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三大國際評級公司：信用評級機構是金融市場上重要的服務性中介機構，它們為企業、金融機構、社會組織、政府和個人等各類經濟主體，以及債券、股票、基金等金融工具的發行主體進行風險綜合評估，為其履行相關經濟承諾能力和可信程度打分，並以簡潔的符號表示其信用等級。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最具權威的專業信用評級機構有美國的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家公司。它們的壟斷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
三大評級機構何來
標準普爾由普爾於1860年創立，彼時歐洲的投資者對於自己在美國新發展的基礎設施投資的資產需要更多的了解。於是，標準普爾的始創人普爾順應需求開始提供金融信息。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裏，金融市場變得越來越複雜，標準普爾憑借其“獨立、嚴格”的分析及其涉及股票、債券、共同基金等投資品種的信息逐漸奠定了其在行業中的地位。
如今，標準普爾員工總數超過5000人，業務機構分布在19個國家和地區。標準普爾為投資者提供信用評級、獨立分析研究、投資谘詢等服務，其中包括反映全球股市表現的標準普爾全球1200指數和為美國投資組合指數基準的標準普爾500指數等一係列指數。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認可標準普爾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
穆迪公司的創始人是約翰·穆迪，他在1909年首創對鐵路債券進行信用評級。1913年，穆迪開始對公用事業和工業債券進行信用評級。目前，穆迪在全球有800名分析專家，1700多名助理分析員，在17個國家（地區）設有機構，公司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穆迪於2001年7月在北京設立代表辦事處，開拓中國業務。
惠譽國際是帶有歐資性質的國際評級機構，1913年由約翰·惠譽創辦。惠譽國際在全球設有40多個分支機構，擁有1000多名分析師。其業務範圍包括金融機構、企業、國家、地方政府和結構融資評級。迄今，惠譽國際已完成1600多家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評級，1000多家企業評級及1400個地方政府評級，以及全球78%的結構融資和70個國家和地區的主權評級。惠譽在美國市場上的規模不及其他兩家評級公司，但在全球市場上，尤其在對新興市場的信用評級方麵，惠譽的敏感度較高。惠譽於2000年進入中國市場，並於2003年6月在北京成立代表處，主要從事資料的搜集、研究、報告、宣傳等工作。
三大評級機構的業務各有側重，標普側重於企業評級，穆迪注重機構融資，而惠譽則更側重於金融機構的評級。
從自由競爭到寡頭壟斷
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的信用評價市場處於高度自由競爭的狀態，此時的信用評級對象僅限於對已經發行上市的債券，評級機構僅靠向投資者出售評級報告艱難為生。隨著上世紀30年代的金融改革，監管當局對債券進行“投資級”和“投機級”的嚴格區分，這極大地刺激了信用評級的需求。隨後，信用評級業出現了一個顯著變化，即信用評級從債券二級市場拓展到一級市場，債券發行人在發行債券之初就主動要求信用評級，以此作為“良好品質”的保證。
1975年，SEC出於監管目的製定並運用“全國公認統計評級機構”製度，對美國信用評級業實施監管，通過認可的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被認為具有較高可信度和公信力。“這種做法對信用評級業的刺激作用是空前的，在這些所謂的監管特許下，以前多少具有資源性質的信用評級變成了為官方所支持的‘準強製性’評級。”一位不願具名的金融人士說。
然而，SEC的監管特許為信用評級也構築了一道不可侵犯的準入壁壘。因為SEC自1975年提出並實施這一製度以來，除了當初的穆迪、標準普爾和惠普三大信用評級公司外，基本沒有再指定其他的公司——“三大”的壟斷格局初步形成。
1997年，繼美國證交委公布加入該組織的標準後，再沒公布新的標準，這就形成了信用評級行業目前缺乏競爭、濫用權力和利益衝突三大弊端。
事實上，壟斷導致的後果十分嚴重。這意味著評級機構無須再像早期階段那樣靠出售“聲譽”艱難為生，在沒有強有力競爭對手的情況下，隻要他們做得不太離譜，采取短期化行為無疑是更具現實**的選擇。更可怕的是，寡頭效應也意味著強大的資本市場話語權，即他們有可能向一些小公司施加評級壓力以獲得超額利潤——正如隻要鈔票夠多，“三大”會給一個“垂死的病人”開出“健康良好的體檢證明”一樣荒謬。
公開資料顯示，在雷曼兄弟倒閉前數天，穆廸曾給該投行的債務以“A2”評級；而在美國國際集團（AIG）2008年9月被美國政府接管前一個星期，穆廸還給該保險巨頭無保擔債券“A3”的評級。在金融危機發生過程中，評級機構通過給有毒證券資產（主要是次級房貸）提供高評級賺了個盤滿缽溢，總收入由2002年的30億美元升至2007年的60億美元，其中穆迪的盈利在2000~2007年間上升了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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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國際信用評級公司：一個多月前在國內沸沸揚揚的中國公司發布全球國家信用評級的新聞，終於得到了國際三大信用評級公司（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公司）的回應。8月份，“標準普爾”作出反應：稱上述評級抱有“民粹主義心態”。
