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負擔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通常用“拉弗曲線”來表示。這一理論出自供給學派代表人物、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商業研究生院教授阿瑟·拉弗。他認為，稅收政策是影響生產要素供給和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隻要大幅度減稅就能刺激供給，從而刺激經濟活動。因為經濟活動主體關心的並不是獲得的報酬或利潤總額，而是在減掉各項納稅後的報酬或稱利潤淨額。尤其是在累進稅製條件下，邊際稅率（即對收入增加部分征收的稅率）更是關鍵因素。[1]
這就是我們看到，為什麽在消費需求不足、失業率較高的時候，各國常常會采取減稅政策來刺激經濟、增加就業的原因。
例如在英國，1979年撒切爾夫人執政之前，英國經濟長期處於高失業率、高通貨膨脹、低經濟增長時期；撒切爾夫人上台後毅然放棄凱恩斯主義，通過削減所得稅、緊縮政府開支等措施，很快就出現了經濟穩定增長、失業人數逐步減少、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的喜人局麵。
在美國，1980至1982年出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七次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率近10%，1982年的失業率高達10.8%。當時的裏根總統上台後，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率和公司所得稅稅率，對企業廠房和設備實行加速成本回收、縮短折舊年限（其實質就是減稅和延遲納稅），減少政府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幹預，削減聯邦開支和預算赤字，結果很快就在1984年實現了預算平衡。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從1982年12月起走出衰退，經濟複蘇勢頭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強勁有力。截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了65個月，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平時期經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
2000年以後，美國、德國、法國、比利時、加拿大、澳大利亞、阿爾巴尼亞、波蘭、愛爾蘭、哈薩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意大利、馬來西亞等國，以及我國台灣地區，都在紛紛降低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尤其是在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英國、巴西、韓國、意大利等更是展開了新一輪減稅政策，用以刺激投資和企業經營，從而保證了經濟的增長和就業的增加。
我國地域遼闊，所以稅收負擔在地區之間的分布相對複雜。總體來看，東部地區的稅費負擔雖然占GDP的比重較高，可是由於出口退稅比率高達80%以上，這樣實際上就降低了稅費負擔占GDP的比重。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收入中，收費罰款占稅費總收入的比重相對較高。在北京，由於中央直屬企業和銀行紛紛取消各地分公司的獨立法人地位，這樣，這些分公司創造的稅收就被集中繳到了北京，從而推高了北京地區的稅費負擔占GDP比重。
但無論如何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某個地區的非稅收入占全部稅收的比重越高，表明這個地區的個體和小微企業的發展就越困難、就業率越低。因為全國的稅率是統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各項罰沒收入和費用為代表的非稅收入上。例如，2007年北京的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為4.07%，每千人擁有個體和私營企業的數量為22.39戶；上海的這兩個數據分別為5.54%和32.72戶；湖南的這兩個數據分別為30.4%和1.90戶；甘肅的這兩個數據分別為33.55%和1.93戶。
所以說，千萬別小看了稅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緊密關係。
再以營業稅為例。營業稅是一個環節一個環節重複征收的，多一個環節、多一項服務就要多繳一道稅，稅率從3%到20%不等。在這種稅收體製下，服務業要想得到快速發展就幾乎不可能。
可是要想進行這種改革卻不容易。因為營業稅是地方稅，如果把營業稅改成增值稅，就要成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稅，就要劃一部分給中央財政，地方財政收入就減少了。與此同時，還會在不同地區之間產生收入轉移，這種影響究竟如何發揮作用，現在還不清楚。例如把營業稅改成增值稅，實際上就把另外一個地方的增值稅給抵扣了。這樣就要考慮改革後企業的稅收負擔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稅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間、不同地區之間怎樣進行分配？這項改革的成本由誰來承擔？等等。
從這個角度看，稅製改革實際上就是政治改革，承擔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就像1994年進行的增值稅改革，所冒的政治風險同樣相當大。當時的情況是，增值稅改革推行後，全國出現了大麵積的虛開增值稅發票現象，要不是後來的金稅工程堵住了這方麵的漏洞，這項改革就必然要失敗，必然要重新退回到原來產品稅的老路上去。
