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黎建立了強大的同盟，來發展農村合作運動。在上海的時候，他對於的同情就已經為國民政府所知，但是1940年要緊的是反抗日本的聯合戰線。國民黨安全組織可能將艾黎視為徹底的代言人，而非國民黨的“外國友人”，但是當周恩來成為聯合政府的一分子時，這一切變得無關緊要了。
在任何情況下，宋美齡以及英國大使都在支持艾黎“合作運動”的大軍之中。他不僅是這一運動的創立者，還是其驅動力。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的政治評論作家，他將合作運動作為對任何一個願意聆聽的美國記者的民主試驗。當艾米麗·韓說：合作運動的宣傳工作比當下的真實情況要超前一步時，她一定想到了路易·艾黎。
艾黎極大地影響了霍格後來在中國的歲月，並將其視為自己要保護的人，雖然他們之間關係的定義霍格從未承認。霍格也沒有意識到，艾黎是一個神話製造大師，他總是將其不尋常的生活故事改編來適應其觀眾的口味。從霍格的通信和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艾黎講述給他的故事並非全部屬實。
1897年，艾黎出生於新西蘭北坎特伯雷附近的斯普林菲爾德村莊。根據一位毛利首領的名字，艾黎被命名為“路易”，這位毛利首領在19世紀60年代土地戰爭抵抗英軍時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在當地已經成為神話。艾黎在農場上長大，但是在九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成為基督堂市一所學校校長，他也隨之搬遷。他哥哥埃裏克加入了新西蘭遠征軍，一直在法國作戰，1916年戰死沙場，這一事件促使艾黎參軍。經過培訓後，他在伊珀爾突出部度過了1918年的1月到4月。二十一歲的時候他經曆了塹壕戰的恐怖，兩次受傷，被授予軍事獎章。因個人的英勇行為，他在1916年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的英勇行為不足以使他獲得服役優異勳章。在殘酷的塹壕戰中，英勇程度很難界定，但是艾黎一定展示了真正的勇氣。
回到新西蘭之後，他度過了6年孤獨的歲月，在北島塔拉納基郊外的與人共同擁有的小農場上苦苦謀生。1926年他離開新西蘭奔赴中國。奧克蘭的報紙上充斥著有關中閥、國民黨以及運動之間的內戰的消息。艾黎厭倦了務農，對中國充滿了好奇。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許多遊客都被吸引到了上海。
1927年4月艾黎到達上海時，正值國民黨和弱小的第一次合作以大屠殺告終而破產。蔣介石發動“白色恐怖”來毀滅這個新的政黨，成千上萬的員被當場處決。到達不久，艾黎就親身體驗了恐怖：“我看見5個沒穿衣服的青年男子被綁在柱子上。就在我的眼前，他們被推倒在地，一位軍官下馬，朝每個人的腦袋開了一槍。第二天，我在報紙上讀到消息，稱他們是“企圖組織工會的年輕煽動者。”艾黎就在這一刻決定了要從政，然而奇怪的是他沒有在自己的家信中提到這一事件，而是多年以後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作了記載。
大多數恐怖事件是在歐洲人視野之外的中國區發生的，中國區滿是棚屋，人們在貧窮和疾病中苟延殘喘。與之相比，國際租界區的生活可以算是奢華，即使像艾黎這樣生活水平相對算低的人也是如此。他加入了城市消防隊，開始學習普通話和馬克思。他反對剝削童工，尤其是將農村孩子買入該市的成千上萬個車間裏為奴。
艾黎矮壯結實，淡黃色頭發，大鼻子，在日本占領上海前已經為上海人熟知。他曾任上海市理事會的首席工廠檢察官，當任期間為了該市的窮人的利益而戰。他的人道主義工作延伸到了廣闊的處於洪災和饑荒的上海。30年代初新西蘭的出版界開始出版他的圖書，他在上海也開始小有名氣。他的朋友圈有埃德加·斯諾，海倫·斯諾，以及像拉爾夫·拉普伍德先生這樣的著名傳教士。奧登和伊舍伍德在旅途中探訪了他，並且說服他帶著他們參觀醫院與貧民區。
