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許文革因盜竊被捕，並與同案犯姚斌彬策劃、實施了越獄。後姚斌彬被抓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許文革長期在逃。2001年春，許文革歸案。
關於許文革一案，看守所的電腦文檔裏隻有這樣一段概述。想要查閱更早的資料，電腦裏卻沒了。後來杜湘東去問過管檔案的同事，對方解釋說，所裏推廣“無紙化辦公”時有些倉促，凡十年以上的卷宗都不再專門錄入。他又問手寫的工作記錄是否還有留存，人家的回答是：“不是重建過一幢辦公樓嘛，搬家時早不知扔哪兒去了。”卷宗遺失本身，也佐證著許文革一案的特殊性：1989年到2001年，這是一名跨世紀的逃犯。
自從時隔多年再次見到許文革的那個瞬間，杜湘東就感到透不過氣來。似有一團無形無跡，但又可感可觸的東西包裹住他的心口，步步緊逼地往裏壓迫著。他又憋悶了。那不是一種生理的症狀，而是心理的暗疾，曾經在漫長的歲月裏縈繞著他、折磨著他，近些年來，他似乎掌握了消解憋悶的方法，但伴隨著許文革的出現，憋悶感卷土重來了，而且比以前更加猛烈。許文革落網，這不是他洗刷前恥的唯一途徑嗎？他為什麽會憋悶呢？
大概還是因為許文革的那個笑。姚斌彬式的似笑非笑。
那天夜裏，杜湘東不僅沒心情“沾劉芬芳的光”，而且失眠了。醒著似乎還在做夢，但夢又都是亂的。熬到淩晨五點，他終於躺不住了，便早早來到辦公室，先對著那扇“整頓警容”的鏡子披掛自己——大簷帽，風紀扣，板兒帶，所有細節一絲不苟，鏡子裏中年人卻無法再現多年前的英武。即便如此，杜湘東也不允許自己消沉著、邋遢著麵對許文革。他費力地挺直腰杆，像拉直了一段因為反複扭曲而隨時會折斷的鋼絲，往監舍走去。
十多年過去，看守所早就大變樣了。辦公樓是新建的，監舍也經過了整修，走廊不再陰森幽暗，節能燈將每一個角落都照得通透，關鍵地方還懸掛著監控攝像頭。新所長以前當過領導秘書，是個有魄力也有能耐的人，總能從日漸寬鬆的預算裏給單位爭取到更多的份額。按照他的規劃，以後的看守所不僅要在硬件上全麵鳥槍換炮，職工待遇也會得到質的飛躍——最關鍵的一條就是把筒子樓宿舍統統推倒，建成正經八百的單元小區。如今北京的一套房，哪怕地處郊縣，其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壓根兒不用再做思想工作，大家都有了盼頭，據說還有人托關係想往所裏調呢。在一片高漲的心氣兒裏，杜湘東這種人就更顯得多餘了，多餘得當他出現在應該出現的地方時，反而把別人嚇了一跳。
最先看見他的，是等待換崗的夜班管教。那也是個年輕人，長得胖乎乎的挺喜興，總會讓杜湘東想起以前的警校同學徐胖子——偏巧也姓徐，偏巧也是哪個頭頭腦腦的親戚。小徐胖子正蹺在監舍走廊裏的椅子上打盹，被回響的腳步聲嚇了一跳，險些失去平衡仰倒在地。他忙不迭地跳起來，見來的不是領導，鬆了口氣，但等看清來的是杜湘東，似乎又提了口氣，眨巴了兩下眼才道：“杜哥，您有事兒？”
杜湘東回答：“查監。”
小徐胖子顯然不相信他的說法，卻笑了：“您那倆屋我替您查過了，一切正常。”
杜湘東顯然也不相信小徐胖子，但沒笑：“那你再幫我找個人。”