7月初，一向由國際三大信用評級公司全權掌控的“國家評級”領域，竄出了一個挑戰者。一家中國民營信用評級機構“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發布了50個國家的信用等級。這是第一家中國機構向全球發布國家信用風險信息；而且，在這個報告中，中國的信用評級第一次高於美國、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
在國際三大信用評級機構自身遭遇信用危機的當下，大公國際此舉，是具有預見性的搶奪市場的一步，還是如新加坡《聯合早報》一篇評論文章中所言，是一個世界的冷笑話？
事實上，大公國際在中國已非孤軍奮戰。近年來，從民間到官方，都有機構在進行類似嚐試。中國開始不滿足於用西方的語言與西方對話，而是誕生出建立本土評價體係的衝動，其背後所暗藏的焦慮漸漸也浮出水麵。隻是這一切都準備好了嗎？
大公國際的新思維
大公國際發布的信用評級中，給了中國外幣AAA、美國外幣AA的評級，但在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報告中，中國主權評級始終停留在A級別、而美國從沒低過AAA（A越多，級別越高）。大公國際的報告中，超過一半國家的評級與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存在明顯差異。
這份“標新立異”的報告，來自大公的國家風險研究部。該部門成立於2005年，一共二十多人。
大公國際董事長關建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大公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去看待我們所處的信用世界。”
孰是孰非？一位在摩根士丹利美國總部工作的中國籍人士認為：“大公設計的標準並無不當之處。但報告的結果不能讓我信服。”他不能理解為何在大公國際的報告中，美國的信用評級低於中國。
在他看來，當一個政府使出渾身解數仍無法還貸時，的確會麵臨破產；但美國卻還有一招：各國貨幣均與美元掛鉤，通過印鈔美國就可以暫時解決部分債務問題。“因為大公重新定義了‘違約’。”關建中解釋說，“掌控國際貨幣體係的國家，往往有條件通過貨幣貶值輸出債務，但這本質上還是違約了，隻不過是隱蔽的。”三大評級機構的評級標準裏沒有涉及這種違約，而大公將其列為“特別重要”，這也成為美國打分偏低的原因之一。
對“違約”概念的闡述，隻是大公重新構建評級體係中的關鍵一環。“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核心思想是，一國的政治理念是否符合西方標準，意味著該國的融資能力強弱，進而決定信用的高低；但大公認為，一國的財富創造能力、政府財政收入狀況才決定著債務償還能力。”關建中說。
他的觀點概括而言是，西方的標準是政治性的；而大公的新思維則更加看重國家層麵的財富創造能力。“西方主流評級機構至今還在堅持他們的評級思想、理論、方法，這才是最為典型的民粹主義。”關建中強硬反駁。“上升到哲學層麵，就是三大評級公司用唯心主義來解釋信用全球化之下的實際情景。而大公，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他說。
“中央背景”的課題組
雖然關建中始終在跟意識形態和國家立場劃清界限，但大公國際這一耗時五年、投入不菲的企業行為，恰好與中國政府近年來日漸蘇醒的“爭奪國際評級話語權”意識不謀而合。
在大公的國家信用評級報告公布之前半個月，新華社下屬報紙《經濟參考報》上刊載了“構建中國特色信用評級體係的建議”一文，一個有中央背景的權威課題組浮出水麵。
除了課題組組長是由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巡視員吳紅擔綱之外，顧問團還有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等人。
自2007年成立以來，這一“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一直沉在水下，直到今年6月25日在《經濟參考報》公開發表建議報告。該“建議”稱，課題組是“以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和擁有國際評級話語權為目的”，“建立起中國特色的信用評級體係”。
“建議”中所列的第一條原則是：解放思想，破除對西方“自由經濟”思想的迷信。
課題組成立後給大公的自建體係工作提供了很多改進意見。據課題組副組長、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湧回憶，他和關建中就這一問題的討論，不下十幾次。
課題組同樣也認為，三大評級公司是站在“他們”國家的利益上來製定評級標準的，而三大評級公司對中國信用評級機構的股權滲透正在嚴重威脅中國的金融主權和國家經濟安全。
