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端午節將近，天氣漸漸熱了。李媽已買了箬葉、糯米回來，分別浸在涼水裏，預備裹粽子。母親忙著做香袋，預備分給孩子們掛，零零碎碎的紅緞黃綾和一束一束綠色、紫色、白色、紅色、橙色的絲線，夾滿一本臃腫的花樣簿子。有一種將近歡宴的氣象懸縈在家庭裏，懸縈在每個人的心上。父親忙著籌款，預備還米鋪、南貨鋪、酒館、裁縫鋪的賬。正在這時，郵差遞進了一封信，一封古式的紅簽條的信，信封上寫著不大工整的字，下款寫著“麗水王寄”。母親一看，便道：“這又是王榆來拜節的信。”抽出一張紅紅的紙，上麵寫著：
恭賀：太太、大少爺、大少奶、諸位孫少爺、孫小姐節禧晚王榆頓首。
每到一個季節，這樣的一封信必定由郵差手中遞到，不過在年底來的賀箋上，把“節禧”兩個字換成了“年禧”而已。除了王榆他自己住在我們家裏外，這樣的一封信，簡簡單單的幾個吉利的賀語，往往引起父親母親懷舊的思念。祖母也往往道：“王榆還記念著我們。不知他近況好不好?”母親道：“他的信由麗水發的，想還在那邊的厘卡上吧。”
自從祖父故後，我們家裏的舊用人，散的散了，走的走了，各自顧著自己的前途。不聽見三叔、二叔或父親有了好差事，或親戚們放了好缺份，他們是不來走動的。間或有來拜拜新年，請請安的，隻打了一個千，說了幾句套話，便走了。隻有王榆始終如一。他沒有事便住在我們這裏，替我們管管門，買買菜。他也會一手很好的烹飪，便當了臨時的廚房，分去母親不少的勞苦。他有事了，有舊東家寫信來叫他去了，他便收拾行李告辭，然而每年至少有三封拜年拜節的賀片由郵差送到，不像別的用人，一去便如鴻鵠，一點消息也沒有。
我不該說王榆是“用人”。他的地位很奇特，介乎“用人”和親密的朋友之間。除了對於祖父外，他對誰都不承認自己是用人。所以他的賀片上不像別的用人偶然投來的賀片一樣，寫“沐恩王榆九叩首拜賀”,隻是素樸的寫著“晚王榆頓首”。然而在事實上他卻是一個用人，他稱呼著太太，少爺，少奶，孫少爺，孫小姐，而我們也隻叫他王榆。他在我家時，做的也都是用人或廚子的事。他住在下房，他和別的用人們一塊兒吃飯。他到上房來時，總垂手而立，不敢坐下。他最愛的是酒，終日酒氣醺醺的，清秀瘦削的臉上紅紅的蒸騰著熱氣，呼吸是急促的，一開口便有一種酒糟味兒撲鼻而來。每次去買菜蔬，他總要給自己帶回一瓶花雕。飯不吃，可以的，衣服不穿，也可以的，要是禁止他一頓飯不喝酒，那便如禁止了他生活下去。他雖和別的用人一塊兒吃飯，卻有幾色私房的酒菜，慢慢的用箸挾著下酒。因為這樣，別人的飯早已吃完了，而他還在淺斟低酌，盡量享受他酒國的樂趣，直到粗作的老媽子去等洗碗等得不耐煩了，在他身邊慢慢的說：“要洗碗了，喝完了沒有?洗完碗還有一大堆衣裳等著洗。今天早晨，太太的帳子又換了下來。下半天還有不少的事要做呢。”
他便很不高興的叱道：“你洗，你洗好了!急什麽!”他的紅紅的臉，帶著紅紅的一對眼睛，紅紅的兩個耳朵，顯著強烈的憤怒。又借端在廚房裏悻悻的獨罵著，也沒人敢和他頂嘴，而他罵的也不是專指一人。母親聽見了，便道：“王榆又在發酒瘋了。”但並不去禁止他，也從來不因此說他。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氣，酒瘋一發完，便好好的。
他雖飲酒使氣，在廚房裏罵著，可是一到了上房，盡管酒氣醺醺，總還是垂手而立，諾諾連聲，從不曾開口頂撞過上頭的人，就連小孩子他也從不曾背後罵過。
偶然有新來的用人，看不慣他的傲慢使氣的樣子，不免要抵觸他幾句，他便大發牢騷道：“你要曉得我不是做用人的人，我也曾做過師爺，做過卡長，我掙過好幾十塊錢一個月。我在這裏是幫忙的，不像你們!你們這些貪吃懶做的東西!”
