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就讀三個圈 導讀解讀樣樣全
導讀：語言是一隻受束縛的小鳥
複旦大學日語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征
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最初發表於《新潮》雜誌(1956年1月號至10月號)。連載結束當月，就出版了單行本。評論家中村光夫認為，這部作品雖然取材於現實，卻能超越現象層麵，以作家獨特的思想與文體的力量打開一個全新的文學空間。中村這番評語的潛台詞是：文學的價值絕不單止於記錄現實，甚至也不在於道德說教，優秀作家是以其文體來展現其思考及世界觀的。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上能滿足這一條件的作品為數不多，《金閣寺》是其一。可見日本評論界給這部作品的評價相當高。
從《金閣寺》問世時起，有關這部作品的研究就從未間斷過。六十多年過去，讀者對這部作品的熱情仍舊不減。如今，除了日文版之外，《金閣寺》還擁有了英、法、德、俄、中等諸種外語版本。小說中描繪的充滿**的世界為一代又一代讀者所津津樂道。作為讀客版《金閣寺》的導讀，本文無意也不可能給出麵麵俱到的分析與介紹，這裏隻想把讀解的視角限定在主人公形象，特別是“口吃”這一身體特征上，結合小說的故事情節推進作出相應的分析，以供讀者閱讀時有所借鑒、參考。
不妨說，假如不理解小說主人公“口吃”的真正內涵，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主人公對金閣之美的陶醉以及最後竟至走向火焚金閣的意義。
三島由紀夫與《金閣寺》
《金閣寺》取材自日本曆史上極為著名的真實事件——“金閣寺炎上”事件。1950年7月2日淩晨，僧人林養賢在寺內放火，燒毀了金閣(舍利殿)全殿。縱火的犯人林養賢時年21歲，是金閣寺的學僧，就讀於大穀大學。因為口吃且相貌醜陋，一直深陷自卑，性格孤獨內向，對寺廟和社會都多有不滿。他事後供認自己作案的動機是“出於對美的東西的嫉妒”。林養賢還在自述中提到，在燒毀金閣寺後，他打算自殺，與金閣寺一同毀滅。當日下午兩點，他將被褥、衣物、蚊帳等物品帶進金閣，並於那天淩晨點燃了火焰。
國寶金閣寺被付之一炬的事件一經報道，當即震驚了日本全國上下，也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日本文學界和評論界的關注。除了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外，水上勉的《五番町夕霧樓》《金閣炎上》等都是以這一事件為藍本創作的。
該事件後，三島由紀夫特意跑到京都進行采訪，仔細地翻閱了相關的筆記、警察局的審訊記錄和法院的審判記錄等，深入細致地了解了事件的全部細節。因此，《金閣寺》這本書對事件發生的經過、細節，主人公的身世、經曆等，都進行了高度的還原。
看到這裏，讀者們也許會覺得這是一本探討犯罪動機、人心陰暗等元素的小說。然而對三島由紀夫來說，整個金閣寺放火事件，對他來說不過是一個創作的框架。他越是細致真實地刻畫這事件中的種種細節，他所想要傳達的意圖越是與原本的事件無關。
那麽，《金閣寺》中濃墨重彩地刻畫的“口吃”，以及與口吃相關的心理，對三島由紀夫來說究竟有何意義？“口吃”與燒毀金閣寺的結局之間，有無必然的內在聯係？
在深入分析文本之前，我們應該明確一點——主人公的“口吃”這一設定，顯然並不僅是因為真實事件的犯人就有口吃的毛病。
在《我的遍曆時代》中，三島由紀夫曾談到自己年少時的一個心願——成為一個作家。他把這個心願稱為“古怪的欲望”。為何古怪？因為“這一欲望，既不來自渴望美，也不來自渴望浪漫，而是來自少年心裏朦朧預感到且為之恐懼的那種東西。要言之，那是一種對自身存在的社會性不適應”。
