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一鳴對於東歐劇變的插手不多,相對而言他更著力於猛拚國內經濟上麵。經過了頭幾年適應和籌備期,天朝的經濟增長開始以令人無法想象的速度突飛猛進起來。不考慮BNH匯率被低估（主要為便於出口）,以美元計算的GDp數量,現世天朝的經濟規模齊一鳴大致估算應該是後世97年金融風暴之前的中國經濟量。
特別是進入到今年,中國提前複關的大計正式完成,齊一鳴雖然沒有出席活動,但已經感受到了恢複關貿總協定成員國身份後,對於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增幅有多麽的巨大。原本憑借一些優勢產品,中國商品已經打入了不少國家的市場,現在取得了關貿總協定中“關稅減讓”的優惠待遇,一些西方有識之士開始憂慮中國商品會嚴重衝擊本國民族產業。
由於BNH幣值得嚴重低估,物價水平穩健、城鄉居民薪資大幅上漲等複合因素影響,獲得齊一鳴紅警基地各項技術支持的中國國有和私有企業在質量和超前性等商品消費特征上占了不少便宜,齊一鳴很早就參與過商務部牽頭的吹風會,強調保障出口暴利政策。很多企業的出口商品,比如一輛汽車,在國內賣可能隻賣一兩萬塊錢,但是到了國外至少是一兩萬美元,也就是說出口價是翻了至少八倍。就算這樣,也差不多跟日本車的價格持平甚至還略低。
另一個位麵中,為了出口創匯,增加本國商品出口競爭力,國家一直都維持出口退稅的政策,也被很多西方國家指摘,不過一樣維持了幾十年,至齊一鳴穿越之前還有這事兒。放在本位麵齊一鳴很果斷地停止了出口退稅這回事。
一想則明,一家車廠造車本國賣一兩萬都是至少100的利潤率（成本利潤率,即利潤除以成本）,賣到美國和西歐國家,銷售金額翻八倍,這種暴利恐怕毒品什麽的都快趕不上了。這種情況下,國家收個十幾百分點的出口關稅也沒什麽好說的。
而且越是工業技術門檻高的產品暴利越厲害,如普通的輕工紡織類雖然利潤也很可觀,但是絕沒有賣汽車、買機械、賣輪船這樣暴利。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具有這種技術水平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大型國有企業,而這些企業終究發完工資福利,自留發展資金之後,大筆的分紅利潤是上繳國資委這個超級大股東的。這筆錢又成了國家財政收入,再度投入高鐵建設、港口設施建設、教育醫療等一係列對公眾有利的事業中。
齊一鳴相當明白,這種局麵不可能維持多久,大約也就是一兩年時間,等鬼佬們發現了有人在悶聲發大財之後,肯定要像逼迫日本一樣逼迫中國簽個類似廣場協議的東西。自然以中國的體量不會跟日本一樣別無選擇,就算是調節了匯率和其他政策,這些企業的競爭力仍舊顯著。隻要沒有惡意的貿易壁壘,就算是幣值合理化,他們也不會太受影響。
另外這種過分低估的匯率同樣也不是健康的,這樣是有利於出口,國家自給自足的能力也比較強,不太用考慮進口的事情,不過健康合理的貿易不能讓順差變得過大。另一個位麵中,齊一鳴是生生目睹著巨大的貿易順差加上西方的一些其他推手,使得國家在經濟發展迅速的同時,承受了巨大的通脹壓力。
再者說,隨著經濟發展,國內的資源肯定就不夠用了,進口鐵礦石、銅礦、油氣等,如果本幣價值太低,同樣會提高自己的生產成本,而且炒高世界資源市場價格,對於世界經濟的破壞性就更大。中國並不是隻有自己在這個大鍋裏吃飯,把鍋給掀了,自己也會餓著。
所以齊一鳴的打算就是,靠複關頭幾年的超級紅利,同時頂著西方的壓力硬撐,直到沒人願意跟自己玩了,然後再調整比較合理的匯率。而借著這幾年的功夫,完全可以做成一個國家原始資本積累的黃金期,也許隻需要到1995年左右,國家的經濟總量就能達到他穿越前的2052010的水準。到時候腰包鼓鼓的天朝,自然就能獲得經濟方麵的巨大影響力。
不過即便此時經濟尚未達到絕對力量的水準,中國經濟體的能量也已經初步顯露了。按照國家統計局的預測,至193年本國人均GDp可超過1060BNH,雖然計算美元也就是一千來塊,但實際的生活水準很可能接近另一位麵26年左右的水平。
經濟統計數據說明不了太多問題,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事件就是,拿著美日等國經濟援助的中國,有了那麽一點餘錢,也開始準備搞BNH援助了。
這種看似不靠譜但實際很現實的事情是齊一鳴張羅的,而援助的對象不是什麽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而是東歐的強國——南斯拉夫。