日本在1937年毀掉了上海的工業，這促使艾黎向其下個十年的使命進發。他拋棄了在上海的安逸生活，離開了他的英國愛人亞曆克·坎普林——此人後來回到英國——第一時間搬到漢口追求他的合作目標，然後又來到重慶。
在艾黎從工業合作運動主席技術顧問的職位上被解雇以後，他就一心一意地發展以約瑟夫·培黎的名字命名的技術培訓學校。培黎是一位美國長老會傳教士，1890年來到中國。培黎最初設立了一個項目，要將年輕的中國人送到海外進行技術訓練。考慮到海外旅行的困難，尤其是在日本參加世界大戰以後，艾黎想到在中國發展此類學校，學校招收戰爭孤兒，然後把他們培養為熟練工人，為合作運動服務。培黎已經成為了艾黎的導師和朋友，在1932年長江流域洪災之中與其密切合作進行人道主義救濟工作，3年後培黎死在中國。
作為對培黎的紀念，同時也為了更好地從傳教士籌集經費，艾黎決定建立一所技術培訓學校，以培黎的名字命名1。在這一行動背後有著政治動機：如果學校以一位著名的美國傳教士的名字來命名，就更容易阻止國民黨對學校采取行動。1941年，在一個位於陝西省寶雞西南60英裏處的名叫雙石鋪的村莊裏，第一所學校成立了。剛開始的效果卻異常糟糕，校長們來了又走。他們都是在當地招募的中國人，對於65個桀驁不馴的男孩子，他們缺乏培訓、靈感以及品性。他們對學生進行嚴重的懲罰，資金也不翼而飛。艾黎開始四處招募下一任校長——第八任校長。
艾黎在重慶見到喬治·霍格時，可能將他視為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把很合適的鑰匙。但是正如他之後的人生展示的那樣，艾黎是一個政治動物，在中國的政治雷區像螃蟹一般謹慎行走。他不希望人們公開的看到他提攜一位年輕、缺乏經驗的英國人，他還怕自己的聲譽會毀掉霍格的未來。因而，他盡力使得英國大使和宋美齡注意到霍格，並且利用他們抬高霍格的聲名。然而他的計劃可能過頭了，一年之後，工業合作運動中要提拔霍格作為校長的人罷免了艾黎的職位。
霍格仍然沒有意識到艾黎的計劃。1940年秋天，霍格離開重慶，孤獨而憂鬱地繼續他的旅程。不管是因為轟炸使他對於聯合戰線的政治欺騙感到幻滅，還是因為女朋友任不在身邊，事實是他非常思鄉，急切地想得知哈彭登的消息。他給自己的父母寫信，懇求他們回寄給他他們的消息，以及關於一切的剪報：“這是我最想得到的。”信中也有對父母的責備。一位美國熟人給他寄了美國傳媒對於中國衝突的剪報；家人為什麽不給他寄相似的東西？他尤其希望得到姐姐羅斯瑪麗的消息。
羅斯怎麽樣？我們家人真奇怪，從不相互寫信。上次，在火車上，一個人看看我的眉毛，說：“你的眉毛長得太散。這表示你跟自己兄弟們的關係太疏遠，在你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會離你而去。”我自尊地回答他說，聲音裏帶著冷冷的英國式的保守。可能對於中國眉毛長得散的人來說是這樣，但是在我的國家，在英國，事實不一定如此，我的3個哥哥都高大可靠。然後他問我，我的父親多大了。幸虧我還記得最近5年的事情，才讓他對於我們家庭的所有誹謗終止了。
消息真的來了，但來的卻並非什麽好消息。霍格的舊日校友羅伯特·納爾遜去世了，霍格非常悲傷，在一次家信中懷念他：“羅伯特是一個真正的領袖，他知道如何鼓勵新手，適當打擊自作聰明者，並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冷靜。”霍格認為他的朋友展現了最棒的公立學校精神；但是當他談到他的“公平比賽、判斷能力、飽含理論和交談的嘲笑……在外表之下藏著理想主義”時，他一定是在說自己。