1925年，三島由紀夫出生於日本的一個官僚家庭中，祖父平岡定太郎給他取名為平岡公威。三島的祖父曾在日本政府擔任高官，但到了他父親這一代家道中落，日益貧困。他的祖母原名永井夏子，出生自一個曆史悠久的武士貴族家庭，祖上甚至曾和德川將軍家聯姻過。夏子深受武士貴族文化的熏陶，在漢學上有很深的造詣，同時也養成了一種極強的名門意識和自負。
但夏子自幼患有精神疾病，因此婚姻上一直不順，家族為了解決這個麻煩才把她嫁去了當時隻是富裕農家的平岡家。在平岡家，夏子手握家族大權，對家人掌控欲極強。但獨子平岡梓沒有按照她的意願成長為一個出色的官僚，因此當長孫平岡公威誕生後，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這個孩子身上。她甚至在孩子沒有斷奶時就把他從母親身邊抱走，親自撫養。
祖母對年幼的三島保護過度，管教極嚴。因為他生來體弱多病，祖母又怕他受到同齡人不好的影響，所以常常把他一個人鎖在家裏，不許他出門。因此他隻能在書房裏閱讀書籍，沉迷於自己的幻想。
扭曲的家庭成長環境，造成了他貧弱的體質與纖細、敏感的人格特質。不難看出，主人公溝口那極端自卑又自負的性格特征，跟三島由紀夫可以說是如出一轍。
《金閣寺》是一篇以主人公溝口的口吻描寫的自白體小說。而溝口的自白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就是三島由紀夫本人的自白。這篇小說不僅是對犯罪、對美、對藝術的剖析，在一定程度上也許正如中村光夫所說，也是“三島對自己青春的清算”，更是“戰後這一時代的紀念碑”。
“我”因何而口吃
“從我幼時起，父親便常對我說起金閣。”
小說《金閣寺》開篇第一句，已然暗示了“語言”在作品中占據的位置舉足輕重。對少年主人公而言，父親的講述是一種權威性的話語。每一次的講述都像是一次儀式。語言在他身體上打下的最為明顯的印記，就是令人苦惱不已的口吃症。
口吃如同溝口身體如影隨形的一部分。口吃是他身上最為顯著的特征，因此其他人往往會使用“小結巴”等指向口吃的詞匯來稱呼他。口吃成了他唯一獲得外界呼應的特質，可以說，“口吃”甚至成了他本身。同時，在他嚐試與人交流的社會化過程中，口吃會反複阻礙他，使他無法順暢地溝通外界。
口吃就這樣日複一日地在身體內部與外部之間往返，表現著個體的人在社會化過程中遭遇的種種障礙。
口吃者為發不出頭一個音而萬分焦急時，就像是被內心世界中黏稠的膠粘住而又拚命掙紮、急欲脫身的小鳥，好不容易掙脫，卻為時已晚。誠然，在我拚命掙紮的時候，外界的現實有時似乎也會停下來等我。然而，等我的那個現實已不是新鮮的現實。當我費盡精力，終於抵達外界的時候，外界卻在一瞬間變色、錯位了……於是，橫陳在我麵前的，隻是不再新鮮、近乎腐臭的現實。似乎唯獨這才是與我相稱的。
這裏使用了小鳥作為“語言”的隱喻。語言的小鳥在不起飛時並不顯形。唯有當它掙紮著想要從“我”身體艱難飛出時才是可見的。當不需要使用語言時，“我”並不感受到拘束，一旦想要使用語言時，則會感到痛苦萬分。
對無法順暢使用語言的“我”來說，語言本就集痛苦和暴力於一身。他人的存在，無疑更加深了這種痛苦與暴力性。這一點，在小說第一章的另一事件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有為子是一個鄰家女孩。她那俊俏的容貌令“我”心醉。一天清晨，“我”在思念中身不由己地跑到路邊，攔住了騎車外出工作的有為子。
但有為子起初想必嚇了一跳，認出我以後，就隻盯著我的嘴看。黎明前的黑暗中，她可能隻盯著那個無意義嚅動著的無聊小黑洞，那個如同野外小動物髒亂難看的巢穴一般的小黑洞。換言之，她隻盯著我的嘴。確認這個小黑洞裏沒有湧出任何同外界相關聯的力量之後，她立刻放下心來。
此處所謂野生小動物的“巢穴”，顯然與前麵提到的小鳥屬於同一象征係統。無論是小鳥還是小動物，這類意象揭示的都是不同於現實肉身的另外一種受語言所阻礙的身體。