隨後報了許文革的姓名、籍貫、年齡、體貌特征。其實不必說得這麽詳細，所有在押人員的信息都會被錄入電腦，想查誰，一敲一點就全有了，但那些數據曾經在他的腦子裏被反複溫習，所以一張嘴根本收不住。
而小徐胖子動也沒動，仍在笑：“的確有這人，不在一般監舍，來了就進‘小號’了。”
將曾經的逃犯單獨關押，這表明了所裏對此案的重視，也是杜湘東讚同的處理方式。他說聲“知道了”，繞過小徐胖子往走廊緊裏頭的禁閉室走去。但眼前一晃，小徐胖子卻以在胖子身上極其少見的靈活後撤兩步，重新擋住了他的去路，還把胸脯子挺得老高，警服胸襟底下好像鼓出了兩個小**。
杜湘東問：“幹嗎？”
小徐胖子的笑就變得為難了：“上麵交代了，您不能見這人。”
“上麵誰說的？”
“所長親自指示的。”
“為什麽？”
“說怕刺激您。”
“笑話。我一警察，要能被犯人刺激，早他媽別幹了。”
“杜哥……”
“你們到底什麽意思？”
“許文革是自首的。”
說出“自首”倆字兒時，小徐胖子的眼皮垂了下去，嘴唇幾乎沒動，發音含混不清。那神態，就好像他本人正在進行自首。這孩子跟他關係不錯，小小年紀被發配到郊縣，沒少到杜湘東家蹭飯，夏天晚上的兩瓶冰鎮汽水更是免費供應，而且似乎所有胖人都自帶一種畫蛇添足的善良，幫不了別人的忙，卻能體察到別人的痛楚。杜湘東早年的事兒，所裏的同事大多有所耳聞，因此小徐胖子已經在擔憂他、同情他了。從他手裏跑掉的逃犯回來了，並且還是自己主動回來的，這相當於把一個惡意的玩笑開得更加不留情麵。
杜湘東重複了一遍：“自首的？”
小徐胖子隻得再次強調：“自首的。所長還說您得避嫌。”
眼前的小徐胖子幾乎成了重影兒，倆**變成四個了。對方的話也令杜湘東產生了亦幻亦真之感，簡直像是身邊的人串通許文革集體密謀了一出戲，隻有他一個人不了解劇情該朝哪個方向發展。而他也知道，再糾纏下去是沒有意義的，小徐胖子隻是執行命令罷了。他啪地磕著鞋跟轉了個身，往走廊外走去。
他去找下命令的領導。新所長是個精力充沛的工作狂，每天六點就會出現在辦公室，連帶著職能部門也必須提前上班。但當杜湘東走進辦公樓時，迎出來的卻是管理科科長，告訴他，所長到局裏開會去了。那不要緊，下午再來。杜湘東回了辦公室，幹坐了幾個鍾頭居然不餓，挨到傍晚，重新去所長辦公室外候著。這次接待他的仍是管理科科長，見麵就一句：“所長還沒回來。”然而杜湘東剛才上來的時候，明明看見所長的那台桑塔納2000正停在樓門口。可見人家料定了杜湘東會再來，也早定下了答複他的說辭。
硬闖自然是行不通的，如今的領導越來越像領導，要想見麵必須預約，否則就算違反紀律。況且，管理科的兩名小夥子正警惕地盯著他呢。杜湘東隻好又回辦公室。偏這時，一個電話又追了過來，管理科科長告訴他：“所長讓我給你帶個話兒。”
杜湘東道：“他不是還在市裏嗎？”
管理科科長沒理會這句搶白：“所長說，許文革這案子非常特殊，跟以前他跑的時候一樣，上麵又有大領導專門過問了。現在又是個特殊時期，所裏的改擴建和集資建房正在審批的坎兒上，不能允許任何意外情況造成不利的影響……所以所長的意思是，你和許文革之間必須嚴格隔離，你最好先離開監舍，到別的崗位上待段日子。”
“你們是怕我再讓許文革跑了，還是怕我把他殺了？”
“不是我們怕，是領導怕。領導定下的主意，我也隻能傳達。”
