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時候，霍格很樂觀地想，到了山丹他們就能遠離的政府和複雜的政治，不用再像在雙石鋪時那樣擔驚受怕。但是當學校建立起來，窯場開始生產出陶器，紡紗機開始產紗時，當地的地霸就盯上了他們。學校的資金來自工業合作運動。現在，學校成了當地地霸的商業對手。國民黨的勢力還沒有強大到能對這樣一個偏遠地區施加壓力，所以甘肅省實際由國民黨官員和軍閥馬步芳聯合管轄。當地的政府原本應由鎮長管轄，但事實上實權都掌握在由商人、地主和山裏的土匪組成的地霸手裏。
學校受到了粗魯的恐嚇。有一天去鎮上的時候，霍格和艾黎被鎮長請去吃飯。鎮長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說，前一天在小鎮東門外四、五公裏的地方，10個村民被土匪砍死了；另外，他要求培黎學校的老師去當地的學校上英語課，每天一小時。霍格提出了一個交涉建議：為什麽不讓當地的學生到培黎學校來上學？這個建議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很快，當地的許多居民吵著嚷著要讓他們的孩子去上學。
過了沒多久，學校又麵臨來自國民黨軍隊的相同壓力：從蘭州來的國民黨官員宣稱所有年長的男孩都應該應征入伍。同時這些官員也一如既往地不忘指責學校是親共陣線。在長達幾個小時的當地宴會上，霍格疲憊地反駁著這些指控——他在信中痛苦地抱怨這些事情——他不得不一遍一遍地指出，如果學校真的是的組織，為什麽它還要建在離的延安指揮所一千多公裏遠的地方？它又為什麽要以一位美國傳教士的名字命名？它在重慶的時候又怎麽會接受國民黨政府的資金？路易·艾黎爭取工業合作運動對學校的官方認可的努力終於有了回報。這一努力，再加上1945年5月重慶方麵工業合作運動秘書長和高級官員的到訪，終於解除了這一危機。
學校似乎轉危為安了。它得到了一個遠在千裏之外的政府的認可，又無須遭受當地地霸的騷擾。由於五位熟練工人的到來，機器又開始正常工作，盡管蒸汽機和鍋爐還是時不時地會運轉不良。霍格在5月的信中寫道：“我們的員工非常優秀；年輕人抱著‘絕不錯失良機’的態度……我們一起解決了問題，一起努力建立必要時別人也能來工作的係統。”
他仍舊沒有時間寫作，盡管他每周都給自己預留了一天的時間來寫他的第二本書——《周日》。但周日總是會時不時地浪費在別的事情上：“上個星期天都浪費在銀行的宴會上了。你必須得去參加，不然就會有人說你高傲、不願見人。那樣的話，一切就都完了。”
現在書差不多完成了。有人給他寄了英文版《我看到了新中國》的書評。這本書是由維克多·戈蘭茨在1月份出版發行的，當時它還是左派讀書俱樂部的1月推薦書籍。其他方麵也對它好評如潮：《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和《觀察者》都發表了正麵的評論。評論家們都為一個英國人能在那個年代在中國偏遠地區寫出這樣一本書震撼不已。來自英國的消息實在太少了。歐洲戰爭的最後幾個月以及在亞洲愈演愈烈的戰事引起了公眾極大的關注。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描述中國的戰爭，這樣的書讓人耳目一新。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匿名評論者以間接的口吻諷刺了霍格：“這是一份非常吸引人的記錄，很幽默，但作者談不上有什麽風格或者口才。整本書讀起來就好像作者隻是為了自娛自樂而寫，而不是為了出版發行。”不過他倒確實讚揚了合作社運動以及霍格幫助中國人民的精神。
當這本書試著直麵現實——它的坦誠會給那些習慣將中國形象理想化的人帶來震撼——作者對於合作社運動會對中國做出的貢獻抱著堅定的信念。和很多英國人一樣，他和中國人相處一點也不覺得困難。中國人的風趣幽默和謹慎的判斷給他帶來了很多樂趣。書的最後幾行是這樣寫的：感謝上帝我們身上很髒，這個想法讓人寬慰。別人能輕易地看出他想表達什麽。中國合作社運動是建立在信念和衣著肮髒的人的勞動之上的。我們的敵人是衣著光鮮的官僚以及那些將外國同情者募捐的資金中飽私囊、叫囂著中國的獨立主權受到“外國幹涉”的虛偽知識分子。
《觀察者》上的評論也差不多：“喬治·霍格沒有任何企圖，也不是為了宣傳。這本書敢於直麵現實、不矯揉造作，但絕對是對他旅行的生動記錄。”