按照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解，這次事件無非一場頑童的惡作劇。事後有為子告了“我”一狀，“我”因此而受到嚴厲的責罰。因監視而生成的恥辱感，經此事得以強化。“我”於是心生恨意，開始期盼有為子死掉。
在廣泛使用語言的人類社會中，流暢的言談有著極為重要的價值。不流暢的語言勢必造成交往的阻塞，因此幾乎所有的言語共同體都會要求個人流暢地使用語言。而無法做到這一點的人，則會被視為殘缺的甚至劣等的存在。
同時，語言的規則還劃定了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凡是對這一規則的觸犯，都將遭到嚴厲懲罰。某種意義上，主人公的口吃正源於他無法確定，自己想說的話能否得到規則的放行。伴隨著這種內心的遲疑而顯現出來的，是話語的斷續與時間的延宕。小鳥一次次探頭欲出卻又不得不縮回，從而與眼中所見現實失之交臂。
言語因受阻而延宕，不待抵達現實，那現實就已經腐爛發臭。“巢穴”的肮髒、醜陋，也正是在喻示在“我”所要抵達的腐臭現實。對“我”來說，這一處境無疑是由外界的監視促成的。如果說受阻礙的小鳥隱喻著監視的暴力性，那麽旁人聽“我”言說時的表情，則為“我”提供了另外一種更為明晰的認知鏡像。聽者的臉上顯現出的那種焦躁，正是“我”的口吃向外的一種輻射，一種“我”與他人之間無形的互動。這也是為何“我”即使在好友鶴川麵前講話也會汗流不止。
他人都是見證，沒有他人存在，也就不會產生恥辱。隻要見證了“我”恥辱的證人不離開這個世界，“我”的恥辱就不會徹底根絕。“為了我能真正得見天日，世界必須毀滅。”
沉默的“暴君”這一幻想正印證了“我”的這種扭曲的權力意識。
我愛讀曆史上關於暴君的記述。我想，如果我是個期期艾艾、寡言少語的暴君，家臣肯定會終日看著我的臉色戰戰兢兢地過活吧。我沒有必要用明確流暢的語言替我的殘暴辯護。我的沉默本身就足以讓一切殘暴無可指責。就這樣，我一麵沉浸在逐個處死平日藐視我的老師和同學的幻想中，一麵又陶醉於成為內心世界的王者、冷靜觀察人世的大藝術家的夢幻中。我的外表乏善可陳，但我的內心卻比誰都豐富。無法抹除自卑感的少年暗暗認為自己是上天選出的人物，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總覺得，在這個世界的什麽地方，有個我尚不知曉的使命正等著我。
遭到打壓的身體並非總是一味地逆來順受。“我”通過把“失卻新鮮度的現實”“半是腐臭的現實”當成最適宜“我”的現實，從而實現了對語言這一說壓抑體製的想象性超越。這一認定帶來的直接成果就是：與其勉強言說，毋寧放棄言說。正是這一放棄之舉直接鋪就了“我”日常生活中通往沉默之路。在沉默中，“我”充分施展自己的“權力意誌”，不獨做自己的主宰，而是世界的主宰。主人公內心為自己描繪的“暴君”圖像，建立在對語言社會中規則的拒絕之上。他用沉默占據了語言的製高點，因此不再是個掙紮不出的可憐的小鳥，倒更像是一個八麵威風的禿鷲。“我”的殘暴無須用明確而流暢的話語來維持其正當性，因為隻要“我”沉默就可以使一切殘暴正當化。絕世獨立的禿鷲以不言之言，為“我”言說的身體籌劃了一個理想的位置，且彰顯了“我”對共同體的放逐。
《金閣寺》中主人公身上這種貫穿全文的幻想性，並不單是純粹的幻想或逃避，而是對現實的一種掙紮和反抗。
“口吃”這一身體特征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但並非一成不變。“口吃”根據不同的環境，延伸出兩種其他的狀態，其一是“沉默”，其二是“流利”，即“不口吃”。
如前文所說，“沉默”是一種對語言體係的反抗。而在文中偶爾出現的幾次“不口吃”的場景，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不服從和抗爭。
“喂，溝口。”
我默不作聲，直勾勾地盯著他。他對我微微一笑，帶著掌權者的幾分故作姿態。
“幹嗎不回話，你是啞巴嗎？”
“他是結結結……結巴!”