於是，杜湘東轉崗去了內務組。消息傳開，就有幾個“老人兒”替他鳴不平，說這不是往人傷口上撒鹽嘛。又說管教不能挑犯人，犯人卻能挑管教，這哪兒是專政機關和專政對象的關係，分明是發廊小姐和嫖客的關係。但這些怪話也隻敢私底下說，不能讓領導聽見。而對於轉崗這個安排，杜湘東倒沒覺得有什麽不公平。真要按照條例的要求，他現在也早就不適合在監舍幹了。公然酗酒，縱容家屬擺攤兒，哪一條兒不夠他再寫十份八份檢查的？和許文革一樣，他也是罪有應得。又是多麽諷刺，現如今似乎隻有“罪有應得”這個認識，還能說明他曾經是個有板有眼的好警察了。
好也罷，壞也罷，作為警察，杜湘東再次有了一個目標，那就是許文革。並且他有預感，許文革是一定準備“做些事情”的，否則許文革就沒有必要自首了，更否則，許文革也就不是許文革了。麵對生活，許文革要比自己強悍得多，強悍者一旦證明了他的強悍，就會像被上天選中一樣無所不能。但因為那道隔離令，許文革雖然重現人間，對於杜湘東而言卻變得越發神秘了。這種狀態讓杜湘東既無法自拔又無法自處，他很想找人說說。找誰呢？劉芬芳、老吳還是老所長？都不是。杜湘東覺得他能說起這事兒的，還是姚斌彬他媽。
這幾年來，他每隔些日子仍會去一趟六機廠。那地方也和原先不同了，變成了一片工業廢墟外加一片貧民區。廠子早已停產，作為一個老大難企業，它的運氣還比不上劉芬芳所在的食品公司，沒有一家外商或者私企願意收購，留下的住戶一多半兒都在吃低保。在這種環境裏，要是沒人照應，崔麗珍就有可能隨時斷米斷藥，還有可能被那些變得越來越刻薄的鄰居們欺負。而自打從大同回來，兩人之間也消除了話裏有話、暗藏玄機的必要性。杜湘東曾經告訴姚斌彬他媽，許文革寄了三千塊錢，隻可惜按照規定，這筆錢隻能由公安機關暫扣，就不能用於支付醫療費了。對於這件事，姚斌彬他媽也隻是“哦”了一聲，此外再無其他表態。好像在加速的衰老過程中，她學會了將姚斌彬、許文革以及她自己全都置之度外。
提起話頭是在一個下午，門外照例傳來了誰家婆婆與兒媳婦的互相聲討。在這個樓道曠日持久的混戰裏，所有晚輩統稱長輩為“老丫的”，長輩則稱呼晚輩“小丫的”，倒好像這些窮人祖上都是闊過的，家家養著丫頭。而杜湘東正把一台窗式空調的濾網拆下來，用毛巾蘸了水擦洗——空調也是劉芬芳她二姐淘汰的，當初給了他們兩台，他便把其中的一台裝在了這裏，卻沒告訴劉芬芳，隻說在廢品攤上賣了——他機械地揮動著胳膊，又抬頭抹了把汗，突然氣血翻湧，沒頭沒尾地來了一句：“他回來了。”
姚斌彬他媽坐在桌前，應了一聲：“哦。”
“不過不能來見您，法院還得判。”
“哦。”
“對了，自首的。”
“那還是個明白人。”
對於許文革的歸來，女人這樣評價。明白人，隻不過明白得有點兒晚。總比姚斌彬強，姚斌彬連明白的機會都沒了。但許文革真明白嗎？姚斌彬真不明白嗎？如果再深究，卻不好說了。而杜湘東也明白，他不該再說下去了。再說就涉及姚斌彬了，有些事兒，當媽的最好永遠不要明白。於是這番對話不僅戛然而止，甚至好像從沒發生過。
有話沒處說，那就怨不得杜湘東後來所做的那些事了。
內務組隸屬登記處，其職責並非管理內務，而是檢查在押人員與外界往來物品的隱晦說法。其中紙張和印刷品比較麻煩，需要審讀一遍，以防傳遞不該傳遞的消息；酒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流進去的，煙卻還好說；至於藥品和其他特殊物品，就需要專門開具證明、說清情況了。既然許文革來時有人陪同，那麽收到包裹也不奇怪。轉崗過來之後的第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第三個禮拜，杜湘東都注意到了那個包裝嚴密的紙箱。箱子個兒不大，也就一尺見方，聽科裏的人說，每次都是一輛奔馳車送來的。