真的，他做過師爺，做過卡長，掙過好幾十塊錢一個月，他並不曾說謊。他的父親當過小官僚。他也讀過幾年書，認識一點字。他父親死後，便到我的祖父這裏來，做一個小小的司事。他的家眷也帶來住在我們的門口。他有母親，有妻，有兩個女兒。在我們家裏，我們看他送了他的第二個女兒和妻的死。他心境便一天天的不佳，一天天的愛喝酒，而他的地位也一天天的低落。他會自己燒菜，而且燒得很好。反正沒有事，便自動跑到我們廚房裏來幫忙，漸漸就成為一個“上流的廚子”,也可謂“愛美的廚子”。祖父也就非吃他燒的菜不可。到了祖父有好差事時，他便又舍廚子而司事，而卡長了。祖父故後，他也帶了大女兒回鄉。我們再見他時便是一個光身的人，愛喝酒，愛使氣。他常住在我們家裏，由愛美的廚子而為職業的廚子，還兼著看門。
他常常帶我出門，用他戈戈的收入，買了不少花生米、薄荷糖之類，使我的大衣袋鼓了起來。但他見我在泥地裏玩，和街上的“小浪子”“擂錢”,或在石階沿跳上跳下，或動手打小丫頭，便正顏厲色的幹涉道：“孫少爺不要這樣，衣服弄齷齪了，”“孫少爺不要跟他們做這下流事，”“孫少爺不要這樣跳，要跌破了頭的，”或“孫少爺不要打她，她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女!”我橫被幹涉，橫被打斷興趣，往往厲聲的回報他道：“不要你管!”
他和聲的說道：“好，好，同去問你祖母看，我該不該說你?”他的手便來牽我的手，我連忙飛奔的自動的跳進了屋。所以我幼時最怕他的幹涉。往往正在“擂錢”擂得高興時，一眼見他遠遠的走來，便拋下錢，很快的跑進大門去，免得被他見了說話。
全家的人都看重他，不當他是用人，連父親和叔叔們也都和顏的對他說話，從不曾有過一次的變色的訓斥，或用什麽重話責罵他，——也許連輕話也不曾說過——他是一個很有身分的用人,但我這個稱謂是不對的，所以底下又加了一個疑問號，不過我實在想不出什麽別的恰當的語句來稱他，他的地位是這樣的奇特……
我第一次到上海來，預備轉赴北京入大學。這時，王榆正在上海電報局裏當一個小司事，一月也有三四十元。他知道我經過上海，便跑來看我，殷勤的邀我到酒樓裏喝酒去。我生平第一次踏到這樣的酒樓。樓下櫃台上滿放著一盆一盆的熏炙的雞、鴨、肝、腸，牆邊滿排著一甕一甕的紹興酒。樓梯邊空處是幾張方桌子，幾個人正在喝著酒，桌上隻有幾小碟的冷菜。王榆領我一直上樓，倚著靠窗一張方桌坐下。他自己又下樓去，說道：“就來的，就來的，請坐一坐。”窗外是一條一條的電線，時時動**著，嗤嗤的聲音，由遠而近，連支線的鐵柱上也似有嗡嗡的聲響，接著便是一輛電車駛過了。車過後，電線動**得更厲害，這條線的動**還未停止，而那邊的電線上又有嗤嗤的聲響了。車過後，遠遠的電線上還不時發出燦爛的火光。我的幻想差不多隨電線而動**著。而王榆已雙手捧了幾包報紙包著的東西上樓來。解開了報紙，裏麵是白雞、燒鴨、熏腦子之類，正是樓下櫃台陳列著的東西。他道：“自己下去買，比叫他們去買便宜得多了。”我們喝著酒，談著，他的話還是帶有教訓的氣味，如當我孩提時對我說的一樣。我有點不大高興，勉強敷衍著。他喝了酒，話更多，紅紅的一張清秀瘦削的臉，紅紅的細筋顯現在眼白上，而耳朵也連根都紅了，嘴裏是酒氣噴人。我直待他酒喝夠了，才立起來說：“謝謝了，要回去了。”他連忙攔阻著道：“還有麵呢。”一麵又叫道：“夥計，夥計，麵快來!”