他的一個崇拜者代我回答。眾人笑得前仰後合。嘲笑這種東西是多麽刺眼啊!在我看來，同學少年們那青春期所特有的殘酷嗤笑，仿佛茂密樹葉上反射的陽光一般炫目。
操場上孩童們眾星捧月般地圍坐在那個海軍機關學校的學生——“英雄”周圍，“我”則獨自坐在遠離眾人的地方瞻仰。“我”心目中的那個“英雄”無疑是操場上這一小型集體的中心所在。如此看來，他特意朝著遠離圈子之外的“我”詢問，內中自然帶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挑戰意味。他大概是把“我”遠離眾人這一舉動理解成對他的不屈從了。作為掌握權力的人，他絕對不能容忍“我”的身體遊離在共同體之外。當得知“我”是個口吃時，這位“英雄”匯集了在場所有人的哄鬧能量開口說：“口吃這種小毛病，一天就能給你治好嘍!”這番言辭從裏向外透著一股權力固有的霸氣。主人公聽到此處，忽而流利應答說：“不去。我要當和尚。”
原本口吃的主人公此處的應答非但不口吃，且十分流暢，仿佛與意誌無關一般脫口而出。這看起來實在讓人覺得匪夷所思。那麽，該從何種角度來理解此處的流暢呢，是順從抑或抵抗？
“我”以出人意料的流暢，回應了對“我”的詢喚。這看上去似乎是一種服從。不過，這種服從或許更有可能是一種表麵現象。這種流暢的發言，順應了共同體中的流利法則，消解了“我”口吃者的身份。這一點與“我”的空間位置的選擇可以說異曲同工。“我”之所以會選擇一個遠離權力中心的位置坐下，與其說是感受到了共同體對“我”的排斥，不如說是“我”的主動出擊——“我”不待排斥，已將身體撤離。
戰後的日本
想要更好地理解語言、權力和口吃之間的聯係，我們不得不了解故事中的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日本的戰敗。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戰後，數十萬美國軍隊進駐日本，對日本進行了長達數年的全麵管製。
小說第三章後半部分有這樣一段內容。“我”遵從父親的遺願到金閣寺做了和尚。一個雪天，占領軍的美國大兵開著吉普車來寺裏遊覽，隨行的還有一個日本妓女。“我”應老導遊之召給美國大兵做翻譯。美國大兵攙扶著那個妓女下車後，兩人不知為什麽事發生了齟齬。大兵憤而將那女人打倒在雪地上，並命令“我”上前用腳踩踏女人的肚子。
這就是小說中重點描寫的“雪地踩踏事件”。就寫實性而言，這一段描寫當屬小說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勾畫出了那一時代的典型特征——戰爭、戰敗、美軍對日本的占領。相對於口吃這一微觀化的個人敘事，美軍占領日本無疑是一種更為宏大的曆史敘事。
第二天是星期日，老導遊一大早就來叫我。
原來門還沒開就有外國士兵要來參觀。老導遊打手勢要他們稍等，便來叫我這個“懂英語的”。說來也怪，我的英語比鶴川說得還利落，而且說起英語來從不結巴。
大門外停著一輛吉普車。一個喝得酩酊大醉的美國大兵手扶大門柱子，俯視著我，輕蔑地笑了笑。
在此應有一問，比起說日語時必定口吃的“我”，為何在雪地踩踏事件中說英語時卻不口吃了？
美國大兵說的是英語，英語對當時的日本來說，本身就象征著一種管製。美國大兵無疑就是權力在當下的具體化身。
在美國大兵麵前，“我”說的是英語，而非“我”所歸屬的那個共同體的語言——日語。“我”雖然說的是英語，但就身份而言卻不意味著“我”位於英語共同體之中。不僅是因為“我”是黃種人這一顯而易見的外在原因，還因為“我”本來也是英語“占領”下的日語共同體中的一員。對美國大兵而言，“我”的口吃並不是“我”的屬性。
使用英語的“我”，既不屬於英語的共同體，也不再屬於日語的共同體。
此時所有曾令“我”感到萬分壓抑的證人以及見證全都消失不見了。表麵上看，美國大兵和那個日本紅衣女郎都可充當通常意義下的證人或見證者。然而這種監視或見證不過徒有其表!且不說雪地踩踏事件本就是美國大兵一手策劃導演的，就算他作為證人見證了事件全過程，這見證對“我”來說也不構成任何威脅。因為隻會講英語的美國大兵，他絕無可能在使用日語的環境中指證“我”。