看著封條上的“許文革”三個字，他得默默地做上一番心理準備，這才拿起裁紙刀將箱子打開。露出來的東西雖然不在嚴格的犯忌之列，但又和一般犯人的大不相同。首先是七條毛巾和七套內衣短褲，都是純棉加厚的高檔貨，這說明許文革的毛巾和貼身衣服都是當日用次日扔，連洗都不洗。他一個逃犯，有那麽愛幹淨嗎？難道是那些年髒怕了，反而養成了潔癖？其次是幾瓶藥，噴劑，標簽上寫著外文，後來請教了所裏的年輕人，才知道是增強呼吸係統功能的，通常用在哮喘和肺纖維化的病人身上。
通過這些物品，杜湘東得以想象著許文革的狀態：他獨居鬥室，終日不見陽光，飽受呼吸不暢的折磨，但卻神經質地保持著身體的潔淨與精神的冷靜。這個形象是孤獨的、自閉的，同時還是詭異的。回來以後，許文革仍然像個遊**在人群之外的幽靈。而杜湘東也意識到，利用如今這點兒可憐的職權，他仍然能夠對許文革施加影響。
沒跟任何人打招呼，他沒收了全部毛巾和內衣。至於那些進口噴劑，他去谘詢了一下獄醫，得知許文革並無生命危險，服用藥物隻是為了“緩解症狀”之後，便統統擰開瓶蓋，將裏麵的**倒進了便池。可以想見，這些東西對於許文革而言都是必需品，否則他不會巴巴兒地叫人送來，因此也可以想見，一旦斷絕供應，許文革將有多麽痛苦、焦慮、寢食難安。但杜湘東就是要折磨許文革，哪怕用的是他過去所不屑的“雞賊”手段。
如今鐵門裏的規矩也變了，最有麵子的不再是好勇鬥狠的牢頭，而是那些在外麵能量無窮的人。在新規矩裏，因為經濟問題進來的商人還能遙控生意，酒後駕車肇事的富家子總能召見律師，最讓人不忿的是，對於某些落了馬的官員，沒落馬的同僚舊部還會專門打電話來要求“關照關照”。看許文革的架勢，儼然已經混成了那些特殊犯人中的一員，麵對物資禁運，他會有什麽反應？是公然抗議還是找人求情？杜湘東拭目以待。
一連過了幾個禮拜，關押在“小號”裏的許文革卻毫無聲息。從小徐胖子嘴裏聽說，有時許文革犯病犯得厲害，平攤在地上，兩手扒著胸膛，那模樣就像被裝進棺材裏活埋的人。饒是如此，許文革從未申請過就醫，關於藥品的不翼而飛也沒對人提及。在杜湘東看來，對方與其說是在忍耐，倒不如說是一種示威。許文革仿佛是在告訴杜湘東：當你已經變成了一個下作的老無賴，我卻還是一條硬漢。
而杜湘東能做的，隻有繼續扣留、糟踐那些物資。他不就是想讓許文革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嗎？這個目的已經痛苦而漫長地實現了，但許文革的表態卻令他變成了真正被折磨的那一方。在檢查那些包裹信件之餘，他的酒喝得越來越多，用劉芬芳的話說，隔著八丈遠就能聞見一股酒廠起糟的酸臭味兒。終於，在一次“撅”掉了半瓶二鍋頭之後，他做出了一個老無賴所能做出的最下作的舉動。他在便池前方倒掉噴劑，解開褲子，往寫滿外國字眼兒的塑料藥瓶裏撒尿。尿得不準，濺了一手，他卻還沒尿完就生生憋住，衝回辦公室，將藥瓶放進了寫著許文革的名字、等待轉交進監舍的紙箱。恰好趕上轉運物品的手推車來了又走，杜湘東隨之展開了一段遐想：許文革又快犯病了吧？最好立刻就犯，如此一來，他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抓起藥瓶，把那些濃鬱的、酒精含量超標的**趁熱噴到嗓子眼兒裏去。那個味兒真是甭提了，那個場麵真是太解氣也太他媽的變態了。沒錯兒，變態。即使在醉酒的狀態裏，杜湘東也知道應該如何定義自己的行為。都說警察這種職業很容易患上心理疾病，那好，他杜湘東總算趕上了這個時髦。變態也是被逼的，生活逼的，許文革逼的。
