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40年代，美國作家霍桑寫過一本《紅字》，這部小說曾經在美國以及歐洲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這個小說大概的情節，講的波士頓有個婦女叫赫斯待普利恩，赫斯待普利恩跟當地教堂的牧師發生了曖昧關係，結果被人發現了以後，她為了保護這個牧師，堅持不吐露她情人的名字。
這個牧師倒過頭來要作為當地上流社會的代表，還要對她進行訓誡、還要參加對她的審判，最後判決赫斯待普利恩在波士頓市中心的示眾台上麵示眾三個小時。
那麽示眾結束以後，要在她身上打一個紅顏色的A字，大寫的字母A，她的衣服上麵必須繡上這個紅色的A字，作為這是通奸者的象征，讓她一直要穿這個衣服登上示眾台，作為恥辱的標誌。
作者描寫波士頓當時的示眾台是這樣的，這個示眾台它是個木台搭起來的，上麵有根柱子，然後柱子上麵有一塊木板，木板上麵挖三個孔，一個孔是把這個示眾者的腦袋卡在這個孔裏麵，然後旁邊有兩個孔就在這個手卡在裏麵，那個人就被迫頭必須要朝向觀眾，朝向廣場上來來回回的公眾，身體也不能動，被固定在上麵，所以叫定位架，把他位置固定住，這個叫固定的設施，這種設施一直到今天，在歐美很多城市都是可以看到的，當然現在都是作為古代的遺跡放在那裏，供大家遊覽的。但是在當時，在18世紀的時候，有了罪犯，就把他放在那裏。
有人會說了，這不有點像咱們中國古代的大枷嗎？
別說，還真有點像！像這種把罪犯示眾，當眾讓他受到辱罵，除了會讓罪犯的身體上造成創傷，還會給他造成心理上的創傷。可是這種不人道的刑法，全世界上卻都在廣泛采用，這個在中國古代也是非常普遍，就是咱剛才說的大枷。
你關在監獄裏麵給你帶的夾跟專門用來示眾的夾是不一樣的，關在監獄裏夾25斤重，示眾遊街的大枷實際上比這個輕一點。當時各朝的幾乎都有這樣的規定，一般的輕罪枷號五天、枷號十天，罪名重一點枷號一個月，再重一點三個月，再重一點半年、一年都有的，枷號的地點也是不固定的，大部分是在衙門口。
中國古代的枷號，還可以和遊街聯合起來用，這個一般都是生活作風問題犯罪，比如說像普利恩跟那個牧師這種通奸罪，如果是在清朝兩個人都被抓住的話，要打四十大板，打完了以後，奸婦奸夫兩個會被這個衙役牽著，讓他們在城裏麵轉一圈遊街。
明朝的時候有個大太監王震，他曾經發明過重夾，把這塊夾加到120斤，然後這個罪犯，說起來這個是輕刑，隻不過是恥辱性，但是120斤的夾壓到上麵，時間長了就把你活活壓死，120斤、150斤，枷號，弄死過很多人。
不過總的來說中國的枷號它沒有歐洲的枷號這麽殘酷，因為歐洲的枷號它是讓人站在這裏，一動都不能動，脖子露在外麵，兩隻手掉在上麵，動都不能動。
古代中國采用的枷號一定要強迫那個示眾的人，把臉露給大家看，但是歐洲不是。歐洲古代有很多示眾行為，恰恰相反，他們把罪犯的臉遮起來，給他帶上一個麵具，當然這個麵具極其醜陋，豬頭麵具、驢頭麵具、羊頭麵具，給你這個臉變成一個豬頭，還有很多更加惡劣的，鐵皮做的。
把罪犯的腦袋卡在這個麵罩裏，臉是沒有全部露出來，但是人更痛苦，因為他這個鐵條僅僅卡在你臉部的每個部位，連這個嘴巴裏麵它都給塞一個鐵球進去，讓你的嘴巴永遠張在那裏，含著個鐵球，然後示眾一天。
像示眾、遊街這種恥辱性的刑法在中國還有很多花樣。
比如你們家出小偷，在你們家門上釘一塊木牌，上麵寫著竊盜之家，讓大家知道你們家是偷東西的。這個村裏麵有人犯罪的，這個犯罪的家庭，就要紅泥粉壁，施過其門。
什麽意思呢？
中國古代一般的家庭，特別我們江南地區，民居的外牆都用白灰水粉刷的，黑瓦、白牆、綠竹。
在一片黑瓦白牆綠竹的背景下麵，你們家紅顏色的，用紅泥巴把你們家的牆塗一邊，一看，紅泥巴的那個房子，哦，那戶人家就是罪犯。
中國現在對罪犯的人格權進行了充分地保護，我國《監獄法》明文規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
有些辱罵性詞語是對特定的反社會行為的概括，如：賊、惡棍、流氓、娼妓、騙子、瘋子、暴徒、強盜、奴才、走狗、歹徒、無賴、告密者、吸血鬼、大草包、無恥之徒，等等。如果用來譴責惡人做壞事，名實相副。但是如果來侮辱罪犯，那就有貶損人格的意味，就構成了對罪犯人格的侵害了。
人格尊嚴是一項普遍的、平等的權利，所有自然人，不分性別、年齡、職業、民族、職務、貧富、賢不肖、社會地位、生活經曆等等，他的人格尊嚴都是同等的、不容侵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