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供給經濟周期與國企“三個一批”的高度吻合
怎樣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新供給經濟周期與國企“三個一批”改革來看，竟然那麽吻合。
中國經濟如今麵臨的最突出矛盾不是總量矛盾，而是結構問題，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逢其時。可以看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明確提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
顯然，中央決策堅持問題導向，從生產供給端入手，創造新供給，滿足新需求，打造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國家後，需求增長總體比較平穩但出現了新升級，產業結構要跟上來，現代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要加快發展，而產能嚴重過剩行業要加快出清，這樣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競爭力。
我們探討從供給端和供給結構變化出發，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這恰恰是供給側結構調整的四個層次，是國企改革中“三個一批”的任務。
第一階段，新供給形成階段：當新供給隨著技術進步孕育產生，社會舊有供給和需求結構仍在延續，經濟處在新周期的導入期，經濟潛在增長率開始回升；這正是企業創新階段，與《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中的“創新一批”相對應。
第二階段，供給擴張階段：當新供給內容被社會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新供給開發創造出來，新供給與新需求形成良性促進，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不斷提高；這正是企業發展階段，與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中的“發展一批”相對應。
第三階段，供給成熟階段：該階段的生產技術進一步普及，社會資源紛紛湧向新供給領域，則供給數量迅猛增加，而需求逐步趨穩，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能力降低，但供給仍然維持慣性增長，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開始降低，經濟增速回落；這正是企業兼並階段，與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中的“重組一批”相對應。
第四階段，供給老化階段：過剩供給短期難以消化，過剩產業資本沉澱不能退出；老化供給不能創造新的需求，造成總需求持續下降；新的供給力量尚未產生，經濟整體將陷入蕭條期。這正是企業清理退出階段，與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中的“清理退出一批”相對應。
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中的“三個一批”，實際上是“四個一批”，因為創新發展一批，包含了創新與發展兩個層次。如果一個經濟體中大部分行業處於新供給形成和供給擴張階段，這個經濟就會充滿活力，其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提高，整體運行趨勢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較多行業處於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這個經濟體的活力就會下降，其經濟增長速度就會降低，整體運行趨勢就會向下。目前的中國經濟正處在經濟增長速度降低，運行趨勢向下階段，就是因為中國目前較多行業處於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出了問題，有太多處於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的產業，那麽無論是刺激需求還是五年計劃，都無法改變經濟結構轉型的問題。反之，財政與貨幣政策刺激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吸收部分過剩產能，但長期可能反而進一步鼓勵了過剩產能擴張，可能加劇供需矛盾，阻礙長期的經濟結構調整，並且削弱經濟的自我循環能力。
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麵臨一係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表象上是速度問題，根子上看是結構問題。抓住供給側做文章，是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階段的必然選擇。供給側結構改革，最終是要落到結構改革上，就是通過比例的調整，實現改善效率的目的。
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是創新發展一批，全麵提升中國各方麵的要素生產力。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技術和產業的演進、供給和需求結構的變化，以及供給與需求循環往複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經濟周期波動的主要力量。這作為一條主線，是中國經濟下一步長期穩定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
重要的是清理退出一批。鋼鐵、水泥、煤炭、油氣、有色金屬、玻璃等上遊業產的利潤下降幅度最大，利潤下降也最明顯。如果扣除這六項，其他行業的利潤變化並不是很大。所以，結構調整很重要的是上遊板塊要進行比較大力度的結構性調整。
顯然，中國在供給側的改革應該著眼於減少政府管製與幹預，鼓勵企業創新、重組與清退。但是，這並非僅僅靠改變某些經濟政策就能實現，而是全麵地改革，改變政府部門抓住權力不放的行為習慣，改變國企本身安於現狀、不思改革、總是等著上麵催逼的狀態，改變國人的思維方式，講究誠信，遵守法治，公平競爭，勇於創新。
二、國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消化過剩產能開始國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哪裏開始？無疑是消化過剩產能。