然後，杜湘東折回廁所，打算把剩下的那半泡尿撒完。
然後，他在門外遇到了那個代表許文革來找他的男人。
那男人杜湘東見過，前些天從奔馳車裏下來的就有他。此刻他仍穿著西裝，腋下夾著公文包，神情不苟言笑：“杜管教吧？我是許文革的律師。”
杜湘東以醉鬼特有的嘴臉睥睨對方：“律師？律師找法官聊去。”
“但有兩件事，還得向您說明。”律師仿佛沒看見杜湘東按著褲襠夾著雙腿的醜態，語調不急不緩，“第一件，在被看押期間，我的當事人有權接收衣物、日用品和藥品。尤其是藥，這是醫生開具過處方證明的，看守所方麵必須轉交。但據我所知，上述物品都被您無故扣留，這給我的當事人造成了極大的痛苦。而您的行為不僅違反了國家的相關條例，如果說得嚴重一些，還已經涉嫌虐待。”
“那你告我去。”杜湘東笑了，“你不就是吃這碗飯的嘛。”
律師卻也笑了，那笑容還是高度職業化的：“我確實提出過這個建議，但我的當事人拒絕了。進去的人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我也能理解。”
杜湘東眉毛揚了揚：“喲，許文革這是跟我賣好兒呢？告訴他沒這個必要。你們不告我我還難受呢，當了這麽多年警察，就是骨頭賤。”
“既然是許先生的意思，那麽第一件事就過去了。我想著重說的是第二件。”律師說著，將腋下的公文包打開，取出兩張打印紙，遞給杜湘東，“您先看看這個。”
杜湘東抬起手，展示了濕漉漉的尿漬，於是律師隻好平舉著兩張紙，照鏡子似的讓他看。醉眼蒙矓，人勉強認識字，字卻不認識人，但等杜湘東用比小學生念作文還慢的速度把那一千多字的材料讀完後，他就尿意全無了。不僅如此，他的腦子裏哢然作響，心髒也像注射了過量的腎上腺素似的狂跳了起來。他愣了許久，再開腔，就不是一個醉酒無賴的口吻了：“許文革到底什麽意思？”
律師向杜湘東出示的材料，是關於五年前那場礦難的，卻與通常的調查報告不同，並未糾結於事故的原因與後果，而是主要敘述了親曆者之一許文革在當晚的所作所為。其中包括他帶領三十餘名礦工逃生，也包括他從井下把劉秋穀背了上來。
至於許文革的“意思”，律師做出了清晰的表述：“許先生的案子，法院正在審理當中。他的罪名是盜竊和越獄，對於這些，我方並無異議。但在量刑標準方麵，法院也必須考慮到各種特殊情況。首先，現在距案發的1989年已經過去了十多年，這十多年裏，關於他的盜竊金額是否可以被稱為‘特別巨大’，相關的司法解釋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具體說，許文革盜竊的是一台皇冠轎車發動機，當年的整車價格大約十萬元，即使是核心零部件，估值也應該不超過兩萬。這在八十年代算是天價，但在今天如果還被列為重大案件，明顯就不妥當了。再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假如你讓女朋友做過人流，甭管是什麽時候做的，在今天也不能按照1983年嚴打的標準判個勞教了吧？其次，當事人的認罪態度和表現也將對判決起到關鍵作用。許文革是自首，這一點已經毫無疑問，而我方辯護的關鍵之處在於，他在逃期間還有立功行為——試想當時如果不是他挺身而出，不光劉秋穀，就連其餘三十多人也很可能會，或者說幾乎一定會……”
