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上說，自主創業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這沒有什麽高尚不高尚、道德不道德，也沒有什麽可忌諱的。它隻是說明這樣一條真理——企業需要有盈利、至少不虧本，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並擴大再生產。不能賺錢的企業連簡單再生產也維持不了，最終必將被淘汰。這和“衣食足、知榮辱”是同樣的道理。一個人如果連肚子都吃不飽，你還讓他去餓著肚子談理想，什麽都是浮雲，不如給他一個麵包更實惠。
日本經營之神鬆下幸之助說：“企業不賺錢就是犯罪！”[1]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更是**裸地指出：“我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不管做什麽行業，隻要純粹就好，人就怕不純粹。不賺錢的商人是不道德的，不賺錢你就隻能確保自己的生活，不能給員工好的工資福利待遇，不能給國家上繳利稅，不能給客戶帶來實惠。”[2]
接下來看，企業的利潤又從哪裏來呢？從大的方麵說，就是銷售減去成本費用再減去稅金。所以看出，在銷售和成本費用一定的前提下，稅收負擔高低直接決定著企業淨利潤多少，表現為利潤的減項。
對於企業及其老板來說，納稅負擔當然是越輕越好，但事實上不可能沒有稅收。因為任何一國政府，都需要依靠納稅人的錢來正常運轉。這沒有問題，有問題的隻是稅收負擔的高低，表現為納稅額在企業利潤中的比率高低。不用說，這個比率對於企業來說是越低越好；如果高到企業把大部分利潤都繳了稅，甚至把全部利潤繳給稅務部門還不夠（這時候表現為企業的經營虧損），就會承受不了，就沒有積極性。
遺憾的是，這正是目前的一種現實。
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2012年8月24日發布的數據，我國中央企業2012年1至7月累計實現營業收入123347.6億元，同比增長8.4%；上繳稅費總額12625.7億元，同比增長13.8%；累計實現淨利潤4593.8億元，同比下降16.1%。容易看出，這些企業同期上繳的稅費總額占營業收入總額的比率為12625.7÷123347.6＝10.2%，利潤總額占營業收入總額的比率為4593.8÷123347.6＝3.7%，利潤總額占上繳稅費總額的比例為4593.8÷12625.7＝36.4%。也就是說，企業到手的淨利潤隻相當於稅費總額的1/3；反過來說，企業上繳的稅利總額相當於淨利潤的2.7倍！
換個角度看，根據國家財政部披露的數據，2012年1至7月全國財政收入為7446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727億元，增長11.6%。財政收入中稅收收入64008億元，同比增長9%，扣除匯算清繳上年銀行業等企業所得稅增加較多因素後增長7%左右。換句話說就是，即使我國整體經濟運行下行風險加大，企業經營內外交困，可是國家稅收收入增長趨勢依然沒變。以中央企業發生的數據證明，企業實現的利潤總數已經遠遠低於上繳稅費總額，利稅比例嚴重失衡。
從中也容易看出，稅費負擔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重大壓力。道理很簡單：稅收征管是以國家強製力為背景的，國家確定稅種、稅率是不需要得到企業同意的，所以稅費負擔是企業發展不可避免的製度成本。
可是，如果稅費負擔過高，影響到企業發展積極性，最終仍然會影響稅收收入的增長。因為歸根到底，如果沒有企業的交易行為就沒有流轉稅，沒有企業的所得就沒有企業所得稅，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放水養魚”、“涵養稅源”的說法。
從稅收增長速度看，2006年全國的稅收收入比2002年翻了一番多，僅僅當年的稅收增加額（6770億元）就超過1994年全年的稅收收入。最近幾年來，我國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2002年為14.1%，2003年為15.1%，2004年為16.1%，2005年為16.8%，2006年達到18%。2007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49442億元，比上年增加11800億元，增長31%以上。而在同期，GDP的年平均增長率則為10.4%左右。
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學術委員詹清榮認為，關於這一點，我國政府實際上看得很清楚，也想通過製度性辦法來消除不利影響，所以才在2008年末提出“結構性減稅”策略，強調要實現稅製結構優化來更好地貼合經濟發展實際。當然，最終並沒看到這樣的效果——據國家財政部公布的數字，2011年我國稅收收入近9萬億元，同比增長22.6%，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進一步攀升到19%以上！從絕對額看，2011年我國GDP總量約為2000年的4.7倍，可是同期稅收收入卻高達7倍。[3]