習近平在2015年11月10日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明確提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稍前，中央財辦主任劉鶴10月份調研廣東時提“供給側改革”，主要就是針對消化過剩產能而言的。
消化過剩產能會提速。過剩產能已成為製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產能過剩企業會占據大量資源，使得人力、資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製約了新經濟的發展。可以預計，“十三五”期間，中央很可能會出台重磅措施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供給側要通過產業的調整，通過創新，來提高生產率，來適應市場需求的結構變化。通過結構性改革的調整，我們對2016年經濟的增長，應該也有一個樂觀的預期。
是否消化過剩產能？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有兩種相反的結論：需求側管理認為市場無法出清，因此需要采用政策刺激的方式來恢複需求，令需求擴張去迎合現有產能；而供給側管理則認為市場可以通過價格調整等方式來自動出清，通過價格、產能整合、淘汰等方式來清理過剩產能，因為“過剩”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過剩產能已成為製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現在去產能主要有四大路徑:(1)從解決僵屍企業入手，加快清理退出；(2)加快企業並購重組，提高行業集中度；(3)擴大出口，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等開辟新的市場，從需求端加快去產能；(4)加快產能輸出，將工廠遷移至中亞、非洲等國家，在供給端消化產能。
在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企業盈利水平是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核心指標。核心就是企業可盈利。這應該是經濟轉型的一個核心指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致力達到，或者衡量國企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麵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係到產業層麵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製度層麵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這是在調控層麵消除供給製約。2000年到2013年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差不多24%，但2016年1—10月份下降到2%，下降幅度太大。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遊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於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
其四，“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製度紮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台，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台。這是在資本層麵強調供給的穩定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產業層麵、調控層麵、財稅製度層麵、資本層麵的論述是一個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麵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麵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目前，第一個要做的，就是在減產能方麵應該切實加大力度，取得實質性進展。工業企業盈利負增長已經持續一年多時間，其主要原因就是產能過剩，特別是鋼鐵、鐵礦石、煤炭、石油、石化等重化工業部門，產業過剩很嚴重。PPI已連續40多個月負增長，這五大行業對整個工業PPI下降的貢獻占70%到80%。
解決這種局麵的關鍵，就是嚴重過剩行業在減產能方麵要有實際性的操作。但因為這些重化工業行業裏麵主要還是國有企業，除了涉及減產能和穩增長之間一定程度的矛盾，還有人的問題和債的問題需要解決。這樣僅僅靠地方、企業、市場恐怕很難解決，還是需要國家出麵采取一些措施。推動企業減產能，還要進一步推動市場化的兼並重組，通過優勢企業發揮主導作用，用市場化的辦法對生產力進行重新整合，來提升整個企業的生產效率。
過去那些靠低端附加值以及能源消耗的企業會加速退出市場，特別是一些“僵屍行業”，沒有核心競爭力和先進技術，過去靠一些政策扶持和銀行貸款存活的企業在新的條件下很難獲得政策支持，從而退出市場，最終有助於整個行業恢複活力。
清理退出一批，不能簡單重複20世紀90年代的下崗故事。多個行業、多個地區的產能過剩正引起各方的擔憂，它可能引發通縮、失業、經濟動力不足等一係列風險。很多決策者對去產能聞之色變，認為去產能就是“破”，意味著砸機器、倒牛奶、社會動**。不應該簡單地用以下崗分流方式提高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去產能也可能是“立”，通過並購重組，可以有效緩解去產能的陣痛，同時重塑企業活力。如何進一步細化生產力要素，充分發揮勞動者的作用，調動他們的勞動積極性，掀起全民創業的熱潮，是我們著力點。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困境，政府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麵尋求新突破：
一是推動大巨頭整合重組，可以從央企整合開始。從美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一定伴隨著行業寡頭的整合和超級巨頭的誕生，要麽大並大，要麽大吞小。
二是降低並購重組的製度交易成本。簡化相關法律流程與環節，降低並購重組的時間成本。監管機構放權，減少行政審批。
三是發揮投資經營公司對僵屍企業的整合和監管職能。
四是實施過渡期保護，為並購重組贏得時間。從企業並購到形成新的盈利點之前，可以由政府實行一定的產業保護。
五是細化生產力要素，充分發揮勞動者的作用，掀起全民創業的熱潮。
三、政府支持國企供給側改革，從降低成本開始