聽到這裏，杜湘東眼前的那些字就變成了活螞蟻，黑乎乎地爬得滿天滿地都是。他甕聲甕氣地打斷對方：“你是想讓我給許文革做證？”
“對。”
“這事兒找我幹嗎？誰在井下找誰去。”
“我查閱過山西方麵留存的資料，的確曾經有一位副礦長和若幹礦工提及，是一個名叫姚文林的人把他們帶了出來，也說過姚文林是個逃犯。我們很想請那些當事人來北京做證，可私營煤礦人員流動性很大，再加上時隔太久，該礦早就關停，老板都跑到澳大利亞去了，一時半會兒沒法找到他們。當年一起下井的人裏，我們能見到的隻有劉秋穀，但劉秋穀目前已經成了許文革的生意合夥人，屬於利益相關方，所以隻能回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在開庭之前就許文革的立功表現提請法院重視，有效的證人也隻剩下您了。礦難發生時，您就在礦上，而且不怕您介意，我還通過關係看過您當年寫給上級機關的檢查，那上麵說，您幾乎抓獲了化名為姚文林的逃犯許文革……如果有了您的證明，那麽姚文林立功就是許文革立功，那麽再經過法院核實，許文革就可以獲得適當減刑……”
說到後麵，律師的口吻變得囉唆，口氣也軟了下來。他又從公文包裏拿出另一張打印紙來，是份證明書，雙手遞到杜湘東麵前。茲證明大同某某煤礦曾有雇傭人員姚文林，係逃犯許文革化名。落款虛席以待。這些字樣是用大號字體打印的，黑得更加觸目驚心，在他眼裏就不像螞蟻而像甲蟲了。許文革這是請他高抬貴手呢。作為一個警察，他沒資格接近逃犯，逃犯卻先把他這個警察查了個底兒掉，連他的檢查都看過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還用私扣物品的事兒來詐他、要挾他。
杜湘東低下了頭，下意識的反應隻想逃開：“邊兒待著去，我要撒尿。”
“您尿還挺多，我等您。”
“尿完也沒工夫搭理你，現在是上班時間。”
“那就等您下班。反正我的費用是按小時計的。”
犯賴沒用，人家比他還賴。杜湘東側身撞開律師，重新往廁所走去。他還計劃著如果對方追上來，那就在便池邊上使個回馬槍，滋丫一身。可那律師沒動，甚至似乎沒用目光追尋他，而是歎了口氣，仿佛不知對誰感歎：“許文革說，您也不容易。”
杜湘東驀然站住，後脖頸子汗毛倒立。
律師繼續道：“衣服和藥，還有我看過您檢查的事兒，許文革其實不都讓我跟您提。他本來還想親自請您為他做證，可是你們見不著麵，隻能由我轉達。幹我們這行的，都會看人，我感覺他對您的信任比對我還深。說到您，他隻有一句話——這是個好警察。”
杜湘東繼續靜立。許久，他才慢慢抬起頭來，瞪著前方卻像目無一物，這使得他的姿態如同一個聽聲辨位的盲人。此時是下午，身邊有扇窗子，光線從偏西的背後投射進來，讓他的影子往東南方向伸長，不易察覺地往牆上爬去。影子一顫，杜湘東便回過身，走到律師麵前，接過對方遞上來的紙筆。簽完字，律師無聲地離開。
然後，杜湘東再次轉身，走向廁所，打算接著尿。但還沒尿出來，他就跪了下來，頭頂著嘩嘩作響的陶瓷便池，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