隨著5月過去，6月到來，夏天的燥熱開始在整個小鎮——包括鎮中心的新學校——蔓延開來。幹旱影響到了小麥的收成。一天之中，一支敲著鑼的隊伍要經過小鎮的各條街道好幾次。這支隊伍裏有學生、地方官員，還有當地的老人。隊伍往往是走到某間廟宇停下來，開始為小鎮祈雨。高級官員總是被要求帶著隊伍跪著菩薩致敬。霍格很高興地發現，因為隻參加這個儀式3個小時，鎮長就被很多村民指責。
與此同時，霍格給工業合作運動寫了好幾封信，詳細陳述了學校需要哪些物資。學校裏沒有足夠的教工，他特別需要一個數學老師。持續的供電不足，特別是對哥什機的功能不足，意味著學校還需要一台柴油機。6月10日霍格給艾黎寫了信：“必須要有現金。現在隻剩下150萬了1，而且還有很多重要的事等著去做……如果我們不快點的話，到了冬天我們就什麽也做不了了。”
6月底的時候，霍格遇到了一位由英國劍橋大學調任到蘭州華西大學的地質學家。這位學者名叫布萊恩·哈蘭德，他當時正在山丹地區做調查。在聽說了新學校和那些有趣的英語老師的事跡後，他對學校印象深刻。但他的某些思想霍格似乎很不認同：
他們成功地領會到了英國公立學校係統中最具價值的東西，並屏除了這個係統中學術專業化和階級勢力等次要的東西。這種教育形式十分昂貴，因為這意味著要全副運行紡織機器、製革機以及其他需要被用來讓孩子們實踐的機械設備。
哈蘭德在劍橋大學時就有卓著的學術成就。霍格極力邀請他來教書，但他拒絕了，因為“這意味著要像喬治·霍格當初那樣，放棄其他所有的東西”。
7月3日霍格寫信給母親，讓她寬心：“瘦了一點點，但更壯實了。”信的結尾他也一直在安撫她：“很多愛，不要擔心。我會回去的。”
5天以後，喬治·霍格寫了他人生中最後一封家信。那是一封長長的信，信裏麵都是他的所見所聞，充滿了快樂。他告訴他們，他正在撰寫書的最後一章，還向他們講述了幾個養子的情況，講述了窯洞裏的學校生活，以及有一個孩子差點死於傷寒的事情。
霍格剛讀完約翰·斯坦貝克的短篇故事集《長穀》。他很希望自己也能寫出那樣的書。他提到了那些英國書評，包括《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所說的他“說不上有什麽風格”：“我努力嚐試去形成一種風格。書評裏說整本書讀起來有一種青春風味，他說的很對。我被某種東西所吸引……此刻我還不知道是什麽。”
一天鎮上舉行了隆重的儀式慶祝保佑當地寺廟的菩薩的生日，霍格在儀式上發了言。讓人驚訝的是，他像往常一樣隻說了40分鍾。
學校裏又來了一個姓常的新生。他家的房子被征用來建空軍基地了，所以他們一家子被趕了出來。他說得一口口音濃重的方言，學校裏隻有兩個孩子能聽懂他的話。
學校裏的64個孩子組了一個合唱團唱了五首歌。之後他們表演了一出四幕短劇，劇情講的是上海地區的抗日鬥爭。鎮上的居民和從幾公裏外趕來的農民都擠在這個室外舞台的周圍看表演，直到戈壁灘吹來的沙暴吹滅了舞台周圍的照明燈。於是人群開始**，有人報了警。鎮長和鎮上其他顯要人物在第二幕劇開演的時候才到：“不管怎麽樣，這出戲很有意思。”
每封家信裏他都不忘提及食物。他喝了整整一臉盆放了24小時的山羊奶。“濃稠，還有一點點酸。很提神，也非常營養。”他深情地結了尾，說他明早5點還要早起和孩子們去河邊試用瑞典鑽孔機。
7月第二個星期的某天，喬治·霍格正和男孩子們一起打籃球。孩子們非要他跟他們一起玩。賽前還出現了小小的混亂，因為兩隊人都搶著要讓這位身高1米80幾的校長加入他們隊。他穿著平常的短褲和露趾涼鞋。打球的時候，他絆了一下，割破了腳趾。幾天以後他抱怨說腳趾又痛又腫，就用碘酒擦了一下。那天他的下顎開始疼痛，還變得僵硬。當地的醫生來了以後診斷說是流感。第二天霍格本來要帶孩子們到山裏去遠足，但他已經下不了床了。路易·艾黎就代替他帶著孩子們出去了，留下布萊恩·哈蘭德照顧霍格。
幾個小時內霍格的情況迅速惡化。他發著高燒，還時不時痛苦地全身抽搐。焦慮的哈蘭德趕緊出去找孩子們。他替艾黎領著隊伍好讓艾黎趕緊回學校。現在我們已經很明白，當時霍格是得了破傷風。這個病的潛伏期大約有2到50天，但一般在一周內開始發作。多年以後艾黎說，仔細回想一下，在霍格病重之前他就已經明顯表現出破傷風的症狀了。在割破腳趾的第二天，他說他的脖子和胳膊僵得厲害，而且開始輕微的發燒。醫生下了診斷之後，他們就發電報到蘭州要求派一名醫生帶血清過來。兩個男孩開著摩托車，踏上了長達八百多公裏的往返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