政府支持國企進行“供給側改革”，從哪裏開始？從降低成本開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是作用於微觀，而不是作用於宏觀。企業負擔過重，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為造成的，這也是企業減負多年來成效並不顯著的原因。對企業也就是生產者，政府要做好服務工作，關鍵點是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包括降低製度**易成本、企業稅費負擔、社會保險費、財務成本、電力價格、物流成本等，打出一套“組合拳”。
中國企業的負擔重是一個老問題，減輕企業負擔的輿論一直保持著相應的強度，但問題似乎越來越嚴重。在供給側改革的思路提出後，多方意見有一個共同指向：改革的核心在於減輕企業負擔，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企業減負應該迎來一個突破期。
然而，減輕企業負擔，本質是一個政府自我改革的問題。因為企業成本中一個重要成分是製度**易成本。上一個項目要蓋100多個公章，行政性壟斷的堡壘還很堅實，一些地方不是真放權，放下的權又要收回去，或是表麵放權背地裏收權。
企業另一項重要成本是稅費。行業研究顯示，當前中小企業需要繳納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流轉稅等20多種，而麵向中小企業的行政收費項目多達五六十類。萬博經濟研究院有測算表明，中國企業的綜合稅費負擔平均約40%。根據既定稅負水平對應的公共服務指標，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存在空間。但企業稅費對應的是財政收入，稅費負擔重來自政府，減稅費需要政府對自己“動刀”，減少各種行政開支，例如“三公消費”。
員工社會保險也是企業的重要負擔。根據目前的社保繳納政策，絕大部分省市的繳納比例都在工資總額的40%以上。在全球181個國家中，我國社保繳費率排名第一。基數定得很高，這勢必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基金窟窿。
物流成本是讓企業頭痛的另一個問題。數據顯示，企業物流成本占銷售額的比例，中國為20%—40%，發達國家在9.5%—10%。數據顯示，中國的過路過橋費占運輸成本的34%。路橋業已成為一大暴利行業，利潤水平已超房地產、石油、證券等行業。而路橋收費的背後是政府，在於政府自利性。降低企業物流成本，政府仍要和自己過不去。
大政府的社會管理模式、不完善的法治狀態、不正確的政企關係觀，都是造成企業成本高的重要原因。政府要為企業發展創造條件，就得切實轉變執政理念，加快轉型，建設服務型政府。這需要的是決心，決心多大，決定政府能走多遠，企業的負擔能減輕多少。
一手要去產能，一手是要降成本。微觀主體有活力了，經濟才能有持久的發展動力。
四、企業“供需匹配”是“供給側改革”最基本目的
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動力何在？在於企業。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是政府宏觀調控，培育企業這一供給主體。最終決定於企業自身的動力強弱。
根據經典定義和決策層對“供給側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什麽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在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無形生產要素推動的生產率提高。在中國，由於普遍的技術進步還未到來，因此無形生產要素首先製度因素和組織創新能力。也就是說，製度性改革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企業如何提高生產能力？用供給側管理的手段，可以從三方麵努力，做好了，就是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三架發動機。國企“三架發動機”是“供給側改革”強大動力：
第一架發動機:是在製度因素方麵，政府與國企實施市場化改革。
可以說，以“製度供給”釋放“製度紅利”，是中國未來5年、10年、20年最需要著力爭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凱恩斯主義和供給學派的偏頗，正確發揮“供給管理”的價值，促進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條件。
也就是說，結構改革看起來是要提高某些領域的比例，但其實是政府要在這些領域進行體製改革，讓準入更加便利，讓更多社會資本能參與投資，甚至主導投資，而且政府要確保民間資本在這些領域的投資能有合理回報。這是國有體製改革的根深目的。
第二架發動機:是在產業因素方麵，調整供給結構。供給側結構改革，最終還是要落到結構改革上。而結構是和總量相對應的，所謂結構，是指比例，結構改革最原始的意義就是通過比例的調整，實現改善效率的目的。與“供給”緊密相連的一個詞是“經濟結構性改革”。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經濟結構性改革”是重要議題之一。習近平為這一改革劃出四大關鍵點，包括化解產能過剩、消化房地產庫存、降低企業成本、發展股票市場。中國經濟存在著十分突出的結構性問題，由不平衡向較平衡狀態作調整以及由被動的高代價平衡向積極主動較低代價的平衡作調整，勢在必行，而且變不均衡為均衡的過程，也是釋放潛力、激發活力、合成動力、打造“升級版”的過程，客觀上需要特別發揮供給側管理的結構調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給。從本質上說，調結構不屬於一個經濟增長問題，但從政策手段上看，這也屬於供給側管理的一種方式。
第三架發動機：是在產品上提高供給質量，實現“供需匹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供給質量，讓中國的供給能力能適應領先的需求結構的變化。如果不能將各方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給結合起來，不能從供給側去激活新需求，很多人還是會到德國去背回一個燒飯鍋具，還是會跑到國外商店裏買下一個價值不菲的包包。這樣一來，中國經濟又怎麽可能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問題，經濟結構又怎麽可能得到優化重組呢？
中國轉型升級大概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創新，一個是“精致生產”。創新需要研發投入。中國的研發投入占GDP比例為2.01%，與韓國、芬蘭等國家接近4%的水平仍有較大差距。技術創新一方麵需要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激勵，另一方麵也離不開政府的整合和支持，尤其是一些重大科研項目的短時間攻關。“精致生產”就是把活做細，就是現在人們講的“工匠精神”。中國大部分製造業攤子已經鋪開了，但整個精細化程度還是比較低，這在中國的潛力很大。