早在2003年，三大評級公司剛進入中國市場時，江湧就受有關部門之托，開始研究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並向中央呈送過多份報告。
“最近這三年，三大評級公司對國內評級機構、企業甚至政府的滲
透更深入，而且還通過贖買的方式建立了龐大的數據庫，其規模甚至超越了政府的數據庫。”江湧對這些年的態勢變化深表震驚。
從《黃帝內經》尋求靈感
在大公國際和課題組之間，立場與目標一致，也有較為充分的交流。不過，雙方都認為各自是彼此獨立萌芽、發展的兩條脈絡。
2005年大公國際成立國家風險研究部時，關建中最核心的出發點是，參與國際評級業務、占領國家信用評級製高點，是發展成“一個國際、國內知名的評級公司”的必要條件。
而2003年“有關部門”要求江湧研究國際評級公司課題，時值三大評級公司之一“惠譽”剛剛通過與本土評級機構“中誠信”合作進入中國市場；4年後成立級別更高、背景更權威的課題組時，三大評級公司與國內評級機構的股權合作對中國金融安全的影響已經被打上“嚴峻”的標簽。
“表麵上是一個偶然的巧合，但它也是一個必然的結果。”關建中說。事實上，在金融領域之外，對中國建立本土評級或評價體係的呼籲，已散見於多處。
2008年，中科院國家健康研究課題組發布了世界首個《國家健康報告》。該報告認為，在全球四十五個樣本國家中，中國的國家健康指數列第十三位——不僅居發展中國家之首，還高於法、德、日等諸多西方發達國家。
在該課題組負責人楊多貴的印象中，那是中國第一次將各國數據納入本土的評級體係之中。如今，他們正在計劃出版第二本。“在美國這個體係下，你就是他的打工者。中國過去的戰略投資和外貿理念是，越多越好。這種發展，是西方的一個圈套。在西方的體係裏，你永遠跳不出他們的掌。他是老師，你玩不過他們。”楊多貴說，“用毛主席的話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關於話語權，他說：現在你不做，未來過十年八年，當你需要當裁判的時候，你還當運動員呢，肯定不行。
楊多貴稱，他所閱讀的書籍中，《貨幣戰爭》令他印象深刻。這本書的主要觀點是：國際金融集團及其政治代言人通過煽動政治事件、誘發經濟危機，控製了世界財富的流向與分配，中國需要對此警醒。
為了建構自己的評價係統，該課題組的另一位研究員周誌田甚至翻看了《黃帝內經》。
“金融危機爆發後，三大評級機構成了過街老鼠，甚至美國金融監管部門自身也開始反思。”課題組成員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長向鬆祚這樣說。
課題組最終選擇在2009年底做出“建議”。據江湧回憶，“當時歐洲在做金融監管改革，反思信用評級體係，我們正好借此機會相呼應。國內從去年起，也開始形成了一股思潮。”
“起初，我們還是沿著他們的思路在走。”關建中坦承。結果總也找不到問題核心，仍然隻在具體指標上修修補補，甚至發現問題也不敢做大突破。
“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才調整思路，轉而去發現尋找它們的原則問題。”關建中說。
“信用評級本身也要信用”
在中國加入WTO的開始階段，媒體還曾熱衷於描繪中國逐步融入世界經濟的圖景。而現在，被視為“崛起”的中國準備對國際規則發表自己的看法。
上海複旦大學的鄧正來，曾總結過中國學術界與世界的關係。在他看來，中國曾在“複製”西方知識，以及與國際“接軌”的階段付出了沉重代價。“這個代價就是我們必須遵守既有的世界遊戲規則，但我們也換回來了一個資格，就是我們可以參與修訂、廢止和重建這些遊戲規則。”他說。
大公國際下一步的計劃是，今年將評級國家從50個擴展到80個，明年再擴展至150個。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國家向大公國際購買該國家信用評級報告；美國證監會在今年4月否決了大公進入美國金融市場的申請，這也意味著未來短期內，西方國家不會成為大公國際報告的買主。
課題組也有自己的期待：希望國家能在“十二五”規劃前三年，“扶持起一家有能力進軍國際評級市場的本土非國有控股自主品牌評級機構”。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嚐試挑戰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地位的，不止一個中國，也不止一個大公國際。很多小國都做過，包括新加坡，但都沒有撼動過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地位。”
作為國際貨幣體係的專家，向鬆祚對於大公的國家信用評級報告何時能被國際金融市場接受，並不樂觀。“中國本土評級公司做的國家信用評級報告能否被認可，根本上還是取決於中國的經濟實力和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盡管鄭永年認為中國“必須”爭奪國際信用評級話語權，但“若是美國的國際金融霸主地位不變，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就很難被撼動。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比它們更好的替代物，不要指望在三五年內挑戰它。”當然，中國的優勢在於，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正在上升。
“信用評級本身也要信用。”他認為，“怎麽去做，是更重要的問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