我由北京回到上海時，他已先一年離開了。聽人家說，電報局長換了人，他也連帶的走了，住在那個舊局長家裏——他也是他的舊東家——充當廚子。但常常喝酒，發脾氣，太太很不高興他，因此他便走了，不知到什麽地方去。這一年的年底，我接到一封古式的紅簽條的信。像這樣的信封，我是許多年不曾見到了。從熟悉的不大工整的字體上，我知道這是王榆的拜年信。這一次他隻寫道：“恭賀大少奶，孫少爺，孫小姐年禧，”因為隻有我母親和妹妹和我同住在上海。賀箋之外，還有一張八行箋，還有兩張當票。他信上說，他現在吉林，前次在上海時，曾當了幾件衣服，不贖很可惜，所以，把當票寄來，請我代贖。我正在忙的時候，把這信往抽屜裏一塞。過了十幾天不曾想起，還是母親道：“王榆的當票，你怎麽還不替他去取贖呢?”我到抽屜裏找時，再也找不到這封信和這兩張當票。我想，大約已經滿期了吧。他信上說，快要滿期了，一定要立刻去取。我很難過不曾替他辦好這一事。然而，到了第二年，他又寫信來拜節了，卻沒有提起贖當的事。我見了這“恭賀少奶孫少爺節禧”的賀箋，便覺得曾做了一件負心的事，一件不及補救的負心的事。
在我結婚之前，合家已遷居到上海來，祖母也來了。王榆這時正由吉林到上海，祖母便也留著他幫忙。在家裏，在禮堂裏，他忙了好幾天。到結婚的那一天，人人都到禮堂去，沒有肯在家裏留守的，隻有他卻自告奮勇的說道：“我在家裏好了，你們都去。”這使我們很安心，他是比別人更可靠，更忠心於所事的。這一天他整天的不出門，酒也喝得少些。我們應酬了客人，累了一天後，在午夜方才回家。而他已把大門大開著，大廳上點了明亮亮的一對大紅燭，幫忙的人也有幾個已先時回來，都在等候著。一見汽車進了弄口，他便指揮眾人點著鞭炮，在劈劈拍拍的響聲中，迎接我們歸來，迎接新娘子的第一次到家。他見我的妻和我隻在祖先神座前鞠躬了幾下，似乎不大高興，可是也不敢說什麽。
他在這裏，暫時屈就了廚子的職務。在他未來之前，我家裏先已有了兩個用人。這兩個用人見他那麽傲慢而古板的樣子，都不大高興。他還是照常的喝著酒，從從容容的一筷一筷挾著他私有的下酒的菜，慢慢的喝著。喝了酒，臉色紅紅的，眼睛紅紅的，耳朵連頭頸都紅紅的，而一日的酒糟氣，就在三尺外的人都聞得到。且還依舊借端發脾氣，悻悻的罵這個，罵那個，還指揮著這個，那個，做這事，做那事，做得不如意，便又悻悻的罵著，比上人更嚴厲。為了他這樣，那兩個原來的用人也不知和他吵過幾回嘴，上來向母親控訴過幾多次。母親隻是說道：“他是老太爺的舊人，你們讓他些，一會兒就會好好的。”他們見母親這樣的縱容他，更覺不服，便上來向我的妻控訴著。有好幾次，他們私自對我的妻說：“王榆廚子真好舒服!他把好菜留給自己下酒，卻把壞的東西給主子吃。昨天，中飯買了一條黃魚，他把最好的中段切下來自己清燉了吃，魚頭和魚尾卻做了主子的飯菜。哪有這樣的廚子!”第二天，他們又來報告道：“昨天中飯，他又把鹹蟹的紅膏留下自己吃了，蟹殼和蟹肉卻做了飯菜。”如此的，不止報告了十幾次。我的妻留心考察飯菜，便真的發現黃魚是沒有中段的，鹹蟹的紅膏隻寥寥可數的幾小塊放在盤子裏。她把這事對我說了，也很不以為然。我說道：“隨他去好了，他是祖父的舊人。”
“是舊人，難道便可以如此舒服不成!”妻很生氣的說著。我默默的不說什麽。
過了一二月，幫忙的老家人都散去了，隻有王榆，祖母還留他在廚房裏幫忙，然而口舌一天天的多了；甚至，底下人上來向妻說他是這般那般的對少奶奶不恭敬，聽說什麽菜是少奶奶要買的，他便道：“我不會買這菜，”連少奶奶天天吃的雞子，他也不肯去買。這樣的話，使妻更不高興。