在這三架發動機中，國企改革是起決定性的動力。製度供給是最重要的發動機。在新的時期以全麵改革為核心，來促進供給端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以此生成經濟社會升級版所需的有效供給環境條件，解除供給約束，推動改革創新“攻堅克難”、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充分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這是續接和有效增強經濟增長動力的“關鍵一招”，也是從要素投入、粗放增長轉向供給升級、集約增長，引領市場潮流而創造需求，得以實質性聯通“脫胎換骨”“鳳凰涅槃”式結構調整的主要著力點。
“供給側改革”盡管是全新表述，但與現在已經部署並次第展開的一係列改革高度重合。從本質上看，盡管“供給側改革”意味著經濟宏調著力點可能發生變化，但不是改革總體思路的調整，而是一係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確的表達。這表明，一係列相關改革將獲得更具象、更明確的操作路徑，並帶動國企改革紅利更快釋放。
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標準是什麽？“投資出口占比太大，消費占比太小”的時代正在遠去，而“供給跟不上需求”正凸顯經濟增長的重要障礙。“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給側改革”最基本的背景。“供需匹配”，是理解“供給側改革”最基本的目的。
我們目前麵對的奇怪現象：一方麵，傳統的中低端消費品供給嚴重過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消化不了，價格持續下滑；而另一方麵，高品質消費品供給不足，按照國際經驗，人均GDP在8000美元左右時，消費結構將從生存性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升級，而當前中國人均GDP已達到7800美元，可是供給側遠遠尚未對發展型消費升級做好準備。於是出現了中國居民在海外瘋狂掃貨，馬桶蓋也要奔赴日本購買的現象。
傳統工業的產能過剩依然嚴重，PPI已經連續43個月負增長，煤炭、鋼鐵、水泥等企業苦不堪言。產能過剩的實質仍然是產需不匹配，這種過剩也不可能單純依靠裏根經濟學從供給端去解決。我們需要平衡需求側擴張與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係，一手擴張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給。
“供需不匹配”的經濟新矛盾是我們理解“供給側改革”的一把鑰匙。所以要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僅靠需求側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須通過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來提高潛在增長率，也就是改善供給側。
投資的“供需不匹配”，是我們要把握的另一把鑰匙。供給和需求相對應，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發生在投入側而非產出側的改革。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和結構改革的方向更需要在增量上做文章，比如說增加某些領域的投入，光靠財政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正確的途徑是政府要放開這些領域的準入，讓民間資本能參與到這些領域的投資當中，讓民間資本分享回報。我們的銀行有150多萬億的存款，怎麽讓社會資本參與增量上的混合所有製改革，不是某些國企讓不讓問題，而是必須推行的改革。
也就是說，結構改革看起來是要提高某些領域的比例，但其實是政府要在這些領域進行體製改革，讓準入更加便利，讓更多社會資本能參與投資，甚至主導投資，而且政府要確保民間資本在這些領域的投資能有合理回報。這就需要政府體製改革與國企改革的強力推進。
例如製造業領域。中國製造業投資的比例在全球來說都處於比較高的水平，但現在由於需求等方麵的原因，製造業麵臨很大壓力，很多領域投資過多，產能過剩。如何讓製造業在需求受到抑製的環境中還能繼續保持發展，顯然這也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這需要采取兩種手段，一方麵是動存量，利用市場和社會的力量進行存量的並購重組，把過高的比例降下來，如鋼鐵、水泥等行業，需要有社會資本、民間資本進來，通過並購重組，改變存量；另一方麵要進行增量的改革，政府需要放鬆更多部門，讓社會資本在新興產業、高端產業上有更多投入，增加民間資本的投資機會，把產業結構轉移到適合現在市場需求結構的軌道中來。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很重。我國經濟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突出，但核心是體製機製問題，要著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矛盾。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搞活微觀，增強企業競爭力；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讓企業輕裝上陣；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能力；進一步簡政放權，助力創業創新。這裏，我們覺得盡可能地減少企業稅收負擔，讓企業充分利用生產要素不斷創造財富，以涵養稅源，確保經濟穩定增長。中央政府提出重視供給側的作用，實際上就是要回到市場經濟的原點，千方百計地提高市場主體的競爭能力，不斷滿足公眾的需求，能使中國經濟增長有不竭的源泉。減輕企業和個人的負擔，讓更多資源用於創造財富，讓更多企業輕裝上陣。
“經濟結構性改革”，任重而道遠，非一日之功。然而我們可以看到“供給側改革”將會成為十三五期間經濟改革的重心，“供給側改革”將會成為國企改革與發展的主軸。
中國經濟發展正處於關鍵階段，需要我們持續努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好，同時繼續適度擴大總需求，使得中國經濟在優化結構中實現轉型升級、良性循環，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對於國有企業來說，他們著力要做的是：一是通過改革來構建供給“新動力”；二是通過調整來設計供給“新結構”；三是通過創新來生產供給“新產品”。這就是供給側改革賦予國企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