響我和店裏員工們的關係。不過我發現，天哪！他們的看法幾乎都是這樣：“看，我們幫他做到了這一切。我們真為他高興！”我想，現在我對分店的巡訪，也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他們更重要了。自從那個富豪榜多多少少使我變成一個公眾人物後，我注意到他們對我的反應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很自然的，我們的顧客看來也挺喜歡這件事：讓我在鈔票上或別的東西上給他們簽名。
查理·鮑姆，沃爾瑪公司早期合夥人：
山姆在阿肯色州紐波特開設第一家店時我就認識他了，我相信，從某些角度來說，金錢對於山姆幾乎毫不重要。推動他不斷前行的是雄踞巔峰的渴望，而不是金錢。現在他已經被財富煩得不行了：不久前的一天，他早上6點鍾跑來問我，“要是你的兒孫知道自己有一輩子都花不完的錢，你要怎麽去激勵他們工作呢？”
大衛·格拉斯，沃爾瑪公司CEO：
山姆真的很有錢嗎？三十年來我一直跟著他四處跑來跑去，你千萬別跟我說這話。實際上，要是我不看每年的股東會報告書，我真的會賭咒發誓說他窮得叮當響。我記得一次我們乘飛機離開紐約——一次商務旅行——準備去俄亥俄州哥倫比亞市的沃爾瑪百貨有限公司拜訪我們的朋友。就在機場，山姆突然顯出吃驚的表情，然後對我說：“大衛，我身上一點錢都沒帶。你帶了嗎？”我摸了摸錢包，抽出兩張20塊的鈔票。他盯著錢，說：“你大概不會兩張都要用吧，借我一張吧。”
現在，隻要談到沃爾瑪，必不可免的一個說法就是：節儉。公司有這樣一個聲明，在營業額達到400億美元、並且將業務拓展到加利福尼亞和緬因州那麽遠的地方之前，公司絕不會購買一架噴氣式飛機。我覺得這個聲明是來真的，而且就算目標達成了，他們也得把我綁起來架著我去買。出差時，我們兩人合住一個房間，直到我年紀大了，才開始單獨住一間房。我們入住的都是假日酒店、華美達酒店、戴斯酒店，吃飯的地兒是一些家庭小餐館——要是我們有時間吃飯的話。現在可不一樣了，看看那些野心勃勃的公司、薪酬驚人的CEO，他們打從一開始就隻想著攫取錢財，除了自己以外不關心任何人，真讓我挺心煩的。這正是現今美國商界的一大弊病。
加裏·雷恩鮑斯，沃爾瑪公司早期分店經理：
早年間，我們會和山姆一起去各地進貨，我們所有人都盡可能隻住一個或兩個房間。我記得有一次在芝加哥，我們8個人住在一間房裏，而且那個房間還不是很大。你大概會說我們的預算摳得太緊了。
可是時至今日，當沃爾瑪已經取得如此成功，當我們公司的資產已經超過500億美元時，有時我還是會被問到：為什麽我們依然如此節儉？答案很簡單：我們重視每一分錢的價值。
我們要向顧客證明我們存在的價值，這就意味著，除了優質的商品和服務之外，我們還必須幫他們省錢。沃爾瑪公司每浪費一塊錢，實際上就是讓我們的顧客多花一塊錢。而每次我們幫顧客省下一塊錢，就在競爭中領先了一步——這正是我們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