霍格的家人在戰爭中離散。他的3位哥哥從事了保留職業，這意味著他們不用被征召入伍。加裏和斯蒂芬在英國的不同地方教書，丹尼爾利用自己的語言技能在瑞士國際聯盟謀到了一個口譯的職位，他一直在那裏待到戰爭結束。霍格的父親羅伯特待在漢普爾頓，繼續打理漢諾威廣場的生意。霍格的母親凱瑟琳經常去湖泊地區的班普敦拜訪女兒芭芭拉以及孫女基裏安和朱迪斯。凱瑟琳在戰爭中四處走動，經常離家很久。這位堅強固執的女性不是一個好妻子，但是她賦予孩子們、尤其是她最喜愛的小兒子的愛毋庸置疑。
如果霍格想逼迫他的家人繼續通信，他可能成功了，在他下一封信的結尾他寫了這麽一段話：
我有兩個兒子——我告訴過你們嗎？……他們剛開始的時候有點瘦弱，**需要橡膠墊。然而他們逐漸地強壯起來了，毫無疑問有我小時候的影子。
霍格收養了兩個男孩，第二年他還會再收養兩個，組成一個四子之家，四人都是兄弟。
因為父母給霍格的回信無一幸存，他們對於自己26歲的小兒子已經開始建立領養家庭有何反應，我們不得而知。一年之後，在他的下一封信中，他匯報了自己家庭的增長情況，他同時也匯報了女朋友任從日軍封鎖中突圍出來的好消息。
1942年3月8日
親愛的爸爸媽媽：
就我所知的信息來看，你們可能在去年8月就已經去世了。現在有很多人正在死去。有些信有一天總會到的，這是一定的。
我現在收養了4個兒子。我想我告訴過你們，在忽略了照顧他們一段時間之後，我在他們的一件襯衣上找到了74隻虱子，還不僅僅是這些，所以我將它燒了，給每人買了兩件新襯衣，兩條新褲子。上次我檢查的時候，他們一共隻有3隻跳蚤。驕傲的父親在微笑。他們現在喜歡洗澡了。跳蚤們在我們的房間已經生根了，生活就是如此……我跟你說過我的女朋友，她在日本人的占領區失蹤了。我剛剛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一年以來的第一封，她現在很好，我非常高興！
收養的男孩中最大的兩位回憶起戰爭時期撫養他們的英國爸爸，他們記得霍格跟他們講述他的家信，他的父母對於他的家庭的擴大感到吃驚，同時也對他表示了祝賀。霍格用數小時的時間向自己的“孩子”們講述他的家人，以及他在英格蘭的生活。霍格試圖將他們的世界與自己的聯係在一起，他告訴他們說，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唯一一次轟炸的當晚出生的，轟炸地點就在哈彭登的上空，或是附近，這完全屬實。男孩們仍然記得他讀著父母信中對於倫敦大空襲的描述，以及他如何將倫敦空襲與寶雞轟炸作比較。
2007年春天，聶廣涵、聶廣淳分別是75、79歲高齡，他們描述了自己如何被“洋鬼子”領養的經曆。他們71歲的弟弟聶廣濤、68歲的弟弟聶廣沛沒能參加午宴，他們現在在北京郊外過著幸福的退休生活。
這些男孩們在滿洲出生，他們的父親是那裏的地下活躍分子。在拒絕為國民黨軍隊效力之後，他們的父親被國民黨囚禁。釋放出來之後他馬上攜帶妻子和4個幼子到寶雞任老師。他的共產活動迫使他躲避警察，然後就突然失蹤了，切斷了與家人所有的聯係。人們後來猜想他在戰鬥中死去。當霍格收養這些男孩子們的時候認為他們是孤兒，他們當時也這樣認為。事實上，他們的父親在戰爭中幸存下來了，最終和他們的孩子們得以團圓。
當孩子們的父親在逃亡之時，他的妻子，男孩們的母親病重被送到寶雞的醫院。她的四個兒子被送到當地的孤兒院，在那裏他們得到了霍格當時的女朋友任黎芝的照料。不久以後，霍格收養了年齡較大的兩個孩子，將他們轉到雙石鋪的培黎學校。年齡較小的兩個孩子一直與母親待在一起，直到她1942年夏天死去。她病重時，霍格扛著這個快死的女人走了12英裏到了醫院，每天都去看望她，直到她數周之後死去。
男孩們在被收養的時候分別是14歲、11歲、7歲和3歲，他們都營養不良，全身長滿了虱子和跳蚤，患有不同程度的疥瘡、痢疾、結膜炎、腳氣以及身體疼痛。其中一個孩子還被診斷出患有先天**疾病。霍格將他的新家人帶到寶雞的門診部，給他們治病。他們“白白胖胖、開開心心”地去上學，使他們的新爸爸染上了疥瘡，與他之前的經曆相比這算不上什麽。他想了想，自己已經躲過了結膜炎、痢疾、瘧疾、傷寒、副傷寒、炭疽熱，以及“其他一些好玩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