可以想見，如果企業的利稅比例嚴重失衡，企業出資人因為不能從這種投資中得到應有的獲利回報，就再也不願意投資辦企業了，“殺雞取蛋”也就真的一語成讖。這也是為什麽說目前我國經濟低迷、投資者不願意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廈門和泉州等地的運動鞋、男裝、傘業、食品等產業在我國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響，可是2012年以後這些地方的工業園區內，有許多企業掛起了出租廠房的廣告，試圖通過此舉來減少虧損。而這樣做的實質，就是慢慢地離開製造業，因為製造業實在賺不到錢。
可是，宏觀形勢對大家是一視同仁的。你的日子不好過，別人也一樣。一位傘廠老板前幾年在廈門一次就買了兩幢工業廠房，現在大部分都用於對外出租了；而即使這樣也不行，不是租不出去，就是租金太低。
據介紹，閩南地區是全球最大的製傘基地，而該廠又是當地明星企業，前幾年的年每年出口額有幾千萬元，並且在俄羅斯等國還建立了銷售點。可是2012年上半年產量至少下降30%，庫存超過5000萬元。該廠一幢建築麵積超過5000平方米的廠房，過去可以產出5000萬元產值，哪怕隻有1%的利潤，一年也有五六十萬；可現在就連這1%也賺不到。即使對外掛牌年租金五六十萬元，這廠房也根本就租不出去。[4]
案例
納稅意味著對利潤的剝奪
政府稅收收入意味著對企業利潤的剝奪，這是顯而易見的。適當的稅收比重不但合理，而且必需；可是如果稅收比重過高就會嚴重影響企業積極性，影響到全社會的創業、投資，助長投機之風。
可是現實情形是，我國的稅收比重不但絕對比重高，而且相對比重也已經躍居全球前列，這對經濟發展和創業環境非常不利。
從宏觀數據看，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從 1985 年的56.18%下降到2007年的43.42%，下降了13個百分點；在此期間，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卻從 1995 年最低時的 17.39%猛增到 2007 年的32.87%，12年中上升15.48個百分點。進一步研究可以發現，在政府收入結構中，各種收費的比重越來越高。要知道，這種稅外收費和罰款的隨意性很大，對打擊企業和創業者的積極性危害更大，更與現代政府收入體製背道而馳。[5]
名目繁多的間接稅讓人苦不堪言。青島市地稅局工作人員舉例說，市民每天飲用的自來水中就包含著增值稅、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平時日常消費中的流轉增值稅稅率在15%至17%之間。照此計算，如果一位市民每個月的個人消費在2000元左右，就意味著他要承擔的間接稅在200元以下，相當於月收入4000元的納稅人的個人所得稅數額。
她開玩笑說，“早上起來打開水龍頭洗臉，自來水公司早就幫你繳了增值稅；坐公交車上班，公交公司幫你繳了營業稅；一天抽一包10元錢的煙，超過一半的錢繳了稅，包括增值稅1.45元，消費稅3.6元。甚至每天你吃一個饅頭都要繳稅啊！”[6]
那麽，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形呢？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認為，關鍵是我國依靠稅費供養的工作人員太多。
他提供的研究數據是：我國1978年時全國總人口繳稅繳費供養人員比是49比1，也就是全國平均每49個人繳稅繳費供養1個人；而到了2007年時，就已經達到25比1，即49個人繳稅繳費差不多要供養2個人，負擔幾乎增加了1倍！這還不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在內，否則實際供養比更是高達19.7比1。如果包括鄉村居民供養的村級幹部和鄉鎮中的非在編人員，這個比例就更是驚人。由於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絕大部分分布在城鎮，在鄉村的可以忽略不計，這樣一算稅費供養人員占城鎮總就業人口的比例高達17.7%。也就是說，在城鎮就業人員中，每4.6個人就要供養一個公務人員！從絕對數看，2007年我國稅費供養的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在編和臨時編製人員的工資、退休、醫療、公款招待、公車、公共支出、辦公等費用合計高達29425億元；再加上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投資支出，共計37530億元。
並且他還發現這樣一條“規律”：凡是收費罰款多、罰款重的地區，每千人擁有的企業數量就少、城鎮人口從業率也低。為什麽？就是因為這些地區行政事業單位的收費罰款，包括行政審批、許可、監督、執法、收費和罰款等過程中的吃拿卡要，嚴重影響到了創業和企業經營。[7]
所以周天勇認為，這種稅收來源集中於創業和企業、對創業和企業收費罰款太多太亂的局麵已到非改不可地步。如果粥少僧多，並且繳費的不如收費的，甚至待遇要相差好多倍，這經濟還會發展嗎？！
1 施洪燦：《義烏江東街道非公黨建劃出一道政治彩虹》，載《每日商報》，2010年10月31日。
2 潘石屹：《不賺錢的商人是不道德的》，中國企業家網，2012年3月16日。
3 詹清榮：《稅費負擔對企業發展的結構性製約》，載《中國發展觀察》，2012年9月14日。
4 《閩南製造業病危：稅費凶猛，工廠不忙生產忙租房》，載《經濟參考報》，2012年8月13日。
5 周天勇：《政府收入結構扭曲加重企業成本》，載《中國經濟時報》，2009年11月16日。
6 張榕博：《專家稱間接稅高增加民眾負擔：購1斤肉2兩係稅費》，載《齊魯晚報》，2012年3月26日。
7 周天勇：《中國靠稅費供養的公職人員實在太多》，載《中國經濟時報》，2009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