賴振平乘坐一架62飛機,以中國商務部官員的身份來到了貝爾格萊德。他在下飛機之前還在不斷地溫習資料,雖然作為一名天資縱橫的紅警經濟政治間諜,他的能力和見識都很不錯,但每當處理重大事件,他與常人也沒有什麽區別,都是要做大量的準備。
南斯拉夫的經濟跟東歐和蘇聯很多其他國家一樣,走入了一條死胡同。鐵托時代的南斯拉夫無疑是中國人民所向往和欽佩的國度,著名的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橋》等一係列電影,使得很多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國人有一種特殊的南斯拉夫情節。進入改革開放之後,有相當一部分人在研究如何借鑒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擺脫中國貧窮落後的困境。
南斯拉夫因為與蘇聯決裂,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叛徒”、“修正主義國家”,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蘇聯體製的道路。鐵托時代實行中央給地方放權自治的體製,允許一定的私有經濟以及允許人民擁有私有住房。至1976年,全國有3%勺人民擁有自己的汽車,每B個家庭擁有一台電視,每2l個家庭擁有一部冰箱,所有7歲到15歲的兒童都可以免費受到B年義務教育,具有自己的醫療福利製度,識字率達到9。可以說中國人改革開放三十年奮鬥得到的東西,甚至是沒有得到的東西,南斯拉夫人在七十年代就有了。
但鐵托體製同樣有著隱患,首先他的放權體製造成了中央權威的削弱,放權本身沒錯,但是放得太多了,一些東西沒有收在手裏麵就容易造成問題。比如南斯拉夫有兩千多萬人,但卻有種族、信仰和文化都迥異的多個民族,這些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區,發展程度也不平衡,而且也沒有一個占絕對優勢的主體民族,所以實際上利益盤根錯節。
如後世被指為種族屠殺劊子手的米洛舍維奇,他自1987年上台以後就開始推行他的民族主義,“大塞族主義”,鐵托時代一力推崇的民族和解和融合政策就因為米洛舍維奇擁有足夠的權力,而無法被中央政府叫停,當然不排除有些人也根本沒意識到什麽事情正在發生,或者樂見其成。
特別是當經濟情況開始下滑之後,種族的矛盾和利益衝突使得南斯拉夫人沒法統一在一起共渡難關,很多人隻狹隘地思考自己的相對利益,而不顧整個國家的興衰,比如斯洛文尼亞因為經濟發達,所以不願意支援馬其頓等落後地區,截留對這些地區的援助和補貼,而馬其頓等落後地區因為無法得到資金維持發展和生存,則對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區的人心生怨懟。
賴振平自己的分析中,還有另外兩點導致南斯拉夫困局的重要因素是,一是正因為經濟好,居民富裕,所以當地人對於生活發展類甚至奢侈類消費品有著比較大的需求,南斯拉夫需要舉債供應本國居民的消費。而且這種消費欲望的增長跟本國工業增長和經濟成長並不匹配,在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八十年代世界經濟緊縮之後,更嚴重挫傷了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西方的冷箭,本來南斯拉夫為了更好發展經濟,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準備貸款振興經濟,可是最終他們越借越窮,而且還讓西方把手伸進了自己國內。受到西方影響的南斯拉夫人開始否定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特別是經濟情況不好的狀態下,更加不滿。而西方則靠著各種方式壓迫南斯拉夫做出更加會將南斯拉夫推向深淵的“改革方式”。
八十年代末的南斯拉夫,人民收入下降,生活水平下降,因為財力不足,市麵上見不到什麽太多消費品,再加上累積的越來越多的民主化呼聲和民族矛盾,使得南斯拉夫也出現了積重難返的征兆。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南斯拉夫總理馬爾科維奇訪美,希望能夠獲得美國的援助,不懷好意地美國人“慷慨地”願意給予援助,而條件是——休克療法——凍結工資物價,貨幣貶值,逐漸解體公有製經濟、更自由的外國資本經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