有一次，他領了五塊錢去買菜，菜也沒買，便回來在廚房裏咕嚕的罵人，說是中途把錢失落了。幾個底下人說：“一定是假裝的，是他自己用去了，還了酒賬了。”但妻見他窘急得可憐，又補了五塊錢給他。他連謝也不說一聲，還是長著臉提了菜籃出門。這又使妻很生氣。妻見我回家，便憤憤的又把這事告訴了我。我慰她道：“他是舊人，很忠心的，一定不會說假話。”妻道：“是舊人，是舊人，總是這樣說。既然他如此忠心，不如把家務都交給他管好了!”
我知道這樣的情勢，一定不能更長久的維持下去，而王榆他自己也常想告辭，說工錢實在不夠用，並且也受不了那末多的閑氣。然而他到哪裏去好呢?這樣的古板的人物，古怪的脾氣，這樣的使酒謾罵的習慣，非相知有素的人家，又誰能容得他呢?我為了這事躊躇了好幾天。後來，和幾個朋友商定，叫他到一個與我們有關係的俱樂部裏去當聽差，事務很閑空，而且工錢也比較的多。他去了，還是一天天的喝酒，喝得臉紅紅的，眼睛紅紅的，耳朵連頭頸都紅紅的，一開口便酒氣噴人。他自己燒飯燒菜吃，很舒適，很舒適的獨酌著；無論喝到什麽時候都沒人去管他。然而，他隻是孤寂的一個人，連脾氣也無從發，又沒有一個人可以給他罵，給他指揮，而且戈戈的工資，又實在不夠他買酒買菜吃。他常常到我家裏來，向我訴說工錢太少，不夠用。又說，閑人太多，進進出出，一天到晚開門關門實在忙不了。我嘴裏不便說什麽,心裏卻有些不以他為然。
然而他雖窮困，卻還時時燒了一缽或一磁缸祖母愛吃的菜蔬，送了來孝敬給“太太”吃。祖母也常拿錢叫他買東西，叫他燒好了送來。“外江”廚子燒的菜，她老人家實在吃不慣。
有一次，俱樂部裏住著一個和我們很要好的朋友。他新從天津來，沒地方住，我們便請他住到俱樂部一間空房裏去。於是王榆每天多了倒臉水、泡茶、買香煙等等的雜事，門也要多開好幾次，多關好幾次。他又跑來對我訴說，他是專管看門的，看門有疏忽，是他的責任，別的事實在不能管。我說道：“他不過住幾天便走的，暫時請你幫忙幫忙吧。”而心裏實在不以他為然。
有一天清晨，他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來悄悄的對我說：“你的那位朋友，昨夜一夜沒回來。今天一回來，便和衣倒在**睡了，不知他幹的什麽事。我看他的樣子不大對，要小心他。”又說道：“等了一夜的門，等到天亮，這事我實在不能幹下去。”我隻勸慰他道：“不過幾天的工夫，你且忍耐些。他大約晚上有應酬，或是打牌，你不必去理會他的事。”而心裏更不以他的多管閑事、愛批評人的態度為然。
過了幾天，他又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來悄悄的對我說：“你的朋友大約不是一個好人。他一定賭得很利害，昨夜又沒有回來。今天一回來，便用白布包袱，包了一大堆的衣服拿出門，大約是上當鋪去的。這樣的朋友，你要少和他來往。”我默默的不說什麽,而心裏更不以他為然。我相信這位朋友，相信他決不會如此，我很不高興王榆這樣的胡亂猜想，胡亂下批評，且這樣的看不起他。