而那個被“我”踩踏過的紅衣妓女雖然與“我”同樣使用日語，且又是被害者，最有資格做證人。然而她作為娼妓的身份，已將她置於不利地位。說到底，她和“我”在本質上都是被共同體邊緣化或者說被他人所排斥的存在。
借助英語共同體對日語共同體的占領與管製，“口吃”這隻小鳥才終於得以展翅翱翔，主人公找到了主體解放自身的道路。
最後，我們回到金閣寺本身，口吃的主人公為何會癡迷於金閣寺之美，又為何要燒毀它，也許就有了答案。
金閣寺作為日本的國寶，毫無疑問是日本傳統美的象征。
受出身武家名門的祖母影響，三島由紀夫自幼就對自己的武士身份有一種貴族式的驕傲和自豪，向往著效忠天皇。因此，戰爭開始後他便應征入伍，卻因為身體孱弱，體檢不合格失去了入伍的資格。自己由於體弱沒能去打仗，但同年的許多友人都奔赴戰場甚至戰死了。這無異於是被貼上了“於國家無益的男人”這一標簽，對自負的三島是極大的打擊。
在日本，天皇絕不僅是政權的首腦。日本的神話中，天皇是天神的後裔。在日本曆史上，雖然天皇有很長的時間並不掌握實權，卻是主持祭祀、被民眾信仰的精神領袖。這一點在明治維新，日本進入近代化社會後依然被保留了下來。在戰爭期間，所有的人都祈禱著死後會一致地回歸天皇身側，進入這個死者的共同體。天皇被虛擬化、神化，士兵和民眾通過這種虛假的信仰被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種集體性的幻想。這種信仰固然虛假，但身處這種集體性幻想中的民眾和軍人確實獲得了一種集體中的安全感甚至榮譽感。
三島無疑也是向往這種集體性的精神依托的，這一點從他生涯後期對神化的天皇的瘋狂崇拜和對武士精神的推崇上便可見一斑。但正如《金閣寺》中的“我”因為口吃一直被排斥在集體外一樣，三島孱弱的身體、脆弱的精神，無疑將他排斥在這種幻想性的榮譽感之外。文中的“我”的痛苦，與三島由紀夫青春時一直經曆的痛苦，可以說在本質上並無差別。
但戰爭宣告結束，天皇宣布投降，現實中的天皇形象開始背離虛擬的、神化的天皇形象。甚至在美國的管製下，日本政府不斷地對天皇進行去神化。天皇由神退化為了人，日本人長期以來支柱般的信仰崩塌了。美國軍隊在日本國內肆意妄為，宣示著美國人的優越感。日本民族長期以來虛假的自豪感與榮譽感消失殆盡。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傳統文化日漸式微。人們對金閣寺所代表的傳統美越來越不感興趣，現實中的金閣寺成了普普通通的旅遊景點，不再像往日那麽受人敬畏。
可以看出，文中“我”對金閣寺的感情變化，與三島由紀夫對天皇的情感變化幾乎是重合的。這也是為什麽許多研究都會認為金閣寺正象征著天皇。
日本戰後初期是信仰缺失，既有的社會秩序崩壞，充滿混亂和迷茫的時代。這種混亂和迷茫，在幾乎日本所有戰後派作家的作品中都有體現。但與此同時，在戰後的廢墟上，正因為無序，所以也存在著自由的氣息，即使這種自由往往伴隨著空虛和虛無，但也的確在孕育著新生的可能性。
由於外來勢力的強製幹擾，日本千年來至高無上的皇權和支配性的信仰崩潰了。對三島由紀夫來說，戰前那個迷惘而痛苦、孱弱而無助的青春，也隨著對天皇信仰的崩潰一同結束。如同口吃的少年點起了一把火焰，將心中的執念焚燒殆盡，《金閣寺》這本書本身也如同三島點起的一把火焰，燒盡了他過去的一切迷茫和執念，讓他能夠堅定地在自己認定的藝術道路上走下去。在他後期的作品中，早年如《假麵的告白》等作品中那樣常見的迷茫和空虛不複存在。他甚至開始瘋狂地鍛煉自己的肉體，孱弱的身軀變得像健美運動員一樣強壯。
無論三島最後走向的人生結局如何，其思想及藝術呈現的複雜形態，其多樣化的人性挖掘與探索，都通過這把火焰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內在推力。他終於如願以償地掌握了自己的人生。也許正像作品末尾他借主人公之口發出的那句感歎：
我想，我要活下去。