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8 月,北方局青年部長吳正平來太原視察工作,認為共青團的各級組織已經恢複了,相互間的聯係也要恢複起來。
他與我商議後約定,今後的通訊聯絡用兩種方式來進行:並州學院專寄黨內機密文件,收件人名是虛擬的;進山中學教師宋震寰收轉掛號信和匯款。以我對宋震寰的了解,我認為他是可靠的人。吳正平走後很長時間,約定的收機密文件的並州學院一直沒有收到任何文件,但是宋震寰卻收到了許多機密文件。
他並不知道這個約定,感到莫名其妙。
9 月,全副武裝的糾察隊突然封鎖了進山中學,以“赤匪嫌疑,危害民國”的罪名把宋震寰捕走了。原來寄文件的交通員犯了一個不該發生的低級錯誤,他把兩種通信方式記錯了。
寄往宋震寰處的書信引起了糾察隊注意,用碘酒一洗字跡就顯露出來,宋震寰通訊處就這樣暴露了。
糾察隊嚴厲審訊宋震寰:“你老實交代,共產黨為什麽給你寄文件?你什麽時間參加了共產黨?”
宋震寰說:“長官不要冤枉了人,我不是共產黨。我老老實實在學校裏教書,我也不知道怎麽會有人寄來共產黨的文件,興許是有人胡亂寄的,來加害我呢。”
“你還嘴硬,上刑。”
宋震寰被毒打以後,拖了來繼續審問:“那個魯文元是不是共產黨?他經常去你家幹什麽?”
宋震寰說:“我與魯文元隻是牌友,閑來無事,一起喝喝小酒打打牌。年輕人嘛,不都是這樣的?我們什麽也沒有幹,我們不是共產黨。”
“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拉下去狠狠地打,直到開口為止。”
無論如何用刑,宋震寰始終沒有承認自己就是共產黨,但是糾察隊也從此就盯上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