過了幾天，在清早，他更著急的又跑來找我，懷著重大秘密要告訴我似的。我們立在階沿，太陽和煦的把樹影子投照在我們的身上。他悄悄地說道：“我打聽得千真萬確了，他實在是去賭的。前天出去了，竟兩天兩夜不曾回來。這樣的人你千萬不要再和他來往，也千萬不要再借錢給他，他是拿錢去賭的。”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相信這位朋友決不會如此，我不願意這位朋友被他侮辱到這個地步。我氣憤憤的一腳把階沿陳設著的兩盆花，猛力踢下天井去，砰的一聲，兩個綠色的花盆都碎成片片了。同時厲聲的說道：“要你管他的事做什麽!”他一聲不響的轉身走出大門，非常之怏怏的。
我望著他的背影，心裏後悔不迭。他不曾從祖父那裏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不曾從父親那裏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不曾從叔叔們那裏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如今卻從我這裏受到!我當時真是後悔，真是不安，——至今一想起還是不安——很想立刻追去向他告罪，但自尊心把我的腳步留住了。我悵然的望著他的背影消失在大門外。我想他心裏一定是十分的難過的。他殷殷的三番兩次跑來告訴我，完全是為了同我關切之故，而我卻給他以這樣大的侮辱，這侮辱他從不曾受之於祖父、父親、二叔、三叔或別的舊東家的。唉，這不可追補的遺憾!我願他能寬恕了我，我願向他告一個、十個、百個的罪。也許他早已忘記了這事，然而我永不能忘記。
又過了幾天，好幾個朋友才紛紛的來告訴我：這位朋友是如何如何的沉溺於賭博，甚至一夜輸了好幾千元，被人迫得要去投江。凡能借到錢的地方，他都設法去借過了，有的幾百，有的幾十。他們要我去勸勸他。王榆的話證實了，他的猜疑一點也不曾錯。他可以說是許多友人中最先發現這位朋友的狂賭的。王榆的話證實了，而我的心裏更是不安，我幾乎不敢再見到他。我斥責自己這樣的不聰明，這樣的不相信如此忠懇而親切的老人家的話!
然而，他還在俱樂部看著門，並不因此一怒而去。大約他並不把這個厲聲的斥責看得太嚴重了吧。這使我略覺寬心。但隔了兩個月，他終於留不住了，自己告退了回去。促他告退的直接原因是：俱樂部來來往往的人太多，有一天，他出去買菜，由裏邊出外的人，開了門不曾關好，因此，一個小偷掩了進來，把他的一箱衣服都偷走了。他說道：“這樣的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於是，在悻悻的獨自罵了幾天之後，才用墨筆畫了一個四不像的人體，頸上鎖著鐵鏈，上麵寫道：“偷我衣服的賊骨頭”,把它用釘釘在牆上。幾天之後，他便向我和幾位朋友說，要回家了，請另外找一個看門的人。我道：“回家還不是沒事做，何妨多留幾個月，等有好差事了再走不晚。”他道：“這裏不能再住了，工錢又少，又辛苦，且偷了那末多的東西去，實在不能再住了，再住下去，一定還要失東西，回去先住在女兒家裏，且順便看看母親，有好幾年不見她了。住在那裏等機會也是一樣的。”我們很不安，湊了一點錢，償補他失去衣物的損失。他收了錢，隻淡淡的說了聲謝謝。
此後每逢一個年節，他還是寄那紅紅的賀箋來，不過賀箋上，在恭賀“太太，大少奶，孫少爺”之下，又加添上了一個“孫少奶”的稱謂。從去年起，他的賀箋的信封上，寫的是“水亭分卡王寄”,顯然的他又有了很好的差事，又做了卡長了。
1927年8月8日在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