但是，營業稅不改成增值稅又不行，否則就無法調整產業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例如，上海是我國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航運中心，如果不通過這種改革降低營業稅負擔，金融業和交通運輸業就不可能得到發展。設想一下：如果1994年不進行增值稅改革，我國就不會成為今天的“世界工廠”；同樣，如果再不進行營業稅改革，我國以後也就不會成為“世界服務業大國”，道理是一樣的。[2]
可是，這種稅收革與經濟發展尤其是本書所談的大學生自主創業有什麽關係呢？這方麵的關係可大了。
據2012年9月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協會等發布的《中國中小微企業健康發展報告（2012）》，我國小微企業的生產經營正麵臨著多重困境，主要表現在：融資難沒有得到明顯緩解；企業稅費負擔仍然較重。以企業稅費負擔為例，盡管國家出台了結構性減稅措施，可是實際執行結果並不如預期設想的那麽好。在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提高後，大量的小微企業盡管月收入已經低於起征點，可是仍然需要繳稅，並沒有真正享受到免稅政策。尤其是在營業稅、增值稅並存的體製下，各種服務業的重複征稅負擔很重。此外還有：市場需求下行壓力加大，企業訂單不足；在多種因素疊加影響下，企業成本大幅度上升；企業麵臨用工缺口；一些資源消耗高、環境汙染大的小微企業麵臨緊迫的調整轉型升級壓力；非公有製經濟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存在著體製和機製障礙等。[3]
所有這些，都需要政府調整稅收體製來減輕負擔、著重扶持小微企業發展，並把這些措施真正落到實處，發揮好“拉弗曲線”的作用。
案例
拉弗曲線的懲罰
上麵提到的拉弗曲線告訴我們，大幅度降低稅收比重會有效促進經濟發展，尤其是在累進稅率製度下，這種效應更為明顯。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的研究表明，我國政府的實際支出遠遠不是政府報告中提到的那個數字，因為還有預算外支出沒有包括在內。而無論是預算內支出還是預算外支出，歸根到底都是企業、創業者和就業者的支出，必然會影響企業成本、經營和收益。
例如，我國2007、2008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預算收入分別為51322億元和61317億元，分別占當年GDP的19.95%和20.39%。可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實際收入要遠遠大於這個數字，還有相當多的收費、罰沒收入、土地出讓金、探礦權和礦產開采權拍賣及轉讓、社保費、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彩票發行收入等沒有包括在內。即使不含煙草利潤、發行彩票、探礦和采礦權出讓、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等收入，200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實際收入也有85223億元，超出預算內收入33991億元，占當年GDP的32.87%。而從國際上看，公認的發展中國家的適宜稅負率在18%至25%，我國比它們高了7至8個百分點，超出一半。[4]
那麽，這種過高的稅負對我國創業的發展影響究竟有多大呢？周天勇的研究是，這造成了以下兩種中外差別：一是一般發展中國家每一千人中擁有30家企業，可是在我國隻有12家左右，不到一半。二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大學生畢業後自主創業的比例高達20%，一個人創業可以帶動10個人就業；可是我國的這一比率不到2%，相差10倍。[5]
與此同時，由於稅收不透明，我國納稅人對自己繳上去的稅究竟用在了哪裏一無所知，所以感覺心裏很不平衡。而這種情況在國外就非常透明，許多國家的納稅人甚至覺得自己繳的這點稅“很值”，哪怕稅率再高也覺得“心甘情願”，至少是沒有怨言。
例如，在《福布斯》雜誌評選的全球稅負痛苦指數名單中排名第一的法國，就是這樣的情形。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宋紫薇介紹說，法國人雖然到處要繳稅，可是法國人對自己的納稅就沒什麽抱怨，因為納稅人從國家獲得的福利更多。以讀書為例，法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博士後都是不用繳學費的，並且理科博士生和博士後每月還有政府提供的1000歐元工資補助；如果學生不住在父母一起，還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房屋補助，哪怕你是外國人。她以自己為例說，她在法國租了一處25平方米的平房，離市中心步行30分鍾的距離，月租260歐元，扣除政府每月提供的房租補貼171歐元外，實際支付89歐元（約人民幣756元），還不到她家鄉濟南市中心城區一室一廳租金的一半。
並且，雖然她是外國人，可是隻要憑學生證，在法國看電影、看戲劇、聽音樂會、參觀美術展覽等都有優惠，參觀巴黎聖母院隻要人民幣42.5元，而她暑假回國去曲阜玩，“三孔”的一張門票就要150元。[6]
所以說，政府隻有確實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增強財政支出透明度，才能更好地促進就業，安撫納稅人的心。
1 周天勇：《不能再無視中國企業高稅費負擔》，載《中國經濟時報》，2009年12月14日。
2 徐瑗：《國稅總局原副局長曝廢除農業稅真相：成本太高》，載《南風窗》，2011年6月26日。
3 張周來：《報告稱中國中小微企業生產經營正麵臨多重困境》，新華網，2012年9月24日。
4 周天勇：《政府收入結構扭曲加重企業成本》，載《中國經濟時報》，2009年11月16日。
5 周天勇：《中國的稅費負擔率世界最高》，載《21CN財經綜合》，2011年5月30日。
6 張榕博：《專家稱間接稅高增加民眾負擔：購1斤肉2兩係稅費》，載《齊魯晚報》，2012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